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世纪50—70年代河南长篇小说概况

这个时期共出版河南长篇小说26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河南作家也加入“时间开始了”的时代颂歌之中，贡献出了像《铁道游击队》《李自成》这样家喻户晓的作品。和全国大多数此时期的小说一样，50年代的河南长篇小说洋溢着乐观主义的情怀，书写了新中国成立的艰辛历程、人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涨热情。《历史无情》表达着一位“现代”作家进入当代书写的努力转变过程；《燃烧的土地》诉说了一代人抗美援朝时激情燃烧的岁月；《铁道游击队》则是民间版的抗敌斗争故事，写尽了人民斗争的智慧和勇敢；《李自成》则以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理念为指导，为我们重塑了一位人民领袖的形象；一系列现代版的农民战争故事，《闪光的年华》《太行志》《攻克汴京》等小说谱写了一曲曲“英雄主义”的赞歌和“革命历史”的颂歌。

这一时期河南出版的长篇小说如表1—1所示。

一 关于《历史无情》

统计河南长篇小说，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河南“现代”作家师陀1951年出版的《历史无情》。师陀共有3部长篇小说，2部为1949年之前出版。[1]《历史无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出现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在诸多文学史中好像很少提到这部创作，与随后（50年代末开始）的长篇小说相比，师陀创作的这篇《历史无情》显得那么“异样”。从这部长篇小说发表的曲折过程中，我们似乎可以窥探到50年代的一种特殊“政治”需求。

小说刚开始是在《文汇报》的《笔会》栏目连载的，但是不久就遭到了一个刊物以“公开信”形式进行的攻击，“公开信”署名为一群“苏北青年”。理由是小说中有地主家的仆人爱上小姐的情节。作者后来在1982年《中岳》第3期的一篇文章中才进行了理直气壮的辩解。可是，在作品发表的当初，受到“苏北青年”质疑之时，却没有他说话的空间。迫于“苏北青年”的压力，《文汇报》不得不终止对《历史无情》的发表。因为“1949年末或1950年初，‘苏北青年’表示是从解放区来的，革命的，一个尚且吓人，何况‘几个’或‘一群’”。[2]

这种指责很是枉费了师陀的苦心，如果对比之前的《三个小人物》，就能明显地看出来，这部长篇小说已经是师陀为新政权的“辛苦经营”之作了。《历史无情》是师陀于1945年在自己的短篇小说《三个小人物》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小说主要反映了三方面的社会现实：第一，“九·一八”之后，县城官宦人家“布政第”老主人遗孀胡太太一家人的命运变化；第二，郑恩领导的游击队力量的发展状况；第三，日本侵略者以及他们的傀儡汉奸魏仲达们的活动情况。由《三个小人物》到《历史无情》，作者增加了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在很多地方增加了对投机商人、日本侵略者批判之辞，尤其是在小说结尾，更预示着八路军、共产党人无限光明的前途。虽然作品还不是典型的“英雄主义”叙事，但作者向主流意识“靠拢”的心态还是能察觉到的。然而即便如此，该小说仍被“腰斩”。现在看来，原因可能是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直面人生”的笔墨、关于革命故事的日常化叙述，以及对游击队员本真的平民化描写等元素。这种与“主流”相悖的作品风格，岂是增添几个游击队员的情节和一个光明的尾巴就能改变的？看来，作者的“努力”和以“苏北青年”为代表的“群众”的要求之间还存在着很大距离。这本小说后来出单行本时又被人批判，火药味更浓。“在我的家乡河南，又有人写文章大‘骂’，题目是够刻薄的，似乎是《师陀念弥陀》。在别的地区可能也有人批评，我不知道。”[3]到底是作者看不透形势，还是有意在艺术上坚守着某种底线？

二 关于“革命历史”题材

就全国范围来看，“从1957年《红旗谱》的出版至1961年《红岩》的问世，这5年左右的时间里集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长篇佳作几乎都出现在这5年间”[4]。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河南也出版了一大批长篇小说，其高峰的“节奏”基本上和当代文学“主流”同步。这一时期，河南共出版长篇小说22部，具体分以下几类：第一，写“革命历史”题材的9部：《铁道游击队》《黄水传》《隐蔽的战斗》《风扫残云》《南疆擒谍》《攻克汴京》《她的代号白牡丹》《大石马的秘密》《黑网下的星光》；第二，写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斗争的6部：《闪光的年华》《洪流滚滚》《太行志》《龙山惊雷》《沧海横流》《大别山人》；第三，写朝鲜战争的3部：《燃烧的土地》《东方》《龙城飞将》；第四，写革命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热情的4部：《海河春浓》《贾鲁河边》《炼》《碧绿的湖泊》。阅读上述小说，笔者发现除了《东方》能运用优美的诗性语言，在第一部中描绘了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刻画了活泼的人物性格；《铁道游击队》用了侠义小说的故事结构和人物模式引人入胜之外，其他小说都有图解政策、人为制造矛盾冲突的特点。

“革命历史小说”的定义是“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5]。中国革命战争历史之长、规模之大是世界罕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们书写辉煌的革命历史过程、总结革命历史的规律等一切活动、一切探索都应当受到欢迎。而长篇小说这种形式，也正适合表现广大劳动人民解放前所经受的长期苦难和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过程。1960年出版的河南农民作家冯金堂所做的《黄水传》，可以看作是为革命合法性寻求证明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采用传统章回体的形式，充分地描写了贾鲁河畔的老百姓在黄河水泛滥、日军侵略、国民党征缴、土匪村霸等多种恶势力压迫下艰难的生存状况。全书共41回，在22回之前，几乎每一页上都充满了死亡：饿死、冻死、被地主打死……一幅幅人间地狱的凄惨景象，使人不忍卒读。一直到第22回，新四军出现，所有人物才结束了受苦受难的凄惨命运。

《黄水传》的意义在于展现民众苦难，目的是证实“革命”“土改”的合法性。在新四军出现之前，老百姓所遭受的灾难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式：黄河水泛滥后老百姓家园被毁，饥寒交迫，居无定所；“吃干队”大肆打劫——各村地痞流氓组织起来的武装人员，对百姓严刑拷打要钱要粮；地主财主对老百姓逼租催粮；各种税款林立，百姓谋生寸步难行；小说中的玉如玉生弟兄俩做小生意，贩卖烟卷，一百多里路，被收了5次税，坐火车，一路上要“买”好多次票。总之，在新四军出现之前，百姓的苦难是说不尽的。但问题是，在小说中，怎么能将苦难变成生动可感的“现实”呢？在叙述“苦难”的方法上，此篇小说出现了明显的艺术缺失，即唯一一个方法就是让笔下的“穷人”一个个死亡，如周大赖一出场身上就背负了7条人命：开篇李兴、武治被周大赖打死；张老六没给周大赖看好病，全家五口被周大赖杀死。逃荒路上，乡亲们遇见中央军的讹诈，上船一个人要3块钱，中途船翻，小三家和二娃家被淹死；成仁全家逃荒，小安得病没钱医治，病死；金凤去背盐，被淹死……小说人物在各种情况下饿死、病死、被地主打死的不计其数，情景惨不忍睹。但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出场，没有一丝面目，没有一点性格，就“被死亡”（小说中，有名有姓的到最后没有参加新四军八路军的人物几乎都死了）。这种累加的数字性罗列，对统计学意义上的调查报告尚有意义，但是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这种展现形式未免过于单一，色调过于暗淡了。

作者冯金堂是个农民，在“民间”估计亦是个讲故事的高手（《黄水传》中小荣和武强的爱情故事不乏称道之处）。如果作者单线式地讲一个“俗家”子弟的悲欢离合，或一个才子落难民女相救的“民间”故事，可能会更精彩，但是面对“革命历史”如此宏大的政治叙事需求，他的艺术储备明显不够。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用近乎号啕痛哭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政治决心，所以，小说中很多地方让人感到了作者声嘶力竭的困窘。值得一提的是，在冯金堂写了《黄水传》之后，许多作家都对类似题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像后来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梅桑榆的《花园口决堤前后》等作品均以此为背景。

如果按写作内容和作品的思想倾向来看，把1963年出版的《李自成》归为“革命历史”题材也未尝不可。小说讲的是明末崇祯十一年和十二年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由斗争低潮到重整旗鼓，又到斗争高潮的革命故事。但“姚雪垠对于这一人物及高夫人和起义军的描写，明显地是以20世纪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民武装作为参照”。“李自成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严以责己，宽以待人，以及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天命观和流寇思想等弱点；起义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原因，军队与百姓之间的鱼水关系，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对军队发展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都来自对20世纪工农红军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是作者考察明朝末年那支起义军的思想基点。”[6]所以，《李自成》基本上可以看作是革命历史小说的延伸。

把革命战争小说与传奇人物、历史典故相结合，是河南“革命历史”题材的一个特色。《铁道游击队》与其说是表现战争，不如说是表现草莽英雄的传奇故事；《隐蔽的战斗》更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工作者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情节曲折，故事性强。侠义小说的骨干，加上“革命”的外衣，构成了河南“革命历史小说”的特质。

三 “英雄主义”的赞歌

1956年出版的韶华的《燃烧的土地》，内容虽然写的是朝鲜战争，但从人物的表现及其内容所表达的主旨来说，仍属于“革命历史”之范畴。小说重点在于表现革命战士顽强战斗、保家卫“国”、不怕牺牲、不怕流血的革命精神，高歌他们视死如归顽强作战的英雄主义气质。在这批小说中，一个明显的概念就是“英雄”，即每个正面角色都是英雄，具有英雄的觉悟、英雄的决心和英雄的战斗风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所有人都能把抗美援朝看成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大事，不等号召纷纷前往战场，情形危机刻不容缓。第二，英雄们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第三，在杀敌战场上，人人神勇无敌。一个人能用手榴弹连炸5辆坦克，[7]用步枪能打下敌人的战斗机。[8]在他们的步行追逐下，敌人开着坦克走投无路，坐以待毙。志愿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此类“英雄赞歌”的作品还有《龙城飞将》《铁道游击队》《攻克汴京》等。《龙城飞将》写志愿军的小分队在彭德怀司令员的关怀和领导下，深入敌后，一举炸毁龙潭大桥，阻断美军退路的过程。小说充分表现了我军指战员机智灵活、顽强无畏的战斗精神，几个主要人物个性鲜明，形象突出。特别是彭德怀总司令的形象刻画得威严亲切，真实感人。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着力塑造了老洪、王强等游击队员的英雄形象。作者取材于真人真事，赋予了作品很多传奇色彩，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故事。如巧设计谋打票车，出其不意搞洋行，浴血奋战微山湖，等等，故事相当生动。《攻克汴京》是一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战斗颂歌。小说描写1948年夏初，我军在关内作战解放第一个伪省会——开封的故事。小说形象生动地再现了我军解放开封、取得军事政治“双胜利”的历史事实，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革命英雄主义本色，塑造了师长张平耀、连长童春亮、班长鲁大雷、战士焦震山等一系列的英雄形象。

四 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书写

除了书写“革命历史”之外，在表现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方面，河南作家又显现出了满腔的热情，主要作品有苏鹰的《贾鲁河边》《炼》，倪尼的《碧绿的湖泊》等作品。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能参与政治活动的直接途径就是参加革命生产。小说中主人公的“跃进”姿态都非常明显，修水库、建工厂、炼钢铁，人们无私奉献无怨无悔。这里没有个人，只有集体；没有个体愿望，只有国家需要。小说用一系列高大的形象表现了人们的主观热情，这里有偷着加班的老工人周厚生（《贾鲁河边》），有克服重重困难培养技术工人的工程师（《碧绿的湖泊》），有大炼钢铁奋不顾身的一对对青年男女（《炼》）。书中的情节和人物表现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气息，能充分反映那个特定年代劳动人民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

《碧绿的湖泊》中，主要任务是在永定河上建设官厅水库，自然条件当然艰苦：险峻的山势，能刮跑人的狂风，繁重的作业劳动，等等。但是，像其余众多革命题材作品一样，小说将恶劣的自然环境作为磨炼人精神意志的一种衬托，不断地说明着此地曾是革命老区，领导这次建设水库的又是过去在此地抗日的将领叶子明。这种将革命和建设不断进行“关联”的叙述其实暗指一种自信心的传递，即像“革命”这样如此艰难困苦的事，我们硬是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那么，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有什么不可以？“战争期间，是有名的英雄，参加建设工作，也一定是个能手。”[9]客观条件不重要，每当遇到困难，或者别人在摆困难的时候，经常有主人公叶子明式的反问——“那为什么我们的革命胜利了呢？在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面前，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10]

小说的正面人物形象是叶子明，他过去是永定河地区抗日游击队的将领，在永定河地区有着极高的威望，他的妻子早早为革命牺牲了，女儿在抗美援朝的前线工作，屡立战功，现在就剩他一人日夜在水库建设工地，几乎昼夜不停地工作。作者以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调子谱写了以叶子明为党委书记的共产党人在与天斗与地斗的建设生活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情怀，以及他在和局长易其名等人的保守主义、技术主义思想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总之，他是一位有才干、有作为、能担当大任、能克服一切困难的共产党员。

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也值得称道：50多岁的老技师张岩，大风雪之夜还跟两个徒弟在钻机边工作，战胜严寒的办法是老工人讲故事：老工人过去在日本统治时期就在这钻机边干活，当时“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就是想胜利，盼着有一天把敌人消灭了，把河里的钻机取出来为我们自己工作”。[11]年轻人劝他回去休息，他说：“老骨头更结实，经过多年的风霜，哪怕风再硬，也没有我们的钻杆硬，它就挡不住我们往下钻。”[12]在一次会议上，张岩恳请工程师考虑到同志们的建设热情，将进度大大提前，因为“我们不能光拿过去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事情，工人同志们的积极性发挥起来，力量是无穷的”,“同样是过去那两部钻机，现在在我们手里，一年来做了多少工作啊！”[13]

政治生活改变命运，也改变人的力量。新中国，在叶子明这样的党委书记的领导下，有众多的张岩式的老工人，人们相信奇迹是能被创造出来的。小说中，除了老技师外，还展现了广大妇女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柳香女要学机械，师傅当年是5年学会的，她要求自己3个月学会，师傅刚开始觉得不可能，但是，一想到自己当时学机器的时候是旧社会，就马上完全“理解了”，因为“旧社会师傅是怕学生学会了，而现在，他多么渴望姑娘学会啊”。[14]小说的一切细节都和政治挂钩，在很多时候，政治信念要大于技术力量、“态度”比“方法”更重要。突出的例子就是党委书记和革命群众的热情把水利工程师们的技术研究结论推翻。从本书的第1页到第9页，小说的一个主要矛盾冲突是建成水库的时间是3年还是要5年。这不是时间的争执，而是激进与保守、先进与落后的较量。以叶子明、马云龙这一支以过去抗日的队伍为骨干的代表力量相信群众主张的3年完成计划，以工程师安维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通过各项分析，得出至少要5年的结论。水利部最后支持了叶子明等人的意见，这样，党委书记和革命群众的热情把水利工程师和教授们的研究结论推翻了。[15]最后在现实的重大成果面前，工程师们纷纷服膺于广大群众的建设热情。小说中凡是有工程师（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冲突的地方，一定是人民群众胜利。在民工队长马云龙提出要做混凝土隔水墙之时，工程师冯得意不信群众，不同意建造隔水墙。最后，终因没有建造混凝土隔水墙而遭到了洪水的冲击，冯得意在实践中终于接受了群众的教育，承认了自己思想上的“落后”。总之，虽然是修桥修水库这样极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但离开了“群众路线”是万万不行的。因为，只有群众掌握了正确的思想、观念，只有群众愿意跟党走。易其名、冯得意之所以失败，就因为他们骄傲自满，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有一个细节亦能说明问题：工人林中深夜加班工作，遇到了难题，不辞辛劳前去请教工程师冯得意，冯得意不开门，非要等到明天上班再说，林中喃喃自语地说：“党要我们团结技术人员，向工程师们学习，共同建设祖国，哎，好难团结的工作啊！”[16]林中这位群众在这里表现出的革命热情（深夜加班）与冯得意这位工程师对工作的冷漠（“第二天上班再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叙述暗含着小说的叙事走向，即最后胜利的一定是工人阶级的林中，而知识分子冯得意等人一定会承认错误、受到教育。

此期类似的小说还有《贾鲁河边》《炼》等。《贾鲁河边》充满了昂扬的战斗气息和乐观主义精神，一切困难都因为有了为党为人民的政治目的而微不足道。《炼》的人物和故事极为简单，矛盾设计完全围绕既定的政策路线，与同时代《山乡巨变》（1958）等作品相比，这批小说缺乏生动的风土人情描写、丰富的心理活动以及对“中间人物”的塑造。这种反映“革命与建设”类的长篇小说，其“余脉”延续至80年代初期，越过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进程”，一直到1985年，伴随着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郑彦英的《少女》、刘秀森的《李香君外传》的发表，才走出狭隘的表现领域，摆脱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空间。

五 大炼钢铁及合作化运动

河南作家对时代的跟踪一向非常密切，对于政治政策的“反映”非常及时。李凖的短篇小说在全国打响之后，河南本土作家苏鹰的小说《炼》是全国第一部反映全民炼钢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炼钢厂的诞生和发展以及一个工人家庭在炼钢中的变化，反映了钢铁生产战线的伟大胜利。在炼钢中，轻视土法炼钢、迷信洋设备的厂长变了，自私落后的家庭妇女的思想提高了，长期闹别扭的夫妻和好了，小说充分表达了“炼钢”这一群众运动“既炼了钢，又炼了人”的政治主题。这些作品的及时出现，被认为是“充分说明了党所领导的全民炼钢运动是十分正确和伟大的，是深得人心的，斗争的胜利成果是无比辉煌的”。[17]

魏巍认为：“写军事题材的作品，不能仅仅局限在战场上或狭小的战斗上，而应该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才能充分显示出战争的意义。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实际出发，我觉得还要写出国内国外两个‘战场’的关系。”[18]那么国内的战场是什么呢？那就是土改后，贫富差距又一次拉开后，人们走什么路线的问题。在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中，朝鲜战争这一条线索还不足以反映当时的形势，他还提出了和李凖一样的问题：农民在“土改”之后得到了土地，下一步的出路在哪里？作者通过几个鲜明的形象为我们提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走合作化道路。小说中的小契是村里的支委委员，过去在“土改”运动中，一贯很积极，但是，现在却很消沉：“这会儿种二亩地，交十斤八斤公粮就叫闹革命？”[19]于是，他破罐子破摔，不好好种地，偶有闲暇，就打鱼、打猎、交朋友，跟朋友们吃吃喝喝，原来的支部委员，彻底“沉沦”了，以致不得不再一次卖地维持生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一个支部委员李能，他光顾着做生意，变得越来越富，连支委会也没空开了。党员杨大妈意识到了问题，找小契深谈，彼此都认识到：“全村三百二十户贫雇农已经有三十三户卖地了，才分的地，没几年工夫，又转到别人手里了，转到老中农，暴发户手里了。”杨大妈忧心忡忡的是：“长此以往，贫富差距增大，不是要政府实行第二次土改吗？”[20]第二次“土改”希望毕竟渺茫，那么现实的路径怎么办？杨大妈和小契驱车几百里去学习合作化的经验，终于找到了治理农民贫富差距的一把金钥匙。

与李凖通过逻辑严谨的结构让人们明白“合作化”政策的必然性相比，魏巍更擅长于人物的雕刻。两人均能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写出他们所关心的“政治问题”。“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21]，李凖和魏巍以较高的艺术水准成功地书写了合作化政策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黄子平说：“有时候，小说直接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齿轮和螺丝钉”、“旗帜和炸弹”），有时，却于边缘处记下了正统‘大历史’必定遗漏的苦难，挣扎与悲欢。”[22]纵向考察，我们发现除了在师陀的《历史无情》中有零星的“大历史”遗漏的苦难、挣扎与悲欢——参加游击队后的老百姓的日常化表现等，在其余的河南长篇小说中几乎没有“苦难与挣扎”。充斥长篇小说内容的，满是革命的话语和逻辑，以至于《燃烧的土地》的作者韶华在《后记》中说：“我不敢说它是文学作品；我只能说它是这段伟大历史中片段生活的记录。”[23]令人困惑的一点是：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上，但凡牵涉作品人物的思想感情之处，是作者禁忌于某些规则，没办法忠实记录，还是作者真心信服那个时代的真，用想象和概念完成了自己对革命的理解和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