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的对象和意义
本文是以明代中晚期为研究时段，从明代中晚期的休闲文化生活切入，研究休闲文化发展中的审美意识。明代中晚期是休闲文化实践大发展的时期。经过明代前期的沉寂后，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无论是在参与上还是在艺术创作实践上都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审美趣味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审美文化[1]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及其审美意识研究，是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对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展开研究，这是一个牵涉广泛的课题，对明代中晚期文化和美学研究有深化价值的作用。对于审美意识的研究在中国古代美学史的学理性构建中正在逐渐得到重视。李泽厚主编的《中国美学史》提出：“我们民族审美意识的丰富无比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并未反映和提升到美学理论的高度。……如果用广义的方式研究，既可以不受各个时代的美学理论的局限，对我们民族审美意识的孕育、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全貌加以详尽的阐述，又可以把那些还没有升华为美学理论的宝贵经验加以整理和总结。”[2]蒋孔阳同样主张要重视在美学研究中对审美意识的研究，他指出：“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美学这门专门化的学科，但却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它们分别表现在哲学思想、文物器用以及文学艺术等当中。比较起来，文学艺术又最为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3]
（一）关于明代中晚期这个研究时段的确定
本文在时间段上选择中晚明这个历史时段，具体将明代中期定位在正德初（1506年）到嘉靖末（1566年），明代晚期定位在隆庆初（1567年）到明代灭亡（1644年）。对于明代中叶和明代晚期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历来众说纷纭，笔者主要是从社会习俗变迁的角度确认明代的历史分期。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二“杂家类”存目）所说：“正（德）嘉（靖）以上，淳朴未漓。隆万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4]至于明代晚期在时间上的界定，学术界历来没有定论，大致是归在万历到崇祯亡国（1573—1644）这个时间。笔者同意嵇文甫先生在《晚明思想史论》中的划分，“这一个思想史上的转型，大体上断自隆万以后”[5]。休闲文化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和整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的变迁有着密切联系，所以笔者将明代休闲文化的发展大致归在正德、嘉靖以后。文化的发展虽然会有一个大致划分，但是很难“一刀切”，在涉及具体的文化现象时，时间上也可能上溯到正德之前、下及清朝初年，尤其是晚明不少文人生活在清代初年，因此所谓的中晚期在时间上的界定只是一个大致的界限。确定明代中晚期这样一个历史时段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一时期具有深刻的变革和文化转型意义，整个社会的生活和价值取向都呈现出新的特质，休闲文化从明代初年的沉寂中逐渐走出，显现出越来越多的独特审美内涵。主流的儒家文化虽然还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商业的大繁荣和城市的大发展使得以前处在边缘地带的休闲文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具有明确娱乐休闲作用的文学体裁、集中展现文人艺术和生命理想的园林文化、承载文人现实逸乐情怀的清玩文化等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本文选取这一时段作为切入点，就是希望结合明代中晚期社会史和文人的审美意识与诉求，以此来研究这一时期休闲文化的壮大与发展。
（二）关于“文人”这个概念的界定
休闲文化涉及的社会阶层非常广泛，本文对休闲文化的考察重点是文人阶层。主要是文人阶层最能够代表当时文化发展方向，尽管明代的商业文化得到很大发展，但是文人还是社会时尚风气的主要制造者和引领者。“文人”这个概念很长时间都在“士”的阴影下不得彰显。广义上来说，一切从事和知识实践相关行为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文人”。狭义上则通常认为文人是由士阶层分化出来的，专擅辞章文藻的一个群体。汉代的王充大概是最早提出“文人”这个概念的，他在《论衡·超奇篇》中指出，“采缀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运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6]。可见在汉代，“文人”这个概念就其外延来说，主要应该还是指能够遣词造句、雕琢文章的人。《汉书·艺文志》中将文苑独立出来，自此经学和诗赋并列而存，文人和儒生之间的区分更为明显，儒生主要走的是学者和老师的道路，文人更多是指吟诵性情，雕琢文章之人。钱钟书先生认同对“文人”的这一狭义上的界定，他指出：“所谓文人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便是。”[7]由于科举制度的原因，明代文人和儒生的区分更为明显。明代科举制度继承宋代王安石改革以来的通过经义取士，而不是以诗赋取士，因而诗词才能作为传统文人的标识，在明代更多只能作为自娱之用，而对科举考试没有直接作用。王世懋指出：“我国家右经术，士无由诗进者。放旷畸世之人，乃始为诗自娱。”[8]（王世懋《王承父后吴越游诗集序》）虽然文儒的分野在明代区隔显著，但是“文人”这个概念的使用变得比较宽泛。顾炎武认为“雕虫篆刻之技”者也可以被称为“文士”[9]。陈宝良在《明代文人辨析》中指出，文人在当时是一个通称，在明代典籍中，对文人有着不同的称呼。根据陈宝良的统计，大概有以下几种：“一是文人，亦有称诗人者；二是才子，又有称才人，才士者；三是文士，亦有称韵士者；四是慧人，亦有称慧业文人或慧男子者；五是词客，亦有称骚客、墨客、墨子者。至于名士，或籍诗文而名，或籍讲学而名，或籍谈禅而名，其间不一，很难一概而论。而高士，则为隐士的代称，与文士是同中有别。”[10]可见明代对“文人”这一概念上的使用是十分宽泛的，传统文人以能诗会文显达，到了明代，文人显然不是诗人或者辞赋家所能囊括，尤其是明代通俗文学发达，大量文人都从事小说、戏曲、民歌等为大众所喜爱的文学艺术创作。
明代文人不仅是在概念的外延上十分宽泛，在数量上比起宋元来说也更为庞大。明代教育发达，以至于识字人数增多，能够从事与文字相关的行业的人数大增，这从明代庞大的生员[11]数字中可见一斑。根据顾炎武的考证，宣德年间全国的生员只有3万人[12]，到了明末，其数目已经到50余万[13]，而科举名额并没有增加多少，可见当时科举竞争之激烈。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自然是文人最重要的出路之一，但是能够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仕途的文人毕竟是少之又少，大部分文人最后都不得不成为布衣文人。所谓“布衣文人”，是指终身未能取得功名，不得不栖身民间的文人，通常是指知识分子中的下层。这部分文人在明代经常被称为“山人”[14]。“布衣文人”由于生计问题，常常不得不卖文为生，成为所谓的“职业文人”。“布衣”和“山人”虽然经常混用，但是也不是完全相同，比如，“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十数以诗名者”[15]。此处“布衣”和“山人”混用，有些地方，这两者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同。“山人”一词多为自称，在朝为官者多用这个词表达自己的风雅之好；未能出仕者自称“山人”，则是表明自己绝意仕途之心。“布衣”多为他称，“布衣文人”可能暂时没有功名，但并不意味着对仕途的拒绝。
文人群体的扩大和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一是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使得文化成为当时社会追求的重要标准。晚明“山人”文化的兴盛与发展是当时社会热衷追逐休闲娱乐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山人”游走权贵和市场之间，以贩卖文化资本来换取财富，其兴盛与发展本身说明当时社会对娱乐性质的文化产品的巨大需求。因为文化市场的商品化发展，文人及其代表的文人趣味很大程度上被泛化和世俗化，文人这个概念也在极大程度上被扩大化，各色人等包括官员、儒生、学者、缙绅、书商、方外之人，甚至商人、太监、工匠、娼妓、艺人等都有文集问世，都可以通过各种附庸风雅之事确立声名。“山人”在明末泛滥，以至于明人沈德符有“近来山人遍天下”[16]之叹。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社会对文人趣味的追捧。龚鹏程在《中国文人阶层史论》一书中也指出，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文人在阶层在定位上变得复杂，文人兼有文化人的身份，文人的文化标识也随之扩大，琴棋书画、饮酒品茗、赏花闻香、品壶论陶等都是文人身份的指涉所在。文人显然不只是从文学素养上考察，而是对具有广泛艺术涵养的人的一种统称。
二是和明代发达的印刷业有关。明代印刷业发达，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私人刻坊业发达，加上明人多好声名，时人大多以出版文集为傲，即使是深闺中的妇人也有诗文集刊行于世。如果取汉代以来对文人的狭义理解，明代文人的范围就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扩大，甚至名匠、太监、武将、方外之人等从前少有牵涉文事的阶层现在都有文集刊行于世。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城市和市民文化的发达，传统文人和市民文化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文人作为一种身份和文化象征，其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文人作为一个传统概念，在明代中叶以后，有变化的部分，也有不变的部分。不变的是文人对传统文人趣味的追求，变化的是生活中的身份。文人在民与官之间流转，其生活和文化品格一方面有传统文人的烙印；另一方面受市民文化影响，具有平民文化的特质。在思想和文化行为上，都展现出综合性和多元性，这一特征是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明代中晚期以后审美文化特征变化的重要原因，这一阶层不仅是休闲文化的对象，也是重要的实践主体。
（三）关注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审美意识的意义
1.休闲文化
中国古代有着高度发达的休闲文化[17]。学者吴小龙指出：“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和生活方式中，似乎从来就不曾缺少休闲，甚至可以说，他们的休闲远比近现代西方人高明，早就玩到了一种极致。”[18]随着休闲时代的到来，现代学界对于休闲问题越来越重视，对于古代休闲文化智慧的整理工作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明代中晚期是中国古代休闲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是继唐宋元之后，休闲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明代中晚期文人在文学、艺术、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将休闲的理念贯彻其中，从而造就了一个休闲文化大发展的时代。
首先，明代中晚期特殊的政治生态使得休闲文化及休闲心态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时代思潮。历史学家经常将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事件[19]作为专制皇权的复兴。由于“大礼议”结束之后的大清洗，朝廷内部党争不断。嘉靖皇帝自1534年开始停止出席朝觐，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沉迷药物和道教的长生之术，这使得大批文人不愿意进入仕途。万历早期，虽然有过张居正的改革[20]，但是在张居正去世后，因为皇位继承的问题，万历皇帝后来基本不再上朝，朝廷官职大量空缺，却得不到及时补充，加上科举制度本身的高淘汰率，导致文人要想通过科举出仕变得异常艰难。“山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社会上的流行，实际上正是大量文人滞留民间，不得不为生计奔波，成为所谓的“帮闲文人”这一特征的体现。明代是一个奇特的朝代，一方面是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和发达的特务统治，另一方面是张居正对货币制度的改革使得白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白银货币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控制事实上已经不再那么行之有效。货币铸造自春秋以来一直是君主的权力，民间不得私自铸造，但是白银是天然矿藏，产量有限，国家难以像以前一样随心所欲地控制货币的发行。没有了对货币的绝对控制权，国家从商品流通的创始者和管理者转化为依赖于社会、市场的需求者。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事实上不得不被严重削弱。[21]加之，明代民间舆论的开放，结党的社团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在野文人的言路大开，使得明代中晚期政治上呈现出一种畸形放宽状态，这使得文人相对拥有一个比较自由放松的心态，从而保证其在文化创造上的自由。
其次，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城市的繁荣是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发达的根基。明代中晚期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高峰时期，尤其是城市经济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城市功能来说，这一时期城市的功能主要是以经济、文化和休闲功能为主，休闲和娱乐是城市生活的主要内容。明代中晚期尤其是江南城市物质文明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消费文化得到很大发展，从而形成更大范围的休闲人群。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手工业者、商人小贩、婢女仆佣等，从而会带来多样化的休闲文化需求，形成庞大的休闲人群。休闲群体的扩大有力地促进了休闲文化向着更丰富和更具有活力的方向发展。另外，明代中晚期在科举和民间教育的普及上，应该说比它的前代都要做得更好，这使得休闲文化的受众在受教育的层次上得到很大提升，更多具备经济实力和一定知识水平的平民加入休闲文化的行列。明代中晚期就私人的小众休闲来说，有发达的园林文化；就市民休闲来说，有各种发达的公共休闲文化活动，比如戏曲文化。在休闲文化的性质上，具有近代文明发展的不少特征。休闲文化往往能够直接反映人对于生命价值本体的追求，因而在休闲文化的发展中，很容易滋长新的人文意识，发展和接受新的理念和思潮，从而改变和丰富自身的文化内涵。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是新的社会思潮的重要载体和传播体，在其娱乐化和商业化的外衣下，体现的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先声。
休闲文化经常被认为是关于“玩”的文化。叶朗指出：“休闲文化的核心是一个玩字。玩是自由的，无功利的。……玩很容易过渡到审美的状态，所以休闲文化经常包含有审美意象的创造和欣赏。休闲文化所展示出来的意象世界，常常是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的交叉和融合。”[22]“玩”是明代中叶以后文化转向的重要内容，这在休闲文化中体现得最为突出。然后是生活化和世俗化。从贵族文化中心到平民文化的变迁，常常被认为是古代文化和近代文化的分界。这一变化从宋代已经开始，“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普及开来，促进了庶民阶级的兴起，根本上改变了从来都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而带来了较强的近代倾向”。[23]这一近代化倾向在明代达到高峰。平民阶层的兴起和发展首先影响的是文化的生活化和世俗化走向。艺术和生活的融合是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休闲文化作为一种审美生活方式，讲究趣味和格调，审美融入生活，变成休闲。明代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和明代文化浓厚的休闲文化氛围密切相关。文人喜欢在休闲生活中寻找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传统的文人文化日趋完美的同时，通俗文化也得到很大发展，渐趋和传统的雅文化有分庭抗礼之势。
2.休闲与审美
休闲文化研究涉及多门学科，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当今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休闲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对古代休闲文化的研究更应该从美学角度介入。
张玉勤强调审美“应该成为观照和阐发休闲的重要理论视界”[24]。潘立勇指出：“休闲与审美之间有内在的必然关系。从根本上说，所谓休闲，就是人的自在生命及其自由体验状态，自在、自由、自得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休闲的这种基本特征也正是审美活动最本质的规定性，可以说，审美是休闲的最高层次和最主要方式。”[25]正是因为休闲和审美在本质上的相通，只有在审美的角度才能体现休闲的本质，审美只有深入生活本身，成为真正的文化实践，才能真正展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强调审美的休闲旨趣或休闲意义，也就是强调了审美走向生活，强化了审美在生活中的实践指导意义，使美学从纯粹的“观听之学”成为实践的“身心之学”。
一是休闲成为审美的重要特征。和日常生活相关的题材逐渐成为艺术文化表现的重要内容。文学艺术里面，主要表现文人闲情逸趣的小品文获得极大发展。园林艺术里面，私人园林发展迅猛。宋明之前，中国古代园林的主流是皇家园林，皇家园林具有浓厚的政教功能，审美上讲究博大和恢宏的气势。宋代开始，以文人园林为代表的私家园林获得很大发展，在明代达到极盛。明代私家园林主要是私人休闲空间，在功能上强调生活休闲旨趣，在精神上注重意境的开发。园林本身大多是作为休闲娱乐的场所。在审美上，园林中的一草一木，一窗一阁都可以变成审美的对象，室内的各类清玩更是文人赏鉴把玩的重点。
二是审美提升休闲文化的品格。“闲”在古代文化语境里面，通常不单是指时间上的闲暇，更多是心境上的，是审美上的。因为有了审美的心胸，才有真正的闲适之意，才能够在生活中体会到超然的审美快感。小品文正是这一生活审美化的重要表征。小品文无论是记事、写人还是状物，都是对生活情趣的娓娓道来，具有鲜明的生活气息和审美情趣。之前的诸子散文和唐宋古文中都没有如此集中的展示生活中的审美情趣。“闲趣”成为小品文追求的重要目标。“闲趣”不同于严羽提出来的“兴趣”[26]，主要是要从生活中发现美，感受美，很明显有市民文化对传统文人文化的影响。明人陆绍珩说：“晨起推窗，红雨乱飞，闲花笑也；绿树有声，闲鸟啼也；烟岚灭没，闲云度也；藻荇可数，闲池静也；风细帘清，林空月印，闲庭峭也。山扉昼扃，而剥啄每多闲侣；帖括因人，而几案每多闲编；绣佛长斋，禅心释谛，而念多闲想，语多闲词。闲中滋味，洵足乐也。”（陆绍珩《醉古堂剑扫》卷十二）可见，文人的种种闲情闲心源自日常生活，是以审美的心胸去肯定和超越生活。
3.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发展中的审美意识
从审美角度研究古代休闲文化是符合古代休闲文化发展实际的。对于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的发展既不能只局限在休闲文化现象的整理上，也不能空洞地停留在审美境界的描述上，而是要把两者结合，具体从审美意识角度去关联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注重发掘文化艺术、园林艺术、器物清玩艺术等具体的文化实践中蕴含的审美意识，发掘明代中晚期在休闲文化的具象中传达出来的社会文化心态和审美情感的流变。对休闲文化及其审美意识的发掘可能会是中国古代美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何谓“审美意识”？《文艺心理学大辞典》这样解释：“人类审美活动中所产生的观念内容的总和。包括审美趣味、审美情感、审美感知、审美期待、审美理想等内容。审美意识是由审美对象激发产生，同时与审美主体的主观心理状态密切相关，是二者结合后的特定产物。审美意识与其他社会意识相比，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它往往不直接表现为明确的思想观念、形态，而是常常表现为主体的一种心绪状态，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和不确定性。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审美意识会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其中，以物态化的形式附着在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上面，成为某一个时代或某一民族历史的化石。”[27]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到审美意识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审美意识，作为审美意识形式的文化艺术自然也受到时代发展的制约。审美意识是社会文化实践的产物，直接反映审美对象和社会发展的水平。对明代中后期休闲文化及其审美意识的了解，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民族及历史。
在明代中晚期，文人阶层热衷将生活审美化。审美渗透到了文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上，所以从审美意识的角度研究明代中晚期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是有必要的。休闲和审美息息相关，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蕴含丰富的审美意蕴，笔者相信对这一时期休闲文化的审美意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明代中晚期文人将生活审美化，在其日常生活中体现了高度的审美诉求。在休闲文化实践中，对艺术和审美的自觉追求，体现出极大的丰富性，这对于传统休闲文化在审美诉求上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明代中晚期文化的发展具有世俗性，其文化的受众阶层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但是本文主要是选择文人士子作为研究对象。笔者认为文人士子作为审美风格的引领者，其休闲文化的特质更加能够体现那个时代的审美诉求及流变，对于古代休闲美学[28]研究来说更具有代表性。
审美意识比起美学思想，历史更为悠久，休闲文化及其发展更是社会发展的主要表征，对明代中晚期休闲文化及其审美意识的研究，总结这一时期审美意识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古代文化在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鉴赏等方面的作用有着积极意义，尤其是明代中晚期这样一个有着强烈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审美意识在新旧之间交替，从而具有比以往更为丰富的内涵，深入挖掘这一时期的审美意识思想，不仅对于古代美学研究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代文化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休闲文化的发展具有源远流长的特点。自先秦开始，就有不少关于“闲”的哲学思考。庄子很早就有“心闲”之说。《礼记》中有不少关于孔子闲居生活的记载。不过中国古代对于这一问题的认知长期以来停留在感性的生命体悟上。国外对于休闲文化的研究则很早就进入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等综合型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结合西方现代休闲文化理论，国内关于休闲文化的研究日益丰富，尤其是对古代休闲文化传统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是致力于审美意识研究的学者并不是太多，对休闲文化的研究偏于社会学的收集和整理，本文专注于对休闲文化的审美意识研究，希望能够拓宽古代休闲文化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