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逐步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和重大现实性命题。对此，国内学者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一带一路”倡议展开了积极有益的探讨和研究，国外学者也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了较高的学术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较为全面深入，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也十分丰富广泛。一些学者认识到了国际社会和国际公众对“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人文交流、民心相通、公共外交等相关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1.“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舆论环境研究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舆论环境，学者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目光，引发了国际舆论的持续关注和多方位解读，相关国际舆论表现出积极期待与消极疑虑并存的复杂状态，因而需要不断增进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了解和认识。一方面，学者们梳理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代表性观点，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国际舆论形势。例如，孙敬鑫指出，外界主要从“一带一路”倡议彰显中国外交政策转型和创新、帮助中国巩固世界强国地位、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推动沿线人文交流等方面来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外界对“一带一路”倡议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误解和担心，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或者是“中国版珍珠链战略”，抑或是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替代品。[11]仇华飞分析了美国政策研究、学术界和舆论界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评论，指出美国一些舆论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中国在欧亚大陆与日俱增的战略海陆权的组成部分，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的重大意义，并将其提升到“战略”高度。同时也有一些舆论从地区安全视角出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有着间接外交、安全和军事意义的经济项目。[12]另外，学者们认为，鉴于“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应该做好针对性回应，增进外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和了解。例如，龚婷认为，鉴于国际舆论对“一带一路”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有必要将“一带一路”倡议向相关国家官方、政策研究及学术界、企业界、媒体等主体进行更为全面、准确和务实的宣介，以及时纠正误解、减少疑虑。[13]

2.“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研究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学者们认为对外传播好“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要阐述清楚“一带一路”的目的与内涵以及其对所及国家和地区的意义和机遇，尽力扫除沟通与理解上的障碍，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首先，学者们讨论了新闻媒体在“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中的作用和使命，认为新闻媒体要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中发挥好先行保障、全阶段全系统支撑的作用。例如，卢新宁认为，新闻媒体是丝路的守护者、倡导者，有责任呵护丝路的根基、维护丝路的畅通、传播丝路的理念，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解读丝路，站在历史和世界的层面讲好“一带一路”大故事、发出各国合作好声音。[14]其次，学者们分析了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面临所涉国家和人口众多、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差异性较大等困难。例如，周凯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自然条件、人文环境、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沿线人民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也千差万别，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难度。[15]最后，学者们也从研究的角度，为加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营造“一带一路”良好国际舆论环境提出了政策建议。例如，寇立研、周冠宇提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要处理好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对外传播与务实合作、对外传播与对外交往、舆论交锋与文化交流、分工传播与协作传播、短期传播与长期传播等关系。[16]

3.“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间与人文交流研究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间与人文交流，学者们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坚实的社会基础，而民间与人文交流则是促进沿线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和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的重要途径，因此需要通过加强民间与人文交流合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学者们阐述了民间与人文交流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推动“一带一路”民间与人文交流合作的重大意义。例如，王义桅指出，“一带一路”建设需弘扬睦邻友好的合作精神，在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入开展人文合作，以文化交流推动包容开放理念的形成和扩散，促进文化交融，促成文化认同感，为深化沿线国家合作提供内在动力。[17]孙存良、李宁指出，民间与人文交流是建构国家间关系的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加强“一带一路”民间与人文交流合作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和沿线国家宗教和思想文化的交流、促进欧亚大陆的文明多维交融、增强沿线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夯实中国与沿线各国关系的社会土壤。[18]另外，学者们就如何推动“一带一路”民间与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基础也进行了探讨。例如，孙存良、李宁提出，可通过教育合作、文化交流、体育交流、志愿服务、互办艺术节、电影展和图书展、打造“一带一路”智库、共建联合实验室及研究中心、发展丝绸之路特色旅游、开展民间团体对外交流、组织相关业界人士座谈等方式来推动和丰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民间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19]胡昊、王栋提出，中国民间组织和机构应扮演好民间友谊使者的重要角色，积极开展各类民间对外交往活动，推动不同文化属性的社会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亲近。[20]

4.“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问题研究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问题，学者们认为“民心相通”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和长久保障，实现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需要国家、社会和民众的长期不懈努力。首先，学者们阐述了“民心相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认为“民心相通”是落实其他“四通”的前提与基础，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例如，郭宪纲、姜志达认为，“民心相通”工程的顺利推进将有助于增进沿线各国向心力，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社会氛围，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大的信念支撑和动力源泉，保障“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21]其次，学者们讨论了“民心相通”的基本内涵，认为“民心相通”就是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在思想、理念、情感和文明方面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认同。例如，李自国认为，“民心相通”即人心相通，指沿线各国在弘扬“丝路精神”、增进相互了解的基础上产生好感、建立友谊、深化互信，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方倡导的合作共赢理念形成共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2]最后，学者们对如何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例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其发布的相关研究报告中提出，民间交往要以使各国人民心意相通为目的，要丰富文化、商务、旅游、学术、智库等方面的民间交流合作机制，并建议创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智库年会机制，倡议各国知识与政策精英在这个机制上加强沟通。[23]李自国提出，国家、智库、企业、民众要形成共识、共同行动，积极推动与沿线各国在文化、教育、旅游、科技、政党、民间往来等各领域的交流。[24]

5.“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公共外交问题研究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公共外交问题，学者们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不能仅把重点放在经济外交上，还应当大力推进公共外交。通过公共外交展示中国和平、开放、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具体来说，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公共外交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第一，公共外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王秋彬认为，鉴于沿线地区政情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增强化解危机的公共外交能力，通过开展公共外交宣传中国为世界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切实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25]陈杰认为，通过公共外交的方式来宣示和传播“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在“讲故事”“说道理”的过程中慢慢增进相关国家对这一倡议的认知和兴趣，取得“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26]第二，如何发挥公共外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推动作用。唐小松、张自楚提出，发挥好公共外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要做好对沿线国家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如明确目标任务、做好总体规划等；另一方面要从实施战线和操作形态两个方面完善具体执行策略。[27]陈杰提出，发挥公共外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推动作用离不开媒体、智库和高校的积极参与。[28]第三，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共外交。唐小松、张自楚提出，在对中国周边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众开展公共外交时，首先应在分析周边国家公众与中国的历史渊源，所处的自然、经济、社会环境等情况的基础上做出具有差异性的公共外交规划；其次应推动熟悉周边国家社会语言文化的小语种人才“走出去”；再次应做好“一带一路”倡议核心价值在周边国家差异化的传播策略；最后应努力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29]钟新、邝西曦提出，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多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要整合历史资源，充分发挥历史舞剧、音乐剧等丝路文化艺术作品在增进各国友好情感方面的作用，唤起周边国家公众对丝绸之路的共同记忆；另一方面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佛教交流、孔子学院等平台多种途径建立与周边国家有效沟通机制。[30]

（二）国外研究现状

相比较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一带一路”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国外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则显得相对不足，关注点与研究范围也相对狭窄。国外相关文献主要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世界影响、现实挑战、发展前景、国际认可、国际舆论环境以及人文交流等问题。

1.“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并得出了不同的认识和结论。概括来说，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角度和层面来分析和解读“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一是从“中国梦”宏伟愿景出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途径。例如，印度学者埃姆瑞塔·乔什（Amrita Jash）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梦”的宏伟愿景息息相关，是通向“中国梦”的路线图。[31]欧洲东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特蕾莎·法伦（Theresa Fallon）也认为，中国旨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展现中国的国际信心和国际影响以助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32]二是从中国国内发展层面出发，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解决国内发展问题的政策举措。三是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创造性思维。例如，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政治和安全事务高级项目主管娜达吉·罗兰（Nadège Rolland）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增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把相关国家纳入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由贸易纽带、交通联系和多边区域组织构成的网络。[33]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也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亚洲投资博弈制定新规则而发出的一个意图清楚的声明。[34]

2.“一带一路”倡议的世界影响研究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世界影响，国外学者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对地区和全球经济、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首先，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注入新活力，让全世界搭上中国的便车。例如，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卡萨里尼（Nicola Casarini）认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终点的东南欧和地中海国家迄今为止聚集了大量中国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如果中欧双方齐心协力，“一带一路”将会为仍在争取摆脱经济困境的欧洲带来巨大发展机遇。[35]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最主要的价值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有能力更快增长”的地区实现新增长，如中亚、东南亚、中东和非洲。[36]其次，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在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例如，埃姆瑞塔·乔什（Amrita Jash）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证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事务参与者，如果这个充满信心的计划如愿成功，中国就会以主建造师、关键人物和负责任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出现在欧亚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通过双赢框架建立更广泛的链接网，为贫穷和欠发达国家提供一个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和影响的公平平台。[37]最后，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改变和影响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和整个国际关系。例如，特蕾莎·法伦（Theresa Fallon）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逢美国从中东和阿富汗战略收缩、财源枯竭、军费缩减之时，它必将对当前世界格局的演进变化产生重要影响。[38]英国华威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彼得·费迪南德（Peter Ferdinand）认为，从长远来讲，“一带一路”将有助于使中国由亚洲大国变成全球性力量。[39]

3.“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挑战与发展前景研究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挑战，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国家众多、涵盖地域广泛，这使得“一带一路”建设在政治、经济、安全、法律、社会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面临一系列风险和挑战。从政治层面来看，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面临一些国家政治局势复杂多变、政治民主性与政策连贯性缺乏等问题，另一方面面临与相关大国的竞争与疑虑问题。例如，彼得·费迪南德（Peter Ferdinand）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着潜在合作国家政局不稳定、领导人面临世代交替的政治风险。[40]美国学者詹姆斯·麦克布莱德（James McBride）认为，俄罗斯将会和中国在中亚迎头相遇，两国在中亚地区的投资和能源竞争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加剧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气氛。[41]从经济层面来看，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经济和贸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例如，美国中亚问题专家埃丽卡·马拉特（Erica Marat）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当前主要采取“项目拉动”与“能源驱动”的合作方式，沿线国家自我造血能力较弱，难以确保经济和贸易的可持续发展。[42]从安全层面来看，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受到地区安全局势动荡的困扰与阻碍。例如，詹姆斯·麦克布莱德认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除了要面对崇山峻岭的挑战，还不得不面对武装分子的威胁——中国新疆、巴基斯坦俾路支的分裂主义势力都会是让人头疼的麻烦。[43]从法律层面来看，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法律信息不对称和相关国家法治化程度低的风险。例如，彼得·费迪南德（Peter Ferdinand）认为，当中方公司被告上当地法庭并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中国公司和政府都将无能为力。[44]波兰比亚维斯托克理工大学教授乔安尼克琼斯·纳扎尔克（Joanicjusz Nazarko）等人认为，“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必须要强制协调沿线国家与商品转运相关的法规。[45]从社会文化和民族宗教层面来看，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容易因民族、宗教、种族、文化差异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引发矛盾、冲突与对立。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拉夫）大学教授古萨勒·玛耶蒂诺娃（Gusale Mayetilova）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的差异将成为导致民族对立和种族隔阂的主要诱因。[46]美国耶鲁大学助理研究员瑞秋·布朗（Rachel Brown）认为，“一带一路”在中亚、东南亚可能因担心中国对本国自然资源的掠夺、中国商品对本国工业和制造业的冲击以及中国劳工的涌入而遭到当地人的抵制。[47]此外，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前景，一些国外学者则认为有充足的理由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例如，诗丽娜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前景未可限量，中国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来推动和保障“一带一路”的建设，如通过高级别政治对话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通过紧密的经贸合作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联系、通过设立经济特区连接欧亚国家的经济中心。[48]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助理鲍里斯·古斯列多夫认为，在有利的国际环境和邻国的支持下，当代中国的金融和经济能力以及领导层的雄心将使得“一带一路”项目成为可能。[49]另外，一些国外学者鉴于中国崛起中的矛盾困境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挑战风险，认为“一带一路”的前景不容乐观。例如，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乔纳森·霍尔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认为，中欧令人失望的安全合作将导致欧洲失去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兴趣。[50]美国波士顿大学助理教授叶敏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过度依赖于政府的推动、内生动力不足。[51]

4.“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认可研究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认可问题，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域内外各国历史文化背景、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社会环境、外交战略与地缘利益诉求都存在巨大差异，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态度和期待也不尽相同。一方面，鉴于“一带一路”建设可能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地缘关系调整，一些沿线国家期待通过复兴这条古代贸易路线促进本国经济的复苏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稳定，因而将会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有较高的认可度和支持度。例如，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副总编香农·蒂耶兹（Shannon Tiezzi）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相互连通的基础设施和广阔的贸易网络会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视作朋友而非威胁，“一带一路”倡议也将在国际上获得更多认同和支持。[52]瑞秋·布朗认为，中亚国家都很欢迎中国的投资，因为中国对中亚国家来说不只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国，更是这一地区传统强权——美国和俄罗斯的潜在替代者，特别是中国极少为贷款附加政治条件。[53]巴基斯坦学者穆罕默德·哈齐布·艾尔沙德（Muhammad Saqib Irshad）等人认为，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则把原来的竞争对手转化成了利益相关者，从而促进了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发展和稳定。[54]诗丽娜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为欧洲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并为波兰等中东欧国家与中国西部省份更紧密的合作创造了新机会。[55]另一方面，国外学者认为，出于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现实利益考虑，一些沿线国家和域外国家担心“一带一路”建设可能会激化地区和全球地缘战略竞争、恶化自身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威胁到本国国家利益，因而将会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有较低的认可度和支持度。例如，美国学者米歇尔·彭纳（Michele Penna）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直接相关，它将意味着地缘政治的再定位。事实上，美国已与中国在亚太地区较量了多年，俄罗斯一直把中亚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印度也对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感到紧张，因此几大强国将不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做出积极反响。[56]

5.“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舆论环境与人文交流研究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舆论环境，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一些国外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持谨慎和怀疑态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和评论呈现出较为负面的倾向。例如，美国国际企业战略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指出，西方媒体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是谨慎乃至怀疑的。西方媒体认为，丝绸之路似乎只象征着古代中国联通世界的历史，而非一个促进经济发展和构建世界地缘政治的当代模式。[57]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助理教授卢西奥·布兰科·彼特洛三世（Lucio Blanco Pitlo Ⅲ）等人在考察了印度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评论后指出，印度媒体普遍认为中印之间有着根本的分歧，“一带一路”倡议将扩大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影响从而削弱印度在该地区长期以来的主导地位。[58]此外，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人文交流，国外学者认为人文交流将在复兴丝绸之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指出中国积极致力于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以加强相互了解和信任。一方面，国外学者论述了加强人文交流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例如，鲍里斯·古斯列多夫认为，国家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之间的亲近度，“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将加强人文交流作为一个重要的优先发展方向。[59]另一方面，国外学者讨论了中国在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过程中的态度立场以及政策举措。例如，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指出，中国政府高度强调人文交流，呼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保持多渠道、多层面交流以促进互信和互鉴，包括姐妹城市、文化活动、民间交往等。[60]瑞秋·布朗（Rachel Brown）认为，中国政府和公司为了扩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上层阶级和商人集团中的影响，始终注重通过运用文化软实力和开展文化交流给对方留下积极印象。[61]

总的来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内学者逐步认识到了国际社会和国际公众对“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如何营造“一带一路”良好国际舆论氛围、夯实“一带一路”社会民意基础、实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等议题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和研究。此外，一些国外学者也就“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国际环境、沿线政情民情舆情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人文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国内外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人文交流、民心相通、公共外交等相关议题的研究拓宽了“一带一路”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政策范围，彰显了理论界、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学术观照和理论自觉，为“一带一路”倡议争取广泛的国际认同和社会民意基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智力支撑和实践指导。

与此同时，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欠缺。首先，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来看，现有研究主题与内容较为分散，缺少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为“一带一路”倡议争取广泛的国际认同和社会民意基础是一项综合性、整体性议题。现有研究主要分散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舆论环境、对外传播、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等某一具体议题之中，较少将相关具体议题统筹起来展开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其次，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分析，缺少理论性、基础性研究。为“一带一路”倡议争取广泛的国际认同和社会民意基础既是一项政策性议题，同时也是一项理论性议题。现有研究多数将争取广泛的国际认同和社会民意基础作为一项政策性议题展开探讨，较少结合国际传播、国际公关、人际交往等相关理论展开理论性探讨。最后，从研究路径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从单一学科研究路径出发，缺少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国际社会和国际公众的多元性、复杂性在客观上决定了为“一带一路”倡议争取广泛的国际认同和社会民意基础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传播、心理等众多领域。现有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外交学、传播学等某一学科领域出发展开论述，研究路径相对单一。通过对国内外理论界和学术界现有相关研究的梳理和述评可以发现，对外传播好、展示好、宣介好“一带一路”倡议，增进国际社会和国际公众对“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的理解、信任和支持，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公共外交是最有效的方式。因此，本书拟从“公共外交”的视角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外交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就上述问题进行整体性、系统性、专门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