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秦记》的意义

秦始皇时代推行政治强权和文化专制政策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焚书。《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对于是否实行封建制度，“始皇下其议”，博士齐人淳于越的主张被否定，最终以李斯坚持的推行郡县制的意见作为这次政治辩论的结论。然而李斯又针对淳于越的政见，指出当时“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问题，提出对以“学”议“令”的行为“禁之便”。建议焚书：“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1]李斯的主张得到秦始皇的认可。

所谓“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就是各国历史记载都被取缔，只留下秦国的史籍。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中说的：“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司马迁感叹诸侯史记之不存，所谓“独有《秦记》”，即“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的后果。所谓“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指出《秦记》内容其实并不很完备。不过，他同时又肯定，就战国历史内容而言，《秦记》的真实性是可取的：“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对于以为秦史记录不值得尊重的态度，司马迁有所批评：“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司马贞《索隐》：“案：言俗学浅识，举而笑秦，此犹耳食不能知味也。”[2]

李斯建议焚书时首先提出“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的第一条原则，说明对《秦记》的特殊看重。对于秦人来说，史学是有用之学，史书是有用之书。[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