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权力结构中的大国权力博弈

斯特兰奇提出的权力结构的研究框架为分析霸权的底层逻辑提供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视域：在权力结构中，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博弈影响了结构性权力的生成。不过在此过程中，霸权国获取、护持抑或消耗、丢失结构性权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先要经过资源性权力的积累或侵蚀，以及联系性权力的兑现或损耗等长久的历程。资源性权力、联系性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霸权国在权力结构中求取权力的三个层次，分别对应着大国权力博弈的基础、手段和目标。

（一）权力结构的研究框架

权力是理解霸权的基础。作为推动行为发生的“使能机制”，权力可以解释霸权行为的目标和激励。[2]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认为，权力是“社会科学中根本性的概念”，意味着“创造预期效果”。[3]至于这种预期效果为何，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给出的解释是“A能够使B做出某种行为，哪怕此行为并非B的本意”[4]。因此，彼得·布劳（Peter M.Blau）将权力总结为“个人或群体对外施加自身意志的能力”[5]。在这类定义的基础上，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将权力进一步分为三层，认为行为体在推进自身利益、创造预期效果的过程中使用三种程度的权力，由低到高分别是推进自身偏好的权力、拒止不利政策的权力、设置有利议程的权力。[6]

斯特兰奇将权力置于结构中予以理解，认为能够创造预期效果的权力寓于权力结构之内。她总结了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四大结构：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这四大结构是对政治经济结构的进一步细分，它们互相联动、被可视化为一个四面相接的棱锥体（从而每一方面都与其余三个方面接触）（见图0-1）。结构性权力就寓于其中，被掌握在安全的提供者、生产的组织者、信贷与货币交换的安排者、知识的掌握与传播者手中。具体来说：

（1）安全结构是各种安全防务关系总和而成的框架。提供安全的人不仅能制约他人的安全选择，还能在财富的生产或消费方面取得特惠；

（2）生产结构是创造财富的一系列生产安排的总和，包括决定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为谁生产、用什么方法生产、按什么条件生产等各种生产安排。生产方式变迁往往导致政治权力分布的洗牌，改变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3）金融结构是创造和管理信贷的各种安排以及决定各国货币汇率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总和。创造信贷、取得外界对自身偿付能力的信任，意味着获得影响生产与消费的能力，也意味着获得操控货币相对价值的能力；

（4）知识结构是总和了信仰、信息以及传送信仰与信息的渠道三个层次的框架。知识结构中的权力表现为控制知识的传送，即允许或阻止知识的流动。[7]

总结起来，结构性权力就是决定各行为体办事方法的权力，就是构造关系框架（包含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国家与企业之间关系）的能力。[8]作为结构性权力的掌控者，霸权国能够塑造整个体系结构内各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的行为模式和活动范围，充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组织者和安排者。[9]

斯特兰奇关于权力结构的研究框架还隐含一层逻辑：结构性权力是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博弈的产物。[10]这层逻辑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存在博弈；另一方面，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博弈影响了结构性权力的生成。具体来说：

（1）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存在博弈，两者能够协调却也常常失衡。在结构示意图中，斯特兰奇将国家（S）和市场（M）置于天平的两端（见图0-2）。国家逻辑强调权力，市场逻辑强调财富。权力与财富都是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的目的。[11]权力能够用来控制他人的观念和行动，财富能够带来收益。[12]权力和财富并不必然互斥，它们可以充当彼此的实现手段，因而从根本上和长远上是和谐一致的。[13]财富是追求权力的物质基础，同时，权力服务于财富的积累。因此，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能够协调。国家逻辑并不排斥财富，而是要通过追求财富来为追求权力服务。市场逻辑也并不排斥权力，而是要通过追求权力来服务于追求财富。不过，这样一种协调关系是有张力的，毕竟国家逻辑将权力作为终极目标，而市场逻辑将财富作为终极目标，权力与财富在现实中又时有冲突。这时，把权力摆在首位的国家逻辑就和把财富摆在首位的市场逻辑偏离和谐的状态。等到其中一方压倒另一方、牺牲另一方，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就陷入失衡。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失衡，要么表现为在政府和企业的分歧中哪一方的诉求胜出，要么表现为政府政策是偏重权力追求还是偏重财富追求。

（2）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协调或失衡影响了结构性权力的生成与否。当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协调一致，权力和财富的积累就会互相促进、彼此助力，有利于结构性权力的生成。而当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陷入失衡，权力和财富的积累就会互相干扰、彼此挤占，不利于结构性权力的生成。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失衡又分两种情况：市场逻辑压倒国家逻辑时，权力为财富的积累服务，但工具化了的权力处在被边缘化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权力诉求很可能被牺牲，从而直接损害一国的结构性权力；国家逻辑压倒市场逻辑时，则是财富处在容易被忽视或被战略性放弃的位置上。虽然权力的积累被重视起来，但缺少足够的财富支撑，同样不利于结构性权力的生成。

总之，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处于总体一致与动态平衡中，就会共同推动结构性权力的生成，而如果这两种逻辑在某段时间内陷入较为严重的冲突与失衡，则会对霸权国的结构性权力产生负面影响。

（二）权力博弈的分析体系

在关于权力结构的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构建权力博弈的分析体系，从而揭示霸权的底层逻辑。上一节的研究框架虽提示结构性权力是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在权力结构中博弈的产物，但对其生成过程仍缺少解释。斯特兰奇在《国家与市场》中更多的是提出了一个启发性的研究框架，而非一个逻辑连贯的分析体系。因此，有必要把其中的解释机制补齐。

要想细化斯特兰奇对权力的分析，还需从权力概念本身入手。毕竟斯特兰奇给出的“权力”并非一个直白的概念，它有结构性意涵，也有关系性意涵，甚至还隐含着资源性意涵，是多个层面的多重因果相遇、共同造就的产物。[14]综合学界讨论的各式各样的权力形态，我们能够发现，结构性权力其实处在一个连续的权力谱系中的最高程度上，其下依次是中间程度的联系性权力和基础程度的资源性权力。霸权意味着在资源性权力、联系性权力、结构性权力上均具有优势。可以从基础的资源性权力逐级向上地观察这几种权力形态：

（1）资源性权力就是硬实力，包括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外交力量等内容。一国的权力资源越多，就越有可能在国际上推进自己的偏好。[15]但是，仅仅掌握权力资源并不必然带来对国际事务的控制。

（2）联系性权力是体现在互动关系中的权力。互动关系讲的是权力资源的相互使用。一国只有有效地对他国使用自己具备的权力资源，才能真正做到在国际社会中推行自己的意志。那么在权力资源的相互使用中，哪一方能掌握更多联系性权力呢？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权力来源于国与国之间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敏感性指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及代价，脆弱性则指一国因外部事件强加的代价而受损的程度。A国如果相对于B国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更高，就在权力互动中处于劣势。[16]

（3）结构性权力是一国（基于自身的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在由众多资源单位和权力关系所组成结构中的主导力。与斯特兰奇的思考类似，斯蒂芬·克拉斯纳（Steven Krasner）将此描述为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元权力（meta-power）”[17]。斯特凡诺·古齐尼（Stefano Guzzini）进一步总结道，结构性权力源自各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占据位置和所扮演角色的对比，能通过改变国际场景来影响国际结果。[18]

综上，资源性权力是对权力资源的积累，联系性权力是对资源性权力的运用，结构性权力是对联系性权力的整合。安德烈·普斯托维托夫斯基（Andrej Pustovitovskij）和扬-弗雷德里克·克雷默（JanFrederik Kremer）提出的解释有助于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三种权力形态之间联系的理解。他们从产品、需求、外部选择这一组概念出发，解释权力如何在资源、关系和结构层面层层递进：在权力的资源层面上，各国依据自身拥有的资源以及他国对资源的需求产出产品，产品的可得性和必要性初步决定产品的价值，进而定义国家权力；在权力的关系层面上，如果一国在与他国互相满足需求的过程中寻得外部选择，就能相对弱化对方产品的价值，从而相对提升自身的权力；在权力的结构层面上，各国生产的产品和彼此形成的需求关系共同构成一组结构，一国如果在其中广泛寻得能满足其需求的外部选择，或自身能广泛充当供应产品的外部选择，就能在与他国的比较中广泛处于权力优势。[19]

至此，可以对结构性权力的生成过程进行总结。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博弈影响结构性权力的生成，其实是三种权力在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博弈中次第生成和接连转化的过程：

首先，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博弈影响国内政策和国内环境，诸如政府调控、市场调节等一系列国内政治经济条件影响了资源性权力的积累。例如，有多少经费用于国防开支（安全相关权力资源）、是否限制技术类对外投资（知识相关权力资源）、资本管制的松紧不同（金融相关权力资源）、产业政策的导向如何（生产相关权力资源）等。

其次，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博弈影响对外政策和外部环境，诸如对外开放程度、国际自由程度等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条件影响了资源性权力向联系性权力的转化以及联系性权力的发挥。例如，在全球性网络上，金融要素流动的方向、技术要素流动的方向、商品要素流动的方向和军事能力的投射方向都是关系属性的，决定了谁对谁更有影响力或是彼此之间如何发生互动联系。

最后，在多国的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博弈所共同塑造的内外环境中，各国对于联系性权力的发挥共同影响了结构性权力的获得，亦即谁在权力结构中享有或者获得了比较优势的结构。

实际上，结构性权力的生成过程就对应着大国权力博弈的过程。权力博弈即大国在互动中通过使用恰当的策略获得可观的回报。积累资源性权力、发挥联系性权力、获得结构性权力三个步骤在逻辑上和程度上递进，分别对应大国参与权力博弈的基础、手段和目标。而如前所述，影响这一过程的主要因素来自大国（追求权力的）国家逻辑和（追求财富的）市场逻辑之间的博弈。对于以霸权国为代表的各大国而言，它们既同其他大国博弈，自身也经历内部的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博弈，同他国的权力博弈建立在各自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博弈的基础上。此外，不论是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博弈，还是大国之间的权力博弈，它们共同的博弈场景是安全结构、金融结构、生产结构、知识结构等权力结构。权力结构是影响大国博弈的最基础的环境因素。（见图0-3）

最后，我们可以对霸权的底层逻辑进行总结：霸权国要想获取并护持霸权，就要同他国特别是其他大国进行权力博弈并能够持续胜出、保持权力优势。可从过程维度、内部维度、外部维度这三个维度理解大国权力博弈：

（1）大国权力博弈的过程围绕几种权力形态展开。积累资源性权力是大国权力博弈的基础，发挥联系性权力是大国权力博弈的手段，获得结构性权力（权力比较优势）是大国权力博弈的目标。资源性权力、联系性权力、结构性权力上的优势对于霸权而言都是必要的。

（2）大国权力博弈的内生动力是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博弈。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平/失衡影响到一国在大国权力博弈中的表现。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协调平衡（双方互相支持）有助于取得并维持霸权，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失去平衡（一方压倒另一方）则不利于霸权的获取和护持。例如，市场逻辑追求金融能够最大化财富收益，国家逻辑追求金融服务于霸权国的权力护持，而两者之间是矛盾互动的关系，既会彼此促进，又可能彼此背离乃至消耗。

（3）大国权力博弈的外部约束是其所置身的权力结构。当权力结构本身发生变化，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博弈以及大国权力博弈的基础、手段和目标都会随之变化，最后，霸权的兴衰也会受之牵动。

从大国权力博弈的底层逻辑出发，我们能够覆盖多个领域、综合多种因素地分析霸权国的行为：可以分析权力结构的演进，也可以分析霸权国内的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博弈，还可以分析霸权国在大国权力博弈中行使权力等更细致的问题。

本章下文将聚焦权力结构演进如何影响大国权力博弈。历史上，大部分情况下，具备资源性权力的大国并不能直接获得结构性权力，发动军事战争成为其将优势兑现的中间手段。战争是大国在权力博弈中发挥联系性权力的极端形式。但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其中的权力资源发生变化、结构性权力的内涵发生变化，在博弈基础及博弈目标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博弈手段也发生变化。因此，传统军事战争变得不再必要，甚至被排斥。各结构中开始出现诸如科技战、贸易战、金融武器化、经济安全化等“新战争”形态。与此同时，多边制度成为权力结构中的新元素，推动了权力结构的制度化，从而使得多边制度框架中的博弈成为大国权力博弈的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