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本诗学研究的问题视域
文本诗学研究自然需要立足文学文本自身客观存在展开，脱离了作为语言客体的文本，该研究就不能被称为文本诗学。但要立体、全面、深入构建文本诗学体系，还需要以此为基础，拓宽问题视域。当代文本诗学是在整个社会追求现代化的历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需要时刻注意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需要结合社会进步阐释其历史构建语境。每一种文本诗学形态，其产生、发展都有不同的理论资源，都受一定哲学方法的指导，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文本诗学研究必须清晰地梳理其理论渊源。在文本诗学发展过程中，不同诗学派别为了更好地表述自己的观点，都提出了形色各异的概念、范畴，有些范畴仅有细微差别，需要仔细辨析与比较。范畴、体系剖析也应进入文本诗学研究视野。尽管各文本诗学派别很不相同，但它们之间并非毫无血缘关系，因此规整文本诗学形态，梳理其发展脉络，勾画其版图和谱系，便具有重要价值，它能使我们从宏观上认清文本诗学发展的轨迹。另外，作为理论观念的文本诗学与现实文艺实践都保持密切联系，它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提升，又要指导文艺实践有序展开，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必须明确。文本诗学派别诸多，每一派别对文学理论发展都有不同贡献，同时也具有各自的局限，个案探究有利于提高文本诗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上述问题都在文本诗学研究的范围之内，构成了文本诗学研究的问题视域。
（1）文本诗学的历史语境及文化构建。毫无疑问，当代文本诗学是一种新型文艺理论主张，是西方现代性追求在文艺理论领域的体现。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加速了现代化进程，追求科学、扫除神学成为时代的潮流；启蒙运动以降，自由、博爱、平等更是深入人心；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所追求的科层体制与工具理性思维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现代性就是这种社会进步要求的文化表现。马歇尔·伯曼指出：“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利、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我们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现代的环境和经验直接跨越了一切地理的和民族的、阶级的和国籍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把全人类都统一到了一起。但这是一个含有悖论的统一，一个不统一的统一：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所谓现代性，也就是成为一个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0]在他看来，现代性就是打破稳固观念，与时俱进。而齐格蒙特·鲍曼则在充分论证了现代性的复杂性后归纳道：“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成为现代性的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建立秩序的任务——作为不可能之最，作为必然之最，确切地说，作为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凸显出来。”[11]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意味着给复杂的、变化着的世界以解释和秩序，尽管这种秩序不可能囊括一切，甚至可能随时被质疑与打破。尽管现代性含义颇为复杂，但其立足现实实践，以历史意识叩问问题的本质规定值得肯定。可以说，现代性就是创新与变化的别称，是一项永远不可能完成的规划。
西方文化的现代性追求大致包括两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其分界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以追求稳固的秩序和宏大叙事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消费语境的来临则使得瓦解传统、消解崇高、推崇多元思想成为主流。这一文化语境对身在其中的文本诗学影响至深。在现代性语境中，文本诗学更关注诗性秩序的构建，基本上将文本视为一个语言客体，探究文本的诗性语言、诗性结构、诗意存在。而在后现代语境中，文本诗学放弃了原先固有的主张，以消解性的多元视角透视文本，文本是一个不稳定的语言存在物，作为语言内部自身拆解的对象或充满矛盾的话语意识形态生产客体而存在。而在当前，文本诗学更倾向于将文本视为隐含意识形态观念的修辞客体，文本不仅仅是语言形式，而且是具有介入现实、发挥微观政治功能的诗意对象。深入研究文本诗学不能忽视历史语境的影响，应将其发展视为一种历史性构建过程。
（2）文本诗学的理论渊源探究。正本清源构成文本诗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视域。西方文化思想的形成有一个重要特点，即都是在一定哲学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哲学思想作为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制约着其他文化思想观念的含义、特点及发展走向，哲学思想的兴衰与其他思想的兴衰基本同步。19世纪中后期至今，在社会巨大变动中，西方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强势，结构主义哲学异军突起，现象学哲学逆势而上，各种后现代主义哲学颇有市场。这些哲学思想作为“衣食父母”，为正在形成、发展着的文本诗学源源不断地提供精神食粮和理论指导，甚至修正原已形成的文本观念。如研究英伽登文本层次理论，根本不能忽视现象学哲学；否则，英氏经常提到的“意向性结构”就不能解释清楚，文本诗学无从研究。因此，正本清源对文本诗学研究十分必要。
正本清源是一个系统性工作，蜻蜓点水式的表面研究和主观臆想的“拉郎配”对文本诗学研究毫无益处，甚至贻害无穷。因为它只能表面比附与机械模仿，甚至因方向错误而导致漏洞百出、南辕北辙。文本诗学的学理渊源探究应落笔实处，同时要有宏观视野。首先，深入辨析文本诗学含义，判断其理论源头，寻找理论的踪迹。其次，探究各哲学源头的基本思想，深究该观点如何实质性地指导了文本诗学思想的产生。这一点，对于既是哲学家又是文艺理论家的某些理论大家来说，并不困难，如英伽登；但对于某些仅为文艺理论家的学人来说，肯定不会那么轻松，如热耐特。再次，剖析文本诗学对哲学观念的接受、转化以及对文艺实践的干预功能，考察其实际影响力，验证其影响效果。最后，在该研究过程中，哲学观念影响文本诗学的途径与方式、哲学认识与文本诗学观点的对比等相关问题都应关注，上述问题影响正本清源工作的深入程度。同时，进行本研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任何文本诗学的出现都有一种主导哲学观念进行理论指导，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不同程度地借鉴、吸收其他哲学理论、文本观念，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诗学观念。一一对应的机械式研究容易忽视文本诗学思想的鲜活性，难免以偏概全。如巴赫金对话文本诗学既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同时又吸收结构语言学观念；詹姆逊“泛文本诗学”既广泛采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又借鉴黑格尔“理念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任何单一的剖析，都不能把握上述诗学思想的本质。
（3）文本诗学形态类型研究。形态是事物的外在存在样式和形貌，对事物形态进行归类研究有助于整体把握其演进的轨迹。文本诗学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显学，其存在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明显，如新批评理论、结构主义文论；有的隐匿，如巴赫金对话理论、伊塞尔阅读理论；有的混杂，如詹姆逊“泛文本”思想、伊格尔顿文本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所有这些，只有通过形态归类分析，才能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脉络与谱系关系，整体构建文本诗学的版图。
若以发展历程而论，20世纪西方文本诗学经历了由作品到文本、由自在到建构的跳跃式发展过程[12]，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文本观念。这些理论观念既相互联系，又有着对文本问题的独特认识，相与共生，争奇斗艳。若以理论实质而论，文本诗学是西方20世纪独有的文学观念，它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兴起而产生，是理论界自觉反思文学本质、将作品定位为特殊语言客观存在物的一种共识。与传统理论相较，我们更倾向于将文本诗学定位为一种特殊的解读与批评理论，因为这一观念最大限度地斩断了作品与作者的有机联系，更为“客观”地考究作品特质及其意义产生。众所周知，完整的文学活动涉及作者、文本、读者和世界四个要素，在整个20世纪文本诗学发展过程中，各种文本观念的争鸣主要是在与后三种要素的关联中完成的。细究起来文学文本诗学主要有三种形态：语言客体文本理论、读者审美阐释文本理论、话语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理论，相应地关注了文本与自身存在、读者和世界的相互影响关系。由于这些理论形态产生的哲学基础不同，因而它们对文学文本特质的认识具有一定差异，并且对文学基础理论建设做出不同贡献、产生迥异影响。若以流派命名并研究文本诗学存在形态，则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陌生化语言客体文本诗学、英美新批评的语言有机统一体文本诗学、法捷结构主义以探究深层结构为目的的“结构”文本诗学、法美解构主义以颠覆和重组结构为目的的“解构”文本诗学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客体文本诗学。当然，若以文体形式归类研究，则有小说文本诗学、诗歌文本诗学、散文文本诗学、剧作文本诗学等形态。形态类型研究需要高屋建瓴地俯视研究对象，厘清其发展轨迹，综述其特点与形貌，对于研究者来说，没有丰富文化知识和宏阔视野很难做到，这需要研究者须有大家风范。
（4）文本诗学与文艺实践互动关系探析。完整的文学活动包括两个实践环节：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解读。作品是沟通这两个环节的桥梁。不仅如此，作品也是文本诗学研究的核心。因此，文本诗学研究的丰富和深入离不开文艺实践活动的促进，当然，文艺实践活动的有效展开同样需要文本诗学的理论指导。合则双赢，分则两伤。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文本诗学研究的又一领域。
一方面，文本诗学研究要关注文艺实践提出的问题，力争对其做出有效解释。比如，如何理解网络文本的特点，如何看待新媒体作为文本载体的变革功能，如何解读意象派诗歌，如何分析阐释“花园路径”结构小说等，文本诗学发展应从该类问题的研究中获得动力。另一方面，文本诗学更要关注相关创作技巧和作品解读理论。虽然它们直接服务于文艺创作或阅读活动，类似经验总结，但其背后已经隐含相关理论指导，已经具备一定理论形式。作为沟通理论与实践的中间环节，这些创作或阅读技巧探索对文本诗学启发更大。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可以定位为小说解读理论，热耐特对小说叙事节奏、叙事视角的相关解释，格雷马斯对小说结构的“符号矩阵”分析，雷蒙德对小说叙事序列的研究等，都是来源于实践的阅读理论，但它们也都是结构文本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甚至构成了结构诗学研究不能绕过的部分。文本诗学研究必须时刻关注来自文艺实践的回声。
（5）文本诗学个案探究。当代文本诗学理论是对不同学派和个人文本观念的理论提升，因此加强个案研究有助于提高文本诗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从19世纪末到如今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在各门科学追求自律的大旗指导下，文学自身因素被全面关注，文本诗学观念得以扩张和弘扬，在此进程中出现了形色各异的诸多理论派别和贡献卓著的理论大师。就学派而言，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塔图学派、阅读现象学等；就理论大师来看，雅各布森、兰色姆、巴特、德里达、英伽登、伊塞尔、巴赫金、福柯等人的理论都富有创见。由于各派所依据的哲学观念、发生的现实语境不同，由于个人的思想背景、文化经历以及阐释视角有所差异，上述派别与个人的文本诗学不可能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共识，不可能不存在论争，只能是“家族相似”的文本诗学中的一员。因此，个案分析与研究十分必要。
比如，我们可以探究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陌生化诗学。通过研究发现，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是在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批评和印象批评前提下产生的，它关注作品本身，侧重从文艺创作产生的陌生化效果方面论述文艺的本质及其价值，认为语言的陌生化处理、结构程序的巧妙设置和各种技法的运用不仅对于当下作品，就是对整个文学史都意义重大。再比如，我们可以探究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作为美国南部范德堡大学的著名教授，其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般的古典人文气息。他认为文学文本需要“细读”，首先要阐释文本的“肌质”因素如何通过类似“骨架”的理性意义凝结为有机统一体。除此之外，还需要通过语言的声律、节奏、色彩等“肌质”因素深入挖掘其背后所传达的微言大义。总之，文学不同于科学，它能有效传达人类文化经验与记忆，具有世俗拯救功能。由此看来，兰色姆的文本理论不同于英国的瑞恰兹、艾略特等人，它是在批评瑞恰兹、艾略特、温特斯等“新批评”家批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具有美国特色。在这种情况下，彻底明确某个大师文本诗学产生的理论渊源、文化语境、理论主张、理论路径、现实影响，清楚梳理某些理论派别产生、发展轨迹及其演变规律，不仅能够丰富文本诗学研究内容，而且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本诗学理论实质及发展形貌。进一步讲，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文本诗学理论在西方现代文论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