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城市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化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社会现象。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学界对市镇的研究起步较早，对近代城市的研究相对滞后。在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的今天，学界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越来越关注，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特别是对近代以来城市的研究日趋深入，城市史研究因之成为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大热门。相对于历史上的市镇研究，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大为扩展，有关近代市政的研究无疑是城市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从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来看，市政建设的发展、演变，在城市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中，市政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外史学界比国内史学界更早地认识到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兴起之前，国外学者就已关注近代中国的市政，并有成果刊布，如伊懋可的博士学位论文《1905—1914年上海的士绅民主》（剑桥大学，1967年），玛丽露丝·科尔曼的博士学位论文《民国政府时期中国的市政纲领：1927—1937年的南京》（哈佛大学，1984年），罗威廉的专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等。这些论著，或多或少地都会对后续研究提供启迪和借鉴。其中，罗威廉有关19世纪汉口市政管理达到了自治程度的论述，引起了较大的争议，魏斐德、杨念群等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质疑。从学理上讲，相关论述和质疑，都会加深问题的认识。但我们注意到，前此学者的论述和质疑，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深入系统的实证分析，大多流于表象。令人感到欣喜的是，方秋梅的这部由博士论文改定的专著——《近代汉口市政研究（1861—1949）》，正是以实证的方法，积极回应了这一具有争议性的论题，进而将研究对象扩展为整个近代汉口市政。因此，这是一部有着明确问题意识的史学论著，也是一部着力于实证研究，非常有特色的市政研究专著。

在博士论文的评阅和答辩时，赫治清先生、吴剑杰教授、严昌洪教授、朱英教授、张建民教授、王日根教授、谢贵安教授等已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历经数年，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笔者在阅读修改后的文稿后有一些体会，认为该著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展开论述，史料运用的广度和深度在相似领域前所未有。

除了大量利用历史档案、方志、文集、笔记外，报刊资料的运用非常全面。近代报刊产生于城市社会，报刊资料很自然地成为反映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的广角镜。近代汉口市政史乃至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深入展开，自然少不得报刊资料的滋养。粗略统计，该著所网罗的近代报刊资料，总计在50余种。其存在形态有的是纸档，有的是电子档，有的是缩微胶卷。其中，对《汉口中西报》《国民新报》等具有全国影响或重要地方影响的报刊资料的空前深入的发掘，大大地丰富了清末民初汉口城市史乃至近代武汉城市史研究的史料。

也正是基于大量报刊资料的发掘与运用，该著得以编制出富有参考价值的图表。例如，《民国中后期汉口建制变动一览表》，就是在大量梳理近代报刊等资料的基础上编制出来的。其中，涉及的报纸有：《汉口民国日报》《武汉中山日报》《湖北中山日报》《武汉日报》《汉口中西报》《大楚报》《武汉报》，涉及的期刊有：《市政周刊》《汉口市政府建设概况》（1929.4—1930.4）、《汉口市政府概况》（1932.10—1933.12）、《汉市市政公报》《武汉特别市市政月刊》《湖北省政府公报》《武汉特别市政府周年纪念特刊》《汉口市政府公报》。同时又参阅了相关研究成果，如《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沦陷时期武汉的社会与文化》《湖北通史·民国卷》《武汉市志·总类志》《武汉通史·中华民国卷》《湖北文献》。检阅该表，对1926年10月至1949年5月间汉口市政建制的变化，一目了然。针对该表的分析说明性文字达2000余字，展现出著者的史料功底和研究功力。再如，《清末民初汉口商会领袖人物表》，是通过爬梳近代报刊、地方志及相关档案等资料编制出来的，它在时间上接续民国《夏口县志》，在内容上亦补充了地方志。《民初主要汉口重建机构和马路修筑机构变迁图》，也是在大量梳理报刊资料的基础上编制出来的，其反映出来的信息简要而明确。这些图表的编制，不但为我们了解近代汉口市政与城市社会提供了便利，也是实证研究和统计计量分析的有机结合。

第二，对近代汉口不同时段的市政研究多有创新。

前此学者对近代汉口市政的研究成果最集中的时段是晚清和民国中期，尤其是晚清时段的研究较为深入。即便如此，该著还是在清末汉口市政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一是通过梳理清末新政以前汉口官办市政与民办市政的基本情况，反驳了罗威廉有关19世纪汉口实质性自治的观点，认为那只是基于西方中心史观而描绘的历史虚像。二是认为在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对于汉口市政不是没有规划，而是制定有一个整体性的规划，只不过它还是框架性的。这显然有别于前辈学者的观点。三是认为在清末新政时期汉口市政革新的过程中，张之洞个人对湖北省府主导汉口市政的格局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湖北新政对近代汉口市政发展具有导向性作用。而对清末市政建设给汉口城市环境带来的影响的探讨，则是目前有关该问题的最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学界有关民初汉口城市重建等市政问题的论述，多表现为政治史（主要指辛亥革命史、辛亥首义史）论述之后的简单点缀，缺少深入的专门性研究成果。相关研究的寥落，与汉口城市重建问题在民初的喧嚣一时，两种镜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显示出史学研究的缺失和加强对民初汉口城市重建研究的必要性。该著对民初汉口官办市政机构，城市重建的经过与结果以及城市重建良机错失的原因，均进行了细致梳理与考察。对民初警政的发展，商人自治型市政的进步，商界变革市政体制的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亦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商营型市政各主要方面的发展及其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强调了商人主体意识觉醒对民初汉口民办市政的影响。这些不乏新见的探讨，很好地弥补了既有研究的不足，丰富了民初汉口市政研究的内容。

有关民国中期的汉口市政，已经有专著予以论述。在研究时要想创新，就有必要转换视角，开掘新史料。该著在发掘档案、报刊资料的基础上，用图、文、表相结合的方式，论述了汉口市制创建、演变及其大背景——市制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探讨了法制保障在汉口市制建立及市政府主导市政格局形成中的作用，以及汉口商人自治型市政如何在政府（或国家）的社会治理的强势下，逐渐发生蜕变，沦为官治的附庸，从而再次回应了罗威廉有关汉口自治的论述，理清了民国中后期汉口市政发展的基本格局与总体走势。

第三，对近代汉口市政体制发展演进的系统梳理，展现出较好的理论与方法。

该著对近代汉口市政进行了长时段的纵向动态考察，认为近代汉口市政体制经历了这样的演变：由湖北新政前夕的传统官绅商协作共治，到湖北新政时期的湖北省府主导市政，再到民初的官治与商人自治并存，最终演变为市政府主导市政。在这一演变进程中，民间力量尤其是商界，曾经在某个或某几个市政领域取得过主导权，但始终未能取得对整个汉口市政的绝对主导权。这样的论述大体符合近代汉口城市发展的历史实际。朱英教授曾经这样评阅其博士学位论文《近代汉口市政研究（1861—1949）》：“本文是迄今为止从长时段系统梳理汉口市政体制演进，全面研究近代汉口市政发展演变最为翔实的成果。”现在，该博士论文变成了专著，我认为这种评价依然非常恰当。而透过该著对近代汉口市政体制的梳理，我们实际上就可以窥见近代中国市政体制演进之大概。

该著对近代汉口市政发展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合理的处理，相关论述深化了我们的认识。首先，在对近代汉口市政展开论述时，该著没有将市政等同于官办市政，而是将市政大体分为官办市政和民办市政两个方面。其中，民办市政又包括商人自治型市政和商营型市政——前者具有自治性和公益性，后者侧重于营利性而兼具公益性。其次，作者没有把官府与民间、国家与社会置于对立或对等的地位，而是在爬梳民初市政史实的基础上，探求在近代汉口城市社会发展进程中官府与民间（或国家与社会）之间微妙的共生关系，认为民初汉口商人自治型市政与官办市政之间、官治与民治之间，既互补共存、协作共生，又低度争锋。这种有关近代汉口官办市政与民办市政之间、官府与商界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既吸收了“国家—社会”研究范式中的国家（或官府）与社会（或民间）两分法中的合理方面，又避免了陷入国家（或官府）与社会（或民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从而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国家（或官府）与城市社会（或民间）之间的关系有更切合历史实际的认识。

该著还对市政在城市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进行了理论提升，认为“市政自始至终是影响近代汉口城市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市政的现代化既是近代汉口城市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城市社会转型的结果，又是进一步促进城市社会转型的关键因素。因此，市政发展是近代汉口城市社会转型的必要环节”。

相信该著的出版，会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并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陈锋

2016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