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研究述评
关于社会改造思潮的研究，五四运动前后就已出现，迄今为止已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有学者对五四后期社会改造思潮研究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述[19]，以下对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作一全面的学术史回顾。
（一）有关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论著
1.国外社会改造方面著述的翻译与介绍
关于社会改造的理论和方法，首先要提到英国罗素1916年撰写的《社会改造原理》，1920年由余家菊翻译。罗素主要论述，在形成人的生活方面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有更大影响。他强调，国家、战争和婚姻应该体现创造性的解放，创造性的解放应成为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原则。他运用这一原则勾画出了理想社会，即能够产生最大可能的创造性和最少的适合于保全自己的占有性的那种制度。在此基础上，构想了一个具有相当自治权的世界国家。[20]美国尼布尔（R.Niebuhr）著《个人道德与社会改造》，1935年杨缤译述。书中详细分析了个人道德与社会改造的关系，包括人与社会——共同生活的艺术；个人应对社会生活的理性资源；个人应对社会生活的宗教资源；国家的道德；特权阶级的伦理态度；无产阶级的伦理态度；从革命而来的公理；从政治势力而来的公理；政治中道德价值之保存；个人与社会道德的冲突；等等。[21]
关于社会改造家的思想，主要有日本生田长江、本间久雄著《社会改造之八大思想家》，毛棠、林本、李宗武译。主要介绍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罗素、托尔斯泰、莫里斯、卡彭特、易卜生、爱伦凯等社会改造大家的生平与思想。[22]
英国传教士霍德进著《基督与社会改造》，曾约农译。作者主张社会改造，建立“耶稣理想中之社会”。[23]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社会改造，有日本植原悦三郎著《欧美各国改造问题》，陈谪生译。主要介绍英国、法国、德国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改造情况。[24]
肖治北著《大同主义下之世界改造问题》，1929年10月出版。原名《世界改造》，版权页题名《世界改造问题》，主要涉及政治思想及纲领等，还有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交通等各项制度。[25]这些译著是研究国外社会改造思想的重要成果，也是进一步研究五四时期中国和世界改造思潮的珍贵资料，更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2.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研究
朱镜宙著《民国政治改造论》，广州编译公司1918年12月初版。作者认为，民国政治改造应从政治体制入手，分别论述废督军制、裁兵、禁止武人组阁、确立地方制度、划分税制、确立议会政治、改良司法制度、非军区、非不党等问题。吴景濂为该书作的“序”评论说：朱氏“因之有民国政制改造论之作，殆以遏乱源而固国本欤，所论废督、裁兵，以及议会政治、地方制度诸大端，又悉与吾人促进民治之精神相吻合，贾谊伤时，鐅齿裁正，诚有价值之文字也”[26]。这也是迄今所见最早系统地研究民初政治改造的著作，也是国内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改造问题的开山之作。
东方杂志社编纂《中国改造问题》，收录了杨端六的《中国改造的方法》、孙几伊的《改造中国的途径》、陈启修的《我理想中之中国国宪及省宪》3篇文章，主要论述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方法和途径等问题。[27]东方杂志社编《近代文学与社会改造》，收录《社会改造运动与文艺》（谢六逸译）、《俄罗斯文学和社会改造运动》（日本昇曙梦著，馥泉译）、《近代文学与儿童问题》（夏丏尊著）等文章，着重论述了近代文学对社会改造的作用。[28]范锜著《世界改造之原理》，后改名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使命》，分国家平等、种族平等、人类平等三编，分析了国民革命对于世界改造的问题。[29]这些著作是五四时期较早研究中国改造问题的成果，也是进一步研究此期社会改造思潮与运动的重要资料。
杨明斋著《中国社会改造原理》，1929年出版。全书分中国政治的起源与变迁、秦政与中国政治全部的关系、一般的政治改造原理、现在的政治问题等十一章。强调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为指导，改造中国社会。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来探讨中国发展史，也是较早的全面研究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著作。[30]
诸青来著《社会改造问题》，1932年出版。全书分“何谓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孰得孰失”“共产主义与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沿革评述”“社会主义批评”等专题，讨论社会改造的方法。[31]
《中国问题的各派思潮》是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社会改造问题研究委员会主编的《基督教与社会改造问题》丛书之一，主要介绍中国国民党及法西斯蓝衣社、中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中国青年党及新月派、村治派等改造社会的言论与活动，梳理了各派关于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思想主张。[32]祝世康著《民生主义与世界改造》，1943年1月出版。作者阐述了民生主义的思想渊源、哲学基础、经济学说、经济制度，分析和比较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性质，并指出，民生主义即“大同主义”，由人类互相合作改造世界，实现世界大同。[33]
除了这些专著外，孟世杰主编《中国近百年史》，专章讨论“现代社会改造思想及其问题”，评论近今的社会改造思想，并且讨论社会改造问题中的贫穷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家族问题。他指出，中国社会改造思想“皆为列强侵略中国之反响”，中国近今社会思想“几全为中西文化接触之产物”[34]。这些著述都涉及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思潮，对深入研究社会改造思潮与运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49年以后，有关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研究，重要的成果有：王亚南著《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50年出版。本书是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之路的摸索——有关资产者与小资产者的改良主义的总考察，从自然、技术、思想、人口、土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方面，批判中国社会经济的改造思想。书中还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之路，即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徐行著《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改造》，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出版。作者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近代三次社会主义传播高潮的背景、特点、影响及发展趋势，揭示了社会主义思想对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200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研究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最全面而且颇具新意的著作之一。第一章“一场新型思想运动的兴起”，集中讨论了社会改造思潮的勃兴以及改造社会的分歧问题。第二章“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涉及中国改造的出路问题及其论争。[35]这些都是研究中国社会改造的专题论著。
此外，还有一些著述涉及社会改造问题。如徐大同主编《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评述了罗素的社会改造理论，指出他积极主张在政治上、经济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造，并倡导以基尔特社会主义建立工业民主制度，他的社会改造理论表现了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尽管罗素的社会改造蓝图有着极大的空想虚幻色彩，但他对人类社会现象的许多分析却是发人深省的。[36]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伟大的开端》第一章第七节“改造社会的探索”，列举了改造社会的各种呼声和改造社会的各种方案，如“工读互助”“新村主义”“教育万能”“科学救国”“儿童公育”“工人储金”“批评至上”“改造人种”等。[37]杨慧清著《五四时期的抉择》，在“空前的社会主义思潮”一章中谈到“社会改造”和“新思潮”，涉及当时社团和刊物关于“改造社会”的呼声及其方法。[38]胡伟希、高瑞泉、张利民合著《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谈到社会改造道路中“渐进主义”与“根本解决”的分歧。[39]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第十三章，也谈及“社会改造思潮的勃兴”[40]。总之，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深入研究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一些代表人物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
郭学旺著《毛泽东与中国社会的变迁》，深入讨论了青年毛泽东“改造中国”思想的形成，指出：“改造中国与世界”是毛泽东青年时代逐渐形成并不断明确的伟大抱负，是其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鲜明主题。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就有了“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并提高到革命的终极目标。他不仅确认马克思主义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一面旗子”，而且确认人民群众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定力量，俄式革命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一条新路”[41]。李伟著《毛泽东与中国社会改造》，全面探讨了毛泽东与中国社会改造的关系。作者认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了一系列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手段，形成了他的社会改造思想。毛泽东思想开辟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完善和创造新的改造社会的工具，提供和奠定了最基本的经验和方法。[42]
善峰探析了梁漱溟关于社会改造的构想，指出，梁漱溟把社会改造归结为文化重建，强调农村和农业在社会现代化中的重要性，同时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但是梁漱溟过分强调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紧密联系，强调社会改造必须从根基、从文化改造入手，而忽视政治制度改造问题。从根本上说，这种社会改造方案不能把中国带上现代化的大道，但在具体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有价值的观点。[43]
吴擎华著《陶行知与民国社会改造》，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者详细解读了陶行知对乡村建设之路、现代化之路、民族解放之路和民主宪政之路的探索和实践，深入分析了陶行知的社会改造活动及其在社会改造实践中自身角色的转换，进而再现了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探索中国社会改造的心路历程。[44]
曹天忠著《教育与社会改造：雷沛鸿与近代广西教育及社会》，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雷沛鸿与民国广西教育、社会双改造研究》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雷沛鸿把教育置于整个社会的大视角下进行改造和重构，把教育放在抗日救亡的大环境下进行国民教育新体系的实践，可见，他是以爱国教育为灵魂、生产教育为内容，有计划地将广西的教育改造和社会改造结合起来。[45]胡德海著《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由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作者分析了雷沛鸿的社会理想和政治道路、雷沛鸿教育思想的文化学术渊源、雷沛鸿教育实践的思想准则与哲学特征等。指出，他形成和确定其大众化教育思想的主旨，在于通过改造教育来改造社会，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相辅相成。[46]
（二）有关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研究的论文
据初步统计，从1949年至今，以“社会改造”为关键词的学位论文有40多篇。其中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有关的约30篇，代表性人物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又有12篇，社团或群体组织或刊物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7篇，区域性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4篇，宏观研究社会改造思潮的有6篇。关于社会改造思想（潮）的学术论文，据中国知网查寻和初步统计，1979—1993年，关键词或篇名为“社会改造”的论文，尚未见之；1994—2014年，篇名为“社会改造”的历史类论文有20多篇，以“社会改造”为关键词的历史和哲学类论文有90多篇。上述论文对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社会改造思潮兴起的原因与发展变化
刘长林归纳社会改造思潮兴起的原因如下：世界范围社会改造思想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仅仅提倡个性解放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新旧文化交替时期的产物，社会改造思潮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47]田玉才指出，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思想萌芽后，经历了从以政治制度变革为中心到主要注重人的改造，再到以政治制度变革带动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发展历程。历史表明，只有人的改造与制度改造相互平衡、相互协调，才能最终实现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48]
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想经历了由分散到联合到再分离的发展趋向，李永春著文指出：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与觉悟社、人道社、曙光社和青年互助团等进步团体在北京组织“改造联合”，提出了“到民间去”的改造目标与方向，成为五四运动之后进步团体走向联合的一个重要标志。少年中国学会在“改造联合”会议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而且，李大钊关于各团体标明社会主义的提议，对这次改造联合产生了重要影响。[49]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认为，“改造联合”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而且是与“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社会主义者同盟”等为同一个中共早期组织。究其实，“改造联合”与后三个组织存在成员重叠的情况，但显然属于不同性质的组织，并非同一个中共早期组织。[50]
2.关于社会改造思潮的复杂性
刘长林认为，社会改造的思想分歧，反映了西洋工业资本社会思想与中国固有的农业宗法封建思想的对抗，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五四运动后社会思潮的转型，就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三方分立的结果。[51]王先俊指出，围绕着中国社会改造的方法、出路等重大问题，不同的思想政治派别各自阐发自己的“主义”，构成了社会改造思潮纷繁复杂的图景。马克思主义以其严谨而科学的理论，在众多的社会改造理论中脱颖而出，成为社会改造思潮的主流和方向。[52]曾田认为，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社会改造道路的又一次探索，实质上是社会改造的两种手段之争，论战的中心是如何对待中国资本主义的问题。[53]
3.关于社会改造思想的理论来源
曾传国认为，平民主义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吸取各种学说中的民主成分而形成的改造中国的新主张、新思路。民初政治建设的失败，促使五四知识分子重新认识、研究和改造民主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等重大事件，为平民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互助论、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提供了重新认识、研究和改造民主思想的新资源；中国传统的大同、平均思想，则是平民主义产生的思想土壤。[54]王先俊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参与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而且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改造问题，探讨中国社会改造的方法、目的和依靠力量等具体问题，形成了较完整的社会改造理论，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和命运。[55]许志英讨论了人的文学与社会改造思潮的关系，指出，一些优秀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思想文化意识的启蒙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他们把个性的发展与社会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使社会改造思潮沿着争取“人的解放”的轨道前进，顺应了彻底改造旧中国，重建一个光明的中国的时代要求。[56]此外，田彤讨论了宗教与社会改造的关系，认为，一些进步人士从宗教中寻找思想资源，在观念形态上对宗教作出富有创造性的诠释和运用，使宗教也成为社会改造的理论基础和内容。[57]吴星云分析了乡村建设思潮与民国社会改造问题，指出，乡村建设思潮试图从解决乡村问题出发，解决自晚清以来近一个世纪的中国问题，因此，该思潮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从发生发展到最后高涨，都包含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理论思索和积极实践。[58]
4.一些重要社团组织及其刊物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
进步社团及其刊物是五四新思潮的产物，也是宣传和实验社会改造思想的重要载体，颇受学术界的关注。梁晓云探讨了共进社的社会改造思想，指出，共进社依靠知识分子、农民阶级、商业阶级和工人阶级等阶级力量，采取宣传、联合同盟者和群众运动等改造方式，对陕西的教育、文化、风俗、政治、经济等进行全面改造，社会改造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陕西，进而建立民主主义的新中国。[59]
田小波探讨了研究系及其代表人物的社会改造思想。在思想文化方面，主要以介绍新知和办学、讲学来启迪民智，培植民众意识，改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在社会政治方面，主张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通过立法制宪建立法治社会；在经济层面，则倾心于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和教育，走“实业兴国与绅商改造”的发展道路。[60]洪峻峰认为，研究系主张采用社会主义来改造精神生活，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展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大体一致的，与当时主张回复传统社会、以农立国等文化保守主义者迥异其趣。[61]
彭立红探讨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与中国社会改造的关系，指出，基督教青年会提出了建立基督化新道德、培养基督化人格及人格救国等主张，注重德智体群的全面发展，并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改良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62]
曹小娟分析了《新社会》同人改造社会方案的思想来源及其社会改造的特色，指出，他们希冀以思想文化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对科学的过度崇拜激发了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后来对集体民主主义的确认以及对劳动的问题的关注，显露出他们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端倪。[63]杜翠叶归纳分析了《新潮》的社会改造思想，即宣传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倡导“学术救国”，热情推进文学革命事业，努力探讨妇女解放问题、劳工问题、教育改造问题，在社会改造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64]《星期评论》是国民党人创办的理论刊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与《每周评论》并称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其社会改造思想可归纳为：一是研究劳工运动，探讨解决中国的劳工问题的途径；二是关注女子解放问题，致力于女子解放；三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要与各国国情相结合的命题；四是宣传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探讨如何发展中国的实业，实现民生主义的问题。总之，《星期评论》也是五四时期探索社会改造的重要刊物。[65]
5.一些代表性人物的社会改造思想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兹分类介绍如下。
（1）毛泽东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毛泽东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革命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其社会改造思想也成了研究的热点。孟毅辉、彭继红认为，“湖南人的精神”造就了青年毛泽东的社会改造意识，中西哲学交汇促成了他的社会改造思想的形成，“精神个人主义”助益了他的社会改造主体的确立，“大本大源”成为社会改造指导思想的探求，朴素辩证法也促进了他对社会改造动力的认识。[66]
李艳珍认为，毛泽东早期的社会改造思想源自孔孟儒家哲学思想、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以及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和“新村”主义等方面。其社会改造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以思想改造作为社会改造的基础，主要体现为对人类“大本大源”的探索和由以学校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改良教育方法。第二，以教育救国作为社会改造的基本方法，体现为重视全然农村的“工读互助”的形式和强调体育的“心身并完”的教育方法。第三，以“贤人”引导为社会改造的重要内涵，强调“精神个人主义”的生命意义以及其中隐含的“君子”“小人”观。[67]
赖亦明、曾芳莲具体考察了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思想的历史演进，指出，青年毛泽东信奉世界主义和社会主义，主张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联系起来。在改造实践方面，先是尝试建立“新村”，后努力建立“湖南共和国”，最后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从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到具体实施，反映了毛泽东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不断深入。[68]龙雪飞探析了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的转变问题。毛泽东的社会改造出发点从“精神领域”转到“物质领域”，社会改造目标从“人心风俗的改良”转到“中国与世界的改造”，社会改造力量从“品学兼优的圣贤”转到“联合的民众”，社会改造方法从“大本大源”“呼声革命”转到“俄式革命”，社会改造指导思想从“平民主义”转到“唯物史观”。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的转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69]
东方溯揭示了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伦理觉悟、启蒙救国成为他社会改造思想的逻辑起点，觉醒了的人民成为左右社会变革的现实要素，社会改造思想的逻辑指向是理想社会的憧憬和设置。其中，新村是其理想世界的遁世追求；湖南共和国则是其对理想社会的直接追求；之后告别社会改良主义，选择了俄国式道路来改造中国与世界。[70]古仲兵将青年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的形成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①主张教育新民，以教育来达到新民强国的目标。②倡导民众大联合，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改造中国社会。③谋求建设“湖南共和国”，以湖南变革为未来中国的根本改造为之先导。④信仰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改造中国的理论和方法。[71]
（2）李大钊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也是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最早探索者之一。王先俊认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李大钊紧紧围绕着中国社会改造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观点，形成了比较科学和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改造思想。这一思想指明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正确方向，也明确了社会改造的方法和基本力量，因此对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72]史习基具体分析了李大钊关于社会改造问题的探索，指出，通过阶级斗争对中国社会经济组织进行“根本改造”，是李大钊改造社会的基本途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社会改造的前途和方向；以劳工阶级为基础势力、联合各界民众为主体的实际运动，是社会改造的依靠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争取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支持，是实现社会改造的国际条件。总之，李大钊既坚持以“主义”指导社会改造，又重视对社会实际的研究，在中国社会改造的探索中，率进步思想界主流之先。[73]
（3）陈独秀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陈独秀是近代以来著名的社会改造理论家和实践家。他对社会改造路径的探索，大体经历了“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取消帝政，改建共和”“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由共和而社会主义”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经历的时间都不长，其观点具有相对独立、前后渗透、交替发展、逐步提升的特点。[74]在陈独秀的社会改造思想中，社会改造的实现途径是“由共和而社会主义”两步走。1919年12月，陈独秀首倡“民众运动，社会改造”。1920年，他果断提出“取消帝政，改建共和”的鲜明主张，确立社会理想是“实行平民社会主义”。1920年9月，他预示“由共和而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社会改造”的必由之路。[75]此外，陈独秀通过积极推动建党、创办《新青年》等传播媒介、积极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等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把马克思主义由学术思想转变为社会改造指导思想，对中国革命的进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76]
（4）王光祈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王光祈是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五四时期形成了其独特的社会改造思想。具体说来，少年中国学会是王光祈改造社会的依托力量，工读互助团是他改造社会的最初尝试。在社会改造方法上，王光祈反对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改造社会，冀图以改造民族生活、复兴民族文化、音乐育民和民族革命等手段来改造社会。在社会改造的步骤上，王光祈坚持在政治改革之前应先下一番预备工夫；先改造个人，再改造团体，进而改造全社会。[77]因此，王光祈的社会改造思想既体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特点，又不乏空想主义色彩，同时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78]陈先初指出，王光祈的社会改造思想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依托，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但也存在着排斥“主义”和“政治活动”等偏向。[79]
（5）恽代英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恽代英是五四时期社会改造的实干家和宣传家。他的社会改造思想随着客观环境的不断变化和自身实践的不断深入而发展变化。恽代英早期相信改造社会的根本在于品格修养，崇尚“立品救国”“教育救国”，后来提倡“互助救国”，强调团体对于社会改造的作用。在接受了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理论后，他强调彻底进行社会改造，呼吁“革命救国”。他提出的理想社会框架是苏维埃的政权、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和独立的民族文化。要实现这些理想，政治上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学联盟为动力；经济上必须实现工业化，达到建立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文化改造方面，必须培养有民族灵性的文化；家庭改造方面，强调婚姻自由，主张男女平等。恽代英的社会改造思想是在救国热情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探索社会改造的结果，具有开拓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特点。[80]
（6）陶行知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陶行知被誉为五四前后中国教育改造的旗手。[81]吴擎华通过研究陶行知对社会改造的探索与实践，揭示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轨迹。[82]涂雪峰从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科学五个方面分析了陶行知的社会改造思想：社会改造思想的基础是知识结构、知行观、培植社会创造力；社会改造的出发点在改造乡村教育，探索乡村教育的出路，规划乡村教育改造的步骤；社会改造的政治目标在建立民主政治；社会改造的经济目标是“创造富的社会”；社会改造的科学理想是“创造二十世纪科学的中国”，建成一个科学的中国。他主张辩证地认识科学，既要发挥科学的积极作用，又要注重培养科学伦，解决由科学引发的道德问题。他提倡科学大众化，注重培养科学幼苗，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83]沈丹概括了陶行知社会改造思想：以“人”为逻辑起点，以培养“创造”道德“真人”为基本内容；最终“经由教育创造—民主国家”，即建立自由、平等、共和之中华。[84]
（7）柳亚子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柳亚子在早期革命活动中致力于改造社会。他的民众社会改造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家庭生活进行改造。包括倡导女权，呼吁女子走出家庭进行社会革命；提出革新婚姻制度，倡导文明婚礼；主张“非孝”，根除“伪道德”。二是对民间社会文化的改造，包括提倡改良戏剧艺术形式，提出新的理论以宣传反清思想，利用地方报纸向民众传播新的主义观念。三是致力于改变劳动者群众的地位，唤醒劳动人民的权利意识，激励民众的革命意识。[85]
（8）罗家伦、傅斯年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罗家伦、傅斯年都是五四时期学生运动领袖，也是社会改造运动的健将。罗家伦在中国社会改造的探索中，主张以思想革命为社会改造之首，主张问题与主义并重、文化运动与群众运动并举，从而表现出一种渐进改革的思想趋向。[86]傅斯年认为，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因此，社会改造的关键在“无中生有地造社会”，“造有组织的社会”。傅斯年注重个性与社会责任心统一，注重理想类型的社会组织建设。这种“造社会”论，对于社会建设问题具有借鉴意义。[87]
（9）丁文江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丁文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改造的积极探索者之一。其社会改造思想形成的背景包括传统主义的熏陶、西方文明的洗礼、空前变革的时代。其社会改造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重建社会改造的价值——信仰体系；变革中国社会的模式——好政府主义的提倡与实践；应对国难问题的政治主张；改造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方案。可见，丁文江的社会改造思想带有浓厚的科学理性色彩。[88]
（10）张申府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张申府是现代著名哲学家，其社会改造思想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田玉才分析指出，张申府的社会改造思想源自罗素所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优秀文化、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列宁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也批判继承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改造思想。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造应从人的改造与制度改造两个方面同时着手，相互配合，才能获得成功。他以实的哲学与辩证理性观作为社会改造的基础，以反思的或超越的科学主义与综合民主论作为社会改造的精神武器，通过新启蒙运动和国民革命，实现人与社会的共同改造，最终达到理想的大同社会。[89]张前帅指出，张申府强调，社会改造要把制度变革与思想变革结合起来；革命的目的是改善人的生活，满足人“生之欲望”；变革人的思想目的在于“遂生、大生、美生”，达到圆满的人生境界。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人生等领域的改造，达到全人类的民主平等，最终达到全世界的大同。这种社会改造思想充满了理性、科学与求实的色彩。[90]
（11）胡汉民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胡汉民是中国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他的社会改造思想也颇具特色。其思想源于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也受到李大钊等人的思想影响。他主张，社会“改造要全部改造”，赞成“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具体内容包括推翻恶势力、改革旧的制度法律、清除旧观念、变更社会经济组织四个方面，这实际上构成了其社会改造思想的由浅入深、逐层递进的四个层次。[91]
（12）雷沛鸿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曹天忠的博士学位论文《雷沛鸿与民国广西教育、社会双改造研究》，分析了雷沛鸿的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相结合的思想，已如前述。曹又文、谭群玉著文指出，雷沛鸿的社会改造理论以社会学为基础。社会改造运动是新中华文明的建设，使社会现代化。教育改造运动以建立民族教育体系为目的，以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合流为设施，以人民大众为对象，以切合民众生活需要为内容，以互教共学和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为方法，以重视学术研究和教育立法为教育行政内容。这种以社会改造运动为目的的教育改造运动，和以教育改造运动为工具的社会改造运动的理论模式，内涵丰富，自成一体，颇具特色。[92]
（13）张闻天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周有健指出，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现实及各种学说、主义和思潮的传播，加上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是张闻天早期社会改造思想形成的条件。釜底抽薪法、无抵抗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张闻天早期的社会改造方法，农村改造、国民改造是其社会改造思想的重要内容。他的早期社会改造思想，蕴含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因子。[93]
（14）罗素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英国学者罗素被誉为社会改造的大思想家和世界社会改造的指导者。他在《社会改造原理》《政治理想》等著作中，提出了系统的社会改造思想。胡剑指出，随着1920年10月罗素来华讲学，他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思想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罗素提出，中国改造应该从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在国人自主支配下发展工业、普及教育三方面同时着手，走俄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改造中国的主张，在当时的思想舆论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对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亦有重要影响。[94]孙家祥指出，罗素的社会改造思想由“创而不有”主义、方法论、批判态度与怀疑精神三部分构成，他来华后，并没有提供实际的中国社会改造方案，而是着重社会改造方法的指导，提倡中国走俄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95]郑师渠指出，罗素以数学的见解作为其社会观的基础，用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去研究社会问题。他通过《社会改造原理》《政治理想》《到自由之路》等著作，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社会改造原理。尤其是提出著名的人性“冲动”与“占有”的思想，并与社会改造的原理结合起来，成一家之言，很有积极意义。[96]
（15）杜威的社会改造思想研究。美国哲学家杜威是著名的社会改造论者，他长期在中国讲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刘焱、陈建平分析了杜威的教育社会改造思想。杜威以教育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教育是社会改造的基本方法；社会的改造需要教育的改造；教育的改造能给社会生活带来明显而深远的影响。作者指出，杜威的教育社会改造思想在中国五四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平民教育运动与乡村教育运动中得到充分体现。[97]
此外，一些重要人物的社会改造思想的比较研究，也值得注意。王光祈与瞿秋白都是五四时期社会改造的激进分子，但两人的社会改造思想截然不同。王光祈以无政府主义为思想基础，主张通过非暴力、非政治的改良手段改造社会；瞿秋白也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很快就转变为主张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导致两人社会改造思想的差异，除了不同的家庭背景以及个人经历外，对五四时期各种思潮的认识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他们社会改造思想的演变，反映出五四知识分子文化改良和政治革命的思想分流。政治革命成为改造中国的主流思想，是五四知识分子集体取舍的结果。[98]
有人比较了王光祈与毛泽东的社会改造思想，指出，王光祈受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始终坚持文化运动，反对政治运动，最终没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青年毛泽东虽然受到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但很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王光祈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始终坚持反对一切强权，反对一切政府，从而反对一切政治。王光祈对政治改革路径的疑问，反映了其改良主义的折中路线。[99]
也有人比较了毛泽东和梁漱溟的社会改造思想，认为，毛泽东主张社会革命，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改造社会，其思想来源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战争，其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梁漱溟主张用“文化改造，民族自救”的方式来拯救中国，其思想来源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其理论就是他自己的“乡村建设”。因此，毛泽东的主张体现了一个“破坏与建设”的辩证关系（即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梁漱溟的主张则体现了一个“改良与渐进”的发展模式（即从改变“文化失调”来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两种理论和主张都是改造中国社会，但是具体的方法和道路根本不同。[100]
（三）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研究简评
由上可见，近百年来关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主要探讨了社会改造思潮的来源、主要内容、特点及其影响。其次是关于该思潮的代表性人物的研究越来越多，主要集中于陈独秀、毛泽东、梁漱溟、陶行知、恽代英、王光祈等。一些有重要影响的社团组织及其刊物的社会改造思想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主要涉及《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新社会》《星期评论》等。最后是关于社会改造与其他社会思潮如平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的关系。从方法论来看，现有研究大多从历史与一般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社会改造思潮，而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开展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将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与社会改造思潮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更是少见。一些研究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一些代表人物的社会改造思想尝试作了比较研究。
可以说，学术界对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相对于其在五四时期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影响来说，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显不够。就广度而言，这一时期许多重要的思想流派及其代表性人物以及他们的社会改造思想被忽略或遗漏。也由于对社会改造思想（潮）的重视不够，至今尚无关于该思潮的相对全面的贯通性的研究资料问世，更不用说研究专著。已出版的各种中国近现代思潮研究著作，均无涉社会改造思潮。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101]，是目前所见全面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皇皇巨著，以200余万字的篇幅研究了100多种社会思潮，也没有涉及社会改造思潮。就深度而言，学术界对于该思潮的来龙去脉、基本主张、理论基础或思想来源、社会影响，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等问题，均鲜有深入研究。许多具体问题尚限于粗线条的考察或泛泛而论，没有展开讨论。析其原因是全面系统研究社会改造思潮确实难度很大，一方面需要探明它的学术渊源或思想源头，另一方面需要弄清楚近代以来社会改造思潮和它的各种流派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这不仅要深入研读各种社会改造思想的代表人物的著作，还要考察各相关团体或政治组织的思想主张及其活动。更主要的是，社会改造本身是一个激进的思想主张，带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自然留下了许多研究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