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移动视界中的海外华文书写
一
有人说，灵魂拂去尘埃，便能耀眼重生。而文学便是深入历史尘埃中，去发现灵魂的摆渡与移动。文学是最直抵人心声的文体，也是最为简洁的表叙方式，一个人的灵魂有多高洁、有多飘逸，文学都能够鲜明地透露出；一个人的心有多宽广、有多深邃，文学也最能够简单地叙述出。所以，文学成为人与世界与时间关联的纽带，我们从中可以发现生命与梦想、记忆与经验、激情与情绪、苦难与秘密，还有更多。
拙著《移动中的雕刻——当代海外华文文学微观察》展现的是从20世纪到21世纪活跃的海外华文作家，在不同时代中的情感、经验与理性哲思。在这里，原本想以宏阔的方式鸟瞰与缕析海外作家创作现象及发展轨迹，也精心遴选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较为深度性的专题研究，但展示给读者的却是现在的模样，想来学术不仅是学理意义上的爬梳，也应该是作家丰富多彩的心灵图说，更有其对生活经验与启示意义的揭开，把深陷历史脉络与时代留痕中的精神内复原、召回，让其回到当下的现实场景中，与读者能够构成有趣的对话空间。
本书重点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华文文学中不同作家在移动中呈现的多样书写形态与主题表达，即海外华文文学因果母题、家国与个人叙事、代际伦理中的母女、移动与空间的雕刻、未来科幻与人类的存在等，阐述了与时代有同构关系的人物形象，在性别困境中的女性自我想象与意义建构，伦理缝隙中的存在与反抗的介质，以及移动之后在母体与变体之间的主体性构建。进一步挖掘在中西文化背景下移动时空中，文学书写的精神姿态、文化脉动、多重样式与主体实践。
作为一种文学观察，笔者选择了以“移动的视角”进入叙述空间模块，并将移动的主题、轨迹等作为考察的对象，主要由两条线索展开：第一条线索是以大量的文本、资料充实而成的分析，主要集中于海外华文作家的主题表达，以及对形成的共性与差异所做出的阐述；第二条线索则是依据作家的迁移轨迹与时空切换，加之与作家访谈、历史背景与书写空间形成呼应后，所进行的对作家文本的深度分析。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媒介与智能的崛起，文学本身的样式也在发生着改变，海外华文文学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文学的边界移动，也获得了新质，从而为文学的书写内容与形式提供了别样的特质，开创出新的文学表达的审美空间。但总体来说，本书并不侧重统体的概述，而是体现为一种微观察，试图以当代海外华文移动中的艺术实践，勾连海外华文创作潮流及当代文学史，指正作家的生命经验、文本形态与时代发展具有同一性，更展示出海外华文书写由性别、身份、生态、信仰、潜意识等关键词构成，在中华母体与自我变体之间进行的主体性构建。因此，寻找空间形态的迁移与转向，聚焦作家文本的移动性、构建性，不仅强调了作家的艺术风格与个性，也将其纳入海外华文文学史及当代文学史中加以分析，更注重揭示作家在时空移动中的思想与精神变化，当然文本形态所呈现出的发展轨迹、历史环境以及文化空间，也是要尽量兼顾到的。如此，便将作为中华大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形成一种对照与呼应，有了一个清晰的映像与图景。尤其是在时空距离已经被新媒介打破阈限的今天，文学的样式与生命形态早已跨越边界，文学图式也弥合了日常生活与艺术、想象与实践之间的沟壑，决定了文学研究的范式、角度、旨趣等发生了新变，但深藏在文本背后的作家的思维、思想及观察方式，这些最为活跃的变量，也最终成为把握作家文本修辞格式与修辞秘密的关键所在。
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跨国别、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的书写，云集了世界性范围的作家，也汇聚了不同的文化习俗、社会阶层、历史构成、时代特质、意识形态等，因此文本呈现为多元立体共生的文化生态景观。而梳理其主题的演进、文学的特点及具体文本现象等，就成了必然的课题。而涉及作家及文本的分析，结合整体海外华文文学走向与内在转换，回到具体文化语境与历史现场，考察其介入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文学微观察就是以浸入式的方式介入，但不使观察滑入到外倾式样的境地而失去客观性，与不同的作家主体构成心灵、精神与文化的对话，同时在时间—空间中考察作家在移动中的心理变化、文本内涵及时代的特质，还有透过已板结或固化的能够沉入文学潮流底部并成为文化积淀的一部分，获得与揭示文本所携带的时代内涵、性别意识、宗教信仰、道德伦理、民族文化、精神气质、文化根脉，以及其所显示的人类意义上的普遍性价值与意义等，这一切就是本书着力寻找的。
二
“因果”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在中华历史上不断被重复地演绎，是集体无意识的智慧体现。同样，在海外华文文学的进程中，带有原始意味的因果轮回或显露或隐现其中，具有广泛的象征性和概括性，寄托着深刻人生哲理的因果叙事，已经从佛教义理逐渐渗透到世俗的生活中，指涉人们生活的题旨和象征，而更多的是一种镜像的作用，折射了生息在海外华人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依恋与纠缠，呈现出海外华人内心深处的尴尬与挣脱的集体无意识。应运而生的是，他们笔下的因果母题表达就具有别样的姿态与内涵。
海外华文文学的因果母题在文学作品中有多种表现和多方面的意义。因果叙事的文学的意义和叙述的辩证模式，因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因果伦理主题有了全新的变化，同时，由于因果报应之理论不具有逻辑性，大有因果报应世俗化、普泛化的趋向，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经逐渐演化为一种道德的伦理渗透在人们的日常与精神生活里，也就是因果之说已经从神性的位置逐渐被消解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反观人的世态行为，也大致看出了世俗人生的追索与生存原则与道德底线。作家们客观地揭示了海外华人人际关系和生存秩序中的“社会性规约”，这种规约既来自传统的宗教伦理观念，如善恶报应，也来自共同的自然与社会挑战。异域文化背景的生成，以及生存环境成了人们因果命运承受与承载的外因，而内在的角色转型与认同成了因果的内在因素，当然也有宿命的追索与无奈的选择。
作家在平静而冷嘲的因果叙述中，将审美视角伸向亲仇、乱伦、纵欲、利益等非理性心理的底层。一些华人作家更是通过自己的文本解读了对因果报应的理解与感悟，当然，这种梳理是自觉与不自觉的行为。在作家笔下，有着诸多的因果律的存在与解析：人性与神性之间情欲的因果律，欲望与生存之间的因果律，历史与现实之间金钱的因果律，爱欲与受罚的因果律，等等。当然，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家由于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地域文化，接受华夏文化的心理、途径和方式都有很大差异，这样就导致了他们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认同有某些本质的差异性。故而这里需要就其因果母题的内涵与逻辑变异、表现因果律以及因果意识，在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在哲学层面的高度对作家心理做一番梳理。
三
空间移动是人的天性。[1]“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地理空间的移动就一刻没有停息过。”[2]海外华文文学中的移动，既是物理空间的移动，也是精神文化的迁移。“世纪的全球迁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同样是迁移，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国度的不同移民有着截然不同的经验，而反映这些历史经验的各国移民文学也大有差异”。[3]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到80 年代出现了中外文化空间的明显移动，乃至到了 21世纪移动日渐成为一种新常态。相应地，存在跨国别、跨民族、跨文化的移动与切换等。同时，移动也拓宽了文学边界的书写。这个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经由作家的艺术想象和创作实践，实现了由“空间”（Space）向“地方”（Place）的转变，成为一个“意义、意向或感觉价值的中心”，一个“动人的，有感情附着的焦点”，一个“令人感觉到充满意义的地方”。[4]当然，随着书写空间与文化移动，滋生出新的文学—审美空间，但依然在现代性与传统性、本土性中游离，共生存在，而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这些移动是从本土或域外视角介入的，这里的“本土视角”是指中国人本土的视域，而“域外视角”则专指从异域着眼的。此外，还有本土域外视角的转换与切换。而移动的过程存在双向互逆移动，从本土向异域文化倾斜，再回流到本土的文化反哺，反映了近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文艺思潮乃至社会文化心理的更迭和变迁。应该说，书写空间的移动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趋向。
一是跨国别的中西方之间的空间移动，空间的移动带来直接的文化感受，海外华人作家观察世界、处理文学，有特殊的眼光与视界。对于在思想禁闭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渴望在思想解放的时代，获得解放和自由，并将东方思维容纳到西方的价值标准与判断中。而进入西方，海外华人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游移，切实地感受到跨文化、跨国别与跨种族的异质存在，在异质空间中，试图获得个人精神自由的伸张，却成了无根的主体。比如来自中国的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陈若曦、张爱玲、卢新华、亦夫、严歌苓等的跨文化写作，但最终的诉求与驻守在本土书写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将身份、性别问题与民族、国家、种族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更具有复杂性、游离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为代表的海外华人作家异军突起，白先勇的《纽约客》《芝加哥之死》、於梨华的《梦回青河》《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等，是在现代化的西方对根脉性的本土的回望。其中，小说有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於梨华的《傅家的儿女们》、陈若曦的《尹县长》，及丛甦的《中国人》（短篇小说集）等，共同构建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外华文移民文学，尤其女作家身居国外，受到欧美西方女性小说的影响，经历了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情欲解放等文学思潮，她们的创作呈现出新的文学形态与精神面貌。如美国华裔女作家聂华苓的移动具有独特性，小说《千山外，水长流》有中外跨国别、跨文化的路径及空间切换，书写自然与众不同。小说没有刻意渲染乡愁和“文化大革命”伤痕，也没有刻意表达对全盘西化的拒绝，而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融入了美国文化生活环境。可见，聂华苓重在对移动后的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挖掘，同时关切的是心灵与精神上的平和与满足，而不是深刻地控诉与批判。
中国大陆留学生群体自80年代开始形成整体性移动：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樊祥达的《上海人在东京》、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葛笑政的《东京的诱惑》、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闫真的《曾在天涯》、蒋濮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等小说，传达出了海外华人精神上的焦虑与自我生存发展空间的诉求。21世纪以来的文本凸显文化冲突和价值观的重建，张朴的《轻轻的，我走了》、奚蒙蒙的《夏天的圣诞——留学新西兰的男生女生们》等，书写异域空间中的成长经验，更强调“我”的独特性和主体性。鲁引弓的《小别离》、诗人朱夏妮的《新来的人：美国高中故事》、吕晓宇的随笔《利马之梦》、赵刚的《到英国去》等，最具有代表意义。同时也在人性的基点上，寻找中西之间的差异，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留学生的主要表达。海外华文书写涉及多重经验，体现了对跨文化介质进行了深度思考，并将两性故事设置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间紧张的文化夹缝中，更具典型性。
二是因空间的移动带来的文学—文化迁移，本土审美介入跨文化—世俗生活对接的契合点，海外华人作家对夹缝中的人性进行审视。在移动的日常场景中，获得了多元的观察角度和审美空间，展示了个体从传统空间移动到现代空间之后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的变异。这些移动与切换的过程中，既有切实的身体的移动，也有精神空间的构设。移动中的时空构筑，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特殊的文化场，具有了异质性的新思维，从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景观。其实，文学场域的“自主性”体现在场域的“自身逻辑”上，场域的生成与结构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系统，既维持了场域内部秩序的基本稳定，同时也拓展了场域的范围与界面。借助自身的资源、资本以及力量，拓展文化空间，并以批判性、颠覆性的姿态进行主体构建。而意识形态也会因空间场域而发生变动，但精神主体所持的文化理念却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量。这里，与其说是移动中的场所影响着作家的审美倾向与价值判断，不如说是场域作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力量，才是制衡文化意识形态的要件。艾勒克·博埃默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说“移民殖民者基本上把自己看成是文化上的迁徙者，他们过重地承担了本属于另一个古老世界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他们的教育、文学、宗教活动、文化准则以及各种体制等，使他们给人以英国驻外代表的印象，从过去的某个中心来到现在成为他们故乡的这个地方。由于他们与周围环境没有什么重要的联系，他们工作起来总有一种空虚感——没有文化根基，没有家园根基，没有此时此地的归属感”[5]。在跨界的移动与切换中，海外作家们始终固守中华母体文化的根性，寻找与追索着个体精神气质与普遍人性的契合，以表达生命的激情与意志，探寻人类生活的精神意义。卢新华的《米勒》、虹影的《阿难》、郭小橹的《我心中的石头镇》等小说，及阿城的散文《威尼斯日记》等，体现了在西方文化场域中，寻找异域空间中中国文化元素的存在，并展开了对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回望，从而印证了中国母体文化的兼容性与厚实性。而汤亭亭的《女勇士》则在历史场景与现实图景中，展示了中国神话故事，也讲述了现实中的美国华人生存处境，体现了中美文化元素的杂糅，同时也有难以回避的尴尬与困惑性。
在历史的必然性中，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书写呈现为文学的移动，涉及在历史空间、未来空间与世界性空间的迁移，存在空间的移动与切换、异域空间中的家园书写、时间的空间叠放。如此，海外华人作家文本基本能够清晰地勾勒、展示出海外华人移动的轨迹与内在切换的变化，以及沉淀为世界性文化底蕴的稳定的文化—精神建构。
四
性别文化结构是流动的，关涉人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包含了平等与差异，性别主体性更是女性自我主体重建的维度，容纳了女性的精神意志。走出性别困境：女性自我想象与意义的建构，就是将性别作为一个考察对象，在世界范围内对海外华文女性写作进行梳理，其实，就是将孕育了自身、民族、历史的女性作为一个移动的视点，以此发现女性的存在、历史的存在及人类存在的关联性。不可否认，中华民族母体孕育了海外华文学主体的哲学美学思想，尽管女作家由于地域环境、自身文化构成、时代背景等不同，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生命形态的揭示与艺术想象的塑形，但共同体现了读者主体的接受与需求，其所涉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整体上有跨国别、跨族别、跨门类、跨性别等多样化特点，既有女性日常生活场景的展示与母性及儿童的真实写照，也有对女性隐秘欲望的探索，还有城市中女性生命的抵抗、乡村生态的呈现，以及反映来自社会的性别歧视及性别文化结构本身的怪异等，体现了女性主体性建构诉求的话语实践。同时拓展了女性书写视域，以独特视角对人类存在本身进行思考，诸如在战争中或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对生命本体的存在方式及精神样态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现，对生命予以足够尊重与敬畏，形成完满的精神探索旅程，以最终探索女性、人类生命与生活的意义所在。
当然，海外华人女作家也在关注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应该享有的权利，揭示了人类生命状况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变化，文明的更迭对人们生活造成影响，形成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但生命存在及人性固守的美好体验与经验，乃至精神智慧，却是可以传递的，也把文学作为民族或人类情感与精神的载体，承载着超越时代的人类永恒的审美价值、道德价值与精神价值探寻。而女作家审视女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精神赋格的样式，重在探讨如何构建人类普遍性、完整性价值及意义，重建女性与自然、社会与男性和谐存在的审美价值、现实意义及其特征。而具体体现为在本体与主体之间的女性蜕变，性别文化的结构性困境与性别闭环的存在，身体性的放逐与灵魂摆渡，女性逻辑被消费主义逻辑改写的宿命，以及参与人类精神共同体的重构。这一方面体现了女性文本正被中国社会各阶层不同群体认同与接受；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外女作家、女诗人与女学者，尽管因国家、民族、历史与社会语境等的不同会有异质性存在，但仍然会有共同而丰富的精神思想内涵与问题意识，从边缘走向繁华，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审美追求，不仅对女性存在本身予以关注，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对人类自然存在、社会存在与精神存在予以探索，进行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经验表达，体现了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实践。
五
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就是展示中外文化缝隙中的存在与反抗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前后最早一批从中国台湾留学到国外的年轻移民，他们的创作构成了最早的“留学生文学”，包括於梨华、聂华苓、赵淑侠、欧阳子等，到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期由大陆前往海外的一批新移民，包括查建英、严歌苓、虹影、张翎、刘索拉等，这两代人，由于时代的变更带来思想的变革，他们文学创作的主题一直在不停地演变、发展、深化并增添新的意义内容。最初，初到异国他乡的陌生感和恐惧感，使得羁旅漂泊、去国怀乡的忧思构成了他们基本的叙述脉络与情感诉求；继而，面对现实生存的巨大压力使华人的异国生存况味与艰难挣扎成为文本表现的主题内容，特别是早期移民的后代，他们作为华裔作家，更多地比上辈人体味到想要融入异国文化的艰辛与两难；当异地生存的压抑感、焦虑感无法通过文本书写得到根本释放和解决的时候，作家们又开始寻求新的精神给养，于是回归家国文化，从父系和祖辈那里寻求新的精神慰藉，成为他们在异国“安身立命”的新的书写方式；到了90年代之后的新移民，在上述这些主题之外，又有了新的文化与语义内涵，当西方中心主义于世纪末逐渐受到质疑，当“个体主义”的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当“全球化”的思维模式更多地开始为人所接受，海外作家的创作就不再仅仅是生活的压力和怀乡的忧愁，而以更加大胆的视野和更加个人化的手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思索“家国文化”的时代意义以及它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民族”“性别”“生态”“种族”“阶级”等问题也开始纳入他们的创作视野，对于主体身份的焦虑和寻求自我身份的认同依然是一脉相承的不变的关怀，只不过由一己的个人视域转向了民族的、国家的、全球的视野，也在重新审视国外的现代性是如何冲击中国本土传统文化、思维逻辑、文化制度等，而深植于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根性又是如何影响世界文化的。
海外华人作家的小说创作在这一点上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身处中外文化交锋前沿的先锋者，没有一味沉浸在私人狭小的生存空间中而对外界的真实生活置之不理，始终都在关注现实的状况、时代的变动，在“微观”与“宏观”的双重视野中，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变更和自我的认知方式结合起来，在其文本中呈现为两种鲜明的叙事倾向。一是中外文化交锋中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审视，卢新华小说涉及女性伦理转向，存在社会伦理、政治伦理、性别伦理、代际伦理等冲突，作为更向内探索的线索，作家在审视整个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构成中，揭示了人的主体参与性与反抗性，在伦理、哲学、审美界面意义上文学的反抗与坚守，作家在人物多重性和立体化的塑造过程中，所呈现的人的主体性的精神诉求，以及对本土文化的批判性。二是在中外文化夹缝中，弘扬母体文化的精神气脉与文化根性，如亦夫放弃了之前“变形”“离轨”的叙事表达，从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转向了中外文化交融与冲突中的欲望叙事，真正地衔接了人间烟火的情感经验与精神困惑，但还是延续了之前探究人性的锋芒和深度的先锋气质，以现代性的光亮照拂现实大地，形成了强劲的域外书写的反射弧，并蕴含有中国的生态哲学思想与生存经验。
六
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移动的文化结构，其意义世界的构成本身是立体与多维的，其主旨要符合现实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并且应该具有思想内涵与价值意义，还有道德、伦理的判断，甚至是关乎时代需求、精神资源、民族性格、宗教信仰、伦理标准等变量的艺术。艺术家何以尽可能地赋予其灵动而哲学甚至美学的意味，寻找到当代人生存危机的根源，探寻小说乃至人类终极永恒的意义与价值，也要关乎人类探索与宇宙共同存在的根本问题，还要体现人类丰沛的情感体认与主体实践性。这是尤为重要的。当然，作家也应该在时空移动中，去探索艺术的创造空间、读者接受与想象空间，何以叠放出更为奇妙的世界。
新旧移民文学体现出了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传承，20世纪上半叶，巴金、老舍、徐志摩、艾青、钱钟书等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都曾经留学海外，将从外国文化中借鉴到的精华带回国内，形成独特的文字风格。而在海外居住、生活、工作、留学的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直接以母语创作、直接在外发表作品的华文作家，就成了旧移民作家，诸如张爱玲、聂华苓、於梨华等。而新移民文学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陆续跨出国门或求学或定居、或入籍世界各国的“新移民作家”为主体，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文学被迅速边缘化，文坛发生倾斜，“出国潮”和“下海潮”令人目眩，诸如高行健、古华、北岛、孔捷生、郑义、张辛欣、哈金、严歌苓、多多、杨炼、卢新华、亦夫、查建英、伊蕾、虹影、张翎、陈河、陈谦、方丽娜等华文作家，以独特的视角书写自我文学体验。自然，这一代新移民作家所创作的文学内蕴、作品主题、人物形象、艺术风格，显然与上一代华文作家有着极大的不同，显示出对主体性的找寻，即精神想象的共同体建构与主体性构建，从“地平线上”走向未来之境，强调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整个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及移动，作家的价值观念与审美诉求具有客观性，同时也有主观性。
作为海外华文作家，必然体现出中华母体精神文化、中国经验与异域文化的碰撞与杂糅，呈现为强劲的反射弧，在行走中完成了文学表达与多重意义建构。作家在非虚构与虚构之间形成了精神想象的共同体建构，他们审视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构成，人的主体参与及反抗性，还有伦理、哲学、审美界面意义上文学的反抗与坚守，以及作家在人物多重性和立体化的塑造过程中，所呈现的人的主体性的精神诉求。如虹影不再聚焦女性视域，开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撞击与融合之中，审视“女性”与“民族”“历史”“文化”等的关联，体现了虹影创作的本土—世界的走向；在非虚构与虚构之间，开始了个体与母体、自我与世界精神想象的建构。周励以文学介入历史与现存世界，展示因不同时代与社会孕育的不同的文化形态与价值指向，弥合个人价值观念与现代世界的裂痕。她以文学的方式勾勒了世界变化的轮廓，抵达了人性深处的隐秘与人类普遍性价值，承担着自然理性、人类经验与精神共同体的建构。从《在同一地平线上》到《IT童话》，张辛欣的主体性构建益发明显，其中跨界书写的时空切换不着痕迹，而贯以一条浓浓的情感主线，把记忆中的历史事件、人物、时代等编入现时间潮流，她的回溯既是以文学的方式对时代的召唤，也是将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予以复归，并将这些一起融入现实场景中，构成了互文与对话，过往的人物与风景植入当下，构成了“活跃”的艺术形象与文化景观，具有在场感与视觉性。同时，张辛欣在书写中融入了传统“说书”的传播方式与戏剧元素，杂糅为一种崭新的激情意志的文学样式，并蕴含有时代内涵与文化特质，当然中华母体精神中气节、风骨也一并存在。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曾说：“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正是这些多面向的呈现，共同架构了海外华文文学图景，也展示了海外华人作家以塑造海外华人的内化价值观的方式，塑造了一个文本世界的秘密所在。更何况，海外华文文学的构成本身就是一个多面立体的移动结构，涉及新旧移民作家、留学生群体，旅居海外的作家等，以及他们所承担的对历史的解释，对现实的批判，对未来的构想，更赋予其应该匹配的美学与哲学层面的考察。无疑，海外华文文学既体现出本土向域外的拓进，也有从域外回哺本土的文学书写。海外华文作家在移动中获得新的文化质素，并从中外文化碰撞中吸取精神力量，个人在动荡历史与文化中获得了丰盈，艺术实践及文本也获得了升华，既体现了文化的会通与融合，也展示了在中外夹缝中的文学尴尬与坚守。既有对中国母体文化的承接与回应，也有对域外文化、生命经验、历史语境等的展示，更有超越本土、域外视角，在人类意义层面上，对人的存在提出了独有的精神构想与人类精神文化的构建。
亚里士多德说：“生命最终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生存，还在于觉醒和沉思的能力。”如此，本书试图通过以上几个界面，能够将海外华文文学的形态、轮廓与内在轨迹及主体演进，还有将移动中的作家所记录的个人、群体、家族故事等，赋予其意义和秩序，体现为中华民族母体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普适性及有效性，并将其汇聚而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底蕴与母体根性的文化力量、精神力量与思想力量，尽可能予以较为客观的呈现或得以传播。
水流云意在。在跨界的移动中所收获的珍果，所掠过的从海内到海外流动的身影，所留下的道术未裂的划痕，正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另类的文学经验与艺术实践的可能性。
[1]这里涉及的移动，仅指地理空间的移动，而不是抽象文化意义上的移动。
[2]赫维人、潘玉君：《新人文地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114 页。
[3]王腊宝：《流亡、思乡与当代移民文学》,《外国文学评论》 2005 年第1 期。
[4]夏铸九、王志弘：《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北明文书局 1993年版，第86 页。
[5][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