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历史的嬗变复杂而动荡，宛如莫测的深渊，内涵诸多偶然性与可能性，文学的嬗变也莫不如此。然而，“嬗变”并非偶然性与非理性的聚合体，特别将之置于当下的目光视域，曾经的历史面目与文学现象正作为思想与行动的主体，朝向“现在”展现其演变的必然性与内在理路。基于上述考虑，本书尝试以晚清域外游记为追溯文学演变理路之线索，对中国文学之“现代性”的发生加以分析考辨，力图展现转折时代近代文学迷惑不安却充满力量的变化场景。
晚清域外游记，专指自鸦片战争至中华民国成立前这一时段，国人远蹈海外，基于生存实感以散文体式所书写的记游文本。清人王锡祺于1877年至1897年之间，采集清人的地理著作1420种，编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十二帙、《补编》十二帙、《再补编》十二帙，成就了一部百万余字的大型地理丛书，录有域外游记84种；《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自1866年至1900年由66人所写的国外见闻的单行本著作总数超过158部[1]; 20世纪80年代，湖南人民出版社、岳麓书社陆续推出了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钩沉晚清域外游记36部，近500万字；晚近，岳麓书社于2016年又新推出由钟叔河、曾德明、杨云辉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65种，共计1000余万字；除此之外，沈云龙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东游日记汇编》等也辑录了大量的域外游记文本。对于晚清域外游记的研究，学界多侧重史料钩沉、文献整理，从现代性角度对其进行深入勘察的研究则为数不多，事实上，这批洋溢着不安力量的域外游记书写与古代游记不再一样，内外交困之下，晚清游者由东去西的跨界之旅，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换，更是文化的越界、精神结构的一次大调整。
有学者曾从旅行文学与现代性之关系的角度指出“较之于其他文学形式，旅行文学的时—空间的转移和变化，极易产生自我—他者的身份意识和历史的比照玄想。所以，近代以来的旅行文学便不可避免地面向现代性问题”[2]。的确，时空转换语境下的域外游记书写与仅拘囿于本土环境而发生缓慢变化的散文书写不同，书写主体遭遇的是现在与过去、中国与西方、现代与古典的时空交错，时间变化熔铸于空间变化之中，使得他们处于一种被不断结构与不断解构所交替展开的文化语境之下，异域体验使得书写者歧变的理念与传统义理均拉开了相当距离，发生了知识结构、文化意识以及世界观等层面的现代性嬗变，这为传统僵化的精神世界注入了现代活力，为晚清时代的思想图景注入了新鲜的因子。
就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角度而言，晚清域外游记也是借此考察中国散文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文类，加拿大学者林宗正曾感叹，学者在中国小说现代性的讨论中有着厥功甚伟的贡献，然而，“是基于什么学术的特殊考量，在探讨晚清文学的现象之时，遗忘了诗歌？遗忘了主要文学书写文类（诗与文）会对这类的研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在研究上产生大多程度的不足？”毕竟，“多少晚清文人是不写小说的，他们那时候还在写诗、填词，并借由诗歌、古文写出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3]。承续上述感慨，我们不禁思量，晚清域外游记作为挑战传统思想的主要书写形式在中国散文的现代性转型研究中，它具有何种意义？又在何种程度被相对忽视了呢？
有关现代散文的发端，学界大致循照如下几种路径来进行阐释，一种从梁启超的“文界革命”开始清理，认为梁启超所倡的“新文体”开始了中国散文的现代改良，成为现代散文发生的基石[4]；一种则认为白话文运动中诞生的“五四”散文实现了散文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5]；还有一种渐趋成熟的解释模式，则关注报刊、演讲等近代传播媒介与现代散文之发生的关系[6]；除此之外，探讨西方传教士与现代白话文的关系、近代翻译文学对现代散文的作用等研究也颇引人注目；显然，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国散文现代转型的研究应有多种路径和视角。比如时代生活与散文新变、西学东渐与散文文体新质、散文主体的身份建构与散文的现代性生成、白话运动与散文文体的转型、‘文界革命’与 ‘文学革命’等，这些话题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散文现代转型这一总的课题。”[7]
随着研究的深入，晚清域外游记作为一种主体性颇强、颇具先锋性的散文书写，它与中国散文现代转型之关系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郭预衡于《中国散文史》指出，薛福成的域外体验导致了其古文的丕变：“福成之文，尤其是出使四国以后诸作，其内容与风格，都有异于桐城诸家者。”[8]他于史论中三次提及薛福成的域外游记“具有新的时代气息”；郭延礼也发现王韬的域外游记因域外经验的进入而发生了新变现象，“由于多是写外国题材的，因此在形式上较之传统的中国游记也有所变化。一般说，篇幅较长，内容充实，与古典散文中空灵飘逸的山水小品有明显不同；另一方面，作品描写成分显著增多，语言趋向通俗化与自由化，并杂有许多新名词，都表现出了散文新变的迹象”[9]。1997年出版的《中华文学通史·第五卷》较郭预衡、郭延礼的论述更为深入，第八章“西学东渐中的文学新变”第二节标题即为“域外游记”，其文肯定“王韬、郭嵩焘、黎庶昌、薛福成的域外游记和出使日记，留下了一代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近代世界后思想、感情开始近代化的轨迹，也留下了近代散文从载道明理、陈言旧说向务恢新义转化的轨迹；同时在中国散文史上开拓出一片新的领地，创造了一种新的品种”。这可谓文学史上第一次专设章节论述晚清域外游记，它从转化的角度高度肯定其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学术价值；另《中华文学通史·第五卷》“曾门弟子”一节也指出，曾国藩的弟子黎庶昌、薛福成出洋之后识见大开，突破了固有的桐城义法；上述有关“新的”“突破”等论述显然拓展了我们研究中国散文现代转型的另一个学术维度，可惜均是点到即止，没有系统展开研究，从而留下了大量亟待我们去证明的学术空间。
晚清域外游记这批洋溢着不安力量的游记书写与古代游记不再一样，内外交困之下，它最早因域外经验的进入而成为古文的变风、变雅之作，不仅彻底偏离了传统游记吟山咏水的闲情逸致，而且偏离了古文的义理旧轨，以西洋新知取代了儒道性理，引发了主体精神结构的一系列变迁。在此之前，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使得国人世代粘着于泱泱土地之上，崇尚安土重迁，就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言：“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10]封闭的生存方式衍生了追求超稳定状态的心理结构，生成于此文化语境下的古典散文，其精神结构不出传统的载道言志，刘勰论文“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文心雕龙·征圣》），以立圣贤言为作文合格的标杆；清一代古文以桐城文为正宗，以维护周公、孔、孟、程、朱之道统、承续唐宋八大家之文统为己任，方苞有“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者不苟作”之说，这十分清楚地表达了桐城文人对于古文书写的精神诉求，即传统士人作文必须关乎人伦道统，为儒学规范添砖加瓦；然而，晚清游者一旦进入异质的西方世界，乍然被纳入一个声光电化、求新求变的文明维度，西方文明所体现的本质与生成的意义已远非传统义理所能解释的了，更何况，域外经验与自我意识相激荡，不仅动摇了现实体验的表层结构，更会动摇背后摇摇欲坠的儒道传统，站在西方这么一个巨大的异己性的他者之镜前，晚清游者的主体精神被空前地激活，他们或者言论无忌地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或者大谈昔日被传统士人所不齿的商务与机器，甚至借助西学概念重新解释被伦常性理所遮蔽的现实世界，总之，歧变的理念与传统义理均拉开了相当距离，而发生了知识结构、文化意识以及世界观等层面的现代性嬗变。
文体乃精神之肉身，晚清域外游记昭示晚清士人精神嬗变的同时，其语言、体式也由此发生了相应变化。作为文学的外壳，语言是最易发生动荡的表层，而语言中的词语变迁则最能彰显语言的变化维度，梁启超曾从新名词的变迁现象来归纳晚清时期的语言变化：“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11]新名词的凸显往往与语体的流变相激荡，最终在“新新相引”中生成新语言。这类带来文体日日新的新词在晚清域外游记中可谓层出不穷。当晚清游者进入别有洞天的西方世界，面对纷繁复杂的西方“异”物，固有的文言文已捉襟见肘、无力描述，而不得不窘迫地制造新名词来为它们命名，于是，一批新词应运而生，它们有自造词有外来音译词，到处出现照相机、显微镜、巴力门（议院）、自行屋（电梯）、飞桥（索道）等新词的身影，它们有的在历史流转中被保存、延伸下来，成为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惯用名称，如博物院、自行车的命名；有些则蜕变为历史的遗骸，成为我们恍然回首时的记忆片段，如木马（自行车）、道德（博士）、神镜（照相机）、肾衣（避孕套）等富于想象与个性化的命名，它们内部充满动荡的词语运动让我们发现，随着旨在考察西方这一目标的日趋坚定与清晰，那些具有想象性色彩的词语命名逐渐转化为相对客观的、平实的词语，并且英译外来词成为不少书写者的挪用方法；命名的变化不仅以其迁流的名词形态凸显了词语形构日趋明确与单义性的运动方向，而且，其音译词内部所呈现的汉语双音节、多音节的转化也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古文，带来了汉语书面语体系的新变，无疑，晚清域外游记中由命名活动所衍生的新词，以其形态变化与异质思维成为五四白话文生成前的重要准备。
由语言至文体，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嬗变可谓顺乎自然。当法度森严的古文体式面对广大而陌生的西方世界、面临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它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显然，对于晚清域外游者来说，尚洁尚雅的古文体制已无法承载他们所要表达的域外经验与裂变的情感世界，一如薛福成所感慨：“方今西洋诸国情状，贾、陆、苏三公与文正所不及睹也。福成即睹四贤所未睹之事矣，则凡所当言者，皆四贤所未及言，……遂谓奋笔纂辞，可不师古人也。”[12]当陌生而异质的“未睹之事”成为行文的核心，固有的行文法度与审美诉求已经无法对之进行描述，这就意味着薛福成“可不师古人”，摒弃严谨的古文规则，而为现实需求寻找新的言说形式。这类“不师古人”的破体之作已然成为晚清域外游记书写的普遍情势。
文体的裂变除了部分的与内容及思想意识的变化有关，近代印刷业发展所带来的文本制作与传播方式的更新，也为文体变革提供了物质条件。随着报纸、杂志等新兴传播媒介的兴起，晚清域外游记多与报纸杂志相结合，在冲破古文桎梏的同时，其新型的书写形态还昭示了与报告文学等现代文体之间的亲缘关系。
可见，无论是精神结构还是文体样式，晚清域外游记都足以成为中国散文史上一类富于包孕性的“过渡”文本，有效地呈现了古文向现代散文转化之间瞻前顾后的复杂流变。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论晚清域外游记的诸种歧变，有时候会相当明显，鲜明地昭示了与现代散文之间的亲缘关系，有时则相当隐晦，甚至书写者会以激烈的抵抗姿态来掩饰这一切，倡扬西方文明往往与捍卫纲常礼教奇怪地扭结在一起，新名词往往以一种扭曲的姿态被纳入支离破碎的文言文记叙，它们的糅杂混淆最终成为一种不纯洁的、充满了裂缝的书写，然而，正是这些在精神结构、内容书写上所呈现的不可掩目的裂缝，却代表了一种变化的开始，虽然，这种变化不如新文体那样鲜明，更不如五四白话文那样坚决，但“风起于青萍之末”，晚清域外游记逾半个世纪的连续性书写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散文因域外体验的进入而不断自我突破、自我发展的过程，成为我们触摸中国现代散文如何发生的一条清晰的线索。
二
美国游记作家保罗·索罗认为“游记是一种自传，与其说游记是书写者在揭示所描写的地区，不如说他在揭示内心世界”[13]。游记中的景观总不期然成为书写主体的精神投影或者思想共鸣的衍生物。对于域外游记而言，西方就如一面镜子，在呈现自身符号意义的同时，也映照出书写者的心灵世界与精神波动，因此，笔者认为晚清域外游记的书写意义，不在于它记录了晚清人看见过什么样的西方，而在于晚清人如何看西方，为什么这么看？在看的过程中，内心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今岁月暌隔堪一个世纪，我们回过头来触摸尘封已久的晚清域外游记，仍能深刻地感到其字里行间颤动着令人不安的力量，如果一定要我给这个力量予以描述，那么，我把它看成是现代性体验下精神变动所带来的不安，这种不安与晚清人如何在文本中重构他者与自我有关，与如何从古典走向现代的精神蜕变有关，也与摇摇欲坠的文化自我认同趋于溃散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我在本书使用“现代性”这一描述，均是站在当下位置，以一种我们目前普遍的、进化的眼光来对之进行观照与特征指认的。对于彼时诸多士人而言，这类书写中涌动的矛盾与变化，较之传统伦常，可能是不合时宜甚至是反动的，然而，与之相悖，此时的我们已无可避免地处在“当下”，也就无可避免地以当下眼光去评判晚清人的域外书写，因此，晚清域外游记中所呈现的精神变动，必然地被纳入一种我们现在所普遍理解的朝向“现代性”的通道之中。
现代性境遇下，否定“自我”所隶属的部分传统及其观念，寻找新的价值与秩序，可谓晚清游者普适性的思维模式。毕竟，西方新的空间秩序的无尽展开向晚清游者打开了它潜在的力量与未来的可能性，与之相对，自我原有的某些部分被现实证明是不合时宜的，通过变革来寻找新的价值与秩序，是中西比较下的必然发展，变革之“变”，根本处来自他者文化映照下指向自我历史价值的否定之变。
“觉今是而昨非”的思变可谓亲历西方的晚清游者形诸笔墨的普遍性理路。置身域外，薛福成对曾经所持的理念进行重新梳理：“西洋各国驻华公使，无不任意挟制，遇事生风。余以为洋人性情刚躁、不讲礼仪之故。及至欧洲与各国外部交接，使知其应付各事，颇有一定准绳；周旋之间彬彬有礼，亦尚能顾交谊，不肯显露恃强凌人之意，亦不显露矜智尚术之意。非特英法也，各国皆然；非特外部也，各员皆然。”[14]薛福成忠实地记叙了自己就职外交大臣期间的观念转换，他发现西方各国外交人士礼仪完备、办事颇有准绳，这与他以往的经验认知大相径庭，西人的“彬彬有礼”颠覆了薛福成出洋前所持的洋人不备礼仪的旧观念。如果说薛福成对自己的精神变化颇为坦诚，那么，黄遵宪对于自我的否定则有着破旧立新的决绝，他公开删改光绪五年（1879）冬由同文馆以聚珍版印行的《日本杂事诗》，并于戊戌年间重新于长沙刊印定本，自言“此乃定稿，有续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其原因由于“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共得诗数十首；其不及改者，亦姑仍之”[15]。这是因游历欧美而生发的悔意，西方境遇下的现代性体验反馈于创作，成为作者自我变革的原动力，都道“往者不可谏”，黄遵宪却偏偏要增损往者，鲜明地表述自身精神的蜕变，一如成人肆意毁改少不更事的日记，从“此在”的立场对以往的人事进行严格的甄别。我们可以说这种自我否定的过程是一个观念上除旧布新的蜕变过程，无论是薛福成的自我更正还是黄遵宪的增删诗作，他们都如蛹化蝶，于否定中告别旧我、指向自身精神世界的变革。
然而，这类精神上的现代性成长并非直线向前的，更非跨步直接进入我们所言的“现代”序列，晚清普遍域外书写者的思想固然闪现了现代民主理念的接纳、近代国民意识的兴起等“现代性”萌芽，但是，并不能据此指认他们站在了“现代”的边界上旨在对传统进行全面颠覆。对于大多数晚清士人而言，他们整体的精神架构仍然长存于视周公、孔孟为绝对真理的文化价值体系之中，可以说，他们的自我批判与思想变迁不脱梁启超所谓的“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强调自我革新与借鉴西方的同时，晚清士人承续的仍是孔子以来所秉持的复古理想，对现实的革新要求并不指向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反而单向度借鉴西方的文艺复兴，将现实的变革诉求引向对传统理念的复活，引向对秦汉之前生活世界的肯定，变革想象始终根植于复古的理想世界模式中，以上古作为接受西方价值的逻辑起点。因此，不少晚清游者面对西方井然有序、富强发达的社会形态，不约而同地将之呼为“三代之治”，抑或上古的文教世界，譬如，薛福成对西方社会及其议院的褒扬，均指向对三代的肯定，“西洋各国经理学堂、医院、监狱、街道，无不法良美意，绰有三代以前遗风。……所设上下议院，亦合古之刑赏与众共之意”[16]。李圭参观美国女学，对比中国当下重男轻女、女学不振的现状，将西方井然有序的女学追溯为中国古已有之的体制，“考周官有女祝、女史，汉制内有内起居注。妇女之于学，往古盖有所用之矣。……是三代之时，女学甚隆。降及后世，此事渐废”[17]。对于彼时的晚清士人而言，三代的意义高悬于过去，代表中国古已有之的最高价值范本，而三代之后，这一传统价值却式微了，它以倒影的方式呈现于西方，“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减，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18]。由此，向西方学习等于回溯三代教化，变革当下只不过为了重返三代盛世。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变革与复古交织下，绝对的孔孟信仰的背后，固有的思想模式正开始发生转向，毕竟，域外游者有关现代西方的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考，不仅动摇了现实的表层结构，也会波及深层的文化传统，虽然这种转变与动摇是不自觉的、缓慢的，但是它确实存在，晚清游者所遵循的“中体西用”说，对“用”的器物、制度加以感性认同的同时，与“用”难以分割的“体”也自然被相应引入，“体”与“用”从来是难以一分为二的共同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样，晚清游者对议院“通民情”、重民本的认识，虽然其大趋向为复古，但复古实为求变，西方议院体制内有关现代民权、平等的理念也会随即“润物细无声”地渗入；更何况，世易时移，鸦片战争挟狂悖之气带来国族灾难的同时，也为晚清带来一个借此关照自身的现代参照系，晚清游者得以站在传统之外，置身于一个同级的甚至客观上更为强大的文明体系下回眸中土文化，获得了自我观照与自我反思的文化条件，这是意在讥评朝政甚至泣血抗争的古代士人所无法遭逢的时代语境，春秋士人的四处横议、魏晋名士的抵掌臧否、东林党人的针砭时政，固然轰轰烈烈，但是，这究竟是居于内部而反对内部，在他们的古典世界里并没有一个有效的参照物，更缺乏一个异质而发达的新质文明做比较，他们的抗争仍是企图在固有的文化体系内部寻求新生，是“为让偏离了的 ‘势’再次回到 ‘理’的轨道而奋斗”[19]。而晚清域外游者站在西方这么一个巨大的文明之镜前，得以跳出“庐山”，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来重新观照自我与批判传统文化，这可谓特定的时代赋予的，只有具备这种超越了“自我”的比较视野，中华民族才有可能从新的层面进行自我更新，生长出不同以往的精神萌芽，这类精神形态的嬗变分明闪烁着现代性的微光，其中奔流的种种异动足以成为我们追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发源时的微流细脉。
三
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研究对追溯晚清士人的精神转折、现代性在晚清的发生乃至晚清散文的现代转型等均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而对上述意义的追索与指认则需要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首先是异域行旅所引发的意义更新与观念生成，“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被迫打开国门的过程的话，那么，我们从旅行文学的发展来看，似乎又有一个主动开阔眼界接纳世界的过程。游记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性意识的形成，正是这样一种河伯顺流东行观大海的历程。陌生的眼光看陌生的世界，在时空交错中既发现了西方文化的现代形态，又反思检讨了本土传统的问题。认知格局和范式所经历的变化，正是现代性体验的生成和发展”[20]。正是于行观之间，行旅者才得以不断打破固有的思想壁垒、更新传统的认知格局和范式。其次，晚清之异域行旅的空间迥然不同于古典时代的异域，此异域已非彼异域，作为现代性策源地的“西方”可谓新意义生成的新场域，并对晚清行旅者固有的传统空间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力，以致成为一个充满诱惑性与摧毁性的文化黑洞。再次，要把握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质素，书写主体心理结构的现代性转换无疑值得探究，现代性的发生最终离不开作为人的主体现代性的生成，而在这一生成过程中，观看主体对于“西方”的认知、体验、感受有多少是基于客观事实？有多少又不可避免卷入了主体的前在心理结构、文化意识、国族情感？因此，不妨以“想象”作为主体现代性发生的研究切入点。
因此，越界行旅、西方场域、西方想象可谓研究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性的三个重要面向，我们足以据此展开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性研究的逻辑性论述：越界行旅对晚清士人思想图景之现代性转换具有行动层面的功能性作用；对于“西方”的辨析则能有效确立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性发生的具体场域；西方想象作为一种文本研究方法，能够有效处理晚清行旅者于中西碰撞场域下所呈现的精神主体的复杂流变。可以说，行旅、西方、想象三者相辅相成，从实践功能、发生场域、研究方法诸面立体地构成了我们研究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性的逻辑基点。
1.越界行旅：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性发生的行动因素
虽然，早在晚清域外游者广涉海外、书写域外出游经验之前，已有一批地理方面的专著、译著广泛传播西方知识，“1840年以后，中国文人学者逐渐开始更多地注意世界地理问题，到1861年，已写出了22部以上的著作”[21]。如林则徐组织编纂了《四洲志》，魏源编撰了《海国图志》，此后，姚莹的《康
纪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也纷纷付梓，然而，上述近代西方知识始终是旁采“夷图、夷语，钩稽贯穿”[22]而成，它们终究不过是纸上云烟，又经过曲折的转译、引录，仍是“以西洋人谭西洋”[23]式的纸上谈兵，对海外诸国可谓雾里看花，并不具备强烈的说服力。为此，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曾公开抱怨“华人不好远游，致我西国之光彩规模，渺无所见，竟不知海外更有九州”[24]，然而，这一蒙昧的情形很快发生了改变，“在《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之后的数十年间，这种文明世界图像的变化仿佛有个加速度”[25]。其内在推动力便离不开晚清士人的域外出游活动及其游记传播，可以说，晚清域外游者环球行旅所发生的现代性体验，第一次让书上的想象烟云成为切实的世界经验，“他们对于西洋东洋的亲眼见闻，真正地扩大了中国知识阶层的眼界，也越发凸显了异域新知的意义”[26]。显然，行动层面的域外旅行正作为一种功能性因素作用于晚清书写者，并在晚清思想图景的现代性转换中发生重要意义。
异质的、迥异于传统乡土文明的西方语境下，晚清游者的域外之游不仅是从中土移向现代西方的空间移动，同时也成为兼具时间纬度从古典向现代的越界，时间轴线的不同，首先让晚清人遭遇了自然时间上的错位，使其敏感到异质时空的无处不在，薛福成发现初抵伦敦时“以经度推算，伦敦午正，应迟北京午正七点钟三刻五十六秒；北京午正，实伦敦丑正十四分四秒也”[27]。斌椿乘船离开巴黎自亚丁东行，也意识到时间因纬度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异“至巴黎时，彼之正午，乃中土戊刻矣。迨往伦敦，西行又三四度，故又迟一刻。今由西土东回，每日皆缩一刻余。过新嘉坡以后，迟速始一律也”[28]。环球之旅让他们切身体验到古典的时间模式正失去操控性力量，一个自然时间上独立的西方正平行地与中国处于异质的时间纬度之上；更重要的是，越界行旅中，对时间的认知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空间背景，逾越了农业文明所袭用的历法标识，而不得不采用彼时西方世界所通行的标准化的时间刻度对时间予以计算，薛福成所言的“七点钟三刻五十六秒”遵循的便是西方机械钟表所测定的时间标记，而“机械钟（最早出现在18世纪后半期的计时方式）的发明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实际运用推广，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9]。时间成为被普遍标识的虚化的时间，它不再与具体的地域背景相关联，机械时间标记与具体空间的分离带来了吉登斯所言的现代性的特征之一：“脱域化”,“时—空分离及其标准化了的、虚化的尺度的形成，凿通了社会活动与其嵌入在场情境的特殊性之间的关节点。被脱域了的制度极大地扩展了时空延伸的范围，……这种现象，通过冲破地方习俗与实践的限制，开启了变迁的多种可能性”[30]。脱域化的发生使得传统内部的人必然冲破传统、进入现代性的时空范畴。
如果说越界行旅所促发的关于时间的现代性认知更新了晚清士人的传统时间观念，那么，火车、轮船的出行经验则从体验维度将现代性引入旅行活动的日常肌理之中。如严复所言“而今日乃有西国者，天假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31]。显然，西方的舟车之利可谓现代性的集聚点，初入西方，旅者们就遭遇了严复所慨叹的舟车之利，西方的行旅模式带来了令人震惊的现代力量，“呜呼！余于此日东西之行，非火琯风轮，即飙车电驽，邮程无滞，水陆无惊，亦云快矣。经历数十国，往来七万里，波涛助其壮志，风雨破其奇怀，亦足豪矣”[32]。现代行旅工具以席卷的方式覆盖了晚清出游者的传统经验，并在新的经验上生发出“奇”“豪”的现代性快感。
待逐步深入西方，西方发达的现代物质文明以及制度文明，譬如繁华的都市、先进的工业生产、议会制度等均呈现出与清帝国不在同一发展刻度上的文明形态；如薛福成所见的议院，“议院人无早暮，皆得见君主，上议院人独见，下议院人旅见。凡议院坐次，宰相、大臣及与宰相同心之官，皆居院长之右；其不同心者居左；其有不党者，则居前横坐。世爵不在议院及各国公使入听议者，皆坐楼上。余于前月尝往听一次焉”[33]。这种与古典中国政治形态迥异的现代西方体制不仅引发了晚清士人观看世界的视域调整，也使其遭逢了源于体验实感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现代风暴，毕竟，西方的社会形态是古典境遇下的中土作家未尝经验过的，对于浸淫于传统之中的晚清游者而言，西方处于他们前理解的陌生地带，处于普世意义的时间序列的前端，个体遭遇西方的此刻，中西文明进程的错位带来了本雅明所说的“弥塞亚时间”感[34]，即过去与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使得晚清士人置身西方更容易遭遇时空的延异，它在行旅个体的认知架构中共时性地交错着古典中国与现代西方，呈现的是王富仁所说的文化空间的转换。[35]因而，晚清士人地理位置的转移往往意味着处于不同时间纬度的文化空间的转移，地理的越界带来的是文化的越界。
晚清游者具有集体意味的跨国出游行为，不仅呈现了19世纪末从中至西的地理变迁，更在文化与心灵层面形成了新的可能，形成了晚清士人前所未有的精神世界，印之于游记文本，这一域外行旅则有可能对文学再生产发生作用，如台湾学者所言：“作为汉语文学的发源地，中国大陆位处中心的视野长期作为被观察与参照的主流生产。而文人的境外流寓隐约预示了迥异的文学实践及可能。随着不同阶段的历史际遇，殖民，移民，任何形式的迁徙流动，重塑了心灵体验与存在之感。尤其清末民初恰是遭逢忧患世局，人口的大举迁徙与文人的移动，其实可以看作千年来文学体质与文学版图的重大转变。”[36]
2.西方：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性发生的文化场域
晚清域外游者一旦步入异域，现代工业化生产、现代经济组织与现代民主制度无不引发他们精神世界的强烈波动，无不将他们卷入本土/西方、古典/现代的对比关系之中，因此，域外书写无法逃脱从异域所弥漫而来的现代性境遇，注定处于“逐渐地但有力地摧毁着衰弱的中国古典性社会解构而催生着新的稚嫩的现代性社会”[37]的嬗变之中，因而，讨论晚清域外游记的现代性发生，于越界行旅之外，必然离不开其现代性所发生的具体场域。显然，“域外”之场域并非泛指中土之外的域外空间，实际境遇下，它多与“西方”之特定场域相勾连，因为，晚清域外游记兴起于西方叩关、亟待探其利弊的背景之下，较之一般的游历而言，探其利弊的“西方游历”与亚非拉游历是迥然不同的，与古典时代抚远宣威、遍谕诸番的域外行旅更判然有别，对于晚清游者而言，西方之游不仅是物理意义上地理空间的位移，而且体现为主体精神现代性嬗变的流动叙事，“西方”可谓开启晚清游者精神启蒙的重要秘匙。
那么，“西方”具有哪些内涵与外延呢？中国自古将渺茫的昆仑山称为西方，通西域后又以大秦为西方，《后汉书·西域传》有载：“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通了印度后，国人又将印度当成西方，神怪小说《西游记》中，西方是需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抵达的圣地；中国惯常语境中，有“西去”“西驾”等俗语，西方往往与遥远、死亡等莫测高深的事物有关；近两千年的认知史中，古典中国视域下的西方形象一直处于想当然的凝滞状态，交通的不便使得地域上的隔阂往往与文化、民族的边界相对应，相应的联想和虚构多被用来指称自己领土之外并不熟悉的地方，于是国人眼中，所谓的“西方”这个词语与遥远、异域、陌生等指称相关联也不奇怪了。鸦片战争以来挟狂悖之气的西方，已迥然异于历史上的西方他者，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以欧洲大陆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就如同被解缚的普罗米修斯，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宗教改革、教育变革、人权革命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社会革命，开始了从黑暗的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步伐；17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揭开了欧洲和北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推动了西方政体的全面近代化；18世纪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使西方自此进入生产力急剧膨胀的蒸汽时代，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而且构建了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东方这一不再平衡的世界格局；进入19世纪，蓬勃发展的西方进入了资本输出、对外扩张的帝国盛世，并且形成了成熟而强大的西方文明体系，俨然，西方已经进入了这么一个时期：“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38]此时的西方拥有的是中国未曾想象到的强大文明，从武力到文化全面展示了它的现代力量，千年以来神圣而牢固的中华文明已经无法依照历史经验来同化这个面目陌生的西方文明，可以说，历史发展进程中，西方作为地理的范畴渐渐模糊，作为指向现代性的文化共同体的身份则逐渐浮现出来。
循此脉络，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历史地理上隶属于东方的地区也无不卷入西方的文明体系内，成为西方资本、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郭嵩焘途经中国香港，发现中国香港不仅引入西方政经模式，而且发展成一个“街衢纵横，楼阁相望”的颇具西方都市雏形的大都会；薛福成行经新加坡，发现它已然同化于西方文明之中，“洋人借经营商务，辟荒岛为巨埠，而英人尤擅能事，……于是招致商民，创辟市廛。未几，而街衢、桥梁、阛阓、园林无不毕具，又未几，而电线、铁路、炮台、船坞无不毕具”[39]。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不仅汲汲追求欧美的社会模式，而且公开号召“脱亚入欧”，以决绝的态度全面转向西洋文明，俨然成为欧美文明的复制品，并成为中国日后学习西方的重要据点。因此，上述地区于逐步西化中所产生的现代工业文明与社会模式均让晚清游者产生了遭遇欧美诸国时同样的文化震惊与心灵震动。
从这个角度而言，本书所论述的西方，自然应超越地理的固定划分，而相应借鉴萨义德划分东、西方的方法：“东方和西方的划分，已并非一个地理概念，东西方的差异实际上等同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物质发达地区和物质贫穷匮乏地区、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现代、前现代的差异。相对于处于第三世界地位的中国而言，西方不仅是欧洲和美国，而且也是韩国和日本。西方，指涉一种力量，技术、经济或政治的力量，不是简单地指向一个地域或文化中心向外辐射的独立分离体。”[40]因此，晚清域外游记所指涉的“西方”，它往往具备萨义德所言的物质文化或者精神文化相对先进和发达的特征；同一时间纬度上的欧美以及隶属东亚的日本乃至西化程度相当高的香港、新加坡等地，因其在同一时间纬度上所呈现的现代性而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晚清旅者现代性体验发生的“西方”场域。
在对“西方”场域有一个相对明晰的认知的同时，我们还有必要关注欧美等强势帝国在东南亚乃至非洲大量攫取殖民地而导致的部分西化现象。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资本逐利的欲求，向海外拓展殖民地成为欧美诸多国家寻求权力扩张与超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在19世纪初的帝国狂潮中，东南亚诸国如越南、锡兰、缅甸乃至印度等异域都因被强制殖民而不乏呈现了“西方”的面影，这些日益被西化的地域正成为西方殖民阴影下的西方碎片，如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所言“南洋群岛分隶属西洋各国者：过琼州七洋与吕宋相望，地属西班牙；再南过广南湾，西与西贡相望，佛兰西（法国）所踞安南海口也；东与文莱岛相望，地属荷兰；再南逶西过苏门答腊，地属荷兰。”[41]这些原本远离西方的东南亚地区在西方侵袭的浪潮中都不可幸免地处于西方帝国的殖民阴影下，从而成为西方的滋生物。那么这些因殖民而滋生的片段式的西方场景是否有必要被纳入本文所指的西方场域之中呢？笔者认为，这些滋生于异域的西方的片断固然会引起一些晚清游者的注意，但它们整体的社会境遇，以及自古以来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同心圆文化体系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使得这些西方文明的微光终究成为晚清游者赴欧美途中随手而录的掠影或者仅仅成为遇见“西方”之前的背景。游历欧美的晚清人在体验并记录东南亚形象时，不免沿袭古典时代的文化优越意识，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观看方式，对于这些处于文明边缘状态或者殖民状态的东方异域的描述往往成为一种带有原始欲望与神话意味的想象物[42]，这种居高临下的观看，自然过滤掉了这些东方国度因殖民化命运而呈现的“西方”风景，而将之自觉地纳入非西方的、仍低于中华文明圈的范畴之中。
3.异域想象：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性发生的精神图式
如果说，域外之游真正扩大了晚清士人的眼界，引发了其精神意识的现代性嬗变，并带来了迥异的文学实践的可能性，那么，其关键处，则离不开域外之游所遭遇的文化越界，即迥然有别于中土文化的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强悍冲击；因此，我们要研究越界行旅中晚清士人所发生的现代性的精神嬗变，则在行动与场域之外，还需厘清如下几个问题：晚清游者是如何观看西方文明的？在观看过程中，西方文明是如何作用于主体的精神演变的？它们是否可以被纳入学界曾经风行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阐释模式之中？在这一阐释模式下，影响论、冲击—反应论、抵抗论曾经是影响学界相关研究的重要理论，但是，前两种理论模式所存在的风险在于简单地将中国作为静默的受体，它被动地单向度地接受西方的影响和冲击，西方则成为强大的、操纵性的主体，由此忽略了作为受体的中国自身的能动性；这种论述方式已受到不少学者的攻击，本杰明·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指出“西方冲击这个比喻，会使人想到某种正冲击着停滞事物的已了然于胸的客观事物形象”[43]，在他看来，这种论点会导致对冲击者与被冲击者简约化的倾向。张灏也认为，“西方的冲击的概念可能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发展动力估计不足。强调外部影响，容易产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的危险”[44]。随之，日本学者竹内好提出了“亚洲的抵抗”，认为近代中西关系是东方对西方的“抵抗”，东方现代化更是由“抵抗”所驱动，所谓抵抗“有异于被动的接受”而含有主体挣扎之意，代表了对于自身的否定性的固守和重建。[45]“抵抗”论无疑是对上述两种思考方式的纠正，它转向对主体能动性的关注，但是，它在纠偏过程中也产生了理论的陷阱，即简单地将中西关系视为本土抵抗活动，忽视了除抵抗之外还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塑造等复杂暧昧的交流图景。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不妨尝试融合上述理论视角，从想象的角度出发来关注晚清域外旅行者在中西碰撞场域下所呈现的精神主体的复杂流变。想象与游记书写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就普遍而言，游记创作的书写形态是实录式的描写与叙述，它与小说所擅长的虚构想象有着不同的操作模式，这种“实录”与山水写生乃至照相这一机械艺术类似，都有着将所见如实呈现的特质，大多数貌似逐日记录的域外游记，它们的内容安排、片断的选择、经验的呈现，看起来似乎天衣无缝，让我们产生的印象是，它们所体现的是异域的自然特性或者说某种必然性，近乎客观的实录让我们忘记了文本背后的游记作者，客观所指与主体的再结构被我们混淆一体，从而忽略了书写主体对异域所做的审查与控制，不少研究者为此常常将游记作为史料的佐证，甚至将它从文学中开除。
当我们深入晚清域外游记的文本世界，我们应当指出这种将游记视为“实录”与史料的定见并不准确。以摄影、写生等艺术为例，貌似静寂的影像背后往往体现了人为的操纵意识，蓬勃着主体的精神能量，柄谷行人曾就风景写生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在山水画那里，画家观察的不是事物，而是某种先验的概念”。因此“山水画家描写松林时，乃是把松林作为一个概念（所指）来描写，而非实在的松林”[46]。就这个层面而言，我们应当指出，貌似写生的游记也自然饱含了游记作者的先验概念与主体的支配意识，所谓实录式写作未必可靠。譬如，通过1840年到1912之间大量域外游记的研读，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为何处于同一时间维度下的英国在郭嵩焘与刘锡鸿笔下呈现出迥异的面目？在对异域的制作中，客观的复制与个人的创造性想象又各占多少呢？“异域”的本真状态可能会永远淹没在表象的冰山下，而成为他者与自我之间博弈的产物。实际上，它也的确会永远淹没在表象之下，面对纷纭复杂的异域，我们谁敢说已经全面准确地掌握了它呢？谁又能肯定描述者是客观而忠于现实的呢？“游记作者往往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建构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制约，因而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也就成为集体想象的投射物。”[47]显然，游记中的异域不过是晚清人眼中的“异域”，是游者所看见并建构的他者，如叔本华所言，是意志的表象。对于异域的描述、记录乃至资料的搜集、考据都注定无法逃逸晚清描述者的主体意识与想象权力机制，因而，我们面对貌似缺乏想象与虚构的游记文本时，不再遗憾它不能给我们提供小说所能带来的研究空间，因为，它所呈现的异域，并不仅仅是客观现实的对应物，而是一个空间与文化的想象体，往往暗合了人为的建构，累积了主体的思维意识与观念传统。
介于不同的思想力量与精神诉求的驱使，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往往成为写作主体所操控的想象对象，因而，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可谓一个复杂斑驳的想象体，它或者成为用于论证中土文明之高妙的否定性背景，或者成为值得借鉴的礼仪之邦，或者是一个繁荣与弊端共生的化合体，希望、恐惧、赞赏、讽刺、庄严华美、粗俗低下杂糅其中，从而具有变色龙般的特性。譬如，出使官员游记中的西方想象可谓意识形态类的西方想象，洋务运动时期奉命出使的官员，如斌椿、志刚、张德彝、洪勋等，他们属于体制内的使节型游历者，其跨步出游源于为清王朝的社会政治秩序服务，他们的知识经验与技能训练均属于本土范畴并与现存的政治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依附关系，在遭逢西方现代性的境遇下，作为体验个体，他们虽然引发了震撼性的西方体验，调整了固有的观看视域，但是，这类写作主体往往以中国文明为坐标，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以自身的文化意识来同化或者切割西方，以适应自身的文化取向与价值目标；因此，基于西方的感性认同与理性防御，他们仍拘囿于保守的、防御性的文化心理，对于西方的想象仍笼罩在让·马克·莫哈所谓的意识形态类的序列之下。[48]
而与使臣想象相对的，则有王韬一类乌托邦[49]式的西方想象。科举屡试不第的王韬与受制于王朝体制的出使官员不同，他涉足海外，因不容于体制而被迫流亡，因此，西游对王韬而言可谓命运无常的一次人生遭逢，他曾在《漫游随录·自序》中解释了出游的不得已，“饥驱徒切，归隐难期，中间以蜚语之猝来，遂长征而不顾。……不得已重为汗漫之游。于是登宗悫引风之筏，乘张骞贯月之槎，将东泛乎扶桑，西极乎阿兰……”[50]但流亡海外反让他荣获精英待遇，作为徘徊于体制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源于个体的反转境遇，王韬在游记中营造了一种类似乌托邦的西方想象模式，其游记对西方乌托邦式的建构使得西方成为启示中国的有力对象；只是，对于晚清时代的王韬而言，西方乌托邦的构造仍局限为一种变革社会的有效手段，西方仍平行运行于中国文化总体物之外，它的功能是作为手段的突破，对西方的美好塑造终究服务于对于传统的小心翼翼的修补之意图。
当时间行进至甲午前后，随着中日战争的溃败、洋务运动所带来的乐观主义的幻灭，维新变法思潮的迭起、西方诸类政治哲学类书籍的涌入，西方正成为晚清知识分子阐释谱系中的变革方向，它不再是中土文明的臣服者，而是具有强大威力的优势文明，甚至昭示了中国未来的可能方向，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笔下，西方成为他们政治思路的表达体，成为书写者寻求维新变革的一个有效手段。可见，晚清域外游记可视为一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想象连续体，其间，有无数思想曲折的暗流在此潜涌，如何想象西方，如何在西方镜像下发现自我主体的缺失与欲望，成为一个流动的时代叙事。
当然，晚清域外游记所呈现的西方想象始终要放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研究。法国学者亨利·巴柔在《形象》一文中指出，“我”注视“他者”,“他者”的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在个人、集体（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意见、文学）的层面上，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表现为对“自我”空间的补充和延长，一切异国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自觉意识之中。[51]因而，我们关注域外游记书写中的西方想象，与其说是为了形塑晚清人的西方想象，不如说是为了真实触摸逾半个世纪以来晚清人在变局之际所呈现的精神嬗变，毕竟，我们研究晚清的西方想象，核心问题在于这一西方想象是如何形成的？它如何有效参与了晚清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如何作为文化“他者”为晚清萌生的现代性提供有效的想象资源。
总之，越界的行旅活动、西方现代文明所构成的文化场域、中西文明碰撞下嬗变的想象模式等，构成了我们研究晚清域外游记现代性的逻辑起点，只有循此逻辑出发，我们才能综合而立体地把握晚清域外游记的思想内涵，捕捉游记书写所闪烁的现代性微光。
[1][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
[2]周宪：《旅行者的眼光与现代性体验——从近代游记文学看现代性体验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6期。
[3]林宗正：《前言》,《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4]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主张近代文学当从“戊戌维新运动”开始，沿着“新文体”、翻译文学这一主线，阐释文学之嬗变。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视梁启超的散文为新体散文。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梁启超创造了“新文体”。丁晓原的《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指出梁启超所倡导的“文界革命”不仅是一种倡议，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实践，是五四散文直接而重要的先导。
[5]钱理群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认为“五四时期散文的革故鼎新，……实现了从古代形态从现代形态的转变”。
[6]陈平原的《有声的中国——“演说”与中国近现代文章的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从近现代的“演说”入手，着重讨论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如何与“报章”“学校”结盟，促成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实现了近现代中国文章的变革。丁晓原的《媒体生态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指出以报刊为媒介载体的散文，其新的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外在地影响着散文的体式、语言和风格；同时，媒体的价值取向又规定或部分规定了散文的主题设置，实现了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7]丁晓原：《媒介生态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8]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99页。
[9]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9页。
[10]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11]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12]薛福成：《出使四国疏奏》，丁凤麟等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8页。
[13]Thereaux.paul,“Riding the iron rooster: By train through China”, Ballantine Books, 1988.
[14]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79页。
[15]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序》，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72页。
[16]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72页。
[17]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38页。
[18]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491页。
[19]刘再复、林岗：《沿着鲁迅开辟的文化方向继续探索》，转引自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20]周宪：《旅行者的眼光与现代性体验——从近代游记文学看现代性体验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6期。
[21][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22]魏源：《海国图志序》,《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7页。
[23]魏源：《海国图志·原叙》,《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页。
[24][美]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序》，转引自魏源《海国图志》第159卷，岳麓书社2011年版。
[2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2页。
[2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2页。
[27]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28]斌椿：《乘槎笔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8页。
[2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3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31]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32]王韬：《漫游随录·自序》，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2页。
[33]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98页。
[34][德]沃尔特·本雅明：《启蒙之光》，第265页，转引自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2—23页。
[35]王富仁：《空间·时间·人》,《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36]高嘉谦：《时间与诗的流亡：乙未时期汉文学的离散现代性》,《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37]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0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39]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40][美]萨义德：《东方主义再思考》,《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罗钢、刘象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41]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使西纪程》，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90页。
[42]参照佚名所作的《南洋述遇》、张德彝《航海述奇》对越南的描写等。
[43][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44][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45][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4页。
[46][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17页。
[47]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8]让·马克·莫哈认为关于异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建立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两极张力之上，当一种异国想象，当它按照群体对自身起源、特性及其在历史中所占地位的主导性阐释将异国置于舞台上，并将群体的基本价值投射在他者身上，通过调节现实以适应群体中通行的象征模式的方法，取消或者改造他者，从而来消解他者，那么它就属于意识形态类的。[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9]让·马克·莫哈认为一个异国形象，当它偏向于相异性，并将相异性再现为一个替换的社会、富含被群体抑制的潜能时，就是乌托邦式的。从形象为建立一个彻底相异性而背离自身文化观念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颠覆性形象。[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0]王韬：《自序》,《漫游随录》，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41—42页。
[51][法]亨利·巴柔：《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