第一节 西方文学的追寻母题

自从认识到自己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人类就开始有了追寻的意念与行动，其中包括对世界的探求、对他人的认知以及自我求索。文学终极关怀的是人，书写人的追寻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文学创作母题。

一 西方民间文学与追寻母题

早在历史出现之前，民间口头故事讲述就已经存在，“当我们的考察以自己的西方世界为限时，大约在三四千年前，故事讲述者的技艺就已经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培养起来”[1]。在任何时代与国度，民间口头故事都能满足人们普适的、基本的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或绵长或短小的故事，总是吸引人们的关注，调动人们的好奇心，它满足了人们对过去的缅怀，对未知的探求，对休闲的需求，对超越平凡的神往，对伟大梦想的执念，对摆脱现实羁绊的渴盼。民间口头故事也是世界各大古老文明的普遍现象，“口头叙事体采用的结构形式，有许多也是遍及世界的。英雄故事、解释性传说、动物奇谈——至少这些是到处都存在的”[2]。由此，也会出现相同或类似的母题。

“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3]“母题”最早原意为“动机”，用于音乐和绘画领域中最小的旋律单位和特定的绘画要素。后来，被歌德用于文学领域，意为“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到了19世纪，德国浪漫派将母题引入德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用以分析各种民间故事的要素与叙事形式。“一个完整的故事，其构成因素是很复杂的，要对它进行研究，就必须事先划分若干最低限度的叙述单位——母题。一般认为，母题的故事上下文中相对独立，可以进入无数叙述性的关系之中，母题的转移，可能是民间故事相似的原因之一。”[4]

追寻母题最早出现在各大洲的民间故事中，但还没有经过文学的加工，处于比较原始口述状态。“在极大量的民间故事中，突出的情节是去完成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和追寻，这种强制性的劳作，频频成为故事仅有的从属部分，故事的主要趣味在于颇占篇幅的情节，而这些劳役只不过是情节的次要内容，与此相反大约有半打故事，其整个情节的重要事件是服劳役和完成寻找的任务。民间故事中的主人公们前去从事的追寻常常是不可思议的或古怪的，……确切地说在这种形式中故事早期并未得到文学处理。”[5]其中，关于一个男孩赴“死”的故事和冰岛英雄寻找“愤怒”之旅都在欧洲大陆流传甚广，尤其是在不列颠群岛和冰岛一带。在欧洲古代民间文学中最重要的母题是未婚妻的父亲指定求婚者去完成某项任务，有时是未婚者自己指派求婚者去完成某项任务，著名的格林童话《海兔》就属于这样的母题。公主有一个奇异的魔法窗，她透过魔法窗可以看见任何一样东西，然而她让求婚者完成的任务是想方设法使她看不到求婚者。凡是任务失败的求婚者都遭到了被处死的惩罚。后来，有一个小伙子力图挽回他几位兄长的败局，在可爱动物的帮助下，他把自己变成一只昆虫悄悄藏在公主的头发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公主愤怒于魔法窗丧失了魔力，就气急败坏地将窗子打碎。最终，失去魔法的公主与小伙子结成良缘。这个故事虽然不是很普及，但是类似的民间故事似乎遍布于从冰岛到高加索的许多国家。

追寻故事有很多共同点，并且大都保留了国王派遣他的儿子们外出寻宝的叙事模式。《白猫》讲述了父亲指定三兄弟远征寻宝的故事，其中小弟得到动物的帮助，这个动物最终化作姑娘并嫁给了男主人公，这是较为典型的一类故事。后来，格林兄弟将这个故事模式运用于他们讲述的两个故事中，只是女主角化身的动物有所不同而已。相似的母题还出现在《鸟、马和公主》中，在欧洲这类追寻母题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除了作为男主人公帮手的动物类别不一致外，故事在全欧洲民间传说中保持着清楚而活跃的传统。有三百个之多的文本被记录下来，已知有两个文本来自美洲和一个来自北非，其余的似乎都保留在欧洲。”[6]

追寻母题在民间口头文学中有深厚的基础，这种影响也延伸到文学，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它就多次以文学再加工的形式不断复现。追寻作为欧洲最早文学名著《荷马史诗》中的文学母题，具体来说，《奥德赛》成为欧洲追寻母题的文学起点。《奥德赛》将奥德修斯孤寂的身影投入茫茫海天，人与自然的角力成为追寻回家之路的主旋律，面对循环往复的灾祸与磨难，奥德修斯向自然宣示了人类坚强不屈的求生欲望、百折不挠的毅力、灵活多变的才智与镇定自若的心态。最终，奥德修斯寻回了自己的王权和国家。

二 西方文学追寻母题的类型与发展阶段

由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启的追寻母题，成为西方文学创作的重要传统，并延伸到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根据追寻的目标与追寻主人公的差异，西方文学追寻母题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其一，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从史诗英雄寻找宝物到骑士英雄追寻信仰；其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平民英雄追寻目标的世俗化；其三，从20世纪到21世纪初：从对“反英雄”追寻失败的反讽到奇幻英雄人文精神的回归。

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中世纪是西方文学追寻母题起源、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古希腊罗马追寻的主人公是史诗英雄，追寻的目标通常是宝物与荣誉；到了中世纪，由于基督教文化在欧洲统摄力量极为强大，追寻的目标转变为对上帝的信仰，追寻的主人公不再是半神半人的英雄，而由骑士英雄所替代。

古罗马时代的《埃涅阿斯纪》延续了《奥德赛》所开创的追寻母题。《埃涅阿斯纪》作为欧洲第一部文人史诗，体现了文人创作追寻母题的自觉意识。诗人维吉尔将英雄埃涅阿斯追寻重建国家的伟大理想践行在坎坷的漂泊与激烈的鏖战中，征服自然与战胜敌人使得埃涅阿斯缔造了一个新的帝国，而开国梦的追寻也成全了一个帝王的荣光。中世纪时期，以信仰为母题的文学作品是骑士文学的圣杯传奇与但丁的《神曲》。正如前文所述，圣杯传奇在起源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被基督教化，并成为宗教信仰的象征，这意味着追寻母题由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财物、国家、个人荣誉等现实目标升华为对精神价值的求索。1307—1321年，但丁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神曲》。他既是自己想象的中心，又是自己思想的中心；他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神曲》将哲学家置于地狱和天堂；哲学将在自己的宇宙里包括进诗人和他诗中的现实。”[7]《神曲》是灵魂世界到真理世界的旅行，但丁的世界反映出他对至高无上真理的追寻，“只有上帝是实际生活和现时生活的各种可能性，他是意志和努力的统一体。亚当以及在亚当身上的一切男人之所以有罪，就是因为他忽略并且逾越了自己的界限，而把自己想象成上帝一样的人。上帝的无限存在与绝对的善是统一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任何有限的善都是褊狭的，因此也就是不完美的。能使其完美的是意味着公平并因此与绝对意志和谐的良知”[8]。另外，作为追寻信仰的个体，但丁“不是要去改变上帝的秩序，而是通过留心他的计划，通过做自己分内的工作，来表达他，代表他”[9]。

追寻母题演进的第二个阶段是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这一阶段随着资产阶级发起的两次思想解放思潮——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西方世界的深刻影响，平民英雄开始登上舞台并成为追寻母题的主人公，以不断安抚其自身躁动不安、永不满足的灵魂主体。这一阶段以追寻为母题的文学作品包括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流浪汉小说格里美豪森《痴儿西木传》，等等；14世纪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17世纪班扬的《天路历程》，等等；启蒙时期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和《浮士德》，等等；19世纪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唐璜》、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汤姆·索亚历险记》、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匹克威克外传》，等等。

第二个阶段为《巨人传》和《堂吉诃德》对中世纪追寻母题的解构。《巨人传》的主人公“庞大固埃”远渡重洋去寻找“神瓶”，目的是“请你们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其追寻的终极目标是真知与真理。《堂吉诃德》以反讽的方式解构了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从此，西方文学的追寻母题被拉回到世俗生活，这一阶段追寻母题的代表作品是《浮士德》。浮士德通过人生四个阶段的悲剧，从个人生活的小世界走向宫廷、海滨等大世界，历经了知识悲剧、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不断在自我否定中去实现自我提升，不断在一个个有限的阶段去创造、开掘无限的自我本质，渴望在永恒的追寻中去确证自我。“凡是赋予整个人类的一切，我都要在我内心中体味参详，我的精神抓着至高和至深的东西不放，将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心上，于是小我便扩展成全人类的大我，最后我也和全人类一起消亡。”[10]“浮士德精神”代表着18—19世纪大多数执着于追寻的平民英雄的精神内核，这一精神内核所确立的人生信条——人应该以追寻、创造的精神与实践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到21世纪初，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经济危机和科技的快速发展，西方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精神形态各异的社会思潮不断喷涌而出，西方文学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各个流派参伍错综。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的主流是非理性人本意识。一方面，战争的残酷使人类开始认识到人的非理性特征，对人的理性力量以及善的动力深感失望乃至绝望；另一方面，西方的科学理性传统遭到了质疑，因为科学的发展不仅没有使人类获得精神层面的安全感、归属感与幸福感，反而加重了人类的精神危机。与此同时，物欲至上与消费主义的盛行，进一步推动了非理性潮流，强化了人的危机感与异化感。很多文学作品的追寻母题由蓬勃向上飞升的进取精神沦为对迷惘自我的追寻以及对追寻失败的反讽，追寻的主人公也由平民英雄蜕变为“反英雄”，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卡夫卡的《城堡》、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作品的追寻母题都属于这一类。在传统追寻母题的作品中，面对仿佛遥不可及的宝物等现实目标，追寻者都历经千辛万苦取得成功，最后凯旋。但是，在以追寻为母题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面对近在咫尺的追寻对象，追寻主人公往往绞尽脑汁、费尽辛苦而又无计可施，到头来还是一场虚空。《城堡》中，主人公K应聘来城堡当土地测量员，他费尽周折想要进入城堡，却至死都未能如愿。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几乎同时兴起了“超越现代”[11]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和反叛现代性的文化寻根大潮——“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人们期待一个“让精神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并为此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原始巫术和原始神话思维的“复魅”，由作家怀特开启经由刘易斯和托尔金发展的奇幻文学，随着文化全球化与文化转型时代的到来，借由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宣传效应，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奇幻文学终于迎来了席卷全球的热潮。奇幻文学以反对技术理性、追寻失落的人文精神为创作母题，塑造象征正义、勇敢、信仰的魔幻英雄，再次确立正义战胜邪恶、道德准则规约欲望的传统价值观，以彰显精神性的人生追求与信念。

三 追寻母题与英雄历险结构模式

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21世纪初，追寻母题在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贯穿于同一个结构模式——英雄历险。英雄历险模式被坎贝尔概括为，出发（冒险的召唤）—被传授奥秘（经受考验）—归来（或逃走）。只是这一结构模式在追寻母题的三个发展阶段所选用的叙事技巧存在差异。

在第一个发展阶段，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追寻母题主要以史诗为载体，追寻的主人公是半人半神的英雄，英雄历险以旅程为情节模式。最古老和最普遍的情节之一就是旅程的情节，有的发生在陆路上，有的发生在水路上。《奥德赛》和《埃涅阿斯纪》都是以主人公的旅程为线索，记叙英雄历险的种种故事。《奥德赛》讲述了奥德修斯率领随从漂泊在茫茫大海上的回家历程。他们离开特洛亚之后，先后途经喀孔涅斯人的海岸、忘忧果之乡、库克罗普人的岛屿、风神的海岛、埃埃厄岛等海岛，战胜了很多妖魔怪兽，最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伊萨卡。“英雄从日常生活的世界出发，冒种种危险，进入一个超自然的神奇领域；在那神奇的领域中，和各种难以置信的有威力的超自然体相遭遇，并且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英雄完成那神秘的冒险，带着能够为他的同类造福的力量归来。”[12]到了中世纪时期，追寻母题主要以传奇和叙事诗为载体，英雄历险的情节模式表现为骑士或者其他追寻者为完成某种任务而走向冒险征途，任务其实是旅程的一个变种。“探索者主题产生了模式化的语篇组织：征途的结尾都是占有了一件非常独特的事物或者一个非常向往的人物（目标）；一位英雄既可以是展示了获得成功的超强能力，也可以是渐渐发展了这种能力（选择的标志）；慈爱的帮助者（生动的世界）；在这个旅途中，不断出现的困难测试并筛选了淘汰者，也揭示了成功的战士其优点所在（即将成为的目标）；该事物/人物的监护人或者哨兵必须被征服（最后的测试之后是生命的复活）。征途构成了无数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基本结构，这些故事大都讲述了一个骑士远征，来获得一位远方的公主，一个珍贵的珠宝或者其他圣物的故事。”[13]《神曲》中但丁为追寻最高真理而幻游三界、亚瑟王文学中骑士们为了上帝的信仰而踏上圣杯征途都体现了这一情节模式。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这一阶段，追寻母题的英雄历险模式仍在作品中延续。上文列举的作品从《巨人传》到《匹克威克外传》，大多是以追寻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并选取典型事件来突出人物自身的性格魅力与人性的光辉，而不是隐喻为了完成某项任务而去冒险的程式化情节。“在过去四五百年里的小说写作中，在想象和现实之间有一种史蒂文斯所说的可逆的往返穿梭。一个方向是‘传奇的’，另一个方向是‘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趋势沿着‘表现’和‘替换’的方向发展，而传奇的趋势则朝相反方向发展，集中于神话和隐喻的程式化单元。”[14]现实主义的传记模式在人物与情节两个要素之间，人物是作品的核心因素，情节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情节以人物的存在为因果逻辑，它有别于中世纪传奇的跳跃式结构。“理想主义中的诱惑是让情节保持水平，使用因果的技巧，其中，人物先于情节，而在情节中问题就是‘有了这些人物，会发生什么事情?’传奇更为‘让人心动一时’：在描述人物发生的事情时，传奇从一个突兀的情节转到另一个情节。我们可以把这两种类型的叙事称为‘因此式’叙事和‘后来式’叙事。现实主义小说，一直到19世纪中叶，在这两者之间获得了某种妥协，但是在经历了另外一种更具嘲讽意味的自然主义之后，‘因此式’叙事声望大隆，并且大部分延续至今。”[15]

在追寻母题的第三个发展阶段，英雄历险模式体现为反讽模式阶段和神话模式并存。“我们注意到在虚构作品中由反讽向神话的回流与反讽的技巧向神谕回流的倾向是并列的。”[16]其中，反讽模式被看作由现实主义模式向神话回归的过渡阶段，很多情况下它仍延续英雄历险的结构框架，并以寓言的形式展现作品某种特定的“境遇”，以表达追寻母题。“传奇故事的常规形式是探险追寻故事，它反映了我们一直在探讨的循环运动，但同时，我们在各种类型的大众传奇故事中也发现了连续的或者‘无休止’的形式。”[17]但反讽模式是以变形、夸张等方式造成生活情境的“陌生化”效果，以追寻而不可得的统一“境遇”表现象征的隐喻世界。整篇作品通常无法以物理时间或逻辑关系为线索讲述，必须从整体上把握作品的框架结构。作品只能被看作一个象征结构、一个寓言、一种情境，小说的意义才能获得真正的言说，才能抵达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层意义。另外，作品的每一个细节不能拿出来单独阐释，只有将之置入整体的象征结构才能得到阐发。法国理论家加洛蒂认为，卡夫卡的《审判》《美国》和《城堡》都以追寻情节为结构模式。而在昆德拉看来，它们与传统不同的是，它们是对传统英雄历险模式的滑稽模仿，是对经典追寻模式的解构。昆德拉将堂吉诃德的游侠与K的追寻相提并论：“难道不就是堂吉诃德本人在三个世纪的旅行之后，换上了土地测量员的行头，回到了家乡的村庄？他原来出发去寻找冒险，而现在，在这个城堡下的村庄中，他已别无选择。冒险是强加于他的，是由于在他的档案中出现一个错误，从而跟管理部门有了无聊的争执。怎么回事，在三个世纪之后，小说中冒险这一头号大主题怎么了？难道它已成了对自己的滑稽模仿？”[18]20世纪中后期，神话模式再次通过奇幻文学而复兴，奇幻文学的英雄历险模式表现为神话模式，“英雄的冒险一般都是按照前面描述过的模式：离开世界；进入某种力量的源泉；然后带着促进生命的力量归来”[19]。奇幻文学的模式与神话模式更吻合的是，英雄归来并不是终点，中土的历史还在延续，邪恶还会降临，英雄还会再次经受考验，这一循环的结构成为所有奇幻作品的模式。因此，奇幻文学的叙事是神话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