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绍兴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中北部，西接杭州，东临宁波，北濒杭州湾。总面积8273.3平方公里，人口438万。绍兴为国务院1982年首批公布的全国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越王勾践建城以来，历经2500年而城址基本未变，是著名的水乡、酒乡、桥乡、名士之乡。

绍兴水文化早在上古时期区域内的文化遗址中已经存在，在水稻生产、水井取水、航运、图腾等中都有所反映。绍兴水文化形成于大禹治水时期，之后“缵禹之绪”[1]，弘扬光大，在绍兴人以认识和改造自然水环境为主体的活动过程中，水文化也不断延伸并发展、丰富。水文化也是本区域的主流文化，与诸多文化相互交融而博大精深。

一 建置沿革[2]

绍兴古称越，为我国古代南方越民族的聚居地。新石器时期位于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之间，是我国南方百越文化中心。当时境内考古发现了小黄山遗址（距今10000—8000年）、跨湖桥文化遗址（距今8000—7000年）、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7000—6500年）、良渚文化遗址（距今5300—4200年）等。

相传大禹治水在若耶溪边的宛委山得金简玉字之书，读后知晓山河大势、通水之理，治水大获成功，“毕功于了溪”，地平天成。又在境内茅山会集诸侯，计功行赏，更名茅山曰会稽。春秋时期，越民族在今绍兴一带为中心建立越国，成春秋列国之一。战国初，越王勾践大败吴国，越国疆域拓展至江淮之地。至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楚威王兴兵败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越始“服朝于楚”，而诸越邦国尚存。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秦置会稽郡，领20余县，治吴（今苏州），在绍兴设山阴县。

东汉永建四年（129）设钱塘江以东14县为会稽郡，郡治在山阴。隋开皇九年（589）废会稽郡为吴州，隋大业元年（605）置越州。时越州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宁波和绍兴两个地区。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建立了以县为中心，在行政地位上与越州相等的明州。越州范围缩小到东起姚江上游，西抵浦阳江流域，南到会稽山地，北濒杭州湾的地区。直至北宋，越州治山阴，领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剡、新昌8县。

宋建炎四年（1130）升越州为府，翌年，宋高宗以“绍万世之宏休，兴百王之丕绪”改元绍兴，又“用唐幸梁州故事，升州为府，冠以纪元”[3]，此为绍兴之名由来。

元至元十三年（1276）改称绍兴路，治山阴。明清复为绍兴府。

1935年设绍兴行政督察区，领绍兴、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7县，驻绍兴县城。

1949年设绍兴专区，1952年1月撤销。1964年复设绍兴专区，1968年5月改称绍兴地区。1983年7月撤销绍兴地区，设省辖绍兴市，领越城区、绍兴县、上虞县（1992年改设上虞市）、嵊县（1995年设嵊州市）、新昌县、诸暨县（1989年改设诸暨市），驻越城区。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绍兴市撤销绍兴县、上虞市（县）。绍兴市由下辖“一区五县（市）”变为下辖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和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市区面积由362平方公里扩大到2942平方公里，人口由65.3万增加到216.1万。

二 山水大势

古代绍兴的山阴、会稽两县境内从东南到西北为会稽山丘陵所盘踞，这片广阔的丘陵地，东西最宽约50公里，东南至西北最长约100公里，其中丘陵的分布和走向较多变和复杂。会稽山丘陵的主干峰聚于山阴、会稽和诸暨、嵊县边界，海拔700米左右。从主干按西南东北走向，分出一批海拔500米左右的丘陵，形成西干山丘陵和化山丘陵，亦分别成为浦阳江和曹娥江的分水岭。万历《绍兴府志》卷一《疆域志》记：

南《新志》曰：天下之山祖于昆仑，其分支于岷山者为南条之宗。掖江汉之流奔驰数千余里，历衡、逾、郴，包络瓯闽而东赴于海，又折而北以尽于会稽，故会稽为南镇镇止也，南条诸山所止也。越郡正当会稽诸山之中，郡城之外，万峰回合，若连雉环戟而中涵八山。八山者，又会稽诸山之所止也。

会稽山为传统之说中华祖山昆仑山向南山脉的终止处，其地位由此可见。

西干山山丘和化山山丘之间以北的丘陵又称稽北丘陵，面积约460平方公里。再以北是广阔的冲积平原，平原海拔高程（黄海）一般在4.5—6.5米之间。这里地势平坦，水网密布，会稽山三十六源之水流贯南北，古鉴湖、浙东古运河横穿平原中部东西，又有众多大小不一的湖泊镶嵌其中。古代，这里的水域面积占平原总面积的30%—40%。此外，还有零星山丘点缀之上。平原再以北为杭州湾南海岸线。形成了自南而北山—原—海的独特台阶式地形，后亦称稽山镜水。此地形，阴阳和谐，生命力强盛。

其山，多支脉相连，呈散条展开。其中既延绵起伏，曲折多变，又多云兴霞蔚。延绵在于气势之盛，曲折见其雄健神幻。会稽群山既显示蓬勃生机，又深藏无尽的生命之力。显其仁。

其水，会稽山三十六源之水激荡奔流到达平原河网，进入众多河湖港汊，变得宁静，受到了自然造化和文化调养，滋润大地，孕育万物，充满生机活力，又含而不露。显其智。

其海，因其“南面连山万重，北带沧海千里，连山带海，山阴南湖，萦带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发”[4]，将物华天宝纳入其中。又因为沿海海塘拦蓄其势，一旦滨海大闸开启，其流水如万马奔腾，注入东海，融入大千世界之中。显其动静皆备。

三 水文化概念

说绍兴水利文化史，首先必须明确关于水文化、水利工程文化及水利文化的基本概念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水文化

1.水文化的概念

水文化是一种广义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对水以及与水有关的生产、生活、科学、人文等方面的物质与精神文化财富的综合与延伸。

2.水文化的自然属性

如海洋、江河、湖泊、潮汐、瀑布、自然灾害等都是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的事物，其面貌、现象、规律、本质、个性，不依赖人们的认识和意志而存在。

3.水文化的社会属性

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和实践对其认识和了解，进而在认识基础上把握规律和本质，对其进行改造、利用，以及描述、歌咏或予以人格化，如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水文化有一个不断积累、形成、发展的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水文化的社会属性反映了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经济、人口、环境等状况和意识水平。

4.水文化的时代特色

先秦时期留存于世的主要是治水传说。如共工防洪，共工氏“壅防百川，堕高堙庳”[5]；鲧障洪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6]；大禹治水，“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7]，地平天成。

春秋时期对水的哲学思考。“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8]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9]

战国及之后比较务实及注重对水本体的客观探索。《周礼学》“以潴蓄水，以防止水”。越王勾践时大夫计然提出“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10]。东汉王充论水：“然则天地之有水旱，犹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责除，水旱不可以祷谢去。”[11]“夫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泛扬动静，自有节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来，犹人之呼吸，气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12]潮汐这种自然现象是自古就有的，与天地共生。“其发海中之时，漾驰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13]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从天文、地理两个方面对涌潮现象所做的科学解释。

5.水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祭禹。祭禹之典，传说发端于夏王启。之后“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14]。祭禹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有多种形式：或宗室族祭，或皇帝御祭，或遣使特祭，或在秋例祭。2006年5月，“大禹祭典”入选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祭禹典礼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级祭祀活动。

《水经》，清代胡渭认为“创自东汉，而魏晋人续成”，是系统叙述全国水道及水道所经历及支流注入处所的第一部著作，全书不到1万字。而对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清代刘献廷赞为：“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原书四十卷，现存三十余万字。《水经注》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历代多研究者。其全书菁华为“水德含和，变通在我”。

6.水文化的地域特色

因流域的综合环境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特色与个性，以绍兴为例。

（1）围绕自然环境实体。山—原—海的地理环境、鉴湖水乡、浙东运河、绍兴古城、海塘等决定相应的水文化内容产生。

（2）环境产生的精神意识。如对水的崇拜、重视，亲水。

（二）水利文化

水利[15]一词始见于《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篇，其中的“取水利”系指捕鱼之利。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述了从禹治水到汉武帝黄河瓠子堵口这一历史时期内一系列治河防洪、开渠通航和引水灌溉的史实之后，感叹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并指出“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之后，水利一词就具有防洪、灌溉、航运等除害兴利的含义。由于现代社会经济技术不断发展，水利的内涵也在不断充实扩大。1933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三届年会的决议中就曾明确指出：“水利范围应包括防洪、排水、灌溉、水力、水道、给水、污渠、港工八种工程在内。”其中的“水力”指水能利用，“污渠”指城镇排水。进入20世纪后半叶，水利中又增加了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环境水利和水利渔业等新内容，水利的含义更加广泛。因此，水利一词可以概括为：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对自然界的水和水域进行控制和调配，以防治水旱灾害，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研究这类活动及其对象的技术理论和方法的知识体系称水利科学。用于控制和调配自然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以达到除害兴利目的而修建的工程称水利工程。

水利文化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指人们在兴利除害的水利活动中认识和改造的本体内容；二是水利活动中产生的水利工程、水利法制、水利科技等文化内容；三是水利活动的结果带来的对人类社会文化、文明产生的影响和作品等。

（三）水工程文化

水工程文化是人类为开发、利用、保护水资源，兴利除害、防灾减灾而建造的水工程文化系统中包含的各种文化元素的总和，包括了物质和精神意识的凝聚和创造积累等文化内容，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成果，具有使用功能，是精神和意识的集聚与创造。

以上三者之间，水文化的概念最大，包含了水利文化和水工程文化，水利文化又包含了水工程文化。

本书题名绍兴水利文化史，以绍兴的水利发展历史与这里的社会文明进程、文化的繁荣为主题内容，并尽可能多视角、多学科地开展水利对绍兴历史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特色水文化形成的研究。论述的上限起自第四纪更新世末期以来的三次海侵，下限一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对重要的史实和事件也做必要的延伸阐述。地域范围以今绍兴为中心，根据历史发展过程的实际地域范围也会涉及钱塘江北岸及整个浙东地区。

四 绍兴是历史时期的水利产物

自越国以来，经过代代不息的水利建设，才形成了今天富庶的绍兴鱼米之乡。

（一）春秋越国水利开拓山会平原

全球性的第三次海侵在6000年前达到最高峰，当时宁绍平原成为一片浅海，海面稳定一段时间后，随之又发生海退，会稽山以北成为一片咸潮直薄的沼泽之地。

越王勾践面对“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16]的浩浩之水，接受了大夫计然“必先省赋敛，劝农桑；饥馑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17]的建议，由范蠡主持兴建了一批水利工程。《越绝书》较详细地列记了公元前493年至公元前473年越国水利工程，主要有吴塘、苦竹塘、富中大塘、练塘、故水道和山阴小城、大城等。按工程类型可分为堤塘、河沟和防洪城墙三大类，按地形又分为山麓水利、平原水利和沿海水利三部分，形成了与“山—原—海”台阶式地形相适应的春秋越国水利。[18]

春秋越国水利在中国水利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体现了综合性强、建设速度快、技术先进、效益显著的特点。从公元前490年勾践自吴返越开始兴修水利，到公元前481年，即勾践伐吴前的十年间，就有效地储备起能够保障越国强盛需要的粮食和军需品，说明当时由于水利条件的改变，农业发展速度是十分惊人的。

（二）鉴湖奠定绍兴河网水乡

春秋时期虽兴修了一些堤塘工程，但不足以解决整个山会平原的水利问题。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人口增多，水利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东汉永和五年（140），为全面开发山会平原，会稽太守马臻在南部平原，纳三十六源之水筑成东西向围堤，即我国长江以南最古老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鉴湖。[19]

鉴湖的效益十分卓著。其一，调蓄了上游会稽山419平方公里集雨面积的暴雨径流，基本消除了山洪对北部平原的威胁。其二，蓄水2.68亿立方米。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称：“筑塘蓄水，水高（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溉田九千余顷。”其三，加快了山会平原的综合开发与发展。鉴湖水利兴盛，北部农田得以较大规模开发之际，正是我国北方地区战火连绵、兵荒马乱之时，于是朝廷南迁，有大量人口拥入山阴，见到了这里安定的社会、肥沃富饶的土地、秀美的山川、浩大的鉴湖，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生活居住环境。因此，人民安居，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开发，交通运输业、酿酒业、养殖业都得到了较快发展，由此带来了经济增长、城市繁荣、人口增多。其四，改造了生态环境。曾是咸潮直薄的山会平原，由于兴建鉴湖成为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其五，吸引了大批优秀的外地人士。继王羲之、谢安、谢灵运之后，大批文人学士闻名而来，极大地融合和丰富了会稽地区的多样性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先进生产技术也迅速传入会稽，提高了这里的生产力水平。总之：“境绝利博，莫如鉴湖。”[20]

鉴湖兴建后，鉴湖本身和以北平原水利又得到了不断完善，晋惠帝时期（290—307），西兴运河开凿，成为鉴湖以北东西向内河整治的主干工程，并渐成浙东地区航运主干道。唐开元十年（722），修筑会稽海塘使会稽诸水不再分注入曹娥江而过直落江经玉山斗门入海。唐贞元初（788），滨海的玉山斗门扩建成8孔闸，山会平原排、蓄、拒潮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宋代大规模修复山阴海塘，与会稽海塘一起，基本隔绝了后海咸潮对山会平原的影响。

鉴湖堙废集中在宋一代，造成其堙废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多、人水争地，尤为豪族大户的兼并掠夺；生产力发展，开垦种植技术的提高；政府在水利科学调控决策上的不当、管理上的不力；鉴湖的部分淤浅，以及水利条件的改变；地方政府为增加赋税、进贡取幸；等等。

鉴湖堙废是山会平原水利的重大变迁，这是在尚未完成新的调整情况下，一次有较大盲动性和放任性的变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人们对土地的要求，却对后世水利和生态环境、资源的需要构成危害和造成不利，给后人以极其深刻的教训。

（三）三江闸形成平原河网水利新格局

鉴湖堙废，会稽山三十六源之水，直接注入北部平原，原两级控水成为全部由海塘、玉山斗门控制。平原河网蓄泄失调，导致水旱灾害频发。而南宋之后，浦阳江下游多次借道钱清江，出三江口入海，进一步加剧了平原的旱、涝、洪、潮灾害。因此，在新的水利形势下能兴建一处控制泄蓄、阻截海潮、总揽山会平原水利全局的枢纽工程，是当时必须及时解决的重大问题。

嘉靖十五年（1536）七月绍兴知府汤绍恩在前任知府戴琥等的水利建树基础上，决计在钱塘江、曹娥江、钱清江、直落江诸江汇合处的彩凤山与龙背山之间建造三江闸，历时6个月完成。[21]

三江闸建成，与横亘数百里的萧绍海塘连成一体，切断了潮汐河流钱清江的入海口，按水则启闭，外御潮汐，内则涝排旱蓄，控制航运水位，正常泄流量可达280立方米/秒，可使萧、绍两县3日降雨110毫米不成灾。至此，形成了以三江闸为排蓄总枢纽的绍兴平原内河水系网新格局。三江闸发挥效益近450年。随着水利形势的变化发展，1981年，又在三江闸北2.5公里处，建成了流量为528立方米/秒的大型水闸新三江闸，三江闸遂完成了其使命。

五 崇高灿烂的绍兴水文化

绍兴水文化伴随着越民族从远古走来，以水为源，滋润万物；以文为流，宏大精深；以人为本，造化越中。其是绍兴文化的主体部分。

（一）源远流长

考古发现古代所在大越的上山文化遗址、跨湖桥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其位置大都在滨海之地。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已向世人展示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历史，其中遗址中的稻谷与农灌、最早的海塘、造船及航运、凿井汲水、图腾崇拜等，无不留下了灿烂的水利文明印记。约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彰显了史前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程度和地位，以独特的文化状况和高品位的水平，在中国文明起源多元化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传说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曾两次来越，“毕功于了溪”，地平天成，最后病死埋葬于会稽山。以绍兴为中心的浙东地区是中国大禹文化起源最早，保护最系统、完整的区域。大禹治水的传说在绍兴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从精神上影响着绍兴历代治水者高度重视治理水患，奠定了绍兴的水文化基石，取得了伟大的治水成就。

（二）形成核心价值

1.献身、求实、创新的治水精神

（1）献身。大禹治水精神的核心是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历代多有绍兴治水人物缵禹之绪，发扬光大。如东汉会稽太守马臻为筑鉴湖不惜蒙冤被杀，明代绍兴知府汤绍恩呕心沥血修三江闸，都是实践典范。

（2）求实。大禹治水的求真务实态度为越人崇尚。东汉绍兴上虞人王充对水、天、地自然界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就是真实写照；明代戴琥、清代俞卿等绍兴知府的治水实践均以认真、负责、执着著称。

（3）创新。禹治水采取了“疏”的办法，因势利导，于是地平天成。对这种不断超越创新的思想的承继，使自越国水利到今天的曹娥江大闸建设无不留下了代代绍兴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进取的印记。

2.天人合一的思想

绍兴的治水历史是一部不断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代代相传的光辉之书。

绍兴古代地形地貌、自然降雨、海潮等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但作为生存环境而言，潮汐直薄，咸潮与淡水在平原交替是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制约因素。而人作为万物之灵在这其中就起到了顺应和改造自然的关键作用，也就可以说“天”代表了客观存在的事物与环境；“人”代表了调适、改造客观事物与环境的主体；“合”是客观条件的转化与改变，也就是阻潮汐于平原之外，蓄淡水于河网之中，实行顺天时、应地利的人工调控；“一”表明自然与人相依相生，绍兴成为鱼米之乡。

3.文化是水之魂的理念

内涵：绍兴水文化以大禹治水献身、求实、创新的精神为统帅；以“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作为核心内容；以“人水和谐”的理念作为追求的目标。

外延：以文学和艺术作为重要的表现手法；以水的明净秀丽、形态多变作为审美标准；以亲水形成风俗传统；以水的利用和功能作为其延伸和传播形式。数千年来水环境在不断变化，而文化凝聚成独特的绍兴水乡之魂，源远流长，成为民众的理念、风俗、生活、审美标准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内容丰富多彩

1.水文化与亲水传统

绍兴是平原水乡，其水的个性不似大江大河汹涌澎湃，年际水位变化不大。水环境养成了人们亲水的传统，接近了人水的距离。因之人家择水而居，沿河居民又多设踏道。以上不仅是亲水，也是与自然融为一体，对水的欣赏与赞美，以及传承的一种生活习俗。

2.水文化与桥文化

无水不成桥，无桥不显水，无桥不成市，无桥不成路。宋代《嘉泰会稽志》中绍兴城内有正式记载的桥有99座。清光绪十九年（1893）春所绘的《绍兴府城衢路图》显示，有桥229座，在城中每0.03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在当今世界上，是负桥乡之尊号。[22]绍兴的水与桥紧密结合，造型丰富多彩，显千姿百态。民谚云：“大善塔，塔顶尖，尖如笔，笔写五湖四海；小江桥，桥洞圆，圆如镜，镜照山会两县。”水城桥之景观特色，产生的文化魅力，在此可见一斑。

3.水文化与文学艺术

绍兴以鉴湖、浙东运河为主体的优越水环境使无数文人学士、迁客骚人在此获得创作灵感，或作文，或歌咏，留下了大量诗文，这些诗文是水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结晶。

4.水文化与酒文化

名闻海内外的绍兴酒必须以鉴湖水酿制，“盖山阴、会稽之间，水最宜酒，易地则不能为良，故他府皆有绍兴人如法酿制，而水既不同，味即远逊”[23]。《兰亭集序》中：“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此便是人、水、酒融合产生的美妙意境和高尚的感受，被誉为“与宇宙的对话”[24]。

5.水文化与生态文化

“语东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会稽。岂其他无山水哉？多于山则深沈杳绝，使人憯凄而寂寥；多于水则旷漾浩瀚，使人望洋而靡漫。独会稽为得其中，虽有层峦复冈，而无梯磴攀陟之劳；大湖长溪，而无激冲漂覆之虞。于是适意游赏者，莫不乐往而忘疲焉。”[25]刘基所赞美的会稽山水是鉴湖建成后才形成的，体现了人水和谐的生态文化。清人齐召南《山阴》诗中“白玉长堤路，乌篷小画船。有山多抱野，无水不连天”的意境和理念，深深根植于绍兴人心中。

6.水文化与名人文化

在水环境恶劣的条件下，越族之民“愚疾而垢”[26]。而到鉴湖建成，“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27]，明确指出水环境和人才培养、经济发展之关系。蔡元培《越中先贤祠春秋祭文》首句便为“岩岩栋山，荡荡庆湖”,“莩清谷异，世嬗贤谞”[28]，精辟地道出了地灵人杰、人水和谐之关系。

7.水文化与园林文化

对绍兴园林特色，明祁彪佳《越中亭园记》中楚人胡恒所作序称：“越中众香国也，越中之水无非山，越中之山无非水，越中之山水无非园，不必别为园，越中之园无非佳山水，不必别为名。”可以认为“无水不成园”，越中山水本来就是自然风景园林。既是天造地设，又是自然和人工改造相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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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张元忭作（徐渭代拟）汤祠对联：“凿山振河海，千年遗泽在三江，缵禹之绪；炼石补星辰，两月新功当万历，于汤有光。”前后句分别赞颂明绍兴知府汤绍恩建三江闸恩泽，及萧良幹修补及管理三江闸功德。载程鹤翥辑《闸务全书》下卷《汤祠对联》。

[2].参见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131页。

[3].（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会稽志序》,《绍兴丛书·第一辑（地方志丛编）》第1册，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本，第1页。

[4].（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31页。

[5].（春秋）左丘明著、（西汉）刘向著、李维琦标点：《国语·战国策》，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5页。

[6].（汉）司马迁：《史记》卷2，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50页。

[7].（汉）司马迁：《史记》卷1，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43页。

[8].（唐）杨倞注：《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55—356页。

[9].（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

[10].（汉）袁康、（汉）吴平：《越绝书》卷4，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11].（汉）王充著，陈蒲清点校：《论衡》，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68页。

[12].（汉）王充著，陈蒲清点校：《论衡》，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51页。

[13].（汉）王充著，陈蒲清点校：《论衡》，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51页。

[14].（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5页。

[15].参见《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第二卷》，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6页。

[16].（汉）袁康、（汉）吴平：《越绝书》卷4，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17].（汉）袁康、（汉）吴平：《越绝书》卷4，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18].参见邱志荣、陈鹏儿、沈寿刚《古越吴塘考述》,《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陈鹏儿、沈寿刚、邱志荣《春秋绍兴的地理环境与水利建设》,《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9].参见盛鸿郎、邱志荣《古鉴湖新证》，盛鸿郎主编《鉴湖与绍兴水利》，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3页。

[20].（宋）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25页。

[21].参见程鸣九纂辑《闸务全书》，冯建荣主编《绍兴水利文献丛集》，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25页。

[22].参见陈从周、潘洪萱编《绍兴石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23].（清）梁章钜著，刘叶秋、苑育新校注：《浪迹续谈》，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24].[日]岸根卓郎：《环境论》，何鉴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

[25].（明）刘基著，林家骊点校：《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26].（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85页。

[27].（晋）陈寿：《三国志（下）》卷57，中华书局2011年标点本，第1106页。

[28].《蔡元培全集 第1卷1983—1909》，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