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革命文学及其反动：两种激进文学观念的比较分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多为共产党员的文化青年不满于国民党专制统治，试图以文学作为向专制政权抗争的工具，成立了文学社团太阳社，创造社也放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转而与太阳社不约而同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引发了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及其与新月派代表人物梁实秋和“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之间的论争。论争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属性的认识，主要包括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文学的真实性与倾向性两个方面。在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上，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与梁实秋各执一端。鲁迅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比较全面而准确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既有人性又有阶级性，否定任何一方都是不科学的。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它不是抽象的和静止的，而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并且一直在变化和发展着，所以，不存在纯粹的超阶级作家。文学的阶级性是复杂的，对不同的作家作品要做具体分析。在文学的真实性与倾向性关系问题上，苏汶认为，真实性是倾向性的基础，但不存在纯客观的真实，能够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作品才最具有真实性，倾向性自然流露才最能保证文学的真实性得以体现。这一观点得到茅盾、何丹仁等少数“左”翼作家的认同。二是革命文学主体问题，包括革命文学主体观与文学自由两个方面。鲁迅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分析，在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的论争中认识到：要从事革命文学，首先要做“革命人”；要做“革命人”，必须参加社会实践，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有深切感受，还要敢于正视黑暗，才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文艺的自由本性与文艺家不自由的现实在当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文艺的本性是独立的，文艺家却是不自由的；文艺应该通过竞争获得发展，但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自由竞争又是不可能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主张文艺自由具有合理性，但在当时却是不现实的。鲁迅还认为，“左”翼作家要团结“同路人”，不应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排斥他们。三是革命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革命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是革命文学阵营的共识，但在对时代的判断以及革命文学如何反映时代的问题上，其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从意识决定存在出发，对一系列问题作出错误的判断。事实证明，阿Q时代没有过时，鲁迅不愧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家。鲁迅、茅盾等关于“革命文学必须与时代同步”“创作要遵循自身规律”“文学是时代的人生记录”等观点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革命文学论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但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特殊性、创造社与太阳社成员受国外庸俗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影响及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缺乏正确认识等原因，极“左”思潮在革命文学阵营一直占据上风并对之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