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文

高文

辑校按语

《论柳宗元文》，署名“高文”，原刊《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1931年第1卷第1期第183—187页。

高文，字石斋，江苏南京人。1931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获学士学位。1934年再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毕业后留校任职。1942年晋升为教授，同时兼任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曾先后任金陵大学、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边疆学院教授，河南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唐诗研究室主任，河南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河南文学会理事，全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等。曾主编金陵大学文学院《斯文》半月刊。著有《汉碑集释》，主编有《全唐诗重编索引》。

《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1931年创刊于南京，终刊不详。刊头“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为民国国学大师、金陵书法四老之一胡光炜先生所题。该刊由金陵大学文学院学生自治会季刊委员会印行。刘国钧在《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序》中提道：“文学院诸同学既集其读书所得以为季刊，索序于予。”委员会主席系程会昌（即程千帆），主编为苏恕诚。

一 小引

陆机云：“每自属文，（中略）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意不称物者，犹云意之所极，不足以尽物之态也；文不逮意者，犹云文之所极，不足以尽意之所至也；非知之难者，非知文章好恶之难也；能之难者，知文之好恶，而己出之为难也。夫放言谴辞，士衡犹且难之，则为文之甘苦为如何者，可以知矣。而读先士之文者，往往不知利害之所由，忽略作者之用心，以为不过如是而已，构思布局，造句选字，吾知之矣；遂以为一篇之作，援笔可成，斯文之妙，一举可臻，率尔操觚，即可穷其情而尽其象矣；又焉知非知之难，实能之难也。柳宗元之文，可以谓之逮意称物矣。其所以然者，有天资之禀赋焉，有学力之涵养焉，有环境之造就焉，复须数十年之期而后有成。若有以斯文为一涉即可几者，则吾将以东方曼倩之言答之曰：“谈何容易。”夫评文匪艰，能文维艰，工力由于博学，巧妙存乎寸心，可见而不可即，可赏而不可期，非人力之所能为也；余之于文，所感如是。以下将评柳子之文，故著之于此，以自戒其轻易之习。

二 文变

夫物底其极，则必有反，惟其否甚，亦将泰始。文迄梁陈，艳葩藻饰，缛绣绮靡，荣缀朝华，条垂夕秀，盛极而衰，流弊孔多；望之若枯木，汲之如涸泉，剽盗沿袭，气象凋耗，传纪千篇而一律，文存躯而遗神，务嘈囋而妖冶，徒悦目以偶俗。及乎初唐，余习未泯，四杰伟辞，不挽汪澜，延及中唐，韩柳挺峙，悯世俗之凋敝，感斯文之奄息，乃力扫粃糠，廊清芜蔓，从事改革，纳之于古，化复为单，易偶为奇，以气势为宗主，传神为鹄的，硬语盘空，妥帖力壮，奇穷怪变，以造平淡，如芝英之擢荒榛，逸翮之起连菼，破庸人之陋见，蒙笑骂而不悔，卒成大业，卓为世宗，是可谓雄伟不常者矣。斯固二公之异禀，然亦盛衰之必然。自是而后，文笔渐混，无复无单，统以文名，异乎往昔。自子厚之倡明道，退之之倡六经，逶迤抵宗，载道之说益滋，直视文为哲学之属品，专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事非出于沈思，意复殊乎翰藻；文之旨岐，文之义乖，谬误滋甚，有由来矣。

三 总论

子厚才气高奇，综覈精裁，虽未克砥节砺行，直道正辞，光华帝典，熙缉民黎；然而能逍遥乎文章之囿，翱翔乎辞藻之场，金声玉振，廖亮区宇，珪璋内蕴，英华外发，展论则卓厉飙迁，与霜月而齐灿，属文则清隽露凝，共高秋而竞爽；思发如潮，辞润如玉，穆肃汪洋，萧机玄尚，或纡余溶漾，或清秀敷舒，或跱黑沸白，或骇绿纷红，或怪石突怒，鸟厉虎斗之谷，或翠鲜环周，浅碧澄泓之渚；而绕白萦青，山水与云天俱远；微触冥契，物我与万化同归；泠泠之声，响若操琴；怡怡之态，俶若游空；叩之似寂，玩之愈远，响绝韵留，久而弥永，其使予小子怊怅前哲之余徽，想象其所游观，追念徘徊，有不能已于怀者矣。

四 分论

（一）论辩文

《封建论》——子厚之《封建论》，反复说明封建之失，与郡县之得，及其得失之理；设问以明之，举例以证之，深切精刻，辞锋犀利，议论卓荦，足使后人无以措其辞，而有所异议也。惟是其第一段自夫假物者必争，至然后天下会于一止，余窃以为犹有不尽然者存焉。盖柳子以为国家之原，起于相争，争之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于是有人群之小组，小组相争，则就德又大者而听命焉，如是而部落。部落相争，则成国家，是言也，细析之，未必当于实。夫元始时代，人如鹿豕，见利则相逐，逐而必争，相争之下，强者必胜，弱者必败，则凡弱者之所有，皆为强者得力。故力能胜一人者，一人服之，胜十人者，十人服之，原始社会，乃武不①之社会也。岂有榛狉之人，即知以和平之道，往就智者而判断其曲直耶。即以今日之世界。人智已如是之深，文化已如是之高，而国内国外，尚敢能以和平治之，犹且诉诸武力，谋诸战争，战而胜者，理曲亦直，人莫矣而谁何；战败者，理直亦曲，听宰割而已；未战之先，谁肯以曲直而就断；既战之后，亦谁敢从而定其直哉？列强之于我国，不其然耶？据诸今日，证诸往昔，可以不言而喻矣。

《晋文公问守原议》——谓文公之谋及媟近，有羞当时，陷后代之罪。此乃因时病而发之论，欲借此以警馈聋，而拯救当时宦官之祸耳。岂晋文果有上述之过耶？夫谋及媟近，媟近非人耶？如为人，有卓识，可以谘问，只须不败吾事而已，曷为不可问之也？所谓黍[127]王命，羞当世者，不过以阶级之见而云然，于事理无足轻重也。至若以为贼贤失政之端，由是而滋，则更谬矣。子厚何以确知后世之贼贤失政，皆为基是而生者也？若然，则齐桓之前，无晋文也，何以进竖刁哉？且后之人君以进用宦官而致败者，未必知晋文之事，援其例而尝试之。况在晋文之前后，因宦官而亡身丧国者，不知凡几，何以后王酷爱迹前王之所以致亡者，以自陷于危亡也。夫可畏者，莫甚于亡身，亡身且不畏，则其中必有乐以忘死之道存焉。否则以一晋文，不足以去人危亡之患，增人忘死之乐，而人曷为汲汲于此也？以余观之，此乃宦官自身之故，或后或王昏庸之失，《诗》[128]曰：“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后之王不能自活，惑于今乐，忘其远忧，不能审辨，不识奸伪，以自趋于死涂；晋文之举，守原之问，其何预于后世哉！

（二）山水记

幸矣子厚，谪彼遐荒，山水奇观，于焉以得。蔓途旁错，峭蒨青葱，爰放神于青云之表，绝迹于穷山之中。岩无结构，丘有鸣琴，白云阴罔，自足瞻眺，石泉花木，亦可怡情；潜鱼跃于清波，绿萝结于高林，耳得为声，心赏已盈。惜无夜景之作，秉烛之篇，以使列宿参差，明河掩映之奇奥，得拾掇于文章，寄态于编简，为撼耳。余因有以思夫魏公子西园之游，惊风扶毂，飞盖追随，华星出云，丹霞夹月，车轮徐动，悲笳微吟，乐以忘疲，益增哀思。夫子厚之遭遇，虽异于是，然而细溜之泠泠，飞泉之幽咽，哀声颓响，山水自有清音；又何必清曲之凄繁，与宾从之追逐也。萧辰遽徂，前贤缅邈，美人不见，迟暮如何，援条长想，纷矣其悲。

五 诸家评柳议

欧阳永叔曰：“子厚与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然退之于文章，每极称子厚者，岂以其名并显于世，而不欲有贬毁，以避争名之嫌；而其为道不同，虽不言，愿后世当自知欤？不然，退之以力排释氏为己任，于子厚不得无言也。”是论也，余窃非之，夫道途纷繁，皆异辙而同归；理论多方，岂可强而一致；谋治弭争，乃圣哲之所共筹，迁善除恶，亦明达之所同期。各极其虑，抒其见，以成一家言，以救天下，一己之劳瘁弗计，万民之流离是嗟，遑遑焉，戚戚焉，席不暇暖，突不暇黔，饥饿不足以动其心，死生不足以移其志，奔走劝说，以老以死。如仲尼之倡人伦，墨翟之主兼爱，杨朱之为我，老子之无为，诸子百家，致治之术虽异，其趣一也。同谓为道，谁曰不然。而众理猋竖，皆为道因；群说风飞，具成轨范；拔之弭广，按之弭深，理愈阐而愈显，道以别而愈精，争辩纷纭，责难交错，然后始可造极，以底纯懿。若乃纳天下于一轨，株守一家之陈辞，咀嚼其糟粕，斩绝其异己；则天下之思，皆将牢笼于一隅，羁乌于末路，出同辙，入同轨，永乏昌明之望，难免暗熄之虑。观周秦之炳蔚，与两汉之衰微，可以见矣。柳虽不同于韩，亦复何害，特惜其差异之不远，而犹以六经为标榜耳。岂必仲尼之言，皆堪尽信，释老之说，全无可凭；匹夫之思，未易轻弃，而况于行远之奥旨，独无可采者乎；且退之之辟佛老，似诚而实伪；易篑之际，席流水银；是其明证。夫复何言于子厚。其尊经者，求售于世也；其崇圣者，以要爵禄也；乏创见，无卓识，较子厚之考覈精核，胆大眼明者，相去犹远。然子厚亦慕位争先之徒，趣原殊乎淡泊，志本异于虚空；但皆为文章之俊杰，固无议于趋舍，更何足以其道之不同，而有所褒贬也。

由来评柳文者，率与韩并论，综纳各家之说，可得而言者，大抵以柳之纯正不及韩，而韩之才秀不及柳，李朴王世贞之言是也。或谓于韩可无择，而于柳不能无择，黄震之言是已。或谓柳在中朝时所为之文，尚有六朝规矩，未能臻善，赵善愖茅坤之言是已。其他或谓之有害于道，或谓之乖戾大雅；而攻之最烈者，则谓其达于上听者，皆谀辞，致于公卿大臣者，皆罪谪后羞缩无聊之语。碑碣等作，亦老笔与俳语相半；及经旨义理，则是非多谬于圣人等语。凡此所言，皆狭见浅识，蔽于流俗所致也。夫理之本乎六经者固善矣；然而异于圣人者，亦复何伤；盖凡言之足以成理，按之而有精义，从之可行者，即为一家之言，可以垂诸后世，岂必皆须折衷于夫子，演绎于六经者哉？今有人焉，谀在位者则谓之谀，举世皆将从而非笑之，指骂之，以为道德之羞；而谀古人者，则掩饰其辞曰尊道，其实不过循前人之陈说，道前人之遗论，俯首帖耳，奉命惟谨，不敢少怠，惟恐有所逾越，以干大戮；且自骄于世人，盛称己之功德，而举世亦皆无异辞，望风而响慕，交口而称道之，赞之为纯正，颂之为大雅，莫敢有违。是与谀在位者何异？终岁旋转于经旨之内，毕生抽索于微言之中，而无创见以补于世，此所以我国之学术，经数千年而无进步者也。

至若以柳子致公卿大臣之书，皆为罪谪后羞缩无聊之语，则更谬甚，何谓无聊，何谓有聊，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勃郁行回之意，缠绕悱恻之辞，惨凄增欷之情，吐于口，书于纸，而能动人千百载之下者，即其文章之工妙，能化无聊为有聊也。更有何无聊之文，能动人若是者乎？且夫罪谪自罪谪文章自文章；二者岂可混为一谈；岂可以其罪谪而剧贬其文章也。如据成见以评文，以彼而累此，虽欲无失，不可得矣。

乃若以柳州在中朝时所为之文，尚有六朝规矩为病，则又不然。夫“化奇作偶，易朴为雕”（焦里堂语），乃事势之必然，进化之常期，人事犹且日繁，器用犹且日精，文章大业，何以独异。追溯往古，以八卦代结绳，文字代八卦，竹帛易金石，纸笔易竹帛；皆由简入繁也，自陋至精也。文章之所以易奇朴为偶雕者，亦犹是也。岂可以古之简，而毁今之繁，古之陋，而议今之精，古之奇朴，而非今之雕偶者哉？故六朝之文体，乃文章进化之必然，试观当时诸大家之作，如明远，玄晖，子山，孝穆之所为，未尝不音节铿锵，徘徊反复，极文心之妙，而古文者，则皆以其艳巧而病之，其实文章本以妍藻为贵，声响为工，若其形如枯木，声如土革，望之而不鲜，叩之而无韵，即哲理高绝，亦何取乎为文？但人之所见不同，嗜好各异，柳州之致力于骈文，以余观之，亦复何害。惟冀与余异观者，幸勿以己嗜昌歜，而肆诋刍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