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晚清西方地理知识的编撰与传播

关于地理世界与知识世界之关系，葛兆光曾指出：“知识世界的膨胀，在中国常常是随着地理世界的扩张而来的，也许地理空间的变大，才使原本只习惯于 ‘天下’，也就是东至东海、西至昆仑、北至大漠、南至交趾的中国的知识世界，开始不能不承认海外有海，而且海外还有新的知识空间。”[19]从这个角度而言，晚清空间理念的转变乃至新的知识空间的有效拓展则离不开地理世界的扩张，而地理空间意识的扩张又离不开晚清西方地理知识在中国的编撰与传播。梁启超十八岁入京赶考，于回程购得《瀛寰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20]，地理新知识刷新了梁启超的知识视野，打开了他闭抑的眼界。几十年后，回顾《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所带来的思想冲击，梁启超如此强调其启蒙意义：“此两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21]与此类似，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之构建也离不开其对近代地理知识的接受，“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础”[22]。不仅如此，晚清地理著述还多成为出洋士人的案上必备之书，《瀛寰志略》因其简约、明了，颇受出洋人士的青睐，据考，1867年出使欧洲的斌椿，1857年出使欧洲的黎庶昌，1876年出使欧洲的郭嵩焘和刘锡鸿，同年游历欧美的李圭，1890年出使欧洲的薛福成，1894年出游日本的黄庆澄，沿途都将《瀛寰志略》与异域地理风物进行了比对。[23]黎庶昌赞叹：“所经过山川城市，风土人情，《瀛寰志略》所载，十得七八，乃叹徐氏立言之非谬。”[24]地理著述与域外经验相印证，晚清游者以实存体验的方式将近代地理知识再次加以内化。可见，地理著述深刻影响了晚清士人的精神结构，并在晚清思想的近代转换中俨然扮演了一个急先锋的角色。

晚清地理知识的普及、传播首先得益于晚清传教士对西方地理知识的介绍与编撰。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马六甲创刊近代第一份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二年，该刊便刊发近代地理知识方面的文章，如1816年九月刊的《天文地理论》，论证了地为圆体说；随即，米怜在该刊连载发表了《全地万国纪略》（1822年出单行本），对世界四大洲的面积、人口、语言做了简明介绍；《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随着刊物印数的增多，其影响也日益广泛，至1819年，已共印3万余本，并免费赠予华人，“每逢粤省县试、府试与乡试时，由梁亚发携往考棚，与宗教书籍一同分送；余则借友人游历船舶之便利，销售于南洋群岛、暹罗、交趾支那各地华侨荟萃之区”[25]。这些有意识的针对中文阅读群体的刊物赠送及其所刊的地理知识的介绍，虽然初衷只是为了方便宗教教义的传达与西方文明的扩张，但其有关近代地理知识的普及，无疑使能阅读该刊的华人有效扩充了其知识视野，并逐步渗透入晚清广东沿海一带士人的知识结构之中。1833年，由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创刊于中国境内（广州）的第一份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也着力于普及近代地理知识，其创刊号便设有“地理”一栏，据邹振环统计，其刊发的有关西方地理学的篇章有40篇[26]，对各大洲地理均有涉及，这些著述对后来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裨治文于1838年编纂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可谓彼时传教士所撰西方地理学著作的代表，该书分27卷，全面论述了美国的地理、历史、国防、商业等方方面面，有力地概括了美国的风土人情，对于该书的编写，裨治文毫不讳言其目的是使华人“驰观域外之士，必不方隅自封”[27]。该书出版后，曾有不同版本[28]，对晚清知识界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力，成为时人编写地理著述的重要借鉴范本，如裨治文自诩：“海内诸君，谬加许可，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及《大地全图》等书，均蒙采入，……今垂二十余年，原版散失，杳不可寻。予又迁居沪上，索书者踵接于门，惧无以应其请也，因不得已复收初稿，与华友宋君重加删改，并创为汉字地球等图。”[29]这批由传教士主持、开始于鸦片战争之前的地理著述与地理知识的介绍，对鸦片战争后愤而思变的晚清知识人的地理著述无疑起到了引发、榜样的作用，更成为晚清地理编撰者大量引征、仿制的对象。

较之传教士对地理知识的主动、自觉的编写，晚清士人的地理编撰工作显然是迫于外源性压迫而生发的“抵抗”之需要，“对世界地理学的兴趣表面上似乎是旨在获得有关那个未知的西方世界的知识，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取得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的迫切需要，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增进中国本身知识与才智的运动。换言之，这个时期的部分中国官吏与文人，在与西欧一个蛮夷之邦战争之后，迫切地想了解敌人和要知道欧洲处于什么位置上。需要寻求正确的答案。在这种压力下，出现了研究世界地理的兴趣的浪潮”[30]。鸦片战争之前，国人“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瀛寰之大”[31]。19世纪40年代，英人的大炮轰开了清帝国的大门，国族危机显露端倪，为此，“知夷情”被提上了日程，而夷情中最为基本的，则是夷从何处来，道光帝在中英开战之际，仍茫然于英吉利到底地处何方？[32]清王朝上下对世界大势茫然无措，这一现状让人堪忧，朝廷官员、在野士人开始重视地理知识的探察、编辑，借此来探知夷情。

林则徐出任禁烟钦差大臣时，目睹满朝文武昧于世界形势的无知，以“了解夷情”为要务，将英人慕瑞编著的《地理大全》编译为《四洲志》，其编辑体例，以地区和国家为单位逐一介绍，囊括了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政治制度、文化宗教、民情风俗、行政区划等；其中一辑为《洋事杂录》，专门记述亚、欧、美、非等四洲简况，明确勾勒了新的世界图景，这对于沉浸于天下意识中的国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强烈的观念震动。随后，受林则徐之嘱，魏源在《四洲志》译稿的基础上，旁采“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33]而成，大量收集征引了国内外地理材料，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撰成《海国图志》五十卷；据邹振环所考，魏源的《海国图志》不仅以《四洲志》为基础，而且征引了1848年由袆理哲编译的《地球图说》34处，还大量参考了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郭实腊的《万国地理全集》等相关论述[34],“百卷本全书约88万字，并有各种地图75幅，西洋船、炮、器艺等图式42页”[35]，以翔实的文字、图表介绍了当时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情况。自1842年第一部活字本（五十卷本）的《海国图志》初版后，各地又陆续重刊、重刻了数十种不同版本，据考，清代已知的《海国图志》版本计有12种[36], 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郑重向咸丰帝推荐《海国图志》,“臣所见有《海国图志》一书，计五十卷，于海外诸国疆域情势、风土人情，详悉备载，而于英吉利尤为详”[37]。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晚清重臣张之洞则在《劝学篇》中将《海国图志》视为西学的起点，“近人若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各新闻纸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38]。对于晚清维新派而言，《海国图志》更是他们早年了解世界的重要桥梁，[39]可知，着力于地理情势介绍的《海国图志》对朝野内外所起的启蒙作用功莫大焉。

道光二十五年（1845），姚莹在西南各地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著《康纪行》一书，旨在“知彼虚实” “徐图制夷”，文中涉及英、法、俄、印等国史事，并绘有中外四海舆地图，他认为世界地图使人“四海万国具在目中，足破千年茫昧”[40]。随后，徐继畲于1848年刊印的《瀛寰志略》，也是参考西方传教士所做的多种地理著作撰写而成，全书有图42幅，简洁扼要地介绍了世界四大洲及其所属国的地理方位和历史沿革，启发了近代世界地理观的形成，《瀛寰志略》也因此成为晚清出洋士人常备案头的必读书。此外，叶子佩的《坤舆全图》、汪文泰的《红毛蕃英吉利考略》、萧令裕的《英吉利记》等也纷纷付梓，鸦片战争前后由此掀起了一股地理书籍的编撰风。

虽然，早在明万历十二年（1584），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肇庆刻印了《山海舆地全图》，展示了一幅迥异于《禹贡》之“九州”的新的世界图景，但它在中国知识界引起的震动很快就在历史迭变中消隐了，乾隆朝修的《清朝文献通考》仍沿袭“天下”“九州”的老观念，将五大洲之说斥为谬论，“意达里亚人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说。……彼所称五大洲之说，语涉诞诙”[41]。可见，古代中国的世界图像在清朝仍占据核心位置，至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上下仍沉浸于天下中心的幻觉之中。而以传教士的西方地理知识传播为源，中国士大夫们对世界地理的介绍与关注表明晚清知识分子已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以往“中国天下”“天圆地方”的陈腐世界观，从地理知识的接受、传播出发，开始睁眼看世界。

地理空间的重新认知带来了知识空间的拓展与固有理念的转变，也使得晚清知识人在进行地理知识的编撰、介绍时，一变往昔的信口开河，而普遍从客观、考证的层面来书写异域他国，我们不妨以对荷兰的描述为例，比较古史与晚清地理著述的不同描述，从中不难看出，作为正史的《明史》在介绍荷兰时，不脱传说笔调、荒诞色彩，而到了魏源所撰的《海国图志》，荷兰是幅员辽阔的西洋之国，是礼乐兼备、国富民安的胜地：

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永乐、宣德时，郑和七下西洋，历诸番数十国无所谓和兰者。其人深目长鼻，发、眉皆赤，足长尺二寸。……其所役使名乌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

——《明史·和兰传》

荷兰及弥尔尼两国同区，总名曰尼达兰，犬牙交错，参差不齐。幅员二万四千八百七十方里，半水半陆，居欧罗巴洲南北之中，为贸易总埠。……其国人勤俭，精技艺，善绘画。遇有乞丐，即送工作房差夫，其不能工作者，则令戽水，无游民，寡盗贼。

——《海国图志·大西洋》卷四十

《海国图志》辑录各类历史材料而形成的新“荷兰”形象不仅有力地颠覆了由凝滞心性所构造的荷兰幻象，而且呈现了另一个毫不逊色于中华的文明盛地，这类地理介绍对固存的误解、偏见无疑进行了有力的颠覆。

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西方地理知识的编撰与传播所带来的意义，或可援引邹振环对西方传教士绘制地理新学之影响的概括，“西方传教士主持绘制的地理学新知识线，引进了一系列新的西方地理学的概念、新术语和新方法，通过这些线索，中国人了解到了一个西方探险家历经数百年所探寻出的新世界，认识到了一条崭新的全世界地理状况及其分布规律的知识线，同时也意识到了中国只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中国，由此彻底地粉碎了以天朝为中心、唯中国有文明的虚幻环境”[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