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元代文学的心灵之光
朱德润是元代颇具影响的画家、文学家，其生平《元史》无载，清末柯劭忞著《新元史》将其归入“列传第134·文苑上”。据史料显示，延祐末朱德润以赵孟頫荐之沈王，以闻仁宗皇帝，召见玉德殿，授翰林应奉，兼国史院编修，寻授征东行省儒学提举，后因宫廷纷争，深感仕途渺茫，乃辞官归隐苏州。之后近四十年，日以读书绘画写作交友为乐。其作品，画以《秀野轩图》《秋林垂钓图》《浑沦图》等闻名，文有《存复斋文集》十卷及《存复斋续集》等存世。其文集渗透着作者对政治、经济、文化、人生和艺术的诸多思考，是元代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史料。其中散文体式多变、风格多样，代表作《雪猎赋》是《历代赋汇》所收元、明两朝“蒐狩”类仅有之篇。诗歌取象细腻、生动传神，有不少乃触及民间疾苦和社会现实之佳作，尤其是其“新乐府”诗，被称为“馆阁文臣难得一见”[1]，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御选元诗》收其诗56首，《元诗选》初集收其诗97首，元人虞集、周伯琦、冯子振都曾撰文给予高度评价。杨镰先生在《元诗史》中称朱德润文集是元人别集中“比较少见流传”的一种。
关于朱德润研究，目前国内外学者多集于其绘画成就及其与当时文人的交往上，如孙国彬的《试论朱德润与〈浑沦图〉》[2]、孙丹妍的《朱德润与曹知白——元代李郭传统山水画与文人画风》[3]、刘忠玉的《试论高丽王王璋与元中期时政及其与文人画家朱德润之交游》[4]、高阳的《朱德润〈林下鸣琴〉绘画风格》[5]、李天垠的《元代宫廷之旅——沿着画家朱德润的足迹》[6]，以及日本学者西上实的《朱德润与沈王》[7]，等等，而代表其文章成就和文学成就的《存复斋文集》《存复斋续集》，在有关朱德润的研究中却少人问津。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元代文学历来未受到应有重视。由于元统治者重武轻文的取士制度，对汉学儒士的轻视，加上元代作家对形式技巧的片面追求，以及后世文人民族感情的因素，自明代开始便有“元无文”（王世贞《艺苑卮言》）之说。在20世纪30年代陈柱的《中国散文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种《中国文学史》中，元代文学的内容少有提及。能够进入人们视线者往往只是所谓的元代“儒林四杰”，而他们的作品恰恰是元代取士重实贵用标准的产物，很难代表真正的文学。
其次，朱德润在元代及后世常以画闻，其文学创作少有人关注。自元以降，朱德润以画名世，在画界地位已定，评其画艺者云集，相对忽略了其诗文价值。
再次，朱德润为元代名士，曾参与政事，与政界、文化界多有交集，文字作品种类繁杂，人们很少对其作品文本深入探寻，造成诸多研究的不便。
最后，朱德润的文学作品高深博雅，古奥难解，且多有残缺，至今未有一个关于其诗文全集的校注本，更少有关于朱氏文本的深入探讨。
这一切都成为朱德润文学创作研究的重大障碍。
考之史料，最早对朱德润文学创作进行评价者应该是其同时代的虞集、俞焯、黄溍等人。虞集认为他“文章典雅，理致甚明。独惜以画事掩其名，然识者不厌其多能也”（《存复斋集题辞》），俞焯说他“理到而词不凡”（《存复斋文集序》），而黄溍则称其诗书画“多能”，“非直今人之所难，求之古人固不易得也”（《存复斋集序》）。清代的《四库提要》认为，朱德润的《存复斋文集》“惟合沙俞焯序称其文‘理到而词不凡’，差得其实。诗则浮浅少深致，益非其所长矣”。故《四库全书》未收入《存复斋集》，仅列目于“别集存目类”。可见，清代人在《四库提要》中对于朱氏的评价比元代人要低得多。
杨镰先生的《元诗史》是将朱德润诗歌列入文学史比较早且篇幅较多的一部著作。在该书第四卷“南方诗人”第六章“后期文臣中的诗人”中，有两千余字论及朱德润诗文。杨镰先生认为，朱德润的一些绝句感受细腻，对景物的描写“饶有风趣”，如《晓晴》《出郭》等诗，对朱“触及民间疾苦和社会现实”的作品如《无禄员》等持肯定态度，认为“可以读到在馆阁文臣难得一见的元代‘新乐府’诗”。杨镰先生对朱德润的诗文的总体评价是“比较平淡，但并非无足可观”，诗集的主流是“应酬之作与闲适之音”。那么，杨镰先生所说的“可观”之文是什么呢，他特举两例：
如《异域说》（卷五）所记佛林国（即唐人杜环《经行记》中的拂菻国）事，可补中外交通史之缺；《跋大星记》（卷七）所记至正四年（1344）秋有大星降及船篷事，是有关UFO（飞碟）的珍贵史料。[8]
在此，杨镰先生对朱德润文学创作的认识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他将朱德润的散文价值仅仅局限在奇闻怪传一端，显然不够全面，甚至仅抓住了枝末，未触及其文章主体。其二，认为朱氏诗歌的“主流”是“应酬之作与闲适之音”，考之朱氏诗集，显然不够准确。笔者在对朱氏作品的考察中认识到，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应酬”“闲适”之外，朱氏还有更多的体现情志之作。
李天垠的《元代宫廷之旅——沿着画家朱德润的足迹》一书主要从绘画角度探讨朱德润的生平创作历程。作者将画家的经历、书画创作置于元代大历史背景下，描述了元大都、元上都、江南地区的地理风貌与风土人情，对画家作品的形成及特点以及当时汉族士人的态度等进行深入探索，提出了独到的看法，是朱德润绘画研究少有的专著。值得一提的是，李天垠在该书第四章“不为人知的朱德润”中，专节介绍了“朱德润的文学兼及《存复斋集》研究”。李天垠认为，朱德润是“以诗书画见长的三栖人才”，而且在诗文方面比其好友柯九思“功底更加扎实”，这与他年轻时的努力、老师的指导及其特有的经历密切相关。沈王将朱德润引荐给仁宗，是以其儒者的身份，朱德润作为“征东儒学提举”亦是儒官。李天垠认为，历史上对朱德润的文学评价有欠公允，尤其是清代《四库提要》编者的评价，显然“过于苛刻抑或过于浮浅，没有注意到朱德润作品的深刻社会内涵”。朱德润的文风应当归为“唯美宏大”一类，其诗文创作大体可分为几种类型：第一种是他在归隐期间所写的向往闲云野鹤的生活的作品。第二种是重在叙事的酬赠之作。而其诗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针砭时弊的作品，如《德政碑》《无禄员》《外宅妇》《富家邻》《官买田》《水深围》《前妻子》等，“文笔轻松诙谐”，揭示的社会问题深刻，“即使是在数百年后的今天阅读，仍极具现实批判意义”[9]。
应该说，李天垠对朱氏文学创作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尤其是对其新乐府体诗的评价，可谓切中朱氏诗歌的核心。但由于该书重点在绘画创作的评述，对文学方面缺乏系统的考察，尤其是对朱氏散文的评价显然还不够全面。
杨晶瑜的论文《元明清三代狩猎赋综论》[10]重点探讨元明清时代狩猎题材赋作的特点和规律。作者认为，在元明清时期，赋体的发展远不如散曲和小说，但仍有少数名家和名作存在，并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时代特色。其中，作者论及元代的赋体创作，对朱德润的《雪猎赋》给予高度评价。作者认为，虽然蒙古族在入主中原之前停留在口头文学阶段，但建立元朝之后，对汉民族的文学传统并未采取拒斥的态度，而是广泛吸纳，并将赋体列入科考范围，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以古赋取士的朝代”。作者认为，狩猎在古代蒙古人中占有重要地位，史书中常与战争并提，元朝建立后，围猎逐渐变为大汗和各级王公贵族喜好举行的带有军事演习性质的娱乐活动。其间，随行大臣作赋以颂者自然不少，但流传下来并得到公认的好作品并不多，《历代赋汇》“蒐狩”类于元明两朝仅有一篇《雪猎赋》，可见其地位之重要。该作品除了体现出汉代大赋的结构特征外，在语言描写上也独具一格，比如对天子阵仗的夸张性描述以及对当朝统治者的讽谏笔墨，都十分出色。同时，作者认为，虽然元代将赋列入科考范围，但在文学上重实贵用，像这种狩猎类的题材从未出现在科考当中。朱德润凭借《雪猎赋》受到英宗的赏识，“实属侥幸”。
李新宇的《元代辞赋研究》[11]一书将朱德润列入元代后期赋家之列，在“元代辞赋作家作品一览表”中列出朱氏辞赋作品25篇，但除指出其《幽怀赋》属于“超世解脱”一类外，在书中并未有具体评价。
在朱德润研究的当代资料中，有些是未正式出版的学位论文，重庆大学叶潜的《朱德润研究》[12]应该是其中比较系统的一篇。该文从“朱德润的生平与艺术修养”“朱德润的交游”“朱德润绘画风格的形成与演变”三个方面对朱德润的生平创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认为朱德润是元代“李郭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绘画与书法皆源自赵孟頫，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与“元季四家”相比，其艺术创新并不彻底，艺术成就也相差甚远。其艺术与人生充满了仕与隐的矛盾，其作品中的情感亦在此二者之间徘徊，因此往往顾此失彼，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在“朱德润的文学”一节中，作者对朱氏的文学评价基本上与李天垠的观点一致，但对清代《四库提要》编者的观点，作者持认同态度，认为“朱德润《存复斋文集》的内容，不免觉得浮华有余而深度不足。其诗词亦无清新之态，流畅而已，且含意颇多扭捏。与其好友虞集之诗相较，不免相形见绌。虞、俞二人之所夸，亦不免让人觉得只是文人互夸之虚词谀语。所以《四库提要》认为朱德润的《存复斋文集》‘惟合沙俞焯序称其文“理到而辞不凡”，差得其实。诗则肤浅少深致，益非其所长矣’。《四库提要》作为后人之作，相较于朱德润的同时代人，其所评当更为恰当”。但作者将朱氏作品中对社会的揭露与批判归结于其“致仕较早，与民间接触较多”，似乎是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并没有从主体意识角度进行深入挖掘。
就以上各家对朱氏文学创作的评价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在元代文学重实贵用的大格局中，朱德润的文学创作有其独特之处，尤其是对社会矛盾的揭示和批判，是元代文学中的一大亮点。其二，朱德润的诗文作品繁多，且异美纷呈，过往论者往往难以顾及整体，有的甚至只取其一点，不及其余，实乃一大遗憾。其三，只有对朱德润的文学作品进行整体观照，系统考察，方可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
这也是本书开展研究的重要原因。
其实，如果走进朱德润的文学世界，我们便会真正认识到这位被画名掩盖了文名的艺术家，并非如有人所说的“肤浅少深致”（俞焯语），或多应酬之作，而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底层生活多有观察，对社会问题多有批判，对现实人生多有思考，应该说，他的创作对元代文学是有着独特的贡献的。
毋庸置疑，朱德润的文学创作中亦有许多为达官贵人所写的序跋铭赞碑祭唱和的诗文，这也许是历朝历代每一个文人都难以摆脱的写作经历，但与众不同的是，朱德润并非着意于奉承阿谀之词，总是在赞词之外，表达出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情感好恶，对世界的人生感悟，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可谓别有怀抱。比如他写的《古鼎铭》《知止堂铭》《刘大本拙庵记》《招孝子辞并序》《赠钱刚中序》《祭郑信卿左丞文》等，都非单纯的应酬之作，而有着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考。这一点与许多文人单纯的人事应酬大不相同。
如果与其同时代的仕者相比，朱德润更像是一个儒生，有着更多的民间情怀。传统的儒学熏陶，使他即使退隐，文学创作思想亦在仕与隐间徘徊，并非彻头彻尾地效忠或反对。在他的作品中，渗透着作者对政治、经济、文化、人生和艺术的诸多思考，是元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他的诗体作品感古伤今、反映现实、取象细腻、生动传神，其中如《德政碑》《外宅妇》等已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散文类作品内容丰富、体式多变、语言典奥、风格多样，如《雪猎赋》《游江阴三山记》《秀野轩记》等亦是优秀的抒情之作，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在他的作品中，亦渗透着他对社会人生的体认和思考。本书对其作品的深度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元代社会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空间。
朱德润的作品，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世界。在与朋友相处时，他往往是积极上进的，充满了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但当他在贫穷寂寞中独处时，又能看到其消沉低落的另一面。时而赞良乐盛世，时而愤世嫉俗，时而感壮志难酬，时而叹民生多艰。因此，如果说朱德润是一个归隐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不完整的入仕者，或不完整的田园画家。说到底，应该是一个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济世热情在他心中燃烧，不灭的理想化为火焰，使他的文学创作亦闪烁出亮点。从他的文字中，既能体会到一种儒者的崇高品格，又能感受到一个落泊乡野的文人的人生无奈，有时积极上进意气风发，有时消极低沉颓废空虚，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内心世界充满矛盾的思想者的真实情感状态。走近朱德润，也许能唤起我们对元代文学的重新认识，真切地感受到一位对社会有着深刻洞察的儒者的心灵。
朱氏文学创作，除得力于其学识才气外，主要来自其对义理的崇尚，对儒学的坚守，通过诗文传其性灵、表其心志，是其创作的根本动机。在其作品中，除了忠君爱国济时用世的主题外，亦常能看到其孝亲敬长、尊师重学的思想。考其生平行状，可知诗如其人，文如其人，文字“光明易直”，“使人读之而可晓，考之而有证”。故其诗之言性情，文之倡道义，多能直面现实，言必中当时之过；叙事言理，多能适体而作，“典雅而理致甚明”。[13]一部朱德润文集，可以说是作者生活时代和思想情感的记录，真实地展现出元朝社会的世情风貌和世道人心，揭露了吏奸民猜的政治黑暗和民不聊生的悲惨生活，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作者矛盾复杂的儒者心路，渴望报国拯民的文人心志，及贫贱不移四顾茫然的隐者心迹。当然，还有其卓越的文章技巧和诗赋才华。因此我们可以说，朱德润是元代儒者人生遭际的一个写照，朱德润文集是元代文人性灵良知的一片灯影。
[1] 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6页。
[2] 《美术研究》1990年第3期。
[3] 《紫禁城》2005年第S1期。
[4] 《欧亚学刊》第五辑，中华书局2005年版。
[5] 《山海经》2015年第18期。
[6] 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7] 《美术史》1978年第3期。
[8] 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页。
[9] 李天垠：《元代宫廷之旅——沿着画家朱德润的足迹》，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
[10] 《时代教育》2014年第4期。
[11] 李新宇：《元代辞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2] 叶潜：《朱德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2005年。
[13] （元）赵文：《青山集》卷五，《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