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媒介历史、互联网历史与社会记忆

媒介历史研究探究媒介自身演变的历史，以及它们与社会互动的历史，是历史研究和媒介研究越来越重视的领域。与历史研究的“记忆转向”相伴随，[93]记忆成为研究媒介历史的进路之一。记忆路径下的媒介历史研究包括物质性的记忆（例如媒介博物馆等）与历史叙事。历史叙事指的是，媒介使用者与社会记忆机构（政府或媒介等）对媒介历史的记忆与讲述。记忆路径下的媒介历史研究也是媒介记忆的一部分。[94]

在媒介历史研究中，报纸和电视是研究者关注较多的两类媒介。例如，郭恩强探讨新闻界对《大公报》百年的纪念，[95]李红涛剖析报业“黄金时代”的媒介记忆。[96]特恩希尔（Turnbull）和汉森（Hanson）将电视记忆置于作为社会机构的家庭的情境阐释。[97]达里安-史密斯（Darian-Smith）和特恩希尔编辑了《记忆电视：历史、技术与记忆》一书，探讨电视在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发展过程，以及电视影响社会的历史，研究人们对电视的记忆。[98]

那么，如何从记忆角度研究媒介？布尔东（Bourdon）指出，有必要把个体生命故事与媒介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这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可以通过关注观众接收媒介的历史（a history of reception）来建立连接。[99]媒介传记的方法在媒介历史研究中也有所应用。这是因为，媒介记忆因人们使用媒介而产生，关注个体与媒介的交往是题中之义。在这个意义上，媒介记忆既包括有关媒介的记忆，也是有关回忆者的记忆，具有媒介传记和回忆者自传的双重性质。基于媒介传记的视角，亨迪（Hendy）探讨了媒介从业者的个人生命史，[100]勒萨热（Lesage）和纳塔利（Natalie）分别研究了作为有生命的媒介技术的传记。[101][102]勒萨热以photoshop为例研究指出，采用传记的方法把媒介视为事物或媒介物（media-things），能够从媒介考古学中获得启发。而媒介考古学的目标是“找出那些被遗忘的或藏匿的、从属的媒介话语、技术和实践”。[103]在分析媒介传记时，纳塔利进一步指出，“当我们试图讨论媒介变化的历史时，媒介诞生、成熟、衰老和死亡等生物节点和生活事件，常常被纳入叙事结构之中”。[104]因此，“通过与个人的生命故事类比，能够给媒介传记的概念提供关联与意义，并鼓励我们重新审视媒介在特定的历史叙事中如何成为一个一个的角色”。[105]

媒体只有通过“人的使用”的中介才能发挥社会影响力。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L.Schramm）等指出，媒介效果不是单纯的“媒体的影响”，而是“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人对媒体使用的结果”。[106]互联网因网民的使用而成为当下的“第一媒介”，因而，媒介、公众等社会行动者关于互联网的记忆是研究互联网历史的重要资料，社会记忆是研究互联网历史可行的路径之一。[107]网民是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网民的互联网记忆源于互联网使用，是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的体现。因此，网民记忆是书写互联网历史的必要入口。特别是，对于那些消逝的互联网历史，网民记忆是最重要的“史料”。艾伦（Allen）批判了有关互联网发展阶段（Web 1.0、Web 2.0等）的话语对网站历史研究的宰制，提出可以通过考察网友对互联网的日常记忆来研究互联网历史。[108]

媒介的诞生、死亡（即死亡媒介，“dead media”）分别形成了有关媒介的开端记忆与“死亡记忆”（或诞辰记忆），构成了人们记忆媒介的重要时间节点。这些节点是书写媒介历史的契机。布鲁格指出，周年纪念是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一种方式，它基于当下的语境重新评估过去以及过去对于今天生活的意义，从而提供了重建和支撑集体记忆的机会。[109]基于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开端、节点或周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与连接过去的事件，书写互联网历史。

总之，社会记忆是研究互联网社会史的可行路径。目前，这一路径的研究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待开拓。互联网社会史归根到底是人/网民的历史，因而，可以从网民使用与网民记忆的角度切入研究互联网社会史。这也是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重视人的研究传统的努力。

社会记忆的主体是多元的，网民记忆和媒介记忆都是其记忆实践。从使用和网民记忆的视角，能够呈现网民的互联网使用经验、情感和故事，亦可以反映人们在互联网时代的精神生活。大众媒介对于互联网的记忆，折射互联网的公共记忆，也是互联网社会史研究可以利用的资料。此外，社会记忆是收集互联网研究史料（“网络档案”）的一种方法。因此，社会记忆是本书的理论框架，也是本书收集资料的方法。当然，社会记忆的视角也存在一些限制。例如，社会记忆常常突出了某些重要的节点、人物与事件，书写的是“点块式”而非连续性的历史，存在割裂互联网历史的连续性的危险。这些局限是本书将反思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社会史、互联网文化史和互联网观念史研究在当下尤为匮乏。本书从社会记忆角度出发，聚焦探究互联网的社会史。不过，关于何谓社会史，一直是一个众论纷争的问题。因为社会概念的笼统性与模糊性，社会史的概念也较为模糊。总的来看，社会史的概念之争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广义和狭义之争。[110]广义论者认为，社会史是建立于各种专门史之上的总体史或通史，可以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全部历史。而狭义论者认为，社会史应当以社会生活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两种不同取径的定义虽有论争，但是研究者认同：社会史的总体取向是关注民间与民众，重视自下而上的研究，[111]注重日常生活研究与常人方法论，关注人的能动性行为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建构”。[112]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史可以作为方法论，提供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113]因此，赵世瑜认为，社会史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新的史学范式”，而不是一个学科分支。[114]

目前，生态社会史（亦被称为“环境史”，强调环境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历史）、医疗社会史、城市社会史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媒介社会史既关注媒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又关注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常常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被论及。早在1982年，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以美国为例指出，批评大众媒介的社会历史研究十分稀少。[115]后来，舒德森写就名作《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116]可谓是对此作出了“回应”。后来，Lyn Gorman和David McLean的《大众媒介社会史》也广为流行，[117]拓展了媒介社会史的研究。

互联网社会史在一般意义上是媒介社会史的分支，它在狭义上使用社会史的概念。Rosenzweig 认为，我们需要在传记、官僚主义、意识形态三个维度之外，增进社会史和文化史视角的互联网历史研究。[118]“中国互联网”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反映和折射中国社会，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量之一。记录、理解、反思中国社会在当下的转型发展，离不开对互联网历史的考察，而互联网社会史在互联网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可以将研究社会史作为方法，以考察更大范围的互联网历史以及互联网与中国社会的互动，二者并不冲突。后一取径的研究具有“新社会史”的意味。

当前，中国互联网的社会史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其重要性与意义亦未得到充分的阐释。社会史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而社会记忆是社会史研究的可行路径。本书探究中国互联网的社会史，既关注互联网与中国社会相互建构的历史，又采取自下而上的网民视角，因而选择了社会记忆的视角切入，探究网民的互联网使用及其过程。在本书中，社会史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不过，鉴于社会史概念的复杂性及其存在的论争，本书在一些论述中未直接使用社会史的概念，而是笼统地使用了互联网历史的概念。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本书是社会史取向的互联网历史研究。记忆是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之一，越来越受到“新社会史”研究的青睐。本书论及的社会记忆主要指的是官方、媒体、公众（以网民为代表）等的记忆。其中，网民记忆可以呈现网民使用互联网的体验、经历、情感与故事，能够书写他们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以及互联网的社会扩散过程。透过网民的记忆，可以研究网民，从而回归对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