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
——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 本文原载《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黎澍
今年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这个周年纪念令人感慨万千，都有许多话要说。为举行这次学术讨论会提交的卓有见地的报告和论文很多，涉及的方面很广。我现在只能从六十年后的今天提出对几个问题的看法，供研究者参考。
一 运动的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
五四运动是抗议英、法、美在巴黎和平会议签订对德和约把中国领土山东当作德国殖民地交给日本接管的爱国群众运动。从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对中国的侵略不论是武装的或者非武装的，都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只是所有这种反抗都还是很原始的，不是表现为闭关主义，就是表现为排外主义。可以认为确有民族觉悟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
这次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根据许多参加者的回忆和事实来判断，完全是自发的，规模不大，参加的群众约三千人，缺乏严密的组织领导。可是这次规模不大的群众运动，影响很大，不但在当时波及了全国各地的许多重要城市，由开始的少数青年学生发展到有工人群众参加，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划分出了一个新时代，风气为之大开。长期在沉睡状态中的中国，在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后，又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此时又开始有一代新人觉醒过来，寻找民族解放的道路了。
这是中国民族的一次新的觉醒。这次新的觉醒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比较起来，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它是以反封建思想的革命运动即新文化运动为先导的。清末的思想家如谭嗣同和邹容尽管对传统的封建思想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但是当时人们为政治革命特别是反满的狂热所支配，没有在思想界引起足够的重视，形成一个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在五四运动前几年发展起来的反封建思想革命，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进行了从来不曾有过的猛烈的攻击，在一代青年中打垮了这个最顽固的堡垒。这个顽固堡垒的倒塌使封建社会的所有不可侵犯的神圣全部失灵。长期匍匐在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们第一次有了作为人的自我觉醒，认识到了自己是独立的人，有做人的权利。这种自我觉醒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发的，是十分必要和断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觉醒，仍然把自己看成是某个尊贵长上的天然附属品，人们就只有继续屈服于专制主义的统治，做别人的奴隶，而不可能有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进行有组织的反抗斗争。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所以人们能够接受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国际革命思潮，采取新的革命行动，举行群众性的游行示威。五四运动尽管完全是自发的反抗运动，但同时它又是中国人民进行自觉反抗的开始。
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不久，人们就不约而同地把它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称为四五运动。这不仅是因为两次运动发生在同一地点，而且因为两次运动都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同五四运动比起来，四五运动是有高度自觉性的群众的自发运动，参加群众行列的很多是共产党员，是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人们。这次斗争规模之大，影响之大，都远远超过了五四运动。尽管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但是许多机关、学校和工厂的党委支持群众的斗争。广大群众用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是完全自觉的。他们怀念周恩来同志，因为他们对“四人帮”的反动统治憎恶之极。这样一种复杂的感情很自然地把千百万人团结在一起。平时社会治安、交通秩序多少总是要出一点事故，唯独在这些日子里，连小偷都停止了活动。无组织的群众表现出了极大的组织性。
从五四运动到四五运动半个多世纪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群众觉悟不断提高和有觉悟的群众不断增加的过程。有些官僚主义分子至今蔑视群众，自以为了不起。总有一天他们会碰到列宁所预言的那么一种情况：“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1]
二 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问题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认为五四运动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对五四运动的这种看法是以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为根据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往往理解为五四运动反封建反得很彻底，甚至反过了头，以至陷于形式主义。这种理解实际上是不全面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些论述中所用的“彻底”一词，与“不妥协”或者“坚决”的意义相同。并非说，那时已经把封建思想反掉了。这个理解可以用毛泽东同志本人的话来说明。他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说道：“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可见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给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评价，是指当时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采取的坚决反对的态度，而不是指反帝反封建运动所达到的程度。
五四运动对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异常坚决、异常猛烈的攻击，确实表现了一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当时用来进行这种攻击的主要武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种民主思想在那时的中国虽然有着反封建的革命作用，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思想和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反动、腐朽的旧事物，加之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十分软弱，因而它的这种革命作用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决定了五四时期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斗争，不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是很不彻底的。不用说斗争的范围主要局限于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就是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尽管很有声势，颇能击中要害，但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却软弱无力，甚至表现了思想上的混乱。这是时代的局限，不可苛求于他们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迅速分化，宣告了资产阶级在同封建思想进行了最有成果的一次搏斗之后终于失去了它的战斗力，让位给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发展改变了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使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不能不暂时退居次要的地位。所以，正如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所说的，反对封建老八股、老教条主义的斗争，“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离脱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需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
五四时期的民主派实际上都是爱国志士，他们反封建是从反帝出发的。封建余孽把持政权，国家没有独立，民族遭受压迫，共和制度不能巩固，这是他们坚决反封建的出发点。再进一步看，不仅反封建是从反帝出发的，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也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是从反帝出发的。毛泽东同志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为社会主义是最彻底的解决，不但要解决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且还要在解决这些任务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共产党人在后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设想。这个由十月革命启发的设想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就是认定对旧社会必须进行武器的批判而不能满足于有了批判的武器。这种实干精神使斗争很快从思想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乃至诉诸武力，演变为长期的革命战争。经过二十多年反复的较量，中国人民赢得了革命的胜利，驱除了一百多年来盘踞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消灭了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然而，现在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干扰以来，我们每个人都继续感受到封建传统依然是一种难以摆脱的历史的惰力，它有如阴影紧跟在我们的背后，处处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以干扰和破坏。这时我们才认识到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封建传统的批判从五四运动以来就是不彻底的。其情况同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评述的19世纪中叶德国的情况颇为相似，这就是“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以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在此种情况下，我们要使活人过得好，必须在思想上摆脱死人的纠缠。这就是说，必须采取恰当而有效的方式，彻底地清除一切封建思想残余及其影响，把六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的反封建思想革命进行到底。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迅速地向前发展，这种发展才能得到巩固而不至于停顿和倒退。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不但要批判封建主义的传统，要耐心、细致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更重要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让现代化的大生产和不断普及、不断提高的人民文化使旧社会的遗留逐渐消失。
三 中西文化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开始就遇到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应当如何对待中国的和西方的文化。
中国是有高度发达的古文化的国家。这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自成体系的文化，不但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而且与西方封建文化有很不相同的特点。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以后，中国面临着一种不容避免的选择：或者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或者灭亡。为了免于灭亡，中国统治集团在经过长期的辩论和探索以后，决定采用西方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但是拒绝接受西方的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思想。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存亡即是国家的存亡，维护中国文化是保持中国人所以为中国人的根本所在。清末办洋务总督张之洞所著《劝学篇》是一本反对维新变法的政论集，其中反复论述了中西文化的矛盾及调和这种矛盾不使危及清朝统治的办法。此书内篇《循序第七》写道：“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此书外篇《设学第三》规定新办的学堂：“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旧学是封建主义，新学是资本主义。用资本主义的西政、西艺来维护中国的封建主义上层建筑，这种新旧体用的关系明明是幻想，但已是顽固的守旧派认识再也无力抗拒外国侵略以后想得出来的最巧妙的对策。他们自知临时抱佛脚去学外国，也难望有什么成效，可能还从外国学来一些不为所用的东西，所以张之洞特别表明他痛恨“民权”“自由”之说。此书内篇《正权第六》写道：“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他拒绝承认他的愚昧无知，强不知以为知，反而指摘翻译犯了错误，说：“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译者变其文曰 ‘民权’，误矣。”“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张之洞对翻译的这种责怪，一片妄图压制民权、自由的苦心跃然纸上，仿佛此说一倡，真要“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其实当时民权、自由之说还远没有传播开来，张之洞已经如此惶惶不可终日，使人可能感到为后世担忧与为古人担忧同其可笑。
对西方文化的恐惧不仅存在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于革命党内部。当时革命党以“反满”为号召，“反满”的人都来参加，所以里面各色人等都有。内中有个国粹派，对所谓欧化怀抱无穷的忧虑。在他们出版的《国粹学报》第一期有一篇《<国粹学报>叙》说：“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他人之国，谓之国奴；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他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固奴，奴于东西之学说，亦何得而非奴也。”国粹派对西方文化如此之敌视，可见他们参加革命仅仅为了反满，是一个要求在民主革命中维护中国封建文化的派别。他们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地主阶级反满派。这种人在革命党里面为数甚多，他们很少认识有批判封建文化的必要。相反，正如孙中山所说，有帝王思想的人倒是不少。这是当时中国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资产阶级还很幼稚和软弱的一个表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从辛亥革命以后共和制度立足不稳，看出问题在封建思想的统治没有改变，因为在辛亥革命前没有经过一次猛烈的思想革命为建立新的共和制度扫清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尖锐的批评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统治，而用来进行批评的武器是从西方接受过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当时所谓新旧思潮的冲突或中西文化的冲突，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中国的传统封建思想的冲突。新文化运动对旧传统、旧文化的批判，把这种冲突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并且揭示出它的深刻的社会意义。经过这次冲突以后，人们广泛地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长期为封建主义所闭锢的社会风气为之大开。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发展。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发展，中国才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接触到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其中也包括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他们除了相信社会主义必然兴起这样一个笼统的观念之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有的把西方垄断资本用以挽救危机的一些改良措施看作社会主义，更多的是用“公平”“均等”这样一些抽象的原则来附会社会主义，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古已有之”。当时被认为最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就把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典章制度都说成是“合于”或“近于”社会主义的。这种贴社会主义标签的封建主义当然还是封建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勉强一点，可以叫作社会封建主义。那时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间出现这种社会封建主义思想，主要原因就是这些人的头脑中还存留着大量的封建意识。他们不懂得社会主义，首先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了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还不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思潮的洗礼，人们才有可能了解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不少是从激进的民主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而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冬烘先生则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切都说明，在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反封建的启蒙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扩大影响所不可缺少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者不但要认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实质并给以批判，而且首先要同传统的封建思想彻底决裂，否则他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就多半会成为封建意识的“借尸还魂”。林彪、“四人帮”搞的所谓“批判资产阶级”，样子凶得很，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五四新文化运动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各种思想流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共产党。在共产党成立并展开活动以后，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反动派群起攻之，指摘共产主义是西方国家的思想流派，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种指摘当然是荒谬的，但在共产党内部也确实经历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并非一开始就有很好的领会。在这个过程中著有卓越功勋的是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是积极主张吸收西方文化的，他不但解决了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且提出了对待一切文化遗产的根本性原则，这就是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提出的：要有选择，还要经过消化。区别精华和糟粕。我以为这个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不论对待西方文化或中国古文化都是正确的，不过要能分清糟粕和精华，有必要像对待食物一样，先把它吃下去，然后加以消化，还没有吃，就要求先排除糟粕，所吸取的仅仅是或只许是精华，那是不可能的事，其结果就难免像林彪、“四人帮”一样，回到闭关时代去了。
但是读古今中外书籍，如果算是把文化吃下去的话，那同把食物吃下去的消化和吸收是完全不同的。食物吃下去，必须排泄出一部分，乃至大部分，才能再吃，使生命获得新的营养。读书重在知识的积累。积累多了，加上个人工作经验，融会贯通，自然形成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此种认识是一个毕生难以穷尽的过程。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是确有见地的人说的话。有些知识很难说什么时候有用，因此很难说不需要。有些知识可能是糟粕，但是不知糟粕之为糟粕，那也还是一种无知。糟粕和精华往往结合在一起，很难区分开来。人们的看法也往往因时而异，用得着的时候为精华，用不着的时候似乎成了糟粕，实际上依然作为一种素养和储备，继续保存在那里。如果始终用不着，那就沉了底，真正算得排泄出去了。
中国的伟大作家和思想家鲁迅对这个问题发表过许多非常精辟的见解。他是中国封建文化坚决的批评者。反对尊孔读经，反对复古倒退，不必说了。至于对待西方文化，鲁迅有一个著名的主张叫“拿来主义”。他要求“放出眼光来拿！”认为“没有拿来的，人不会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这个“拿来主义”是以鲁迅对中西文化的深刻了解为根据的。尽可能摆脱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吸取西方民主文化的精华，这就是鲁迅的态度。这个态度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一致的。所谓“放出眼光来看”，自然不是不加选择的照搬，而是强调这种选择必须以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和研究为前提，反对对外国文化采取盲目排斥和盲目崇拜的态度。拿来的西方文化和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产生新人和新文艺，也就是经过消化的结果。他的具体生动的说明连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蒙昧主义、愚民政策都预先批评到了。他们正是鲁迅所痛斥的孱头、昏蛋和废物。在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原则，在所有选择的条件下，吃下去再消化，或者采取鲁迅的“拿来主义”，充分信任群众将发挥中国民族的才智，获得真正的教益。
林彪、“四人帮”借口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拒绝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把自己封闭起来，实在蠢到了极点。这种现象说明，在争取现代化过程中，还会出现新问题，或者由另外的人以另外的形式重新把老问题提出来，需要不断加以解决。
四 知识分子的道路
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了。资产阶级对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领导逐步为工人阶级所取代。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开始了迅猛的发展。这样，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就出现了一个选择道路的问题。除了极少数人坚决和反革命站在一起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走的是这样两条道路：或者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参加革命斗争；或者是在反动政权下做些他们自称是“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卫生救国”一类的工作。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然是一条广阔的道路。广大的知识分子走这条道路，为争取革命胜利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过去我们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而把在反动政权下从事工业、科学、教育、卫生等工作看作改良主义道路，批评他们对反动政权存有幻想，对他们所做的工作一笔抹杀。现在看来，这种批评显然缺少分析，表现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和国家的需要缺乏了解。
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大量出现，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现象。这些知识分子一般都在当时感受过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影响，抱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所谓“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等实际上也是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一种否定。就这一点说，他们并不适合反动政权的需要，因为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都把恢复和发扬中国封建文化当作巩固其反动统治的根本，而对科学和民主采取排斥和敌视的态度。当然，有些知识分子以为在反动统治下发展自己的事业就可以救国，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不推翻反动政权，根本改革旧的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都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更不可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地位；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认识不清而敌视和反对革命，事实上他们怀抱的专业救国的幻想在实践中也大都或早或迟地破灭了。然而他们所专心致志地从事的实际工作，从长远看，却是为国家所需要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在近代所以备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见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经济技术落后”不但是中国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使得长期封建统治在群众中造成的愚昧无知状况在现代仍然严重存在。这种状况不利于发展革命，只有利于反动统治。一些知识分子安于他们的专业，潜心研究，致力于发展现代工业和科学、教育、卫生等，无疑是有助于改变这种落后、愚昧的状态。就这一点说，对革命也是有利的。至于他们在长期专业实践中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他们所作出的创造发明和所培养的专业人才，对于革命胜利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如李四光、华罗庚、竺可桢、董第周、周培源、茅以升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贡献，就主要是依靠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积累。唯一恨事是当时他们的工作得不到反动政权的支持，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力量也没有眼光来从事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以致规模狭小，工作条件很差，培养的人才有限，所以费力大而成效少。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自守贫贱，不问政治，实际上也就是不对反动政权存什么幻想。有些人则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反动政权的腐朽本质有了认识，从而走向进步，靠拢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
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在反动派统治最黑暗的时刻，一些知识分子显示出了他们卓越的风格。“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 ‘救济粮’。”还有多少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不为反动当局的利禄所动，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着。在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中，毛泽东同志曾经满意地指出，这些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能明辨是非，拒绝跟反动派走，并且成了共产党的积极拥护者。
发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这种变化是同中共中央的政策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和重庆谈判期间从来没有放弃同知识分子的接触和对他们的工作的亲切关怀。1945年10月，当我准备前往上海接受新的工作的时候，在重庆见到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同志，他兴奋地告诉我，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期间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谈，还登门看望他。他当时正在写《中国史纲》一书，毛泽东同志热情地鼓励他完成这部书的写作，说抵得上九个师的兵力。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在国民党区是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内战危机严重的日子里，在1947年国共分裂的前夕，他坚决执行了党的保护科学文化工作者的方针，尽一切可能不使他们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打。他指挥了大量人员的隐蔽和转移工作。他当时对郭沫若、茅盾、李四光和其他许多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的关怀、爱护和鼓励，使人们至今保留着异常感奋的回忆。
这些事实说明，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从来都是把那些献身于科学和艺术事业的知识分子看作国家的宝贵财富，从来都是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来评价和支持他们的工作，没有因为他们当时对革命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的工作暂时和革命还缺少直接的联系而鄙弃他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的道路更清楚了。他们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以百倍的努力来实现祖国的现代化。没有现代化，没有先进的生产力作基础，没有社会文化事业的高度发达，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在现代化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了显著的改善，他们的队伍也扩大了，但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来看，还很不够，特别是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还很不够，还需要用最大的努力来进行培养。要培养新一代的专家，必须依靠老专家。因此，也就必须懂得爱护老专家。列宁在俄共（布）中央1922年1月12日决议《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中写道：“如果我们的一切领导机关，无论是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或工会不能象我们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还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成就。”我们现在的专家大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经改造和锻炼过的，跟列宁所说的十月革命胜利不久的俄国专家是大不相同的，应当受到充分的信任和爱护。只有依靠他们，团结他们，尽量发挥他们的作用，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林彪、“四人帮”反对所谓“专家路线”，反对他们自己信口捏造的什么“唯生产力论”等，无非证明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死敌。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现在应当欢呼我们从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说明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在人民群众已经普遍觉醒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排除一切“左”和右的机会主义的干扰，获得最后的胜利。
[1]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全集33，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