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部文学与西部散文的命名

必须明白的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而言，所有作家都是面向人类的创作，并非只为特定地区的人群而创作。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举例来说，我们不能因为鲁迅的作品写到了“鲁镇”，就说鲁迅的作品是鲁镇文学；同理，我们不能因为美国作家福克纳以密西西比河畔的奥克福县为蓝本进行写作，就说福克纳的作品是奥克福文学。在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大会上，瑞典学院对福克纳的创作做了如此的评价，“威廉·福克纳是一位地域性作家”，但“几乎随着每一部新作的问世，福克纳都更深刻地刺进人的灵魂，刺进人的伟大和自我牺牲的力量、权力欲、贪婪、精神的贫困、褊狭的胸襟、滑稽的顽固、极度的痛苦、恐惧、退化了的变态”，而“他的小说难得有两部在技巧上相类似，好像他想凭借着这种不断的更新，以达到他的不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题材上的有限的世界所不能给予他的不断扩充的广度”，“福克纳的窘境可以这样表达出来：他悲悼并且作为一名作家夸张了一种生活方式，可他本人由于他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却又永远也不能忍受这种生活方式。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地域主义具有了普遍意义”。[9]我们从这个评价中能获得什么样的启示呢？不言而喻，福克纳是将奥克福县作为其观察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命方式的一个窗口，而他的视野、目光和思想已远远超越了奥克福县乃至美国的整个南方。福克纳根本就不是一个地域主义者，他真正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福克纳的人生与创作为我们研究地域文学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

这样的认知似乎使我们置于悖论境地——以文学的本质而论，文学没有边界，没有地域性，最终来看则是没有地域文学，而我们却在进行地域文学的研究。该如何解读这种悖论现象呢？很显然，这里所谓“悖论”的形成，是由于混淆了文学的本质与文学的表象。文学的本质是所有文学表现出来的共同规律，是抽象的，当然不可能有地域性；而文学的表象是具体的文学表现出来的某些特征，是具象的，这就可能存在着地域性。应该看到，那些被我们视为地域文学的文学，是鲜明而充分地表现地域性文化与环境的文学，这也是从文学的表象层面来说的。中国文论家很早就注意到地域性文化与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如李延寿《北史·文苑传》有这样的说法，“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10]；王骥德《曲律·总论南北曲第二》认为，“曲之有南、北，非始今日也”，“古四方皆有音，而今歌曲但统为南、北”[11]；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则说得更清楚，“岂非北方文体，固与南方文体不同哉？自子山、总持身旅北方，而南方轻绮之文，渐为北人所崇尚。又初明、子渊，身居北土，耻操南音，诗歌劲直，习为北鄙之声，而六朝文体，亦自是而稍更矣”。[12]南北朝时期庾信创作的转变，更说明具体的文学确实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别，庾信自幼在南方长大，早期诗文风格清丽而浮华，但出使西魏被滞留北方后，风格变得沉雄而质朴。

尽管地域性文化与环境对具体的文学有着深刻影响，尽管具体的文学可能鲜明而充分地表现着地域性文化与环境，尽管我们将这样的文学常常视为地域文学，但任何所谓地域文学都不过是出于研究的需要而进行的某种相对性的认定，“地域性”不过是人们在研究文学时择取的一种视角。将某种文学视为地域文学，是要探寻地域性书写如何传达其普世性价值，探寻地域性书写如何超越地域性。文学是本质与表象的统一体，始终在体现表象特征的同时也要体现本质规律，也就是在体现地域性文化与环境的同时更体现作家对人类境遇的思考。这就是说，任何具体的文学都奔涌着打破地域性局限的冲动。本质是虚的而表象是实的，这就好比人是灵体与肉体的结合体，人如果只有肉体而丧失灵体就成了动物学意义上的人而不是社会人，而如果只有灵体而丧失了肉体则这个人就不可能存在。这个道理反映在文学上也是一样的，因为任何作家都是在特定的文化时空中成长和生活的，这“特定的文化时空”将成为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基本背景，形成其作品的表象。倘若他漠视或背离“特定的文化时空”，则其作品将无所依傍，成为抽象的东西。如此说来，从“地域性”的视角研究文学是极为必要的，因为通过此种方式可深入解析文学，进而把握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根据这样的逻辑，当我们说到“西部文学”的时候，就意味着要对这类文学从地域性——“西部”视角进行观察、分析和判断，而所谓西部文学的认定也不过是某种相对性的认定。那些被我们视为西部文学的文学，应该在表象层面体现着西部的文化与环境，否则，将此类文学看作“西部文学”毫无意义，这也是我们认定西部文学的基本准则。

西部文学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学而现身于文坛的。1982年，甘肃酒泉的《阳关》杂志率先发出创建“敦煌文艺流派”的呼声，随后在甘肃、新疆等地掀起了“新边塞诗”的讨论。两年之后，唐祈、孙克恒等著文指出，正在兴起的表现西部风情的诗歌是一种“新型的地域性文学”。1984年，电影理论家钟惦棐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举行的“电影创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创作中国式西部片的主张，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迅速在西部的众多文艺领域得到回应。虽然钟惦棐是就电影创作而言的，直接受美国西部片的启示，有“照搬”的嫌疑，但“西部”二字对其时身处西部的艺术家形成了难以拒绝的吸引力。因为此前有“敦煌文艺流派”“新型的地域性文学”等说法的铺垫，“西部文学”这一命名的出现似乎是水到渠成的。1985年是“西部文学”命名被全面论证的一年，也是取得较大理论研讨成绩的一年，其后的许多话题实际在本年度的研讨中均已涉及，“西部文学”的命名已被很多研究者所认可。新疆作协将其主办的刊物《新疆文学》更名为《中国西部文学》，而《青海湖》《伊犁河》《绿风》《朔方》《绿洲》《小说评论》等杂志均开设了讨论“西部文学”的专栏。《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3期的“西部文学笔谈”栏目（专栏），荟萃了其时着力于西部文学研究的众多学者的观点，其中有谢冕、肖云儒、周涛、谢昌余、周政保、孙克恒等人的文章，同期还刊出了昌耀、余斌、肖云儒就西部文学答《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的文章。“西部文学”不仅作为一种命名，而且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西部文学命名的合法化，对西部作家而言其作用是双重的，也就是说，既成就了他们又局限了他们。所谓“成就”了他们，即这一命名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凝聚力，呼唤他们将创作目光沉潜于地域性文化与环境中加以发掘，以便更好地形成其创作特色，敞亮其本土资源和叙事优势；所谓“局限”了他们，指他们可能太过于突出创作中的地域性因素，往往又容易忽略创作中可能生发的（或者说走出地域的）文学理应具有的普遍的人性、人道以及“人类性”的诸种内涵及价值，使创作的广度和深度受到限制。况且，如果过于强调西部文学的地域性，显然使其在总体上可能造成这样几个误区：一是可能沉迷于渲染西部陋习的想象化描写；二是可能使题材形态、主题范型、表述方式诸方面趋于单调；三是可能形成政策化的文学叙事。因此，西部文学要摆脱“沉重的翅膀”，就应该在立足本土、面向全国与世界、放眼未来中去促进其与外部文学的对话和互动，以建构自身的文学史形象。

以西部文学的构成谱系而论，就有西部诗歌、西部小说、西部散文，以及其他一些文学样式（如西部报告文学、西部戏剧文学等），西部散文是西部文学的一个构成要件。既然西部文学的命名是成立的，那么西部散文的命名也是成立的。事实上，在1985年前后论证西部文学命名的合法性的时刻，西部散文已被某些研究者提到了议事日程。西部散文这一命名所面临的优势和困境，与大概念西部文学相较并无二致。我们所认定的“西部散文”，也是以“西部的文化与环境”为背景而创作的散文，那些远离“西部的文化与环境”的散文就没有必要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西部散文”。应该看到，受“西部的文化与环境”的深度影响，西部散文在创作模式、价值取向、风格诉求、语言表达等层面都表现出了独特性，这些独特性理应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同时，我们还应思考地域文化与区域文学传统在不断滋养西部散文的时候，又如何掣肘了西部散文；西部散文要有所突破，该如何从纵横两个维度上进行开掘。这些问题也是我们选择西部散文作为研究对象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