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改造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
任何社会思潮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如蒋梦麟所说：“凡天下有大力的运动，都是一种潮，这种潮澎湃起来，方才能使一般社会觉悟。”“凡一个大潮来，终逃脱不了两个大原因，一个是学术的影响，一个是时代的要求。换言之，一个是思想的变迁，一个是环境的变迁。”[2]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开启了一个民主共和的新时代。民初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提出了社会改造的要求；新文化运动兴起与新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改造的探索，继续和发展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改造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改造潮流的兴起，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改造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一 民初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提出社会改造的要求
辛亥革命旋起旋败，西式民主在中国的试验如昙花一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希望用政治手段来改造中国的实验也无果而终，不得不重新探索社会改造的问题。民初以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改造的物质基础和现实要求，并且提出了社会经济组织乃至社会制度改造的任务。
1.民初政治变革孕育了社会改造要求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执政的人物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人物，执政的思想，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脑筋，政治的制度，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样式”[3]。革命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所谓民主政治尤其是现实中的军阀政治，更令人不满。据梁漱溟观察：当时法律破坏，统一破坏，兵火创刈，营业损失，金融窘迫，阎闾骚扰，水旱灾害，风俗败坏，学术不讲。“累年以来，社会道德之败坏，无人不痛疾矣。社会之万恶，众口腾说，无论何地何时嘲骂忿诋之声充盈两耳。”[4]无疑，民初是新旧社会更替，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时期，这也“是国家多难的时代，是思想改革的时代，是一个行为制度没有标准的时代，总说一句，是黑暗的时代，是新陈不接的时代”[5]。因此，民初的中国尚不具备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自然也不具备以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时空条件。
适逢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受到强烈震撼的中国先进之士开始比较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得失，思考中国改革的良策。亲历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在《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一文中谈道：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被压迫民众自由解放的先声，也是世界民众势力表现发展的起点。中国从事革命工作的人经了这番的教训，认识到民众的势力，才晓得要得自由解放、和平统一，必须唤起全国被压迫的民众共同努力奋斗。所以十月革命在方向上、在方法上都予中国革命以深厚的影响。[6]
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提出，也是辛亥革命政治改造不成功的痛苦经验与深刻反思所致。民初以来战事连连，继辛亥革命而来的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定国之战，使民生凋敝和失望到了极点，因此社会改造思想也发生变化。如罗家伦所说：“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大家于是觉得以政治去改造政治，是没有用的；于是想到以社会的力量，去改革政治。大战的影响，是以外力促醒社会的观念；内乱的结果，是以内力促醒社会的观念。有这两种社会的发现，于是‘五四’‘六三’两个运动，勃然而兴起：算是以民众的力量，罢免三个国贼；以民众的力量，拒签和会的德约；以民众的力量，拒绝日本直接交涉的要求，——这都是中国历史从来没有的事实。民众既然发现了这个社会了！而中国的社会，是非改造不可的；大家同社会的接触愈多，便愈觉得社会的腐败；愈觉得社会的腐败，则愈觉得改造的事业难于着手。热心社会事业的人一方面感受自己的思想不够用，一方面觉得社会上普通的思想不改革，社会是不会改革的；于是从改造社会的问题，进而为思想革命的问题。”[7]先进之士对国内政治普遍失望，进而从政治运动失败中反思这种改造方式的缺憾，觉悟到思想文化革命的重要性，于是关注社会问题，致力于社会改造。
到五四运动以前，改造中国的道路也从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黎和会成为世界改造的重要环节。胡愈之这样分析和会与世界改造的关系：1919年世界大事之最关重要者，当然属于改造世界之巴黎和会。战败国之惩罚，被压民族之独立，此乃具体的改造方针。此外，和会尚有根本改造世界之方针，则国际同盟是也。国际同盟之产出，为1919年内最重大之一事。[8]中国人原本期望在世界改造中改造中国，但是巴黎和会上的不幸遭遇，彻底击破了中国人“公理战胜强权”的美梦，从中认识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强权战胜公理。于是先进分子对美国总统威尔逊大失所望，从相信美国的民主主义转向俄国的社会主义。按照瞿秋白的分析，这次中国的失败，就在于没有坚定的志向和明敏的智能，不能组织一个良好的社会去迎合世界的潮流，建设一个巩固的国家去迎合世界的现势。“和会里面只有中国没有签字，所受教训总格外比别国人要深切一点，所以中国人尤其应该觉悟得快一点。”[9]可以说，巴黎和会给中国人强烈的刺激，进一步改变了国人的世界社会观，从而推动了社会改造运动的发展。随着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后的转向，尤其是惊天动地的五四运动，促进了社会改造思潮的迅速发展。
2.民初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社会改造要求
社会经济发展是思想变化的重要基础。如李大钊所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10]社会改造是一种以民主主义为主体的进步思潮，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反映。民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改造思潮兴起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历史地看，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895—1913年的初步发展时期；1914—1920年的进一步发展时期；1920—1936年的资本主义化时期。[11]其中，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严重加深和救亡思潮的高涨，导致了1895—1898年的投资小高潮；1905—1908年的爱国运动，催生了工矿交通业的发展高峰；辛亥革命胜利，也促进了1912—1913年成立工商公司的经济热潮。具体而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大力提倡发展实业，采取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加上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所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一个所谓“黄金”时期。表现为：现代经济水平的提升，经济面貌的改观，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社会团体的勃兴，市民阶层的发展，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勃兴，经由振兴实业而振兴国家的主张被广为提倡及接受”[12]。因此，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有识之士提出了社会改造的要求。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全面经济萧条，尤其是西方各国的经济侵略卷土重来，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重新回到“恐慌时代”。据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分析：“欧战既终，险象既生，九、十年（指1920年、1921年——引者注）实为中国工业恐慌时代。铁厂积货如山，无人过问，至于闭炉停机；纱厂结账大都无利；上海数十年之三大油厂竟同年倒闭；其他工业亦皆消沉。因欧战致富之实业家，营业失败重入漩涡者，乃时有所闻，吾国工业因参战所得之利能永久存在不为昙花一现者，窃恐甚少也。”[13]中国民族工商业又陷入缓慢甚至停滞发展时期，也因此孕育了改造中国政治经济的要求。从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来看，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可称为中国农业宗法封建社会的思想。从民国成立到北伐成功则为工业资本社会的思想，一方面要“破坏中国农业社会旧有思想”，另一方面要“输入西洋工业资本社会之新思想”，表现为传统与反传统的激烈冲突，形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14]
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农村和农业改造问题随之发生。中国近代以来，主要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中国农业经济开始解体，商品化趋势不断加大。一方面是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日益商品化；另一方面是农村经济对商品市场的依赖程度加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加速了传统经济的解体和农业经济的市场化，也使中国农业的商品化更大程度地受到世界市场的支配。此外，封建土地占有制度、沉重的地租、各种苛捐杂税、军阀的横征暴敛与混战、水旱灾荒等，导致农业经济发展不畅，农民的贫困化，农村经济凋敝、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
陈独秀在1922年11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分析了农民遭受痛苦的原因：一是战乱及灾荒使农民流离失所，二是水旱灾荒使所有农民都受苦，三是外货输入，一般物价的增高率远远超过农产品价格的增高率。许多自耕农被迫出卖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流为兵匪，因而造成了贫农仇恨外国侵略势力和兵匪充斥增长了军阀的势力等后果。[15]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农业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给中国人民带来诸多的痛苦。
当时有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已扩展到全世界，东方各国古老的农业生产无法与资本主义大生产相抗衡，中国的民族工业也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资本主义相竞争，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比西方国家无产阶级更重，中国兴起的资产阶级也只是外国资本的附庸，大量的中小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的压迫下，最终成为无产阶级的候补者。[16]因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充分发展的。
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过艰难而曲折的发展，毕竟带来了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些变迁。“经济的发展深刻地颠覆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和城乡一体化结构，造成了都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的严重的二元结构。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增加，财富和收入的巨大不平等也出现了，而且以一种传统中国从未有过的尖锐方式出现。”[17]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也导致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化和城镇化社会转变，社会结构面临着重大的调整；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界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国内腐朽的政治，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救亡图存，捍卫国家主权的感召下，“社会改造”成为人们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18]这种诉求体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层面，就是实业救国、工业救国等思潮的再度兴起，工业立国与农业立国的争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道路探索与思考，等等。“所以谈改革社会的人，固然不能不先谋经济改革，即退一步说，不谈改革社会的人也不能不重视经济”[19]，这开始成为中国社会改造论者的共识。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劳动问题日益严重，罢工风潮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20]对此，1918年《劳动》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方今‘劳动问题’日萦绕于欧美政治家头脑，日喧聒于社会世界人士之耳膜，问题者何？阶级战争也。”由此提出“明社会问题之真相，促进我国劳动者与世界劳动者一致解决社会问题。”[21]
中国的劳动问题是与世界劳动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社会改造也涉及贫穷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家族问题诸多方面。具体就贫穷问题而言，中国贫穷是不善利用环境，生产能力太弱所致。因此中国之急务，首先在发展各种实业，使无业游民有职业；其次在培植创办事业人才，增多群众工作机会。就劳动问题而言，中国近代受欧洲产业革命影响甚微，但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已能运用，五四以来尤为显著。“是劳动问题，在中国亦已成为社会问题。不过今日中国所大患，尤在于工人无工可作，将来所受产业革命影响加大，此种情形当更剧烈。”故社会政策论者主张，一方面维持现在社会制度，以政府力量抑强扶弱，使劳动者不致受资本家的压迫；另一方面要使产业归中央政府或公共团体经营，借以减杀资本主义的横暴。[22]
总之，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中国的社会改造也是与世界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欧美的社会问题根源于本国资本家组织的机器生产；中国的社会问题则根源于外国输入的资本家组织的机器生产。如果说欧美发生的社会现象是“农民的工人化”，是“直接生产的工人的奴隶化”，是“中流阶级的平民化”；那么，中国发生的社会现象是极少数的，“顶重要的事实，就是从前家庭工业、徒弟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者，受外来机器制造品的压迫，多数变了失业者”。可见，中国过去及现在种种变象，均由欧美、日本的压迫所诱发。现在各国的缺陷都暴露出来，所以，国家改造和社会改造“已经成了全世界一致的声浪”[23]。因此，社会改造思潮是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凸显的反映，或者说，社会矛盾决定了社会改造的必要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重大的改革任务。早在辛亥革命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就看到了经济制度变革的重要作用，认为要彻底根除专制统治，必须从经济上铲除地主土地占有制。因此，中国要实行民主革命，“当取欧洲尚未经历之经济革命，以为政治革命之引药线”[2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发生以后，这种政治改造的认识在中国更加普及，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改造经济制度的问题。蔡和森就明确指出，中国劳动运动问题“只有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才能解决”[25]。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只有早日将政治问题解决，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与俄、德缔结经济同盟，才能是中国国民经济兴盛，真正得到政治经济的独立与自由。[26]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中国根本改造的必要性，提出，社会改造必须从“道德革命”转向“社会革命”。[27]他指出，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法律、政治、伦理等都是表面的社会构造。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28]。也就是，经济组织的改变是一切社会问题解决的前提，也是社会改造的基础。
进而言之，经济发展是一切改造运动的基础之一。历史上许多改造运动因为有经济基础而告成功，也有许多改造运动因为没有经济基础而归于失败，欧洲各国的实例可资证明。中国的历次改造运动均不成功，没有经济的基础是重要原因之一。有分析指出：“中国各种改造运动中稍睹成效的，唯有白话文学运动；然而推其所以能够稍收成效，我想大半因其带有经济的基础——因为白话文易懂，易学，易读，易写，合于现今中国经济生活困难之实况。”中国现今经济状况较前进步，国民的经济欲望已由低级而到了较高级，经济状况已达于国民经济时代，生计单位已由大家族而转小家族，资本集中的倾向已开始发生。但是，随着经济的变动，出现了诸如“道德观念之颓废”“某种阶级的妇女贞操之丧失”“青年志趣之不坚”“贪污官吏之增加”“议员之腐败”。这些都是中国的怪现状，各种社会改造主张均与此相关。[29]正如陈望道所强调：“经济是一切社会问题底总枢纽；无论婚姻问题、教育问题以及其他各种问题，追本穷源，都和经济有关系；这些问题底解决，都须等着经济问题解决，才有解决底可能或实施。”[30]
总之，从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改造思潮兴起的关系来看，一方面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封建主义经济衰败，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凸显；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离不开人类对社会的自觉改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改造思潮兴起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助益社会改造思潮的发展。
二 新知识分子对社会改造的新探索
新文化运动兴起，实现了民初以来政治改造向思想文化改造的转变，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成为一场社会改造运动，推动了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想和运动的发展。
1.新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造探索
在近代中国，新知识分子是随着1901年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停废、新式学堂的创办、留学生的派遣而形成的群体。陈独秀在1922年界定知识阶级为“旧时所谓士大夫，现在的职业是议员、律师、新闻记者、教员、官员、军人等”[31]。蒋梦麟在1924年指出，现在所谓知识阶级，主要是投身教育事业者、出版界的著作者和编辑者、其他以高等学术为基础的职业者、散于各界中之对于学术有兴味者。教育界及著作界以知识为终身职业，故为知识阶级之本位，余者只可谓与知识阶级接近者。若以全国之人口、区域论，此种人在中国实居少数。更进一步，知识界是否能成一阶级，在今日中国亦属一疑问。因既成一阶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在社会上必占有一种相当的势力；第二，必有一种团结和组织。现在中国的知识界不能谓在社会上无相当的势力，亦不能谓无一种比较的薄弱的团结。但组织两字实在还谈不到。[32]
当时的知识界人数少，而且没有组织，尚未成为一个阶级。有人统计，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阶层包括曾在科举制度下受过旧教育的人、在各类新式学校中接受过教育的人、归国留学人员、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和中学在读生，总数在140万—15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3%—0.4%。他们大多分布在教育界、政界、军界、农工商实业界，小部分人从事新闻、出版，或是自由职业者和革命者。因此，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文化思想极为活跃的时期，也是新式知识分子相对活跃的时期。[33]新知识阶层失去了传统士人以科举制度进入中央和地方权力机构的途径，其政治社会地位被边缘化。但是，他们通过创办报章杂志、学校、学会和社团等方式，以群体的力量参加社会运动，参与国家政治变革，引领社会思潮，因此，在思想文化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比传统士人更大。
新知识分子对社会改造问题的关注，与传统士人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有着历史的联系。对于社会改造的道路和方法不懈的探索，并且敢于付诸实践，也是他们从坐而论道转向“起而行之”的表现。他们在改造自身的同时，将社会改造与个人改造结合起来，积极投身社会改造，直接影响到社会改造思潮与运动的发展。
新知识分子最初注重个人思想道德的改造，是思想革命、道德革命的主体，也是宣传教育下层劳苦群众的桥梁。民初以来，中国的种种社会问题，使知识界对“民主”“立宪”“共和”进行深入的反思。五四运动以后，各派知识分子更是期望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来重建新社会。他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观念出发，探索中国乃至世界的改造问题，不仅涉及社会改造的主体力量、方法、途径等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劳工运动、平民教育、婚姻家庭、女子解放、个人改造、农村、风俗等具体问题。按照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的描述：“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暴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况且家庭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组织失了他的根据地，于是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34]青年学生抱着极大的热情参加学生运动，致力于社会改造。有评论说：“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正从表面向更深层次挖掘，是当时先进青年中产生新的觉悟的表现。”[35]
2.社会改造方式的变化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二次革命”后，从政治改造为“惟一之希望”，转向以社会改造为“惟一之鹄的”。从政治改造转向社会改造，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转变。[36]著名记者黄远庸1915年致信章士钊，讨论社会改造的问题。他说：“至根本救济，远（黄自称——引者注）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总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然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他希望《甲寅》发动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不过，当时章士钊还是坚持以政治改革为先。[37]陈独秀对政治革命的反思，与黄远庸大体一致。他认为，“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要从思想革命开始，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38]。黄远庸、陈独秀与章士钊分别主张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的两种社会改造的思路，也表明知识精英对民初政治的怀疑甚至厌恶的心情。
到五四前后，社会改造的讨论转向根本改造的话题。毛泽东与黎锦熙、王季范等师生一起“久谈改造社会事”[39]。他认为，时人虽有一些变革主张，但对救国之道未能找到一个根本解决办法。他在1917年8月给黎锦熙的信中明确提出，改造中国要从改造哲学、伦理学入手，根本变换全国的思想，这就是救国救民的根本道路。[40]1919年，毛泽东在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中，则提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中国的根本方法。[41]张君劢在1921年10月喊出“方今纷纷扰扰之局，其尚有解决之一日乎？欲解决之，计将安出？此解决方法进行之中，吾侪可以自救于国家者何在？”表达了一种忧国忧民的急迫心情。[42]1920年12月，王尽美在《励新》半月刊的《发刊词》中写道：“新思潮发生以来，各处都有树起极显明的旗帜来，而倡文化运动，思想界受到这种影响，发生了空前的大变动，凡少有觉悟的人，都照着这条路上走了。”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从前一切的制度、学说、风俗……等等都发生不满意，都从根本上怀疑起来”。“对于种种问题，都想着一个一个的，给他讨论一个解决的方法，好去和黑暗环境奋斗，得到结果”[43]。可以说，基于对现社会的深刻感悟，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道路。张君劢在五四运动以前，便感觉到“社会主义”必将是中国未来社会的改造方向。“吾以为种种学说，故应同时输入。即以同一学说言之，不仅正面之言应输入，即负面（即反对者）之言，亦应输入，惟如是方能启人怀疑之心，令思想发达。”[44]
1919年夏秋之间，张东荪给在欧洲的张君劢、蒋百里等四人的信中提出：“又世界大势已趋于稳健的社会主义，公等于此种情形请特别调查，并搜集书籍，以便归国之用。”[45]虽然张君劢、张东荪等人趋重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宣传，但以社会主义为中国改造的方向，这是值得肯定的。就社会改造思想的变化，胡愈之指出：“自西洋文明输入以来，国中先觉之士虽渐知合群互助之必要，然皆致力于政治改革，鲜有从事社会改良者。夫社会势力，为政治势力之基础，不健全社会之上，殆难望有良好之政治。我国之改革事业，正惟不从社会入手，故政治虽经改革，仍陷于纷扰之境。所可庆者，今日国人已渐有此觉悟。近来热心之青年，颇多厌弃政治界，而献身于社会改革。社会事业今已广播种了，将来之发展，不难逆睹。此吾国改革以来之好气象也。”[46]从政治改造转向社会改造，大致代表了当时中国改造的发展趋向。
罗家伦在1920年5月总结了学生运动的成败得失，指出，五四运动失败是文化运动基础太薄弱所致，现在最重要的根本问题是文化运动，因为思想的来源是一切运动的原动力，没有思想未曾改变而行动可以改变的，所以，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从中国革命与各国革命的比较可知，历来各国的革命都愈革愈好，而中国辛亥以来的革命愈革愈糟，“乃是因为他国的革命，是大家为主张而战的；而中国的革命，除了几个领袖人物而外，其余的人都是被金钱收买得来的，权位引诱得来的。他们原来就没有民主、共和的观念，如何可以盼望他们实行民主、共和的政体呢？所以各国的学者，认为改造政治社会，都非先从改造思想下手不可”[47]。这是对此前社会改造运动的总结，同时借鉴世界改造的趋势，来确定中国社会改造的发展方向。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出现了从思想改造向社会改造转变的趋势。《新潮》的一篇文章指出：“近两年来，我们中国谈改造的事业，可算是热闹极了。平日所谓新文化运动潮流中的期刊杂志，大日报，小日报，甚至丛书专著，论其数目，何止数千？其间性质派别，虽有多少不同，如有偏于文学的，思想的，有偏于科学的，有偏于各种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的……然而他们的目的，总朝着这一个共同的方向走——求破坏旧的，建设新的；换句话说，就说改造现在固有的社会。”[48]进步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途径，主要是成立社团，创办报刊，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在批评者看来，“现在什么改造，解放，各处都说的很热闹。可是他们都是纸上的文章”[49]。这种社会改造被批评为“纸上谈兵”，充其量只能改造知识阶级。因此，有人提出，知识阶级既有改造社会的决心，自然想打破摧毁旧势力而代之以光明的势力。他们在中国的使命是：（1）代民众呼号出他们的社会上、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所受之压迫的痛苦；（2）摧毁廓清一切恶浊思想、腐败道德与不良制度的冲锋陷阵的急先锋；（3）具有创造的眼光，对于改革中国的现状能提出具体的方案，向民众呼诉，并且在中国各地撒下光明的种子。三者是互相关联的，中国的知识者能实践此三种使命的，方可说对于中国的改造有所贡献，而且可称为革命的知识阶级。[50]
总之，自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社会改造”“建设新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对于社会应该如何改造，建设一个怎样的新社会，尚在探索之中。俄国十月革命开阔了正在苦苦探求中国改造道路的先进分子的视野，“以俄为师”便是他们的结论。巴黎和会以及五四运动引发人们对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和思考，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改造方向。正如傅斯年所说：“近两年里，为着昏乱政治的反响，种下了一个根本大改造的萌芽。现在仿佛像前清末年革命运动、立宪运动的时代一个样，酝酿些时，中国或又有一种的平民运动。”[51]周佛海也指出：“社会改造！社会改造！这种思想，这种呼声，这种运动，最近就是在暮气沉沉的中国，也如旭日东升一天天地高起来了。因为处在这现在这样恶劣，残忍，恐怖，烦闷的社会状态，社会组织之下，设若还不知道起来革命，改造，那真是感觉麻木，差不多和木石一样了。中国人既然也是人类，也有感觉，也有理知，当然也就忍不住现存社会底压迫……运动，乃是时代底要求，现存社会底产物，不但不是甚么洪水猛兽，反是救人济世的福音！”[52]因此，新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改造思想的主要传播者，也是社会改造活动的积极探索者。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社会改造潮流
19世纪末期以来，各帝国主义国家激烈争夺殖民地和世界市场，国际社会秩序也不得不重新调整。史学家将1880—1914年称为“欧洲思想危机的时代”，而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使欧洲大陆的自由秩序陷于崩溃，1918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成为欧洲文化危机的重要思想表征。[53]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兴起社会改造运动，形成一股世界改造潮流，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改造思潮与运动。
1.第一次大战后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战后出现的严重的社会混乱，促进了世界社会改造思潮和运动的发展。李大钊著文指出：“这种荒乱的教训，及荒乱复兴的预防，使人发不可不急谋改造的深省。改造的新局面，必为带着社会主义的倾向的局面，是确切无疑的。改造的机运，虽然日形迫切，而改造的方案，则于一般人的意想中尚欠明了。一般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组织既不明了，而社会主义者亦因制度的复杂，又把实现此主义的障碍看得过大，致使社会主义的运动遭过困难。”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只有两种手段，一是平和的，一是革命的。“有许多社会主义者鉴于平和的手段的失败，乃悟改造的事业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54]这里指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改造运动的兴起及社会主义运动的趋势，也说明了社会改造路向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的重大改造，同时也孕育了战后世界改造的新潮流。
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组织，使世界经济秩序紊乱，各国工业恐慌，工人失业，农业破产，金融破产，各种社会问题接连发生，不仅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农民阶级和中等阶级及资产阶级要求社会革命，而且，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与之呼应，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更是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人类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55]由于世界大战残酷的现实及其后出现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打破了此前西方对科学和理性的乐观，出现了对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的全面反思，从而涌现出反对极端个人主义、消极自由主义、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理性主义、极端功利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思潮，“从前的理想和信条，已经破坏得七零八落，于是全社会都陷入怀疑的深渊，现出一种惊惶沉闷凄惨的景象”[56]。从而给人一种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恐惧。1920年年初旅欧陆的周恩来，见证了欧洲社会的这种灾难与混乱景象：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之精神文明所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因之以不安。[57]
面对世界末日的恐慌，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各种救世思想和主张。关于救济资本主义的选择，一是转向以消除资本主义文化弊端为旨归的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来修正资本主义制度；二是返身向后，从本土古典文化资源中寻求救治之方。“有主复古者，于是欧战方酣之时，人乃争读古书，又虔心祈祷，乞灵于古之宗教。古之英雄圣哲诗人学者，一一奉为偶像，资以鼓吹，一若行其所言世即可救者；而极奇僻极矛盾之学说及教理，各皆有人提倡，有人信从，此兴彼仆，盛行一时，陆离光怪，莫可名状。此种纷乱而复杂之情形，适足见欧洲人精神之悲苦。”[58]总之，战后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发生重大变迁，也导致了社会思想的变化。“俄德的革命，英美各国的劳工运动，已经可以教人变色；再加上战争中死亡的人口，生产率的减退，经济组织的变动，生活程度的增高，于是就成了现在的一种阢陧不安，随处都需改造的社会。”[59]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思想的变动和社会组织的动摇，也导致欧洲文化陷入危机。曾经留学欧洲的张君劢总结说：“一言以蔽之，则人类改造可能性之大，至战事中而大表显。惟此可能性之大，于是改造哲学者有人焉，改造社会者有人焉，改造各科学者有人焉，乃至思改造文化之根本者亦有人焉。总之，或曰改造，或曰革命，其精神则一而已。”“可以说现在之欧洲人，在思想上，在现实之社会上，政治上，人人不满于现状，而求所以改革之，则其总心理也。其在哲学界则国人所常称道之柏格森、倭伊铿是也。柏格森之哲学，倭伊铿之哲学，一名变之哲学，最反对自然主义，最反对主智主义。两家之言，正代表今日社会心理，故为一般人所欢迎。其在政治界，社会革命界，则俄之李宁，英之基尔特社会主义之柯尔氏，此皆国人所已知，无待赘述也。所最奇者，并对于今日欧洲文化亦有怀疑者，如英之潘梯氏（Penty）是也。……凡此奇怪之论所以发得出来，即系不满足于现状之故，即系改造可能性发展至极度之故。”欧战之结果，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认识，“即昔所认为不可能之事，竟变为可能。”[60]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股社会改造的潮流。有人总结说：“十九世纪以前，我们人类一切思想制度的总账，被这回惊天动地的世界大战打得天花乱堕（坠），结得一个干净，都想另起一个账目，换一回新生活。于是改造的声音，好像放了一个地球大似的爆竹，几乎把人类的耳目都弄昏了。”“欧洲的人是受了十九世纪以前的糊涂账已是吃亏不小，所以这回的改造用了九牛二虎的力，使了几千倍大的显微镜，想把从前所受苦痛详详细细的研究出来，然后把他埋得稳稳牢牢，建一个理想生活。”[61]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改造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和运动。
2.世界改造潮流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变局，改变了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态度。上海的中学生俞庆棠也认识到大战的影响：“大战告终，捷报传来，佥谓英、美、法、意胜，俄、德、奥败。然自实际言之，俄、德、奥之国民，何尝败哉！其败者，俄、德、奥之霸权主义耳！俄、德、奥之君皇及其党羽耳！彼国社会党战胜其君皇，革专制而建共和，去束缚而享自由，微持未尝败绩，抑且战退魔王，一跃而入世界和平之盛轨，是直谓之全球战胜可也。”[62]长沙《大公报》的一篇文章，更具体地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改造的影响：“自从欧战终了，社会上面的各项制度，都摆出破绽不安稳的样子，于是一般灵秀的分子，知道非改造不可。近两年来，改造社会的运动，好象风起云涌，有一日千里的样子。这个潮流，一直从欧洲送到中国。中国一般头脑清楚的青年，感受这个潮流，才知道从前的社会，是万恶的社会，是坑陷青年的社会，于是都想摩拳擦掌，去改造一个新的社会，你看现在文化运动的呼声，一天高如一天，不是一个好现象吗？”[63]可见欧战后，世界改造对中国社会改造思潮的深刻影响。《太平洋》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分析世界改造与中国改造的关系：“我们中国虽没有直接受那些苦痛，却也间接感受不少；以为他们既有这番伟大举动，我们岂可以落人之后吗？于是他们说甚么，我们也说甚么，他们讲社会主义，我们也讲社会主义，好像讲迟了些，就被人耻笑，以至全国的人弄得鼎沸似的，出版物好像下雨的（地）班（办），落得遍地都是，这样热心讲学，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可算是有一无二的了，若是当真实实在在把中国的情形和这些新进口的洋货（指外国新学说——引者注）两两对证，取舍适宜，求一个真理，能够应用到中国，救了我们的群众，那岂不是不负所求，利己而利人吗？”[64]这篇文章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接受世界改造潮流的影响，也表达了中国先进之士迎受世界改造学说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中国人觉悟起来，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改造的问题。有谓：“大战终结后社会主义之勃兴，其影响必及于吾国。此固所窃窃欣喜者，而窃窃忧虑者亦莫甚于是。欣喜者，喜吾国之政客武人或鉴于世界之大势，有所觉悟，终止其权利竞争，而注意于社会政策也。至所忧虑者……第以吾因急进之徒，于欧美人之思想行为有所感触，辄不顾国情之如何，欲强移殖之于吾国。即如民主主义与竞争思想，输入吾国以后，纷扰既若干年。迄今国体虽定，而真共和仍未实现，政客武人，攘夺权利，兵匪充斥，国民之颠连困苦已不可尽言。设于此时，复以社会主义激起下层人民之感情，鼓吹其暴动，则大乱之发，将与汉之赤眉、唐之黄巢、明之献闯、清之发捻无异。”[65]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成为进步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目标。
更多的进步报刊载文，研究和总结世界改造的经验教训，并在中国广为宣传，以为中国改造的借鉴。经历欧战深刻的教训，世界各国觉悟到现代的政治、社会和宗教“都有彻底改造的可能，所以近年来各国民众的风潮，都有剧烈的进步。”峻霄宣称，很愿意介绍各国民众的思潮到中国来，“做我们改造途上的参考品，作为本刊第一件的任务和今后的趋向”[66]。《新潮》总结说：欧美各国经过此次大战争，受了一次大教训，无论思想家或实行家都觉得，现存的社会制度不适合于人生美善的生活，因而从事改良，各处蜂起。“我国国民以保守称于世界，今日所遗留的社会制度，自然味最古的，为野蛮时代所做成的，比不上西洋的社会制度。现在我们还能够如从前一样，听天由命，而不去设法改造吗？”[67]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借鉴西方社会改造经验来改造中国的问题。
一直注意研究世界政治的张东荪则指出，中国有此“社会改造”的声浪，就是因为受了欧洲“社会改造”声浪的影响。但是，欧洲的社会改造与中国的社会改造是不同的。欧洲社会改造声，在欧战后发生。欧人感受战争的痛苦，都觉得目前社会种种组织的不良。因社会有种种不良的组织，所以才发生此次大战。欧人为免除将来战争的痛苦起见，所以都觉得目前社会的组织有改组的必要。但是，中国青年因外交的压迫，内政的废弛，都觉得社会上的经济、政治、道德种种制度不良，才都觉得要改造。这就是中国社会改造声浪发生的原因，也是已成的现象。[68]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改造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不过中国改造是因为内政外交的艰难形势逼迫而发生的，与世界各国改造的原因是不同的。这种对中国改造与世界改造关系的认识，显然更进了一步。
时人进一步预测了战后各国形势的发展变迁：“使世界各国发生变化之第一原因，厥惟世界潮流，余则各国之内政，及其与外国关系、社会之情状，皆为形势变迁与否之一原因。各国所被世界潮流之影响，罔不相同，而其变化或异者，则起于各国有殊使之然也。”“而今而后，所谓国际平等民族自决及政治经济之革命潮流，将奔腾澎湃，遍流于全球，以为各国形势变迁之原动力，当之者崩，障之者溃，有将顺其势，与之俱趋者，则幸免于祸耳。”[69]因此，国际形势变迁对各国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对中国也是如此。
其中，苏俄社会改造对中国的影响是最直接也是最大的。苏俄革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革命和改造的成功范例，助益和直接影响到中国人对于社会改造问题的思考。有谓：“人人思所以改造此状况，而苦于无法，忽焉俄过激派振臂一呼，以实验其主义于俄国，于是与之作桴鼓应者，遍于欧洲……吾于过激主义服膺者有二：一曰劳动为人人共有之义务，二曰排斥欧洲列强之侵略政策。”[70]由此可见俄国革命影响之深远。毛泽东在1919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说得很明白：“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因此，“我们应该起而仿效”[71]。文章表达了以民族大联合来改造中国的豪言壮气。
总之，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千疮百孔，使原本满心期望通过模仿西方来改造中国的先进之士，发生了中国是继续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还是仿效苏俄的社会主义的疑问，正是在这种不得已的选择中，中国社会改造的道路问题凸显出来。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西方乃至中西关系的认识，也引起了对于中国改造的深刻思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各国社会改造，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问题暴露得淋漓尽致，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改造社会”的名义下来考虑如何改造资本主义，创建新的健全的社会制度。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社会大改造的背景中，看到了中国社会改造的必要性，这已成为当时中国民主阵线形成的一种共识。[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