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时代史学研究的展望
70年波澜壮阔，风雨兼程。中国史学研究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但又成绩辉煌的道路，为我们这个悠久的史学大国谱写了史学新篇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史学研究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新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历史和历史科学高度重视。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讲话》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以下简称《贺信》），“贯通学史、治史、用史的方方面面，涵盖党史国史、中华民族史、世界史各个领域，体现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和历史科学的深刻把握，彰显着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意识、宽广的历史视野和大历史观、强烈的文化自信和历史担当，是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指针和基本遵循”[47]，是鼓舞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强大力量。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史学应该也有能力承担起自身的历史使命。
（一）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
19世纪中叶前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探讨人类历史，经过艰苦细致的研究，发现了唯物史观。正如恩格斯后来所回顾的那样：“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48]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卡尔·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等论著中，对唯物史观的概念、内涵与命名不断丰富完善。[49] 而“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50]。从哲学层面看，唯物史观包涵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史学层面看，唯物史观包涵着以唯物和辩证的方法分析观察人类历史的诸多原理。唯物史观的创立，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虽然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的关系作了更为深入的区别，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也有不同意见，但承认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是史学研究的指南，仍是史学界的主流。
众所周知，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历史规律的探讨同样有着古老的渊源。《左传·庄公十一年》中鲁国大夫臧文仲就有“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规律总结。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精神，更是中国古代史学家追求的崇高目标。当然，历史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相交织，天命观、五德终始观、三统观、朴素的唯物观都曾是古代解释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但古往今来，在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上，唯物史观是最有说服力的。新时代我们仍然要，也必须要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唯物史观是科学的理论。第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决定。我国《宪法》“总纲”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第二十四条指出，国家倡导“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国家性质所决定的。第三，史学研究的内在规律使然。20世纪初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并与史学研究相结合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从异端到主流，走过了极不平凡的世纪之路。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在推动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上，在深化中国历史认识上，在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探索上所做出的贡献，是其他学派所无法比拟的。新时代，只有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我们的史学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有光辉灿烂的前景。
（二）必须坚持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它不能取代具体的史学研究，也不能包揽对一切国家和民族具体历史的解读。但是，唯物史观的魅力正在于它一旦与具体历史实际相结合，就能够为史学研究提供正确的方向。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研究的关系也是如此。百年来，尽管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不可否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偏离唯物史观的“左”倾现象，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脱离实际的情况仍有发生。林甘泉曾总结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方面的四个主要表现，大家可以参考，[51] 这些看法都十分中肯。
处理好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对任何一个学派来说都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和实际，就是要把唯物史观理论方法通过史学研究的主体史学家，与客体即具体的历史材料相结合，得出符合本国、本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科学结论。这里要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要认真学习唯物史观，真正从文本、原理上全面掌握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而不是一知半解。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二是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有着与时俱进的品格。如同《讲话》所指出的那样，“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必须结合新的实践不断理论创新。对史学工作者来说，这个“实践”就是史学实践，就是要求史学工作者通过扎实的具体史料研究，不断揭示出科学真理。三是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既不能空谈唯物史观忽视历史材料，也不能置唯物史观于不顾，只陷入细碎的历史问题之中，或唯西方史学流派是从。要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自身的特点。
（三）新时代史学研究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新时代史学工作者应当不负党和国家的嘱托和殷切希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自觉担负起史学研究、教学、阐释的使命与责任。扎实做好正本清源、追根溯源的工作，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一是史学研究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联系起来。《贺信》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史学作为党领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任务就是要从历史的角度，研究阐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必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对历史的深入研究中把握规律，汲取智慧。
二是史学研究要从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独特优势。《讲话》指出：“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史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深厚的载体，史学研究应当深入系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知识智慧、理性思辨及其当代价值，用“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分析它们在各历史时期的思想先导、求新变革、锐意进取中的历史作用，为回答现实重大问题提供史学支持。
三是史学研究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讲话》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其实，历史学就其主流来说，从来都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坚持唯物史观与坚持为人民研究历史是相统一的，它达到了古往今来其他史学流派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史学工作者必须坚持这个导向。相反，如果我们的史学脱离了人民、脱离了时代，“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
四是史学研究要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2004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并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启了中国特色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步伐，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热烈的影响，十五年来取得丰硕成果。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9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更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具体任务。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的“三个体系”，是党和国家的要求，是时代赋予的使命。这份重任，史学工作者必须担当。
历史研究并不仅仅是史学工作者个人的事业，更是人民的事业、党和国家的事业。“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的水准，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认识高度，也反映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成熟度。正因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将历史思维列为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六种思维”能力之一，对历史学寄予深厚的希望。总书记的历史观“是站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战略高度认识历史和历史科学，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体会”[52]。“史学研究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反观人类历史，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解决时代面临的历史问题，才能回答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才能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新局面。”[53] 我们是一个拥有数千年优秀史学传统的大国，是一个拥有深厚马克思主义史学基础的大国，只要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就一定能够“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做出贡献”[54]。
[1]参见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相关章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参见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9—491页。
[3]参见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4]相关综述可以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版。
[5]参见张越《“五朵金花”成就不容否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10日；《“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
[6]白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另可参考田居俭《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讨论的由来和发展》，《历史研究》编辑部《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
[7]参见田人隆《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回顾》，《历史研究》编辑部《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
[8]这一问题的基本情况可参见蒋大椿编著《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巴蜀书社1992年版。
[9]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年）》，《经济社会史评论》2019年第2期。
[10]这次讨论的成果最后汇集成《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57年出版。
[11]以上参见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第4编第2节；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第3 编（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2]安志敏：《略论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考古》1972年第6 期；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13]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考古60年（1949—2009）》，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14]参见《展望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光明日报》2001年10月2日；《改革开放以来“十七年史学”研究评估》，《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
[15]参见陈其泰《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完全政治化”说的商榷》，《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正确评价新中国17年史学道路》，《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正确评价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4 期。罗志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下篇《新中国“十七年”历史学研究评价问题》，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卜宪群、杨艳秋、高希中《“五朵金花”的影响和地位不容抹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31日。张越《“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
[16]参见林甘泉《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17]林永匡：《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胡乔木同志就发展我国历史科学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
[18]邓小平：《振兴中华民族（一九九〇年四月七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19]江泽民：《高度重视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20]江泽民：《进一步认识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增强推进改革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6日。
[21]习近平：《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求是》2019年第2期。
[22]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23]参见《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举行》，《历史教学》1979年第4期；周自强《我国历史学界的一次盛会——记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6期。
[24]参见陈晓枫、柳正权《中国法制史研究世纪回眸》，《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
[25]参见王嘉川《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河北学刊》2012年第1期。
[26]参见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27]参见常建华《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
[28]参见郭松义《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29]参见张海燕《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卢钟锋《回顾与总结：新中国历史学五十年》。
[30]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31]20世纪历史地理相关成就参见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32]张海鹏：《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33]文章分别发表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1 期、《历史研究》1984年第2 期；《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
[34]参见林有能《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张海鹏《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
[35]汪敬虞：《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36]张海鹏：《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
[37]参见葛夫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鸦片战争史研究》，《史林》2016年第5期。
[38]参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学术卷》第三编；陈启能《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进展》，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39]部分内容参见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40]参见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41]参见厉声、冯建勇《四十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42]参见邹兆辰《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3期。
[4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封建”名实问题讨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4]参见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下篇《新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新成果》。
[45]参见蒋大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见之历史研究方法》，《我国新时期史学方法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唯物史观与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6]李伯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注，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
[47]《黄坤明出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8月27日第2版。
[48]《反杜林论》第2版序言（1885年9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9]参见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载《唯物史观与史学》。
[50]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51]林甘泉：《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483页。
[52]高翔：《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光明日报》2019年6月17日。
[53]高翔：《新时代史学研究要有更大作为》，《人民日报》2019年11月4日。
[54]《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