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历史形成的东西方文明交流地理通道格局
根据“玉石之路”“彩陶之路”和“小麦之路”等人类早期形成的东西方文明交流通道，和由此建立的地理通道，经广袤的欧亚大陆由北向南分别描述大致可分为四条：
第一条：草原通道。横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由多条道路交织构成，呈条带状分布。沿线道路相对平坦，冬季气候严寒，游牧民族居多，也称“草原之路”“草原丝绸之路”。
第二条：绿洲通道。沿青藏高原北缘的诸多绿洲和中亚干旱区绿洲地带，经河西走廊、新疆、穿越中亚，一直通向东欧。沿途以绿洲为节点，南北多条线路平行分布，有多处交叉，呈带状分布。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描述的“在洛阳和撒马尔罕之间存在一条丝绸之路”，正是这条通道的核心部分，也是东西方交流陆地距离最短、最主要的通道。
第三条：南方通道。绕过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经四川、贵州、云南，南去东南半岛。向西越怒江、翻高黎贡山一直延伸至印度。北可入西藏，西去可达西亚、北非、中亚、东欧更大范围。这条通道包括我们熟知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等，也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沿途民族众多，又是崇山峻岭、江河阻隔，自然环境异常艰险，但无寒冬之虑。
第四条：海上通道。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发，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西亚、东非。大航海时代经好望角进入大西洋，苏伊士运河开通后，经红海进入地中海。帆船时代沿途充分利用海洋季风、信风，大洋洋流，季节性航行。现代远洋运输可全年通航，是中国与亚欧非各国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即海上丝绸之路。延续至今仍有地缘政治关系复杂、沿途补给和海盗之患。
图1-1 东西方文明交流地理通道示意
一 草原通道
（一）草原通道概要
草原通道主体以北方草原地理环境为交通基础，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线，向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以北的欧亚地区。沿途道路平坦，少有自然屏障阻隔。以多条东西向和南北向的道路呈网络状交织而成，覆盖了极其广阔的地域，而且在历史上屡有变迁，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不同的格局。
草原通道沿途均为游牧文化区，游牧生产空间广阔，交流频繁。各民族语言包括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均源出原始阿尔泰语，属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生活方式相似，语言交流沟通较为便捷。东起太平洋西岸，横跨欧亚草原，道路纵横交错，向西直达西亚、东欧，北接蒙古和西伯利亚，南达中原华夏农耕文明区。
远古以来，游牧民族一直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黑海，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上活动，以共同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贯通的草原通道，在共同的游牧文明区内早已形成。石器流传、小麦传播，丝绸、茶、瓷早已通过游牧民族的迁徙实现了东西方交流传播。
（二）草原通道形成基础
第一，自然生态环境的限制促进了草原通道的形成。在欧亚大陆上，北亚地区纬度高，太阳辐射少，气候寒冷、连绵的寒带森林和辽阔的冻土，制约着东西方向的交通运输。中亚地区山脉众多，拥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同时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滩，也成为难以跨越的天然屏障，阻碍着欧亚大陆先民们的往来。
只有欧亚大陆上位于北纬40°—50°的中纬度地区，是一条横贯东西的草原地带，地势平坦，利于通行。拥有优越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的草原地带，具备了西端连接中亚、东欧，东端可联通中原地区的客观条件，是一条天然存在的自然地理通道。
第二，从文化层面上看，草原通道贯通着亚洲和欧洲，是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地带。丝绸之路两端的罗马帝国和西汉王朝，拥有两种文化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的是欧洲的文化和亚洲的文化。两者逐渐向外扩散，也就无法避免在这条通道上交流互鉴，从而使草原之路的形成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三，除了上述两个方面外，马匹也是草原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乘骑马匹的驯养及马文化的扩散，也促成了草原通道的形成。亚洲游牧民族尤为擅长骑马，缩短了大陆间的“距离”，提高了文化传播的效率，加快了文明交流的步伐。游牧民族因善于利用马，而使自己的战斗力、机动力和文化的传播力大大提升，也赋予了草原丝路巨大的内在活力[21]。
第四，以丝绸为代表的各类物资的经贸往来，也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丝绸曾在这条古道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是最早用桑蚕丝织绸的国家，根据考古数据显示，中国的丝绸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中国的织造技术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当时市面上就出现了现在称谓的绫、罗、绸、缎、锦等丝织品的成品。种桑养蚕、纺织丝绸，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主要产业之一。
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就带着丝绸国礼，出访西域诸国，最远到达今吉尔吉斯斯坦。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史学资料中记载了关于丝绸之国“赛里斯”的丝绸，说明那时已有中国丝绸输往欧洲。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至“丝绸之路”完全开通的东汉时期，意大利的罗马和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地成为中国丝绸的物资集散地。同时在这条古道上还伴随着来自农业区的粮食、茶叶、麻、手工制品和来自草原地区的牛、马等畜产品，这种经济关系上的相互依赖互补，是形成草原丝绸之路的基础条件。
第五，草原通道长期稳定的大宗贸易需求，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形成相依相生、互惠互利经济关系的客观基础。
（三）草原通道的历史作用
介于欧洲、东亚和西亚三个文明区之间的欧亚草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也是游牧文明的摇篮。其特殊地理位置，古往今来一直成为连接中原文明、草原文明、中亚文明、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的纽带，决定了它在历史上对于世界各种文明的传播交流以及沿线广大区域多民族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游牧民族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和繁荣。游牧民族利用这条通道四处征战、不断迁徙，在将自己的游牧文化传播出去的同时，又成为多元文化的接受者，也培养了游牧民族开放包容的民族特征。游牧民族在草原通道上的迁徙流动，也促进了世界三大宗教的传播。
草原通道不仅记载了匈奴西迁，突厥西迁，成吉思汗西征的历史，也留下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来的文化印记。中国北方古代众多游牧民族，包括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民族，都曾在此地区繁衍生息，这些游牧民族不断融合变迁、发展壮大，与中原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草原丝绸之路是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合作交流之路，是打通中国向西开放的历史通道，对于构建辽阔疆域和统一国家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草原丝绸之路极大地改变和影响着中原文明的发展进程，也推动着欧亚文明的交融发展。
（四）草原通道的现代意义
第一，草原通道是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实施的基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连接中国与亚太、欧洲，贯通整个草原通道，仍然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走向全球的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草原通道市场、资源潜力巨大，是实现（习近平）“一带一路”总体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草原通道对整体中华民族团结和凝聚具有桥梁作用。中原民族与草原民族自古以来就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同时，草原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单纯的“商路”，还是中华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交流、交汇的文化之路，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中国的对外开放产生过广泛深远的影响。
二 绿洲通道
（一）绿洲通道概述
绿洲通道即普遍认同的传统丝绸之路，主要是指从河西走廊进入新疆，从南北两个方向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中亚，并从中亚到达南亚、西亚、波斯湾、非洲和欧洲的道路。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就是指这条绿洲之路，有南道和北道之分，即以楼兰为枢纽，从楼兰到今天的且末、和田、喀什，沿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南的道路为南道；从楼兰到今天的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沿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北的道路为北道。
由于每个绿洲大小不同，补给、自给能力不一，绿洲之间也需要互通有无，也形成了跨绿洲交通贸易体系。在过境商旅的促进和带动中，绿洲逐渐成为最早的国际交通枢纽，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着丝绸之路干线的地位。
相邻绿洲之间戈壁沙漠横亘，又杳无人烟，往来商旅必须自备给养，通过人力、畜力艰难跋涉方能穿越。沿途绿洲便成为长途旅行的中间站，为旅客提供食物补给和休养。东汉时期又开辟了沿敦煌、哈密、吐鲁番，南越天山到达焉耆进入北道的新路线，使人们避开路途补给艰难的罗布泊地区，此后新路线日益发达起来。
绿洲通道（即陆地丝绸之路），虽然后经海上丝绸之路冲击而逐渐萧条，但始终维持着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宗教、文化交流，并时断时续维持着中央政权与西域地区的行政管辖和贸易往来。直到1875年前后，李希霍芬命名丝绸之路的原因，仍然是“在洛阳到撒马尔罕存在一条丝绸之路”。充分说明，清代丝绸之路依然延续着丝绸贸易往来。
（二）绿洲通道的历史发展
考古资料显示，商、周时期，中国丝绸的生产技术已十分发达。中国丝绸在西北各民族之间开始交易、贩运，少量远达中亚、印度。公元前60年，西汉在乌垒城（今轮台县）设西域都护府，中原文化影响与军政管辖覆盖西域。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丝绸桑麻不绝西运。同时，西域各国农牧业地域品种也输入中国，如葡萄、西瓜，骏马、牛羊。绿洲通道在西汉以后日益兴盛。
魏晋时，东西商队络绎不绝，位于丝路咽喉重地的敦煌，也成为胡商的聚集地之一。5—6世纪时，南北朝政权分立，但都积极建立与西域国家的政治、军事、贸易关系。南北政权分别控制的南北两条丝绸之路，东西交往却进一步繁荣。北魏建国后不久就派使者，沿漠南、凉州故道前往西域，以后中亚各国的贡使、商人常集于平城（北魏前期都城，今山西大同东北）。
南北朝至隋的近百年中，丝绸之路“青海道”一直由吐谷浑控制。吐谷浑发源于鲜卑，又融合羌、吐蕃，语言融合阿尔泰、羌、藏语言。吐谷浑汗国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丝路运输中界民族曾开辟羌中道、河南道、吐蕃道。不仅延续了河湟谷地通道，还拓展了经川西进入长江的通道，又打通了南下西藏的通道。同时，开辟通西域路线，经龟兹，绵延入滑国、波斯的线路。获取波斯马繁育出“青海骢”，为东西商旅提供中转、向导、翻译。因而吐谷浑一度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丝绸之路在此期间又称吐谷浑道，都兰古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和大量的丝绸物品足以证明，吐谷浑民族与丝绸之路广泛与深远的联系。
隋炀帝杨广为推动丝绸之路繁荣，经营西域商贸，保证边疆长治久安，御驾亲临张掖，登山丹焉支山，参禅天地，诏见西域27国使臣，举行“万国博览会”。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中原王朝皇帝西巡河西走廊。足见丝绸之路和西域地区关系，在中国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在唐朝前期，西部版图超过汉代，在新疆的伊州（哈密）、西州（吐鲁番）、庭州（昌吉）设立与内地完全一样建制的三州。又于公元648年在疏勒（喀什）、于阗（和田）、龟兹（库车）、碎叶（焉耆）设立安西四镇，驻兵防守，统一归安西都护府管辖。以后武则天于702年设置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西的辽阔疆域，从军事上给予绿洲保护。绿洲丝绸之路进一步畅通无阻，在唐代前期形成了它的黄金时期。
但好景不长，丝绸之路从唐代中期就开始走向下坡路。安史之乱的爆发，驻守边疆势力大减，吐蕃趁机北上占领河西和陇右地区，回鹘南下控制了阿尔泰山一带，同时西边的大食亦加强了中亚河中地区的攻势，唐朝政府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加上经济重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绿洲通道就此渐渐走向衰落。
到北宋政权疆域退缩陇山以东，丝绸之路主要路段为西夏控制，贸易往来萧条。南宋政权偏安长江以南，对整个西北更是鞭长莫及，丝绸之路落入低谷。元朝时期加强军政统治，广修驿道。绿洲通道成为帝国内部交通路线，路上往来主要是征战军旅、官员、驿卒、少量僧侣。不再是经商取利的商人和商品，也无法维持繁荣。明朝建立后，虽然出嘉峪关经哈密去中亚的道路未断，但明却步步撤出关西卫所，退守关内等实际措施，使陆上丝路作为中西交通路线已远不如海路重要，古老的丝路愈加萧条，退出了经济文化发展舞台。
（三）绿洲通道的历史意义
第一，建立了更加便捷东西方交流的桥梁。绿洲通道更加快捷，沿途民族众多，多元文化共存，从器物文明交流肇始，到丝绸贸易，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绿洲通道为东西方交流提供了可能性。在文明交流中开阔了眼界和胸怀，促进了本地区文明进步和发展。
第二，促进了商贸发展与财富积累。绿洲通道首先是商品贸易走廊，互通有无的稀缺商品交易，经常利润巨大。农牧生产品种传播，提供了更具优势的生产资料，提高了彼此的生活质量。丝绸、珠宝、金银交易，为交易双方彼此积累了大量财富。
第三，促进了沿途地区生产力水平发展。绿洲通道存续时间久远，覆盖空间宽广，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把沿途地区的不同文明联系在一起同步发展，推动了不同地区生产技术发展和生产力水平发展。把古代欧亚大陆文明——中国、印度、巴比伦、波斯、阿拉伯及希腊、罗马文明无一遗漏联结在一起，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
（四）绿洲通道的现代意义
第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路线的基础。中国经济日益强盛，必须构建一条合作共享、自主发展的对外贸易通道。绿洲通道是现代东西方贸易陆地主轴。
第二，文化融合通道。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文化再次挺起胸膛，以宽广的胸怀迎接世界。绿洲通道为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提供了途径。
第三，有利于中国对中亚油气资源的综合利用和欧洲国际市场综合开发。
三 南亚通道
（一）南亚通道概述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市面上有蜀布、邛竹杖等商品，经询问得知这些巴蜀商贸物品就是“从东南身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入市”。便推断蜀郡（四川）有道路可以通身毒[22]。同时，在距今3000—5000年的四川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中，发掘出的大量象牙、金器和玉器等明显是来自古代南亚和东南亚的商品，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足以说明，早在北方丝绸之路形成之前，一条连接中国和今天的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等国的商业通路，即南方丝绸之路便已形成并惠及沿线相关国家。
南亚通道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比北方丝绸之路早了200多年。是一条深藏于高山密林间的对外联系通道，也是两个文明古国（中国、印度）最早的联络纽带，对中外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南方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由三大干线组成，主线全长6000多公里。
第一条是西汉时称为“蜀身毒道”。起于四川省成都市，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并进一步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
第二条是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历史文献记载为“步头道”和“进桑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线。
第三条是从四川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
（二）南亚通道的历史发展
据《史记》载：“秦时常
通五尺道”，表明在先秦时期，西南先民们就已打通了一条从四川成都至云南滇东一带的“五尺道”，路线为：从成都南下，经眉山、僰道（宜宾）、南广（盐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宁一带）、味县（曲靖），至滇池（昆明），继续向西至叶榆（大理）。
至元光六年（前129年），汉武帝派司马相如积极开凿由蜀郡（成都）经邛笮（西昌）至云南大姚井、駹等西夷地区的“西夷道”，因此道通过了四川省越西县境内的“灵关”，故又名“灵关道”，具体路线为：从成都出发西南行，经临邛（邛崃）、雅安、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邛都（西昌）、会无（会理），渡过金沙江到青蛉（大姚），抵达叶榆（大理）。在打通了身毒道之后，连接滇、川的蜀身毒道即可畅通无阻。上述两条“道”在大理汇合后西行，经博南（永平）、永昌（保山），由越赕（腾冲）出境入骠国（缅甸），为“永昌道”。其在中国境内近6000里，既是中国较早开通的对外陆路交通线，也是中国西南边陲与南亚诸国交通线中最近的一条。
（三）南亚通道的历史意义
第一，沟通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南亚通道开辟中国了解南亚诸国文化，开展商贸活动的途径。
第二，统一西南民族地区的战略通道。对中央政权统一西南地区、巩固西南边陲、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第三，促进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早期历史时期，中原地区长期保持着文化发展与社会文明的领先地位，在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带动了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对经济文化交流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南亚通道的现代意义
第一，构建陆海贸易新通道经济走廊。推动中西部地区陆海贸易对外联运通道建设，沟通“一带一路”均衡发展构想，使中国广大中西部地区成为陆海贸易战略通道和经济腹地。
第二，连接“一带一路”。有利于西部地区更好地发挥区位、资源优势，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配置市场资源，推动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力争与全国“一带一路”建设同步发展，并实现我国东西部经济的平衡发展。
四 海上通道
（一）海上通道概述
早期海上通道是指中国沿海地区联通东瀛以及琉球、台湾，南下中南半岛的近海通道。宋元以后航海技术发展，海上通道延伸扩展成为海上丝绸之路（1913年，法国东方学家，沙畹），也称“郑和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北非，乃至欧洲之间文化贸易往来的远洋运输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自中国东南沿海起始，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加强了中国与沿线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
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奉永乐皇帝朱棣旨意，七次下西洋，开展了一系列远洋航海、探险活动。在七次航行中，郑和率舰队自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刘家港集结，至福建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远洋航行自西太平洋至印度洋，访问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菲律宾）、彭亨（马来西亚）、真腊（柬埔寨）、古里（印度）、暹罗（泰国）、榜葛剌（孟加拉）、阿丹（亚丁）、天方（麦加）、左法尔（阿拉伯半岛）、忽鲁谟斯（伊朗霍尔姆斯）、木骨都束（摩加迪沙）等地，最远到达东非、红海。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海上丝绸之路达到巅峰时代。也是15世纪末欧洲地理大发现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二）海上通道历史发展
海上通道在不同时期发挥着特定的历史价值，主要贸易产品变化多样，出现多种命名。也被赋予文化交流的意义，甚至还有战争罪恶的概念。分门别类列出，有五大类：
（1）海上出口贸易类
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茶叶之路。
（2）海上进口贸易类
香料之路、珠宝之路、钟表之路、白银之路。
（3）海上文化交流类
郑和之路、朝贡之路、朝觐之路、麦加之路、西洋之路、工业之路、华侨之路。
（4）海上侵华战争类
鸦片之路、侵华之路、掠夺之路。
（5）现代海上通道类
贸易通道、市场通道、资源通道、能源通道。
海上通道按照航线方向分为南海航线和东海航线两条线路。
南海航线，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或南海丝路，起点主要有广州和泉州。先秦时期，岭南先民在南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开辟了以陶瓷为纽带的交易圈。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是中国南海丝绸之路的最早名称，亦是在当时航海技术水平下，行驶距离最长的远洋航线。郑和下西洋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南海丝绸之路从中国经南海诸国和中南半岛，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成为中国开展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文明也得到认同和传播。
东海航线，也叫“东方海上丝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了“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以及澎湖、台湾。
唐代，江浙沿海地区和山东半岛，对日本群岛和朝鲜半岛的海上贸易崛起。宋代，又新增宁波作为太平洋西海岸地区的主要港口。随后，遥遥领先于世界的造船技术、丰富的航海经验以及指南针的普及，商船远航能力大幅度提升，民间海上贸易也迅速发展。宋元时期，中国和世界上60多个国家直接通过海上通道进行商业活动，通过宋朝诗人李邴在《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中的诗句：“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我们可以领略当时商业繁荣之景。同时，经由《伊本·白图泰游记》和《马可·波罗游记》对当时盛况的描述，也激起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的向往，引发了大航海浪潮。
至明初，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中国产品受到大半个地球人的追捧，最著名的当属中国瓷器和茶叶。据记载，1517年以后，葡萄牙人大规模将中国瓷器销运至欧洲后，瓷器被视为珍贵物品充当外交礼品，也被视为是身份的象征，瓷器地位和黄金等价。中国瓷器也促进了世界各国制陶工业迅速发展，从最初的阿拉伯商人仿制中国瓷器，再到波斯人将中国制瓷器技术结合起来创造的波斯陶器，之后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甚至欧洲等地都学会了中国的制瓷技术，甚至将中国制瓷工艺与本国文化艺术相结合，创造了具有异国风情的新产品。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也将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对许多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理念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9世纪中国茶文化传播到日本，从“永忠献茶”到“弘仁茶风”，日本贵族开始模仿中国的茶文化。12世纪以后，日本僧侣将中国茶种带到日本种植，经过长期的本土化之后，逐渐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日本茶道。17世纪初，茶叶随着瓷器由荷兰商人经海上通道输入欧洲，在欧洲王公贵族间开始推行饮茶之风[23]。18—19世纪，茶叶成为英国普通群众也能购买的消费品，促进了“英式下午茶”文化的形成。
（三）海上通道的历史意义
第一，海上通道构建了海外贸易。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进口货物主要是香料、珠宝、异国方物。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各国的经济关系，从水路沟通了东西外交圈之间的联系。
第二，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和价值观。明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水平，在全世界具有无可匹敌的先进性，中国军事力量和经济规模，更让沿线国家和地区无法抗拒和敬畏。通过郑和航海，维护正体，匡扶正义，扶助弱小，剿灭海盗，向全世界传播先进文明和价值观。
（四）海上通道的现代意义
1.崛起的中国融入世界的通道
中国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发展，使中国必须在世界范围开发市场，利用资源，海上通道为中国提供了遍及全球的发展空间。中国文化与发展观念，在旧秩序平衡中，必须经过深刻的交流、理解，才能实现新的平衡，海上通道为中国提供了广泛交流的沟通条件。
2.构建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格局
和平发展是中国的主旋律，构建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格局。在互惠互利的发展环境中，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新时代致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地区发展的战略选择。
3.促进外贸经济发展
海上通道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中国必须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航运、能源、贸易、科技、生态、人文交流等领域全面合作，才能维护中国对外贸易的运行和发展。
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沿线国家共同繁荣
海上丝绸之路自秦汉兴起以来，就是连通东西方的重要交通走廊、推动商业贸易繁荣发展的黄金路线。中国将以博大的胸襟和慷慨的气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家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深化互利共赢的发展合作，增进共识、搁置争议推动构建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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