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荷英静物画里的时代精神和幻想故事
静物画视觉主题是传达图像意义与承载文化的另一维度。如同17世纪英国的多数绘画——静物画多数来自荷兰。这也证实“风俗”一词最初用来描述静物画。静物一词（stilleven，荷兰语）仅在此后几十年出现过。随后静物画日趋盛行，表明了荷英之间快速的文化传递，这在海景画之父弗鲁姆的著述中得以证实。他写道，凡涉及的各类静物画名称都是典型的荷兰语，找不到英语对应词。[26]该观点受17世纪荷兰画界的支持，《科利尔先生的信架：现代化信息时代艺术和幻想的故事》写道：这系列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博物馆标题中有所体现，其中1696年，对水、风等静物描述适度准确，荷兰画家爱德华·科利尔（Edward Collier，1640—1708）画油画之时，静物一词就被引入了英语的公众视野中。[27]
静物包括花卉、早餐、宴会和动物等，这些词的来源也是荷兰语。诺伯特·施耐德（N.Schneider）在其著作《静物》中写到，静物一词到17世纪中期才开始使用，初次接触该词是在荷兰语词库中，他举例水果（fruytagie）、宴会（bancket）和早餐（ontbijt）加以证明。美国艺术史家西摩·斯里夫（Seymour Slive，1924—2014）提出，荷兰人直到1650年才开始使用这一词（静物画），此前，称为“静放的物体”（stilstaendedingen），或者将它们按绘画主题归类为“宴会”（bancket）、“水果片”（fruytagie）、“花盆”（blompot）等。[28]当作家威廉·桑德森（William Sanderson）把这类画作称作固定呆板事物时，他脑海中浮现出的大概就是动物和花卉图案了。英国画家如威廉·戈夫·弗格森（William Gow Ferguson，1632/1633—1689）也曾创作静物画，但这样的画家在当时寥寥可数，直到18世纪20年代，英国才出现猎物画家。例如活跃在乌得勒支和海牙的弗格森（H. Ferguson，1665—1730）。
毫无疑问，这些画家传递着视觉文化信息。如西蒙·福莱斯特（Simon P.Verelst，1644—1721）笔下常见的主体花卉图案《花团锦簇》（Group of Flowers，1669，图1.9）中的大片暗黑背景使人无法辨别花束置于怎样的空间。凸显的郁金香隐含低垂凋萎之意，或许暗示着一句拉丁语：记住你只是凡人。[29]凋零的玫瑰花的意象与生命短暂、无常产生共鸣，是对生命的演绎和阐释。玫瑰是英格兰的国花，代表了英格兰的民族文化。而郁金香是荷兰非正式国花。17世纪教皇授予君主特殊荣誉时，会使用玫瑰，如册封英国君主，为亨利八世和玛丽一世加冕时，就使用了玫瑰。[30]它和英国君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约克和兰开斯特的发现，以及玫瑰战争。玫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花之皇后，最具贵族气派，享有皇室权威。
图1.9 花团锦簇
文森特·范·德·维（Vincent Van Der Vinne，1628—1702）那幅代表死亡的奇异静物画（Vanitas with Royal Crown，1649）是查理一世被处死的那年绘制的。这幅画隐含了命中注定的死亡，甚至包含了死亡带来的不良后果，如右上角作为背景的头骨。前景桌边摇摇欲坠的皇冠是权力终结的象征，反映了当时英国的政治状况。画面下方，已故国王的肖像代表了君主政体的陨落；皇冠后方未密封的羊皮纸、武器以及羽毛代表了时人的命运和野心。从图像学阐释，背景羊皮纸卷上的“denckt op tent”字样，无疑是死亡的象征。破损或者尘封的乐器代表时间流逝。[31]
文森特将查理一世的死亡主题潜藏于画作中，而且表达方式迥异。其静物画《查理一世和上翘的王冠》（A Print of King Charles Ⅰ and an Upturned Crown，1649—1702，图1.10）中运用不同元素暗示流逝的生命。如铺有绿色天鹅绒布的桌子上摆放着诸如琵琶、曼陀林、郁金香和玫瑰花纹玻璃杯、查理一世画像之类的东西。皇冠中间的郁金香和玫瑰既暗示着生命的流逝，又代表了当时的英荷关系。凋谢的玫瑰代表垂死挣扎的英格兰君王以及岌岌可危的皇位。大约在16世纪，代表荷兰的郁金香和郁金香球茎传入荷兰。那时的荷兰正处于抗击西班牙的独立战争时期。花卉抵达荷兰共和国时，正是荷兰最终摆脱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控制之时。画面中的王冠，查理一世的画像和羽毛与代表荷兰的郁金香距离并不远，似乎暗示着以某种形式进行的文化交流正在发生。
图1.10 查理一世和上翘的王冠
爱德华·科利尔的绘画也表现了这种文化互动。如《错视画信架》（The Trompe L'oeil Letter Rack，1700，图1.11）中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剪刀，年鉴，报纸，开信刀，羽毛笔，放大镜，信封，手表等。挂在红带子上的物品，手表和微型画有助于创造“错视画”幻想。荷兰“错视画”始于用窗帘作为宗教画元素的传统，自17世纪50年代起，荷兰人开始在绘画中展现世俗长物，尤其是虚空画[32]，即著名的祖克修斯（Zeuxius）和帕拉修斯（Parrhasius）之争，错把幻想当成现实。科利尔受查理二世之邀定居英国，他甚至把名字都英国化了，以便更好的在英国出售绘画作品。此画引人深思的一个特征就是“阿波罗·英国年历”。在英国，年鉴从16世纪中叶到1700年前后开始盛行。17世纪时，年鉴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印刷书籍。[33]从1706年起，至少有12幅错视画信件架和五种“印刷”件：这些在荷兰语和英语之间的变换，以及他们在伦敦和莱顿之间的签名，都发生在同一年。幸运的是，这些记录是科利尔个人和政治之间相互反映的确认，荷兰人和英国人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这似乎可以更好地解释荷兰语与英语之间的频繁切换。[34]
图1.11 错视画信架
科利尔的绘画有力证明了英荷之间的文化交流。又如其《静物》（Still Life，Jan Davidsz de Heem，1699，图1.12）再次突出了书写工具：画面正中桌面插着羽毛笔的墨水瓶、蜡烛和罐子。桌面报纸上写着：陛下致议会最亲切的讲话，地点在伦敦，时间是1698年2月1日，星期三，由查尔斯·比尔（Charles Bill）和托马斯·纽康（Thomas Newcomb）的女遗嘱执行人印制。托马斯·纽康是已故国王最高权力的印制人。封蜡后面另一张纸上写着“生命短暂，艺术永恒”（VITA/BREVIS/ARS/LONGA），传达了该画的文化主题。
图1.12 静物
此画另一有意思的现象是科利尔先生署了他的英语化名，并视自己为“伦敦画家”。虽然原因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本土画家对德高望重的大人物在外国画家处订购感到愤恨。人们从画中获取的另一信息是，科利尔选择描绘的地理位置是美洲和亚洲之间的太平洋。17世纪初，这片地域还未被欧洲国家探索，直到17世纪中后期和18世纪，英国和其他国家才开始探索太平洋周边大陆，如英国航海家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1651—1715）考察了东南亚、澳大利亚和俾斯麦群岛。这幅画是为对探索新世界感兴趣的赞助者所绘。书写工具对探险家或通过书信日记与探险家接触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由此可以推断，荷兰艺术家想要激起英国人民对这类油画的兴趣，并持续保持这种高涨的热情。
科利尔的画作《错视画法与文房四宝》（Trompe l'Oeil with Writing Materials，1702，图1.13）从构图和主题角度看，都为敬献作品，常与有影响力的人物有关，且通过日常用品表达观点。画中折叠的新闻传单，阿波罗年历复制品和查理一世的勋章都暗指1702年3月8日安妮女王的正式登基。从诸多角度看，《阿波罗·英国年历1694》（Apollo Anglicanus，1694）阐释了绘画的重要文化特征。据估计，到1660年为止，三分之一的英国家庭里都有年历。[35]在静物画中，年历是日常物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它的普及反映了其重要性。年历是为所有人编制的，不分社会阶层。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与其他代表性物品相比，年历也极具辨识度，是国家身份的标志。科利尔在荷兰专攻静物画，特别是虚空派静物画的元素在其错视画中也有所体现。这可以说明科利尔的文化转变。他并没有创造绘画新门类，确切地说，他到达英国后，选择了新的绘画形式以满足自身需求。有必要指出的是，为什么科利尔选择写作工具或书写物品作为绘画的内容呢？这是因为17世纪后半叶，写作界和印刷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英语语言学发生了变革，如英语发音的统一，这源于印刷机的印刷需求统一了拼写。科利尔的成就不可言喻，其作品如同一曲文字的鸣奏曲，牢牢把握住了现实可变性和动态性与印刷文字固定性之间的冲突。科利尔在帆布上描绘着英国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促进了英国和荷兰的文化交融。
图1.13 错视画法与文房四宝
事实上，除了上述绘画外，与荷英文化交流相关的静物画还有不少，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赘述，仅以荷兰黄金时代的画家彼得·杰瑞兹·凡·罗伊斯特莱顿（Pieter Gerritsz van Roestraten，1630—1700）的静物画《约翰国王的杯子》（Still Life with King John's Cup，1700，图1.14）为例。他于17世纪60年代移居英国，直到1700年过世。“约翰国王的杯子”很可能制作于爱德华三世执政时期（1327—1377），在亨利七世和詹姆斯国王统治时添加了装饰。[36]这在《伦敦艺术之旅》（The Art Journal London，1852）中得以证实。在民间仪式中，民众为祝愿皇室家族的健康，共饮杯中之酒。在公共节日里，盛满一品脱酒的杯子通常装满了麻袋，所有在场的人都用它来祝福国王和王后的健康，这似乎是为了维护君主制和臣民之间的关系。这种民众仪式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参加圣餐的宗教习俗。这幅表现约翰国王杯子绘画的主要特色是杯子摆在桌子上，处于画布前景左方。
图1.14 约翰国王的杯子
荷兰画家罗伊斯特莱顿抓住了贵族赞助人的兴趣，把传统生活方式的肖像变成围绕自己时尚作品的组成部分。他在英国生活期间转变了绘画方式，融合了荷兰风格和英国长物，创新传统。他不仅浓缩了长物的优雅，还体现了贵族生活的时尚礼仪。证明了荷兰大师针对英国社会不同阶层，以不同方式将日常生活融入这些绘画中的事实。无论英国年历也好，约翰国王杯也罢，都展现了英国不同社会阶层公民的参与及民族身份认同。与科利尔的错视画一样，其荷兰传统风格唤起古代大师修斯和帕拉休斯之争。这就是古老的静物画的起源，通过荷兰大师之手不断地发展，最终融入英国的日常生活中。无论罗伊斯特莱顿是否有意记录这一史实，但还是在客观上推动了美术史的发展，促进了人类文化史的进步。
毋庸置疑，图像是荷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上述研究旨在通过17世纪荷兰风俗画证明英荷文化交流，虽然他们不如以历史为题材、以神话为主题的绘画那样受人盛赞。但研究发现，一方面，海景画、风景画和静物画作为人们对过去生活的视觉记忆，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再现了17世纪人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贯穿17世纪的英荷贸易战争和海洋争霸的重大事件对艺术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特别是对该时期荷兰移民画家没有多大影响。三位学者（德琼、阿尔珀斯、威斯特曼）对荷兰画派发表的诸多深刻阐释，为“揭开荷兰艺术的面纱”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他们对阐释荷兰艺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相互间的某些共性形成了适用于观赏和理解荷兰绘画的方法。德琼与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在图像学研究中达成一致，即通过主题和图案诠释荷兰绘画中的隐藏含义。德琼以象征性图案解释荷兰艺术，而这些象征性图案又启发了他对文化主题的研究，从而通过视觉图案证实英荷文化之间的交流。当代艺术史家斯韦特兰娜·阿尔珀斯主张欣赏描述性荷兰绘画不是为了破译其隐藏意义，而是着眼于绘画本身的自然现实主义，如同拍摄现实场景。最后，威斯特曼的理论提出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性，讨论绘画中代表各自民族的文化和视觉主题，助力人们理解17世纪的英荷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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