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别君臣”

在“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之中，君臣关系至关重要。《公羊传》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君君臣臣”（《论语·颜渊》）的观念，提出了“别君臣”[152]的君臣关系准则，对君臣之义做了非常详细和全面的阐述，明确强调君臣要各安其位，各守其职，才可能政治安宁，否则必然会导致国家的混乱。

“别君臣”首先是强调君尊臣卑，强调君臣的上下分际。《公羊传》明确标示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名分差别。隐公三年《公羊传》:“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153]严格区分了君臣在死亡称谓上的不同。昭公二十三年《公羊传》:“君死于位曰灭，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154]又区分了君臣被俘用词的不同。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公羊传》:“其言朝何？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155]诸侯拜见鲁公与大夫拜见鲁公说法也不同。庄公三十二年《公羊传》:“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156]对世子继承君位过程中的名分变化作了非常严格的规定。世子较之一般臣民最为亲贵，离君位也最近，因此尤要别嫌疑，未即位前就是臣，即位逾年以后才成为君。

称谓的混淆，将会直接导致君臣尊卑等级的混乱，导致政治秩序的混乱，所以孔子主张“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公羊传》对名分的强调，强调上下各安其位，各守其职，保障政治上的安宁，正是对孔子正名思想的贯彻。

僖公二十八年“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公羊传》:“此大战也，曷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则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大夫不敌君也。”[157]城濮之战，楚军主帅是令尹子玉得臣，与之对阵的则是晋文公亲率的队伍，《公羊传》认为大夫与诸侯地位不对等，即使是贵为百官之首的令尹，在诸侯国君面前也只能是“微者”。

宣公元年“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会晋师于斐林，伐郑”,《公羊传》:“此晋赵盾之师也，曷为不言赵盾之师？君不会大夫之辞也。”[158]赵盾身为晋臣却会四国之君，显然淆乱了君臣等级，尽管晋国是诸侯霸主，尽管赵盾是晋国的执政，以臣会君也是不可以的。

庄公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暨”,《公羊传》:“公曷为与大夫盟？齐无君也。然则何以不名？为其讳与大夫盟也，使若众然。”[159]齐国当时还没有产生国君，鲁庄公只能跟齐国的大夫盟会，但国君与地位不对等的大夫盟会显然仍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所以不记齐国大夫的名字，而记成似乎有很多人与鲁君盟会的样子。庄公二十二年“及齐高傒盟于防”,《公羊传》:“齐高傒者何？贵大夫也。曷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则曷为不言公？讳与大夫盟也。”[160]因为高傒于鲁有功，不好抹杀他的名字，为了维护大夫与君的等级差别，只好记成鲁公没有与会的样子。“大夫不敌君”“君不会大夫”“讳与大夫盟”，都是要说明大夫不可与国君对等，强调的是君尊臣卑的等级秩序。

其次，除了要明确君臣名分和上下分际，“别君臣”还要严格区分君臣的职守，限制臣下的权责。

为了对诸侯的名分权力予以约束限制，防范诸侯对天子的僭越。《公羊传》提出了“诸侯之义不得专讨”[161]“诸侯之义不得专封”[162]“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专地”[163]等主张，强调不通过天子，诸侯没有权力擅自讨伐他国，没有权力擅自封建邦国或赏赐土地给他国或为他国筑城，没有权力擅自交易土地。这实际是以约束贬抑诸侯的形式，维护周天子的权力和权威，从而维护天子一统天下的局面，尤其对“诸侯专封”,《公羊传》最为警惕。“诸侯专封”直接冲击了作为周王朝统治基础的分封制，冲击了周王作为天下共主、天下大宗的最重要的权力。因此《公羊传》在僖公元年、僖公二年、僖公十四年、襄公元年、昭公四年、昭公十三年一再表明“不与诸侯专封”[164]的态度。

襄公三十年“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娄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娄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公羊传》:“此大事也，曷为使微者？卿也。卿则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卿不得忧诸侯也。”[165]澶渊之会实为各国卿大夫相会商讨向受灾的宋国馈赠财物，《公羊传》以为这本当为各国君主的职责，而非卿大夫的职责，大夫只能忧内，而不能忧外。“卿不得忧诸侯”，就是指出卿大夫不能僭越诸侯之权责。

僖公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公羊传》:“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为政尔。”[166]所谓“大夫无遂事”，则更是进一步点明，大夫不能擅自“生事”[167]，不能没有君命而自行专断，徐彦《疏》云“正以臣无自专之道也”[168]。大夫专事，“公不得为政”，君权旁落，这是《公羊传》极为反对的，于是其又在桓公八年、庄公十九年、襄公二年、襄公十二年一再说“大夫无遂事”[169]，强调政不在大夫，限制臣权。

定公元年“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公羊传》:“仲几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师何？伯讨也。伯讨则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大夫专执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大夫之义，不得专执也。”[170]文公十四年“晋人纳接菑于邾娄，弗克纳”,《公羊传》:“此晋郤缺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大夫专废置君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大夫之义，不得专废置君也。”[171]所谓“大夫之义不得专执”“大夫之义不得专废置君”是一种原则，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默认某些行为产生的实际效果，但这种原则却是不可突破的，不能认可臣子可以逾越君权。

再次，对臣子逾越名分规范，以臣僭君，以臣弑君，都要声讨臣子的罪行。

襄公十六年“三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公羊传》:“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遍刺天下之大夫也。曷为遍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赘旒然。”[172]湨梁之盟，虽然各国诸侯都与会，但主盟者实质上却是各国的大夫。当时各国大夫专政，君权旁落，国君就好像挂在旌旗上的饰物一样，徒有其表，都被架空了。所以《公羊传》要声讨天下各国的身为臣子的大夫，谴责他们僭越君权的行为。

僭君要谴责，弑君则是更大的罪行。如隐公四年“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公羊传》:“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当年二月“卫州吁弑其君完”[173]，此时卫人杀州吁《公羊传》认为是诛杀弑君之贼。州吁弑君是《春秋》所记载的第一个弑君之事，所以《公羊传》要旗帜鲜明地点出——这就是乱臣贼子。

隐公四年“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公羊传》:“翚者何？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与弑公也。”[174]公子翚是弑鲁隐公的罪人，所以要加以贬斥，不称其为公子。公子翚弑君是在隐公十一年，但对他的贬斥居然从隐公四年就开始。隐公十年“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公羊传》:“此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隐之罪人也，故终隐之篇贬也。”[175]“终隐之篇”都在持续予以贬斥，对公子翚弑君的诛讨力度是相当大的。

弑君的乱臣贼子，必须要追究他的罪行，使他得到惩治，《公羊传》认为这是作为臣子的责任。如果没有人去追究，放任弑君之贼的罪行，那所有的臣子都应该受到谴责。隐公十一年《公羊传》:“《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176]臣子不讨贼，就不配当臣子，也要承担弑君的责任，有时甚至也要承担弑君的罪名。如宣公六年“晋赵盾、卫孙免侵陈”,《公羊传》:“赵盾弑君，此其复见何？亲弑君者，赵穿也。亲弑君者赵穿，则曷为加之赵盾？不讨贼也。何以谓之不讨贼？晋史书贼曰：‘晋赵盾弑其君夷嗥。’赵盾曰：‘天乎！无辜。吾不弑君，谁谓吾弑君者乎？’史曰：‘尔为仁为义，人弑尔君，而复国不讨贼，此非弑君如何？'”[177]赵盾没有弑君，但作为执政大臣，不追究弑君者的罪行，那就有跟弑君之贼一样的罪过。

弑君之贼与不讨贼的臣子都要受到贬斥，而保卫国君，阻止弑君的臣子当然要受到褒扬。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传》:“何贤乎孔父？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178]庄公十二年“宋万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公羊传》:“何贤乎仇牧？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仇牧闻君弑，趋而至，遇之于门，手剑而叱之。万臂仇牧，碎其首，齿著乎门阖。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179]不仅盛赞孔父与仇牧，而且把他们大义凛然，勇斗弑君者的英勇形象都详细描写出来了。

第四，《公羊传》虽然极力维护君的尊严和权力，贬斥臣子的僭越行径，但它所主张的君臣关系其实是双向的，在强调臣的责任与义务的同时，也强调君的责任与义务。君的义务，首先就是要率先守礼，推行仁政，这也是臣子尊君的前提。如果君主做不到这些，《公羊传》都会予以批评。

桓公三年“齐侯送姜氏于”,《公羊传》:“何以书？讥。何讥尔？诸侯越竟送女，非礼也。”[180]庄公二十二年“公如齐纳币”,《公羊传》:“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亲纳币，非礼也。”[181]定公十五年“邾娄子来奔丧”,《公羊传》“其言来奔丧何？奔丧，非礼也。”[182]这些都是君主对礼制的一些小节的违背，所以《公羊传》只是指出其“非礼”，并加以讥刺，如果君主大节有亏、行为恶劣，《公羊传》就会予以严厉鞭挞，取消他君的名分。

桓公六年“蔡人杀陈佗”,《公羊传》:“陈佗者何？陈君也。陈君，则曷为谓之陈佗？绝也。曷为绝之？贱也。其贱奈何？外淫也。恶乎淫，淫于蔡，蔡人杀之。”[183]陈佗乃是陈国的国君，《公羊传》认为他有淫行，做出了与国君身份不符的卑贱之事，所以失去了为君的资格，于是就不以君主的称呼称呼他，而直称其名。陈君因自身的罪恶被杀，《公羊传》认为这是罪有应得。

君的义务，还有就是要礼遇臣子，善于接纳臣子的劝谏。“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礼记·曲礼下》）《公羊传》就是先秦儒家这一君臣立场的坚守者。

昭公十五年“籥入，叔弓卒，去乐卒事”,《公羊传》:“其言去乐卒事何？礼也。君有事于庙，闻大夫之丧，去乐，卒事。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大夫闻大夫之丧，尸事毕而往。”[184]国君在宗庙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听到大夫的丧事，就应该停止奏乐，这是一种礼制，强调的是君主对臣子的一种礼遇和尊重。

僖公二十八年“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公羊传》:“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内辞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则其言戍卫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刺之？内讳杀大夫，谓之刺之也。”[185]鲁国附楚，僖公派公子买驻守卫国，晋国攻卫，僖公为讨好晋国又杀了公子买。《公羊传》对此提出谴责，但却不是谴责僖公的首鼠两端，而是对他杀大夫提出谴责。虽然君尊臣卑，但君也不能枉杀臣子。

庄公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羁出奔陈”,《公羊传》:“曹羁者何？曹大夫也。曹无大夫，此何以书？贤也。何贤乎曹羁？戎将侵曹，曹羁谏曰：‘戎众以无义。君请勿自敌也。’曹伯曰：‘不可。’三谏不从，遂去之，故君子以为得君臣之义也。”[186]曹羁对曹伯劝谏了三次，曹伯都不听，《公羊传》认为曹羁已经仁至义尽，尽到了做臣子的责任，他的离去是符合“君臣之义”的，因而不仅没有受到谴责，反而受到“贤”的褒扬。

宣公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公羊传》:“庄王围宋……使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华元曰：‘惫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 ……司马子反曰：‘诺，勉之矣！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揖而去之，反于庄王。……庄王曰：‘嘻！甚矣惫！虽然，吾今取此，然后而归尔。' ……司马子反曰：‘然则君请处于此，臣请归尔。’庄王曰：‘子去我而归，吾孰与处于此？吾亦从子而归尔。’引师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187]楚围宋都，楚庄王让大夫司马子反登上为攻城而筑的土山窥探城内的情况，适逢宋国大夫华元也在城内登土山往外观看，两国大夫互怀一颗君子之心向对方通报了己方的真实情况，最后促成双方讲和，得到了《公羊传》的赞扬。在《公羊传》的这段描述里，臣是被赞扬的对象，而君则是被贬斥的对象，司马子反和华元光明磊落、悲天悯人，楚庄王却是一副穷兵黩武的形象。特别是当楚庄王不顾宋国的惨状，表示还要接着攻城之后，司马子反马上就要求离去，表现出了跟曹羁一样的立场。

曹羁的做法是符合“君臣之义”的，华元和司马子反是值得赞扬的，可见《公羊传》眼里的君臣关系，明显是基于“义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样一种观念，并不主张臣子对君主无条件地绝对服从。

孔子讲：“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孟子讲：“君臣有义。”（《孟子·滕文公上》）在先秦儒家那里，道义是最高的价值标准，臣子事君是以君讲道义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君臣关系是基于义之上的，如果君不讲道义，那臣就可以选择弃君而去，甚至奋起反抗。孟子讲得最为直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可见，《公羊传》所主张的这种君臣关系，就是对孔子“君君臣臣”思想进一步的发挥，也是最能代表先秦儒家思想特色的主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