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寓言”构架下的童年重塑

第一节 断裂后的回归与儿童文学秩序的重建

“文革”十年，儿童文学发展遭遇了重大挫折，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一度被彻底扫地出门，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满目凋零的儿童文学园地。1976年10月，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儿童文学也迎来了新的希望和曙光，然而重生的步履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松，十年浩劫带给儿童文学的不仅仅是优秀精神文化遗产的损毁，更造成了童年想象的严重断裂，当人们再次拿起笔，将目光投向儿童世界时，在耳畔作响的依然是“文革”时期的文艺观念和创作原则，一时之间，儿童文学和整体文艺创作一样，陷入了失语的困窘。伫立在“文革”留下的文化荒漠之上，人们迫切地希望能够重新树立起一种范式来作为新时期儿童文学重生的信仰，举目四望，最佳的选择便是穿越“文革”的荒芜，重返迷失之前的美好时代。

以今天的视野来看，20世纪50年代的儿童文学是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以“教育工具论”为理论根基的文学创作模式。这绝非是一种理想的儿童文学创作形态。但是对于刚刚走出“文革”泥淖的人们来说，他们看到的更多是儿童文学“黄金时代”所散发出的耀眼光芒。一方面，从客观上说，20世纪50年代确实是儿童文学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在发展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儿童文学则作为儿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充分重视。在相关政府机构的领导和扶持下，中国先后创立了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两家专门的儿童读物出版社。全国各地纷纷恢复和创办了许多面向少年儿童的报纸和刊物。1954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四年来（1949—1953）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这一切都给20世纪50年代的儿童文学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生长环境。在国家对儿童文学事业的大力推动下，这一时期生成了一支具有专业水准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即已投入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如叶圣陶、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仇重、贺宜、包蕾、郭风等，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渐渐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如柯岩、萧平、徐光耀、刘真、杲向真、刘厚明、任溶溶、任大霖、任大星、葛翠林、洪汛涛等。特定的社会条件为儿童文学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一时间大量儿童文学作品涌现，诞生了不少佳作。因此，人们后来在谈及这一时期时常常称其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从其所取得的成绩来看，20世纪50年代的确是很值得人们去记忆和向往的。另一方面，从主观情感上说，先后经历了“十七年”和“文革”时代的人们也对20世纪50年代怀有深深的留恋之情。班马曾在著作中谈到，中国儿童文学界在“文革”后基本是由一批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年实力作家型领导层来执掌的，他们和五六十年代之际的前辈作家们维持着一种深厚的“师生”情谊，这种对老一辈作家的创作水准的由衷敬意，促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向20世纪50年代复归的渴望与憧憬。[1]不只是这些处于领导层的中年作家，可以说在经历了“文革”的混乱和迷失后，当时人们的情感在整体上都趋向于回归20世纪50年代。他们试图以此和被割裂的历史重新建立起某种情感联系，而对于儿童文学来说，其所承载的童年想象与童年记忆更能激起人们对逝去时代的共鸣。

新时期之初，正是在这样一种重返“黄金时代”的精神诉求中，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开始回归文坛。在“文革”结束之初的几年，儿童文学界最大的现象便是辍笔多年的老作家重新恢复创作。这一时期，上海的《少年报》社（当时称《红小兵报》）率先担当了邀请儿童文学界前辈作家“复出”的工作。该报社于1977—1978年举行了一系列座谈会以及日常性的拜访和组稿活动，在报纸上优先、大量刊登了前辈作家的新生之作，扭转了当时一片沉寂的局面。[2]上海《少年文艺》紧随其后，以笔谈会的形式于1978年第6—7期连续刊载了冰心、金近、陈伯吹、刘真、张天翼、任溶溶、柯岩等名家的创作谈。从笔谈内容来看，作家们一方面呼吁更多的人投入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中来；另一方面，也积极贡献出了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经验。一时间，那些熟悉的名字集体重现在全国各大少年儿童读物之上，显得蔚为壮观。与此同时，作家们在五六十年代创作出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也得到了重视和推崇。随着这一时期国家在整个思想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进程，儿童文学启动了对“十七年”作品的重评，为曾经受到不公正批判的作品恢复了名誉，在此期间，贺宜的《鸡毛小不点儿》、肖平的《三月雪》、刘坚的《“强盗”的女儿》等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遭到错误批判的作品都得到了正名。1980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行，对1954—1979年出版发行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了回顾，其中绝大部分获奖作品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佳作，表现出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领域对“文革”前儿童文学作品价值的肯定和高度认同。

老作家的复出打开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创作局面，为“文革”以来概念化、公式化的文风注入了新生，使过去十年里泯灭的儿童情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与此同时，他们的回归也为中国儿童文学在“文革”后的重生指出了方向，即复归于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观和创作标准。在这一时期，老一辈作家不仅贡献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他们更享有着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权。一方面，作为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他们讲述的创作经验本身就对儿童文学的青年习作者有着榜样和号召的作用；另一方面，历史所赋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促使他们积极地投入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事业的建设中。“文革”结束后，儿童文学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走出极“左”路线下形成的错误的儿童文学观念，恢复儿童文学原本的秩序和面貌。《人民日报》于1978年11月18日发表社论《努力做好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工作》，社论中指出：“对于林彪、‘四人帮’的假左真右的一套谬论，以及他们规定的各种条条框框，必须进行彻底批判，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划清路线是非，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才有可能出现繁荣的局面。”[3]“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本身是先行肯定了有一个“正”和“本”的存在，当时人们迫切想要寻找到的是这个“本”和“正”究竟在何方。针对这一问题，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工作者纷纷发表意见，其核心主要围绕着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和“特殊性”两个关键性问题展开。

这一时期对于儿童文学“教育性”的探讨实际上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以教育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的进一步思考与扩充。当然，我们也不能把新时期之初儿童文学的教育性指向完全归因于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工具论”。可以说，从中国古代以来，一直延续着以长者为尊，对儿童进行道德伦理规训的传统。“五四”时期虽然借助舶来的“儿童本位论”构建起童年的现代想象，并以此为基础，倡导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和教育方式，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长幼有序的文化传统。因此，当“教育工具论”开始出现并逐渐在儿童文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暗合了人们传统文化观念中长者与幼者间的关系定位，只是在教训的内容和方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工具论”最明显的特点是将少年儿童成长与国家、民族未来发展，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童年观与教育构想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已有了萌芽。1923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先驱》发表的《儿童共产主义组织运动决议案》指出：“儿童读物必须过细编辑，务使其成为富有普遍性的共产主义劳动儿童的读物。”“来实现儿童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任务：在儿童稚嫩的脑子里，栽下共产主义的种子”，“培养未来的同志”。[4]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意识形态规训式的话语模式在无产阶级新生政权的推动下逐渐走向了顶峰。新中国将少年儿童视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以此为标准来考察儿童成长，儿童身上的缺点和不足便会被放大和追究，甚至被放置在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层面来加以审视。在这一背景下，儿童文学的意义和其所肩负的责任也就变得格外重大。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儿童文学才没有延续“五四”时期的“儿童本位论”，而是选择借鉴和移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支撑。苏联儿童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是儿童文学教育的方向性，即共产主义的思想性和方向性，也就是将儿童文学与一定阶级的教育理想密切联系起来。这种观点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观念和理论批评的重要支撑，对“十七年”儿童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文革”期间，这种将儿童文学视作意识形态教育工具的观念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愈演愈烈，儿童文学几乎完全退变成了阶级斗争教育的宣传工具。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人们的生活渐渐回归正轨，对儿童文学教育性的探讨也逐渐展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儿童文学教育性的探讨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将儿童文学从狭隘的政治思想和道德伦理灌输中解放出来，逐步走向儿童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多元化。1980年，儿童文学评论家周晓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儿童文学札记二题》一文，指出儿童文学创作水平低下的原因在于“对于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理解太简单、太狭隘”，“为了促进儿童文学创作思想的解放，在儿童文学社会教育功能问题上，我主张打破戒律，认识上要尽量放宽”[5]。1981年，作家刘厚明撰文，将儿童文学的功能概括为“导思、染情、益智、添趣”八字，反对儿童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提倡通过儿童文学“引导小读者思考生活、认识生活”，并“用美好的、高尚和正义的感情，感染小读者”，帮助小读者提升智慧，与此同时，还要在“满足小读者的欣赏要求”的基础上，“帮助他们提高欣赏品位”。[6]在作家们看来，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但又不只是意识形态的教育工具，它的理想目标应该是塑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生一代”。这种对儿童文学认识水平的提升正是基于作家在创作实践中的总结与反思，而随着作家们认知观念的变化和提升，儿童文学的创作面貌又会发生更大的改变。

从意识形态规训和道德伦理灌输到实现教育功能的多元化，儿童文学在这一时期可谓迈出了过渡性、调整性的一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所有探讨仍局限在儿童文学教育性的范畴内，并以坚守教育性作为创作和批评的立场与旗帜。1981年，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樊发稼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了《儿童文学正在走向繁荣》一文，他在篇首写道：“少年儿童，是我们革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儿童文学是对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德智体美的教育，使之成长为具有丰富知识和精神文明的新一代的重要工具。”[7]儿童成长依然牵扯国家的命运，儿童文学依然是培养祖国未来栋梁的有力“工具”，这反映了当时儿童文学领域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普遍看法与思想定位。截至1984年以前，儿童文学评论界尚未出现对儿童文学教育性的公开反驳，基本还是在肯定“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从文学性和儿童文学特殊性的角度，对儿童文学教育性的内容和实现方式进行拓展。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工具论”对新时期之初儿童文学发展建设仍具有极强的影响作用和辐射力。

新时期之初，人们在坚守儿童文学教育性的同时，也对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进行了强调。这里所说的特殊性是指儿童文学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即明确了“儿童文学为儿童服务”这一本质属性。它强调的重心是儿童文学要从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中脱离出来，满足儿童健康成长的精神需求，进而建立起儿童文学有别于一般文学的独特品质。其具体内容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强调儿童文学的对象性，也就是关注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差异性及心理特点；二是强化儿童文学内容题材和形式表达的儿童性，即主张在内容题材上广泛地反映儿童生活，在形式表达上注重趣味性和娱乐性。新时期之初，对儿童文学特殊性的强调，首先是为了恢复被极“左”思潮打乱的儿童文学理论、创作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文学领域针对“文革”前即已出现的儿童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儿童文学也要“写工农兵方向”的极端观点做出了纠正，并为过去受到歪曲和不公正对待的“童心”说进行了平反，肯定了儿童文学为儿童服务，书写童心、童趣的正当性与必然性。其中有关“童心论”的讨论最具规模。自1979年3月26日茅盾在《人民日报》发文指出“过去对于‘童心论’的批评也该以争鸣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索”[8]起，有关“童心论”的讨论持续了长达将近两年之久，当时作为儿童文学理论、评论重要阵地的《儿童文学研究》从复刊后的第三辑开始，连续三辑刊发了有关“童心论”的座谈纪要和讨论文章，多达20余篇。借助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讨论，曾经一度令儿童文学批评界不敢触碰的“童心”说终于恢复了名誉，自此，有关儿童文学特殊性的讨论才真正得以展开。除此之外，对儿童性的再三强调也是基于当时儿童文学创作水准有待提高的现状而提出的。钱光培在《论儿童文学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一文中指出：“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的特殊性，这是儿童文学之所以成为儿童文学的最根本之点，也是儿童文学同成人文学的最根本的区别。抹杀它的这个特殊性，也就抹杀了它同成人文学的区别。其结果，也就必然导致儿童文学的取消。”[9]“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的特殊性问题所要研究的，不是儿童文学本身的特点，而是它的服务对象的特点，但也不是研究它的服务对象的一般特点，而是研究他们作为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而有别于成人文学所服务对象的地方。”[10]通过增进对儿童文学接受对象的了解和关注来推动儿童文学创作水平的提升，这个切入点是正确的。它体现了这一时期作家对于儿童文学的理解认知水平的进步，也将儿童文学引向了一种良性发展的可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儿童文学特殊性的反复强调也恰恰说明了当时对儿童本体关注的不足。其原因有两点：一是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受到社会文化语境和主流文学创作思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作家控诉“文革”历史、批判社会现实和反映儿童问题的载体；二是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理论、创作的中心仍然聚焦在教育功能的实现上，作家对儿童对象的了解和关注只是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对其施教。从这一点来看，它和“五四”时期所推崇的“儿童本位”完全是割裂的。在根深蒂固的“教育本位”创作观念的指导下，对儿童文学特殊性的强调最终只能指向教育，而非指向童年成长或是儿童文学艺术本身。这便很难从根本上带来儿童文学创作上的突破，更难以在创作中实现儿童成长的主体性。所谓的“以儿童为中心”只能成为空泛之谈，其真正的中心实际上还是教育。

以教育为中心，将儿童文学活动的对话关系引向了成人对儿童的规训。新时期之初，这样一种儿童文学理论、创作秩序的形成对这一时期，甚至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儿童文学发展都起到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用。新时期之初的儿童文学尚处于恢复、调整的过渡阶段，一方面，儿童文学在创作和理论上还未能完全脱离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文学模式；另一方面，新时代的到来已经为儿童文学带来了新的坐标和新的指向。儿童文学既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又要在新时期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下扮演好自己的社会文化角色，这是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发展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是其实现转变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