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僖宗逃难寓蜀时的巴蜀文学

唐朝统治末年政治腐朽、危机四伏、战乱频仍。唐末农民大起义声势浩大、所向披靡，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席卷全国、锐不可当，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起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值此战火纷飞、乾坤震荡、天下大乱的危亡时刻，以唐僖宗为首的李唐朝廷匆匆踏上了流亡巴蜀的播迁避难之路。中央朝廷寓蜀之际时局动荡、三川鼎沸，巴蜀大地上中央势力、土著势力、宦官势力、悍将势力、农民起义军等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此时的巴蜀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唐末之际中原鏖战、乱象纵横，许多文人追随着唐僖宗播迁流亡的足迹，纷纷选择入蜀避难。唐僖宗在成都流亡四年，曾于蜀中两次开科取士，朝廷此举吸引了各地文人热切关注的目光。黄巢之乱后中原残破、生灵涂炭，此时的巴蜀三川隔绝战火、境内稍安，再加上銮舆幸蜀、朝廷开科等因素的影响，遂使巴蜀大地汇聚了大批流亡避难和幻想科举功名的文人士子。这些贸然前来的外地文人深受时局变动的影响，他们身逢乱世、寓目怆怀，在唐末季世的巴蜀文坛上自成群落、自具特色。

一 僖宗皇帝播迁寓蜀时的巴蜀形势

唐僖宗广明元年，黄巢起义军挥师北上，越五岭、下湖南、渡荆襄、过江淮，长驱直入东都洛阳，起义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李唐王朝的镇将戍卒望风而逃。

浩浩荡荡的起义军迫近京都长安，严重威胁李唐王朝的安全。此时的中央朝廷腐朽黑暗气息奄奄，完全丧失了扭转乾坤的振作气象。十二岁幼龄即位的唐僖宗昏聩不堪，史书上称其“不亲政事，专务游戏……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蒱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缗”[1]。朝廷大权为宦官田令孜一人独掌，他要挟皇帝为所欲为目无君上。时局危亡之际，田令孜阴为“幸蜀”之计，暗中在巴蜀三川安插心腹人员为今后入蜀避难私心打算。此事据史书记载，广明元年三月“令孜见关东群盗日炽，阴为幸蜀之计，奏以敬瑄及其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镇三川，上令四人击球赌三川，敬瑄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夏四月……以杨师立为东川节度使，牛勖为山南西道节度使”[2]。权阉田令孜此举，意在让僖宗小皇帝走老祖宗唐玄宗避乱入蜀的老路。不管这位小皇帝愿意不愿意，形势逼迫他只能向西南的成都方向逃窜。田令孜预设的这个逃跑路线图很不得人心，正如宰臣豆卢瑑所讽刺的“三川帅臣皆令孜腹心，比于玄宗则有备矣”[3]。随着前方战况的不断恶化中央朝廷别无选择，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攻破潼关，田令孜趁着夜色“帅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门出，惟福、穆、泽、寿四王及妃嫔数人从行，百官皆莫知之”[4]，从而正式踏上了播迁巴蜀的漫长流亡之路，而且“奔驰昼夜不息，从官多不能及”[5]。

唐僖宗凄然逃往成都的流亡路线颇为漫长和复杂。广明元年（880）十二月，唐僖宗一行人马从长安含光殿金光门悄然出城，沿骆谷道西上到达凤翔府。凤翔节度使郑畋“谒于道次，请车驾留凤翔”[6]。唐僖宗不敢稍作停留，对郑畋说：“朕不欲密尔巨寇，且幸兴元，征兵以图收复。卿东扞贼锋，西抚诸蕃，纠合邻道，勉建大勋。”[7]而后沿湑水逃奔，到达山南西道节度使的治所兴元府。唐僖宗在兴元府稍作停留，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闻车驾出幸，遣步骑三千奉迎，表请幸成都。时从兵浸多，兴元储待不丰，田令孜亦劝上。上从之”[8]。于是，广明二年（881）春，正月“车驾发兴元”，过七盘关、转斗铺、朝天岭、飞仙观、桔柏渡到达绵州，驻跸绵州时“东川节度使杨师立谒见”[9]；尔后，陈敬瑄谒见于鹿头关“丁丑，车驾至成都，馆于府舍”[10]。

唐僖宗一行到达成都后，流亡寓蜀的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巴蜀域外势力诸如兵卒将帅、北司宦官、南衙宰臣，以及奔避逃难的官宦文人、黎民稚子、妇孺宫嫔、释道方外各色人等，纷纷沿着朝廷流亡的路线来到西南边陲的天府之国。再加上剑南地区藩镇跋扈、攻伐不息，土、客势力此消彼长殊死较量，川南峡东地区的农民起义星火燎原，遂使的朝廷寓蜀期间巴蜀地区的各类矛盾迅速激化，蜀中形势错综复杂、叠加动荡。

朝廷寓蜀时的域外势力十分强大，据史书记载：“田令孜在蜀募新军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隶两神策，为十军以统之，又南牙、北司官共万余员。”[11]上万人的军卒涌入西南都会成都，其人员的成分构成十分复杂。此外，避难入蜀的北司宦官和南衙朝臣的数量也十分庞大，据《资治通鉴》记载：“群臣追从车驾者稍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12]

北司宦官的首领田令孜挟持小皇帝入蜀避难，权阉势力在巴蜀地区飞扬跋扈有恃无恐。宦官集团在蜀中不仅把持军政大权发号施令，而且在迫害南衙宰臣方面日甚一日，甚至达到禁制天子矫诏的地步。

权阉田令孜首倡“幸蜀”之计契合唐僖宗的心意，于是中和三年（883）“令宰相藩镇共请加赏，上以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13]。田令孜轻而易举地攫取了皇家卫队的整个指挥权。田令孜在对待外来入蜀的客军和川蜀土著“黄头军”方面厚此薄彼，最终将矛盾迅速激化，引发土著“黄头军”举兵叛乱的历史事件。此事，据《资治通鉴》记载云：“初，车驾至成都，蜀军赏钱人三缗。田令孜为行在都指挥处置使，每四方贡金帛，辄赐从驾诸军无虚月，不复及蜀军，蜀军颇有怨言。丙寅，令孜宴土客都头，以金杯行酒，因赐之，诸都头皆拜而受，西川黄头军使郭琪独不受，起言曰：‘诸将月受俸料，丰赡有余，常思难报，岂敢无厌！顾蜀军与诸军同宿卫，而赏赉悬殊，颇有绝望，恐万一致变。愿军容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使土客如一，则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间……乃自酌酒于别樽以赐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饮之。归，杀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数升，遂率所部作乱。”[14]“黄头军”郭琪叛乱的事发当晚，田令孜断然舍弃从驾的文人百官，亲率宦官党羽簇拥着僖宗小皇帝闭门登楼退保东城。这场叛乱造成南衙朝臣死伤无数，而北司宦官得以独自保全。朝中文人左拾遗孟昭图对田令孜和小皇帝的此番作为愤恨之极，其《请对不召极谏疏》一文疾言厉色斥责曰：“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贼，唯两军中尉以扈乘舆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险出百死者也。昨昔‘黄头’乱火照前殿，陛下惟与令孜闭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谋群臣，欲入不得，求对不许。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岂悉忠于南司，廷臣岂无用于敕使？”[15]田令孜不仅将这道奏疏私自扣留下来，而且迅速将孟昭图本人置于死地，所谓：“辛未，矫诏贬昭图嘉州司户，遣人沉于蟆颐津，闻者气塞而莫敢言。”[16]

寓蜀朝廷的所有军政大权均被田令孜和陈敬瑄弟兄二人牢牢掌握，一方为中央宦官势力的集大成者，另一方为川蜀地区藩镇势力的不二人选。田、陈联手不仅在迫害南衙百官、打压地方土著豪强方面不遗余力，而且在鲸吞和豪夺东川藩镇方面也绝不手软。中央朝廷寓蜀期间，东、西两川交恶不断，两大节度藩镇常年火拼混战，从而导致川蜀地区动荡不宁的局面难以改观。

田、陈弟兄在唐僖宗寓蜀时期权势熏天、炙手可热。中央小朝廷不仅对他俩不断加官晋爵，而且封其为功臣、恕其十死。朝廷专门为二人颁布了铁券誓书。翰林学士乐朋龟《赐陈敬瑄太尉铁券文》，全是一派阿谀奉承之词。

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原本是田令孜扶植起来的，此时见田、陈弟兄恩宠日盛心生怨愤。中和四年（884）春天，田令孜派心腹高仁厚讨伐巴东韩秀昇峡口起义军，私自许诺高仁厚“成功而还，当奏天子，以东川相赏”[17]。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得知此事火冒三丈，声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许人，是无天地也！”[18]田令孜担心杨师立举兵造反，征召其入朝为右仆射。杨师立拒绝放弃兵权，遂起兵讨伐田令孜和陈敬瑄“进屯涪城，遣其将郝蠲袭绵州……三月，甲子，杨师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诸道将吏士庶，数陈敬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将士、八州坛丁共十五万人，长驱问罪”[19]。田、陈二人派遣高仁厚统兵五千前去迎战，最终击溃杨师立东川兵。杨师立在走投无路、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部将郑君雄杀害。高仁厚消灭杨师立有功，寓蜀小朝廷在田令孜的授意下任命其为东川节度使。光启二年（885），陈敬瑄怀疑高仁厚对己不利，遂对其痛下杀手。高仁厚派郑君雄起兵攻陷汉州进逼成都，陈敬瑄“遣其将李顺之逆战，君雄败死。敬瑄又发维、茂羌军击仁厚，杀之”[20]。

以僖宗皇帝为首的小朝廷寓蜀四年各项开支庞大浩繁，统治当局只好加紧对川蜀地区的盘剥压榨，朝廷此举很快将矛盾激化，爆发了川南地区的阡能起义和巴东地区的韩秀昇起义。

随驾入蜀的宦官、大员、胥吏各色人等，在巧取豪夺民财方面各显身手。文人张孜的诗歌作品《杂言》针砭时弊有为而发，该诗讽刺寓蜀朝廷中人“只爱轻与肥，不忧贫与贱。著牙卖朱紫，断钱赊举选”[21]。陈敬瑄手下豢养了一批“寻事人”，经常被派到各县镇敲诈勒索攫取财富。流亡朝廷驻跸巴蜀后大肆搜刮，激化了蜀中本已尖锐的矛盾。中和二年（882），流亡朝廷寓蜀一年有余，在邛州爆发了阡能起义，随后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聚众数千人云集响应。起义军声势浩大锐不可当，史书记载“众至万人，立部伍，署职级，横行邛、雅二州间，攻陷城邑，所过涂地。先是，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22]。起义军由邛州进入眉州进而迫进成都，严重影响了流亡小朝廷的安全。田、陈弟兄在派出杨行迁镇压不利情况下，紧急派出心腹将领高仁厚领兵前去，最终将起义军扑灭。大约在阡能起义稍后，韩秀昇起兵于巴东涪州。韩秀昇、屈行从等人率领起义军转战巴东，很快截断了峡口入蜀的交通要道。东吴、江淮地区的船只几乎全靠这条水路来运输贡赋，截断了峡口要道等于切断了流亡朝廷的经济命脉。田、陈二人在派出庄梦蝶连吃败仗的情况下，派出高仁厚前去镇压，最终将起义军扑灭。

二 朝廷“寓蜀”时期的巴蜀文人聚合情况

黄巢之乱后銮舆幸蜀，许多朝臣在得知皇帝入蜀的消息后，从长安乱军中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成都行在。僖宗小朝廷寓蜀四年多，南衙阁僚的文人群体在蜀中的聚合生态和文学创作，在唐末文学史上自成段落、自具特色。

（一）蜀中南衙宰辅的聚合情况与文学创作

宦官田令孜挟持唐僖宗入蜀避难，是在百官不知情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只有福王、穆王、泽王、寿王及少数的妃嫔随驾从行。朝中百官死于黄巢乱军者不计其数，幸存下来的官员得知銮舆入蜀的消息，悄然出逃陆续抵达行在。如河间人张濬，“黄巢逼潼关，濬避乱商山。上幸兴元，道中无供顿，汉阴令李康以骡负糗粮数百驮献之，从行军士始得食。上问康：‘卿为县令，何能如是？’对曰：‘臣不及此，乃张濬员外教臣。’上召濬诣行在，拜兵部郎中”[23]。凤翔府节度使郑畋“遣其子凝绩诣行在，凝绩追及上于汉州”[24]；郑畋本人亦缘自部下李昌言率兵叛乱“乃以留务委之，即日西赴行在”[25]。关于黄巢乱后长安百官冒死逃奔蜀中行在的艰辛经历，蜀中文人孟昭图《请对不召极谏疏》一针见血地指出：“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贼，唯两军中尉以扈乘舆得全。”[26]

朝廷寓蜀期间，南衙宰臣与北司宦阉之间两大集团互相倾轧旧习不改。中和元年（881）正月，流亡朝廷在成都立足未稳，权阉田令孜召集行在的各类人等赴宴。宰辅张濬耻于席间众目睽睽下向田令孜敬酒答谢，于是“乃先谒令孜，谢酒。及宾客毕集，令孜言曰：‘令孜与张郎中清浊异流，尝蒙中外，既虑玷辱，何惮改更，今日于隐处谢酒则又不可。’”[27]田令孜此言一出，张濬又惊又怕以至于“惭惧无所容”。又，唐僖宗中和三年（883），武宁节度使时溥食物中毒，时溥怀疑此事为节度判官李凝古所为，将其杀死。李凝古的父亲李损此时在成都行在担任右散骑常侍一职，时溥向朝廷诬奏李凝古与其父李损同谋加害，并向田令孜行贿要求严加惩处。此事激起了南衙和北司之间的恶斗，据《资治通鉴》记载：“田令孜受溥赂，令御史台鞠之。侍御史王华为损论冤，令孜矫诏移损下神策狱，华拒而不遣。萧遘奏：‘李凝古行毒，事出暧昧，已为溥所杀，父损相别数年，声问不通，安得诬以同谋！溥恃功乱法，陵蔑朝廷，欲杀天子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辈，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损得免死，归田里。”[28]可见，南衙与北司之间的较量以南衙宰辅的略胜一筹而告终，此次博弈的意义非常重大，“时令孜专权，群臣莫敢忤视，惟遘屡与争辩，朝廷倚之”[29]。此外，田令孜在对待土、客军卒方面厚此薄彼赏罚不公，最终酿成了土著“黄头军”郭琪的兵变事件，南衙宰辅与北司宦官之间一场新的较量随即展开。左拾遗孟昭图上书朝廷《请对不召极谏疏》怒斥权阉专权。此次较量以宦官取胜南衙败北而告终，南衙宰辅气塞而不敢言。

寓蜀朝廷中的南衙宰辅不仅具有辅政才干，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亦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蜀中的随驾宰辅人才济济，诸如文馆大学士王铎“名高嵩华，量等沧溟，情田洞开，心地无滞”[30]；左仆射、平章事萧遘“笔海压淮湖之浪，学山凌衡霍之峰。天植国桢，文滋相业”[31]；吏部尚书、平章事韦昭度“穷训典以立心，正风正雅。调盐梅以味道，肥国肥家”[32]；兵部尚书、平章事裴澈“银汉横空而高朗，玉绳垂象之英华。学川则四渎波澜，书林则五松烟雨”[33]。中和元年（881）正月，流亡朝廷初至成都“时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遗乐朋龟谒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为翰林学士”[34]。乐朋龟擅长文书诰命之类的应用文写作，蜀中朝廷政令诰命大多出自此人之手。如《萧遘判度支制》《王铎宏文馆大学士等制》《王铎中书令诸道行营都统权知义成军节度使制》《赐陈敬瑄太尉铁券文》《西川青羊宫碑铭》等。又，太子少傅郑畋文韬武略兼备，中和二年（882）淮南节度使高骈上书朝廷出言不逊，僖宗皇帝命郑畋起草诏书切责之。郑畋《切责高骈诏》云：“自黄巢肆毒咸京，卿并不离隋苑。岂金陵苑水，能遮鹅鹳之雄；风伯雨师，终阻帆樯之利。自闻归止，宁免郁陶。卿既安住芜城，郑畋以春初入觐。遂命上相，亲领师徒。因落卿都统之名，固亦不乖事例。仍加封实，贵表优恩。何乃疑忿太深，指陈过当。移时省读，深用震嗟……卿落一都统，何足介怀。况天步未倾，皇纲尚整。三灵不昧，百度犹存。但守君臣之轨仪，正上下之名分。宜遵教约，未可隳凌。”[35]

南衙宰辅们对远涉巴山蜀水的坎坷遭遇和蜀中政局的震荡波动感慨颇多，其文学作品中对此多有记述。如随驾宰臣兵部侍郎、判度支、同平章事萧遘，对异域他乡的巴蜀风光有着特别的惊奇热爱与赞美之情。萧遘《春诗》诗云：“南国韶光早，春风送腊来。水堤烟报柳，山寺雪惊梅。练色浦江晚，潮声逐渚回。青旗问沽酒，何处拨寒醅。”[36]诗歌描写蜀中的烟柳画桥、山寺雪梅、津浦潮声、沽酒青旗，自有与中原地区风物之美相区别的感慨情愫的自然流露。又，萧遘《成都》诗云：“月晓已开花市合，江平偏见竹簰多。好教载取芳菲树，剩照岷天瑟瑟波。”[37]诗中对锦里成都的花市、芳树、竹簰、岷山、绿波、晓月之景物描写细腻。又，侍中王铎奔避入蜀经过利州时，专门前去梓潼县张恶子庙参拜游赏。王铎《谒梓潼张恶子庙》诗云：“盛唐圣主解青萍，欲振新封济顺名。夜雨龙抛三尺匣，春云凤入九重城。剑门喜气随雷动，玉垒韶光待贼平。惟报关东诸将相，柱天功业赖阴兵。”[38]张恶子即梓潼君，又称张亚子、张垩子等，为传说中掌管文昌府和人间禄籍的尊神。张恶子庙在唐代利州梓潼县七曲山，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入蜀避难途经此地时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封张恶子为左丞相。黄巢起义爆发后，唐僖宗入蜀路过七曲山时也亲自前去祭祀，封张恶子为“济顺王”。萧遘寓蜀时《和王侍中谒张恶子庙》诗云：“青骨祀吴谁让德，紫华居越亦知名。未闻一剑传唐主，长拥千山护蜀城。斩马威棱应扫荡，截蛟锋刃俟升平。酂侯为国亲箫鼓，堂上神筹更布兵。”[39]南衙朝臣对蜀中朝廷的政局变动深有感触，在其文学创作中对此亦多有反映。如中和元年（881）的土著“黄头军”叛乱，左拾遗孟昭图《请对不召极谏疏》对此次兵变事件的起因、发展和危害有着精辟的论述。又，中和二年（882）的邛州阡能及涪州韩秀生峡口起义及覆灭事件，乐朋龟《赐陈敬瑄太尉铁券文》对此事多有提及，文章谄媚陈敬瑄“戮阡能疾如剪草，除秀昇易若焚巢。不让武侯之勋，无愧文翁之化”[40]。又，蜀中的南衙臣僚对孟昭图被害一事痛心疾首，其文学作品对此事多有涉及。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澈《吊孟昌图》诗云：“一章何罪死何名，投水惟君与屈平。从此蜀江烟月夜，杜鹃应作两般声。”[41]

（二）蜀中科举考试时的文人聚合情况与文学创作

蜀中开科取士的政治举措，吸引着各地文人热切关注的目光。这些入蜀应试的文人举子，怀着致君尧舜济世救民的崇高理想和实现自身功名富贵的炽热渴望，奔走于崎岖艰难的巴蜀古道上，构成了巴蜀文坛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

中央朝廷流寓巴蜀时，曾放榜前科进士一次，举行正式科举考试两次。广明元年（880），朝廷在长安举行科举考试，当时卢渥知贡举，“帖经后，黄巢犯阙，天子幸蜀。韦昭度侍郎于蜀代放十二人”[42]。“黄巢犯阙”的时间为此年的十二月，流亡朝廷于次年的正月（中和元年）到达成都行在，寓蜀朝廷在成都放榜前科进士。据《登科记考》记载，韦昭度放榜的十二人中可考者仅有于棁、黄郁和李端三人，续赐进士及第二人为王彦昌和杜昇。中和二年（882），寓蜀朝廷举行第一次科举考试，据《登科记考》记载此次考试由礼部侍郎归仁绍知贡举，放进士及第二十八人，可考者有杨注、裴廷裕、卢尚卿、程贺和秦韬玉五人。中和三年（883），寓蜀朝廷举行第二次科举考试，由礼部侍郎夏侯潭知贡举，放进士及第三十人，仅有崔昭纬和刘崇谟二人可考。中和四年（884）蜀中停考，中和五年（885）三月銮舆回到长安，改元光启。

域外文人在蜀中参加科举考试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如文人裴廷裕学富五车、才思敏捷、文锋甚锐，在当时即享有“下水船”之美誉。裴廷裕中和二年（882）在蜀中应举及第，友人李搏写有《贺裴廷裕蜀中登第诗》以示祝贺，该诗云：“铜梁千里曙云开，仙箓新从紫府来。天上已张新羽翼，世间无复旧尘埃。嘉祯果中君平卜，贺喜须斟卓氏杯。应笑戎藩刀笔吏，至今泥滓曝鱼鳃。”[43]同时，李搏写有诗歌《复谑廷裕》赠裴廷裕，该诗云：“曾随风水化凡鳞，安上门前一字新。闻道蜀江风景好，不知何似杏园春。”[44]李搏在诗中询问好友成都的风物之美与长安相比如何？裴廷裕赋诗一首《蜀中登第答李搏六韵》与之唱和，该诗云：“何劳问我成都事，亦报君知便纳降。蜀柳笼堤烟矗矗，海棠当户燕双双。富春不并穷师子，濯锦全胜旱曲江。高卷绛纱扬氏宅，半垂红袖薛涛窗。浣花泛鹢诗千首，静众寻梅酒百缸。若说弦歌与风景，主人兼是碧油幢。”[45]裴廷裕认为蜀中的风光景物诸如烟柳、海棠、锦波、画舫、燕燕、泛鹢等，蜀中遗迹如扬雄宅、薛涛窗、净众寺、狮子门等，与长安杏园的美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又，中和年间文人张曙和崔昭维同时入蜀参加科举考试，张曙落第而崔昭维高中状元。张曙赋诗一首祝贺好友，其《下第戏状元崔昭纬》诗云：“千里江山陪骥尾，五更风水失龙鳞。昨夜浣花溪上雨，绿杨芳草为何人。”[46]

唐僖宗中和年间，许多域外文人入蜀参加科举考试，并非都能金榜高中如愿以偿，他们有的落第后失意离蜀，有的漫游蜀中滞留不归。如泉州莆田人黄滔，中和年间入蜀应试落第后怅惘北归，其《退居》诗中云“惆怅西川举，戎装度剑门”[47]，根据诗意，应是诗人落第北归经过剑门时所作。诗人黄滔入蜀应举时对“谒帝逢移国，投文值用兵”（《壬癸岁书情》），国难时事感慨良多。同时对中和四年（884）寓蜀朝廷科举停考一事颇为不满，其诗作《别友人》自云：“大朝多事还停举，故国经荒未有家。”[48]又，浙江富阳人崔涂于中和二年（882）入蜀应举，落第后寓蜀不归。崔涂怅惘失意漫游蜀中，其《蜀城春》诗云：“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巾。在处有芳草，满城无故人。怀才皆得路，失计自伤春。清镜不能照，鬓毛愁更新。”[49]崔涂在成都的诗歌作品还有《题净众寺古松》，游历梓州时创作诗歌《秋宿鹤林寺》，漫游嘉州时创作诗歌《秋日犍为道中》，出入巴东时创作诗歌作品《巫山旅别》和《巴山道中除夜书怀》。崔涂寓蜀三年，直到光启元年（885）出峡东归，其《海棠图》诗云：“海棠花底三年客……始惭虚到蜀城来。”[50]又，京兆长安人李洞“黄巢之乱”后避难入蜀，诗人流落川北龙州时创作诗歌作品《龙州送人赴举》。李洞中和二年（882）或三年（883）蜀中应举不第，于中和四年（884）蜀中科举停考时流落东川创作了《东川高仆射》《寄东蜀幕中友》《江峡寇乱寄怀吟僧》等诗作。又，袁州人郑谷在“黄巢之乱”爆发后流寓蜀中，诗人于中和三年（883）参加科举考试不幸落第，其《蜀中春日》诗云：“和暖又逢挑菜日，寂寞未是探花人。”[51]郑谷科举失利后怅恨东归，诗人沿长江水道东出夔门时创作了诗歌作品《巴江》和《峡中二首》。又，诗人王驾入蜀应举不第，好友郑谷赋诗一首《送进士王驾下第归蒲中》相赠。郑谷在诗歌题目下自注“时行朝在西蜀”，该诗云：“失意离愁春不知，到家时是落花时。孤单取事休言命，早晚逢人苦爱诗。度塞风沙归路远，傍河桑柘旧居移。应嗟我又巴江去，游子悠悠听子规。”[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