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话溯源
文话之作始于北宋王铚，其《文话》亡佚已久。南宋陈骙《文则》或吕祖谦《丽泽文说》是目前可知的最早的文话[66]。若论其文体滥觞，则当追溯至更早。相比于诗话之源的人言言殊，对于文话之源，清人意见出奇一致，均将刘勰《文心雕龙》作为文话肇始，这可以梁章钜、胡珵二人的意见为代表。
梁章钜在刊于道光二十年（1840）的《楹联丛话》自序中说：“窃谓刘勰《文心》，实文话所托始；锺嵘《诗品》，为诗话之先声。”[67]将《文心雕龙》与《诗品》分别作为文话、诗话之发端。胡珵与之稍异，他将《文心雕龙》作为诗话、文话的共祖，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在为金璋《漱芳斋卮言》所作序言中写道：“昔刘知几纂《史通》，刘勰撰《文心雕龙》，二书为千古论史、谭艺之祖，后人踵之，遂分史评、诗文话两门，分隶史部、集部。”[68]梁章钜随后又在刊于道光三十年（1850）的《制义丛话·例言》中重申己论：“文之有话，始于刘舍人之《文心雕龙》。诗之有话，始于锺记室之《诗品》，降而宋王铚之《四六话》，近人毛奇龄之《词话》、孙梅之《赋话》，层见叠出。”[69]这种观点得到广泛接受，孙福清《浦铣〈复小斋赋话〉跋》即云：“文之有话，始于刘舍人之《文心雕龙》，诗之有话，始于锺记室之《诗品》。”胡鉴《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跋》亦谓：“文话推原于刘勰，诗话托始于锺嵘。”[70]以《文心雕龙》为文话之源，已是清人共识。民国时期，周锺游编辑文话丛书《文学津梁》，以任昉《文章缘起》置其首[71]；今人所编《丛书集成新编》“文话”类则以曹丕《典论·论文》发其端[72]。文话是论文的，毫无疑问继承了《典论·论文》《文心雕龙》以来的论文传统。文话中亦有如朱荃宰《文通》、吴曾祺《涵芬楼文谈》、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这样有意模仿《文心雕龙》的体系周严的理论著述[73]，但大多数文话在形式上是随笔式的札记体，单以《文心雕龙》这样的体大思精之作或《典论·论文》这样的单篇文论作为文话之祖，并不能全面揭示文话的体制特征[74]。细究文话来源，可知其文体渊源，实非一端，以下试作分析。
一 文格的影响
文格专门论文，是由诗格发展而来的一种“格”类批评形式，兴起于唐，宋以后渐衰。见于书目的唐五代文格，尚有倪宥《文章龟鉴》、孙郃《文格》、王瑜《文旨》、王正范《文章龟鉴》、冯鉴《修文要诀》等[75]。现存元代陈绎曾《文章欧冶》可谓文格之遗响[76]，此书以《古文谱》为主，另附《四六附说》《楚赋谱》《汉赋谱》《唐赋附说》《古文矜式》《诗谱》，这些皆属“格”类著作，故《文章欧冶》实为包含文格、四六格、赋格、诗格的综合性“格”类著述。文格的撰述意图，或在于指导士子应举，或在于训示童蒙习文，陈绎曾即在序中指出其书是“童习之要”[77]，这种实用性目的也决定了文格对于纲目结构、承接转折等文法理论内容的关注。以《文章欧冶·古文谱》为例，它将古文分成叙事、议论、辞令三纲，作为“诸文体中皆通用”[78]之准则，又将古文结构分成起、承、铺、叙、过、结六种“体段”。当然，过分拘泥于此种章法，无疑会有陷入机械的时文结构的危险，故陈绎曾在指出此六段“大小诸文体中皆通用”的普遍适应性后，又特意强调“可随宜增减，有则用之，无则已之，若强布摆，即入时文境界矣”[79]。《古文谱》接着标出“制法”九十字以为作文活法，并结合“三纲”和六种“体段”绘成图表（表1-2为“制法”中的“引”字法和“结”字法），以此来标示行文法则。此书名目甚多，颇为琐细，但其内容不出文法范畴。文格对文话内容上的影响，即在于对文法理论的关注。文法强调实用性与可操作性，既便于学生初学，亦便于教师教学。清代王葆心《古文辞通义》说：“尝考以定格论文者，宋人最盛，至明而极，由科举兴盛所生发也。”[80]文话诞生于科举重文章的背景之下，故在创体伊始就延续了文格对格法的追求，以句法、章法等为核心理论。如陈骙的《文则》一书，撰述目的就在于总结为文之法则。其书既以细论修辞见长，又注重结构谋篇之法，其“丁”部、“己”部等论及的句法就有反复、对偶、倒装、析字、层递等多种。现存吕祖谦《丽泽文说》佚文集中于对段落、转折、行文节奏等内容的论述，“结文字，须要精神，不要闲言语”“凡做简短文字，必要转处多，凡一转，必有意思则可”[81]等，皆属于句法、章法的内容。可以说，由南宋至晚清民国，由《文则》《丽泽文说》到薛福成《论文集要》、刘熙载《艺概·文概》，文法一直是文话的重要问题[82]。以收录古今十二部文话的民国丛书《文学津梁》为例，有正书局所撰的广告词便涵盖了文话的基本内容：“斯集所采录者，均为历代名人论文之作。有述文体之源流者，有论文章之优劣者，有研究段落篇幅者，有考求炼字造句者。”[83]将文话内容分为四块，前二者分别是文体论和作品论，后二者均属文法论，文法也是《文学津梁》关注的重要内容。而从批评文体的兴衰看，文话正是在文格著作式微之后，承担起了继续讨论文法的任务。
表1-2 《文章欧冶·古文谱·体制》（部分）[84]
文格在形式上对文话也有影响。诗格、文格等“格”类著述，为了指导和规范写作理论，一般会对诗文进行简要概括，从中提炼出若干格式作为学习范式。明人高儒《百川书志》称诗格著作《沙中金》是“以全诗、摘句定为格式”，称诗格《诗学禁脔》是“集唐人诗十五首聚为格式”[85]，这种提炼范式的做法在文话中得到继承。陈骙《文则》“丁”部八则全部论述行文章法，它从六经、诸子中总结出若干法则，如第一则将“上下相接、若继踵然”[86]的行文技巧归纳为“其体有三”，即“叙积小至大”“叙由精及粗”“叙自流极源”，并分别以《中庸》《庄子》《大学》证之。“辛”部则“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各系本文”[87]，即从《左传》中归纳出八种文体风格，并附之以《左传》文例。而受此影响最为明显的，当数碑志义例类文话。此类文话专门研究碑志文章体例，始于元代潘昂霄《金石例》，继之以明代王行《墓铭举例》，至清代而大盛。潘昂霄推重韩愈文章，他以韩文为标准，归纳出碑版文章的条例。《四库全书总目》之《金石例》提要云：“（是书）六卷至八卷，述唐韩愈所撰碑志，以为括例，于家世、宗族、职名、妻子、死葬日月之类，咸条列其文，标为程式。”[88]如卷七“书妻例”下分“书妻及曾祖、祖，不书妻之父例”“书妻及妻之祖、父，不书妻曾祖例”等十一小例，每例下又引韩文为证[89]。此书卷九云：“凡作文字，先要知格律，次要立意，次要语赡。”[90]明确将熟悉文章体式作为学文首要的任务。清代王瑬在为族兄王芑孙《碑版文广例》所作序言中引芑孙语曰：“学古文者，当始由无例以之有例，继由有例以之无例。”王瑬继而说：“此先生《碑版广例》所由作欤？”[91]他将《碑版文广例》的写作意图归于指导学文者“由无例以之有例”，正是看出了此类碑志义例类文话的规范性。碑志义例类文话对作文“程式”的归纳，应是源于文格著作。
文格还在文体风格上影响了文话。“格”类著作均具有规范性、权威性特征，诗格如此，文格也不例外，故而文体风格均趋于郑重、严肃而又教条。文话继承了文格的教条性、规范性特征，如陈骙《文则》即被许为“操觚之定律，珥笔之初桄”[92]，潘昂霄《金石例》亦因其规范性特征，而称为“例”[93]。更多以“文法”“文式”“文谱”等命名的文话著作，从其书名即可见出文格的影响。前文已经提及，文话的风格不同于诗话的轻松活泼，而具有“庄论”特性。从批评文体的角度而言，这也是文格向文话渗透的结果，这种文体的渗透，使得文话风格最终偏离“话”体而近于“格”体。
二 类书的影响
类书是独立于四部之外的特殊文献[94]，它把原始材料摘引撮述，分类编排，或供帝王参考之用，故有“皇览”“御览”之名；或供学习作文[95]和临文时采摘典故、辞藻之用[96]。类书常设有《论文》门，有的称《评文》《文章》《作文》等。隋末虞世南编撰的《北堂书钞》是现存第一部类书，该书第一百卷已有《论文》门，收录了自《左传》以至陆机《文赋》、葛洪《抱朴子》的文论材料。《北堂书钞》中的《论文》门采用札记形式，每条互不相连，这已与后世“话”体著述形式无异，只是杂论各体，尚未专门论文。其后唐初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二《人部六》设有《质文》类，胪列《左传》《庄子》等典籍中关于质文关系的言论。这种专门设置《论文》类的传统也为宋以后许多类书所继承，而且随着诗文分途，诗歌渐渐退出《论文》门，《论文》门所论文体渐渐只限于文章。如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卷二一至卷二二文章门下设有“评文类”与“评诗类”，分别论文与论诗；宋潘自牧《记纂渊海》著述部下亦分“评文”与“评诗”。
类书中的《论文》门采用随笔札记体的形式，将各种文献中的论文言论辑录在一起，而文话正是采用这种体裁的论文专著，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类书均已开启后世文话之先河。再者，类书的特点是“述而不作”，专门辑录前人论文之语，不加入编者言论，这种采集众说、不加论断的编辑方式，也为后世许多文话所采用，宋王正德《余师录》、明曾鼎《文式》等文话皆用“辑而不作”的形式。而有些类书，因其所辑论文条目价值较高，往往被后人将其论文部分裁出单行，直接以文话视之。如宋代张镃《仕学规范》（《宋史·艺文志》列入类事类）、王应麟《玉海》（《四库全书总目》等列入类书类）、明代唐顺之《荆川稗编》（《四库全书总目》等列入类书类）均为著名类书，《仕学规范》中的《作文》部分、《玉海》所附《辞学指南》《荆川稗编》中《文章杂论》部分，理论价值较高，并辑有不少稀有文论材料，均被王水照先生收入《历代文话》之中。其实，清人已经注意到类书与诗话、文话等“话”体批评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何文焕在《历代诗话·凡例》中说：“诗话贵发新义，若吕伯恭《诗律武库》、张时可《诗学规范》、王元美《艺苑卮言》等书，多列前人旧说，殊无足取。”[97]姑且不论《诗律武库》等书价值究竟如何，他将《诗律武库》《诗学规范》当作诗话看待，本身就是饶有意味之事。《诗律武库》为吕祖谦所编的一部文史典故类书[98]，该书卷十一《文章门》、卷十二《诗咏门》[99]分论诗、文，大概因为书名中特别标示“诗”字，故何氏将其归入“诗”话。而张时可《诗学规范》就是张镃（字功甫，又字时可）所编类书《仕学规范》中的《作诗》部分。既然《作诗》可以归入诗话，那同出自《仕学规范》的《作文》部分归入文话也应是情理中事。在何文焕看来，类书中的《论文》门、《论诗》门与“文话”“诗话”，本质并无二致了。综上，从文体形式来说，类书无疑对后出的诗话、文话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类书中的《论文》门、《论诗》门有时也被直接视作诗话、文话，这正说明类书与诗话、文话等“话”体批评著作间的密切关联。
三 诗话的影响
文话采用札记随笔体，运用散点式分析，在体制上与诗话相像，也明显受到诗话的影响。北宋末年王铚在《四六话》序中提及他撰有《文话》，又称其父曾“学文于欧阳文忠公”，而欧阳修正是首部诗话的创制者。从学术渊源考虑，王铚《文话》之作，或许也受到欧阳修《诗话》影响。
首部诗话产生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退居汝阴时期，此后司马光《续诗话》、刘攽《中山诗话》、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等一批诗话相继问世。王铚《文话》虽撰于宣和四年（1122）之前，但此书属空谷足音，并没有带动他人的文话写作。文话一体得到普遍接受，是在南宋陈骙《文则》（1170）、吕祖谦《丽泽文说》问世之后。从诗话产生到文话兴起的这一百年间（1071—1170），诗话起到了记录论文言论的作用，是文话的主要寄生载体。早期诗话如宋代陈师道《后山诗话》、唐庚《唐子西语录》[100]、范温《潜溪诗眼》等，皆有许多论文内容。
早期诗话之中收录论文的内容，有多种原因：或是因为诗、文本有相通之处，论诗时难免及于文。如范温《潜溪诗眼》云：“古人律诗亦是一片文章，语或似无伦次，而意若贯珠。”[101]《王直方诗话》云：“子美到夔州后诗，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102]此二例将诗、文并举，以说明其共性；或是为了更加突出诗歌之特性，而将诗、文对举，这样自然也就论及文章。如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黄庭坚语：“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103]诗、文对比说明，更具说服力。
对于文话的诞生而言，更具意义的是诗话中纯粹论文的条目，这些条目并不论及诗歌，已与后世文话内容无异。如范温《潜溪诗眼》中记录黄庭坚与曾巩探讨班马、庄左优劣之语云：
时曾子固曰：“司马迁学《庄子》，班固学《左氏》，班、马之优劣即《庄》《左》之优劣也。”公（黄山谷）又曰：“司马迁学《庄子》既造其妙，班固学《左氏》未造其妙也。然《庄子》多寓言，架空为文章；《左氏》皆书事实，而文调亦不减庄子，则《左氏》为难。”子固亦以为然[104]。
又如《王直方诗话》中的一则，引东坡论文云：“韩退之尝自谓不逮子厚，至《送李愿归盘谷序》一篇，独不减子厚。”[105]这里记录的完全是有关散文之论，与诗无涉。在诗话之中存在纯粹论文的条目，这主要是由文话与诗话产生的时间之差所造成。随着诗话中论文成分的不断增多，其性质也有所变化，由单纯的诗话渐变为诗文合话。如《王直方诗话》一书，两宋之际的《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苕溪渔隐丛话》《类说》等著作皆称其为《王直方诗话》，但同在两宋之交的方深道《诸家老杜诗评》则已改称为《归叟诗文发源》，随后南宋张镃《仕学规范》、元代王构《修辞鉴衡》征引时亦称其为《诗文发源》。《王直方诗话》何以会产生《诗文发源》这种异名？郭绍虞先生推测原因说：“今考《修辞鉴衡》所引各条，每多纯粹论文之语，岂此书原称《诗话》，其后增益论文之语，遂改称《诗文发源》欤？”[106]郭先生的推论应离事实不远。此书含有较多的论文条目，遂导致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诗文发源》的异名，而《诗文发源》之名的产生也是对其诗、文合话本质的揭示。
两宋之交至南宋初年，产生了不少诗文合话著作，较有代表性的如蒲大受《蒲氏漫斋录》、王直方《王直方诗话》等。这些著作虽已散佚不全，但从现存佚文来看，论诗、论文的条目均有不少。由诗话衍生出诗文话，再从诗文话中剥离而出，专论散文的文话最终产生。由寄生于他体，到成为一种新的批评文体，文话的产生是以文体学的发展为背景的。自唐以后，诗文之分逐渐取代文笔之分，而宋人尤重辨体，注意到诗、文各自不同的文体特征、功能作用。上文所举《后山诗话》“诗、文各有体”之论即是代表，再如《王直方诗话》云：“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辄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也。”[107]秦观认为人之才性不同，导致诗、文创作也各有所擅。辨体意识的增强，使得“诗和文，诗论和文论就成为经常分途的现象了”[108]，文话也就从诗文话中独立而生了。
四 其他文体的影响
散点透视式的论文札记，是多数文话的体制特征。如前所述，这种特征源于类书和诗话。有些笔记著作也采取了这种形式，最为明显的一例便是北宋王得臣所撰笔记《麈史》。《麈史》设有“诗话”“论文”两门，将论文札记单独归为一门，其实已可视为文话的雏形。据四库馆臣考证，《麈史》成书于绍圣四年至政和五年（1097—1115）之间，上距欧阳修撰写《诗话》（1071）不过二十余年光景，故他在书中仿效欧阳修《诗话》，将自己撰写的论诗条目汇集一处，亦称《诗话》。同时，他又将论文条目收集一处，称《论文》，与《诗话》相对。王得臣为王铚从伯父[109]，他在《麈史》中分设《诗话》《论文》二门，对王铚一人而作《诗话》和《文话》二书，应有直接的影响。而宋代文人喜好雅集闲谈，论诗谈文是其间重要的内容。当时文人好论文、善论文者很多，如《冷斋夜话》云：“李格非善论文章。”[110]陈师道《后山诗话》云：“孙莘老喜论文。”时人的论文之语常被记录于笔记著作之中，因而宋代笔记中收录着大量文论[111]。笔记中的这些文论又成为后来辑录体文话的材料来源，文献来源的性质也就影响到文话的性质。以南宋王正德《余师录》为例，明代《文渊阁书目》《秘阁书目》《菉竹堂书目》等多种书目便因其多收笔记著作的论文内容，而将其归入“子杂”类。
为了延续家族文学传统，使得门风不致中辍，古人常于家训之中论文谭艺，教导后人文章要义。刘宋颜延之《庭诰》、萧齐张融《诫子》等家训之中已有论文之语，隋初颜之推《颜氏家训》有《文章》篇，尤为出名。不过这些家训中的文论尚属只言片语或是单篇文论，当家训之中的论文之语占据相当篇幅之时，也就与文话的形式相仿佛了。北宋末年吕本中撰有《童蒙训》，张镃《仕学规范·作文》从中征引论文条目多至二十七条，王构《修辞鉴衡》论文部分则从中采择二十六条。而南宋初年孙奕所撰家训《履斋示儿编》中有《文说》三卷[112]，专门论文，已具文话性质。文话问世之后，仍有在家训之中论文的，若具备札记体形式，亦可以文话视之。如南宋楼昉的论文专著《过庭录》，从书名看，似乎便与家训相关。明末清初傅山所撰《家训》之中，分《训子姪》《文训》《诗训》《韵学训》《音学训》《字训》《仕训》《佛经训》《十六字格言》[113]，其中的《文训》即是论文札记。
属于题跋体的“读……后”“书后”类札记短文，对于文话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它们大多为由原书（原文）引申发挥、记录读书心得之作”[114]，诞生于唐代古文家之手，如韩愈作有《读〈荀子〉》，柳宗元作有《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等。然唐人作品尚不多，至北宋时，文人开始大量创作此类题跋。欧阳修撰有《集古录跋尾》和《杂题跋》。苏轼、黄庭坚也都作有大量题跋文章。此类读文题跋本是书于原文之后，后来可以脱离原书或原文，单独置于文集之中。此类文体对于创立文话的启示在于，当把本来分散的读文题跋汇集一处时，其内容和形式已然具备后世文话的特征。彭国忠先生认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对于《六一诗话》的形成在内容和体制上均有影响[115]。这是从《集古录跋尾》中论诗条目来看其对诗话的影响。《集古录跋尾》中亦有论文条目，如其中二则云：
《唐阳武复县记》：唐衢文世所罕传者，余家《集录》千卷，唐贤之文十居七八，而衢文只获此尔。然其气格不俗，亦足佳也[116]。
《唐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右《绛守居园池记》，唐樊宗师撰，或云此石宗师自书。呜呼！元和之际，文章之盛极矣，其怪奇至于如此[117]！
以上两则跋尾均论及记体散文。不过总体看来，《集古录跋尾》主要是从金石学角度置评，涉及文章学的条目很少。对后来文话有着更为实际影响的跋尾，当数南宋初年王十朋（1112—1171）的读文札记。王十朋《梅溪集》中有《读苏文》三则：
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
不学文则已，学文而不韩、柳、欧、苏是观，诵读虽博，著述虽多，未有不陋者也。
韩、欧之文，粹然一出于正；柳与苏好奇，而失之驳。至论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韩公欲推逊子厚，欧阳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头地也。绍兴庚午七月上澣日，读《东坡大全集》于会趣堂，因题于后[118]。
从末句“读《东坡大全集》于会趣堂，因题于后”来看，这三则《读苏文》属于“读后”类的题跋，每则均论述对苏文的看法，内容各自独立，互不相犯。将这三则相连的《读苏文》别裁单行，可以视之为一部微型的文话。王十朋又著有《杂说》五则，其中第四、第五则均是论文札记：
贾谊《过秦论》、班固《公孙弘赞》、韩退之《进学解》，真文中之杰也。予少时诵之至熟，今为昏忘所夺，心能记之，口不能道，聪明不及于前时，宜古人之兴叹也。贾谊赋过相如，扬子云不知也；柳子厚《平淮西》，雅过韩退之，子厚自能知之。子厚之文，温雅过班固；退之之文，雄健过司马子长；欧阳公得退之之纯粹，而乏子厚之奇；东坡驰骋过诸公，简严不及也。
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119]。
《读苏文》作于“绍兴庚午”，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杂说》虽无明确的写作时间，但大致与《读苏文》相距不远。北宋宣和年间，王铚作有《文话》却佚而不传，其后文话撰写有近五十年的空白期。这期间，王十朋的读文札记对于文话的形成当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论，文话的源头实际可以追溯到多种著述形式。从内容上言，文话继承了《典论·论文》《文心雕龙》以来的论文传统；从文体风格而言，文话承袭了专论格法的文格的板正严肃之风；从札记式的体制特征而言，文话则受到类书、笔记、诗话、家谱等影响。而这些影响文话形成的著述形式，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较复杂，比如，家训之中一般既有谈文的部分，也有论诗的部分，《童蒙训》便是如此，其论文条目被《仕学规范》《修辞鉴衡》多有征引，论诗的条目则被明人专门辑录成册，称《童蒙诗训》[120]，可见家训对诗话的形成也应有一定影响。而从辑录式的体制特征来看，产生时间在前的类书对诗话也有影响，然后又与诗话一道对文话的结构形式产生了影响。总之，前文所论多种著述形式，对文话的影响或有小大之别、轻重之分，但作为文话产生之前的萌芽或潜在发展因素，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文话的产生是诸体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某一文体直接的产物。
[1] 王铚：《四六话序》，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2] 陈用光：《叶元垲〈睿吾楼文话〉序》，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6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7页。
[3] 杨文荪：《梁章钜〈制义丛话〉序》，陈居渊校点《制义丛话 试律丛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4] 李元度：《古文话序》，《天岳山馆文钞》卷二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549册，第407页。
[5] [日]斋藤谦：《拙堂文话自序》，台湾文津出版社1985年影印日本古香书屋版。
[6] 明代闵文振撰有《兰庄文话》，《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著录；明李云辑有《文话》，《近古堂书目》《绛云楼书目》著录。二书皆有目无书。
[7]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62页。
[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79页。
[9]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9页。
[10]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63页。
[11] 司马光《温公续诗话》云：“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4页。
[12] 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2页。
[13] 欧阳修：《六一诗话》，郑文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与《白石诗说》《滹南诗话》合刊本，第9页。
[14] 欧阳修：《六一诗话》，郑文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与《白石诗说》《滹南诗话》合刊本，第16页。
[15] 黄维樑：《诗话词话中摘句为评的手法》，原载1979年《中文大学学报》，收入邝健行、吴淑钿编选《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1950—2000）·文学评论篇》，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16]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28页。
[17] 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话端》，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6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73页。
[18] 梅曾亮：《柏枧山房全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513册，第620页。
[19]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文学批评 中国散文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64页。
[20] 张镃《皇朝仕学规范》卷三十二《作文》引《节孝先生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54页。
[21] 明末清初江右古文家陈弘绪曰：“严沧浪云：‘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予谓文章亦然。退之《平淮西碑》岂可以字句求耶？‘混沌’二字，摹写古诗气象甚是，《平淮西碑》亦只是朴穆。”清抄本《寒夜录》卷上。
[22] 朱熹与弟子谈论四六时，也常讨论“前辈四六语孰佳”之类的问题，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13页。
[23] 刘咸炘：《文谱注原》，《推十书》（增补全书）己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页。
[24] 欧阳修：《六一诗话》，郑文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与《白石诗说》《滹南诗话》合刊本，第5页。
[25] 欧阳修：《六一诗话》，郑文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与《白石诗说》《滹南诗话》合刊本，第5页。
[26]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页。
[27] 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16页。
[28] [日]松山挺：《书〈先哲医话〉后》，曹炳章原辑、芮立新主校《中国医学大成》第8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版，第706页。
[29] 邱炜萲：《客云庐小说话》卷五，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21页。
[30] 林纾：《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与《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合刊本，第41页。
[31] 欧阳修：《六一诗话》，郑文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与《白石诗说》《滹南诗话》合刊本，第16页。
[32] 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九《诗文一》，陈祖武点校《榕村语录 榕村续语录》，中华书局1995年版，上册，第511页。
[33] 费锡璜：《汉诗总说》，丁福保编《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946页。
[34] [韩]李宜显：《陶峡丛说》，《陶谷集》卷二十八，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6年编印《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81册，第453页。
[35] 关于文与诗之差异，胡应麟的说法较有代表性，其《诗薮》外编卷一曰：“诗与文体迥不类：文尚典实，诗贵清空；诗主风神，文先理道。”胡应麟《诗薮》，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0页。
[36]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20页。
[37] 刘明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曰：“唐以后诗歌与文章在功能上、艺术表现上的区分越来越大。文章学与诗学分道扬镳，文章主于发明事理，诗歌重视格调意境的创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0—541页。
[38] 何忠礼：《科举与宋代社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02页。
[39] 何忠礼：《科举与宋代社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03页。
[40] 张镃《皇朝仕学规范》卷三十五《作文》引吕本中《童蒙训》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63页。
[41] [日]和田英信：《日本江户末期至明治、大正时期的文话》，《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報》第27号，2008年4月，第122页。
[42] [日]和田英信：《日本江户末期至明治、大正时期的文话》，《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報》第27号，2008年4月，第121页。
[43] 王水照：《历代文话序》，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44] 《广雅·释诂》：“说，论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二下《释诂》，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45]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二《文史类》云：“《文说》一卷，南城包扬显道录朱侍讲论文之语。”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50页。
[46] 第一部赋话和第一部联话均产生于清代，分别是李调元的《赋话》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
[47] 翁楚：《画话》，上海图书馆藏有稿本，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著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第579页。
[48] 廖平：《经话（甲、乙）》，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49] 陈梦家：《梦甲室字话》，《国文月刊》1940年第1卷第2期。
[50] [日]村山淳：《书〈先哲医话〉后》，曹炳章原辑、芮立新主校《中国医学大成》第8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版，第706页。
[51] [日]村山淳：《书〈先哲医话〉后》，曹炳章原辑、芮立新主校《中国医学大成》第8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版，第706页。
[52] 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小引》：“因仿前人诗话之例，名之曰《文话》。”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6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70页。
[53] 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话端》，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6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72页。
[54] 《国文百八课》由开明书店于1935—1938年陆续出版，印行第一册至第四册。因抗日战争爆发，第五、六册未能继续编写出版而就此终止，共有《文话》72篇。中华书局于2007年结为《文话七十二讲》出版。
[55] 卢宗邻：《暴寒斋文话（选登）》，《湖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第73页。
[56] 叶嘉莹先生于1942—1947年，记有顾随先生课堂笔记，顾之京将其重新整理，称《驼庵文话》。见《顾随全集》第3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7] 李四珍：《明清文话叙录》，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58] 林妙芬：《中国近代文话叙录》，台湾私立东吴大学1986年硕士学位论文。
[59] 王之绩：《铁立文起·凡例》，《续修四库全书》第1714册，第272页。
[60] 现存最早的评点著作为吕祖谦《古文关键》，吕祖谦同时又撰有文话《丽泽文说》，是文话史上最早的著作之一。
[61] 参见郭绍虞《试论“古文运动”——兼谈从文笔之分到诗文之分的关键》，《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7—118页。
[62] 李元度：《古文话序》，《天岳山馆文钞》卷二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549册，第407页。
[63] 也有将四六话纳入诗话范畴者，宋代诗话总集《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分三十四类，最后一类即为“四六”。明人祁承
《澹生堂藏书目》则将《四六话》《四六谈麈》归入“诗文评”中的“诗话”类。
[64] 清人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名为“文话”，实则专论八股制艺，已是纯粹的制艺话。
[65]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丛书集成三编》第61册“文话”类目下只收录一种，即为王芑孙《读赋卮言》，此书实为赋话。
[66] 陈骙《文则》成书于1170年，吕祖谦《丽泽文说》大致成书于1169—1181年，具体时间不明，与《文则》同属文话创体之初的重要著作。具体论述参见附录一。
[67] 梁章钜：《楹联丛话自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页。
[68] 胡珵：《金璋〈漱芳斋卮言〉序》，转引自王棻《永嘉县志》卷二十七《艺文志》，光绪八年（1882）刻本。
[69] 梁章钜：《制义丛话·例言》，陈居渊校点《制义丛话 试律丛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70] 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41页。
[71] 周锺游：《文学津梁》第1册，上海有正书局1916年刊本。
[72] 见《丛书集成新编》第80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
[73] 明人罗万爵《文通序》云：“朱子之为《文通》，其义况诸彦和之论文。”《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存目》亦谓《文通》“盖欲仿刘勰《雕龙》而作。其末《诠梦》一篇，酷摹勰之自序”。吴曾祺则在《涵芬楼文谈序》中将己作自比于《文心雕龙》。姚永朴门人张玮亦在《文学研究法序》中称：“（《文学研究法》）发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龙》。”
[74] 如吴曾祺《涵芬楼文谈》正文四十篇，颇具体系性，而篇末《杂说》则为收录35条文论的随笔札记体。
[75] 详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附录四《全唐五代诗文赋格存目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4—576页。
[76] 此书原名《文荃》，今名为朱权所改。参见王宜瑗所撰《历代文话·〈文章欧冶〉》解题及杜泽逊《明宁献王朱权刻本〈文章欧冶〉及其他》，杜文见《文献》2006年第3期，第185页。
[77] 陈绎曾：《文荃序》，见《文章欧冶》卷首，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6页。
[78] 陈绎曾：《文章欧冶》，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2页。
[79] 陈绎曾：《文章欧冶》，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3页。
[80] 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8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12页。
[81] 张镃：《皇朝仕学规范》卷三十五《作文》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64页。
[82] 刘师培《文说序》认为，历代论文著作，“所论之旨，厥有二端：一曰文体，二曰文法”，也是将文法作为重要的论述内容。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0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22页。
[83] 见张翔鸾《文章义法指南》内封广告，上海有正书局民国六年（1917）版。
[84] 关于此图读法，尹春年有《〈古文谱〉体制法注》附于书后，注曰：“此乃横看之图也。‘引’字下三圈内，第一圈属‘叙’字，二圈属‘论’字，三圈属‘辞’字。其下双行六圈内，第一圈属‘起’字，二圈属‘承’字，三圈属‘铺’字，第四、五、六圈属‘序’、‘过’、‘结’三字，盖‘引’字之法皆可用之于‘叙’、‘论’等九字也，其下仿此。且白圈为用，黑圈不用。假如‘结’字之下，自第一圈至第四圈皆黑者，结语不可用之于‘起’、‘承’、‘铺’、‘叙’故也，第五、第六皆白者，‘过’与‘结’相同故也。”《文章欧冶》，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0页。
[85] 高儒：《百川书志》卷十八《文史》，冯惠民、李万健等选编《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9页。
[86] 类似今日所谓“顶真”修辞法。
[87] 陈骙：《文则》，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8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六《诗文评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91页。
[89] 如引韩愈《河南少尹李公志》中“公之配曰彭城刘氏夫人。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祖曰餗，皆有大名”，以之论证“书妻及曾祖、祖，不书妻之父例”。潘昂霄《金石例》卷七，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5页。
[90] 潘昂霄：《金石例》卷九，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8页。
[91] 王瑬：《碑版文广例叙》，《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40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25页。
[92] 宋世荦：《重刊〈文则〉序》，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93] 元人杨本称：“以其可法于天下后世，故曰例。”见《金石例》前序，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7页。
[94] 类书性质特殊，与经、史、子、集有别，传统四部分类法中多将其寄居于子部之下。
[95] 据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记载，玄宗谓张说：“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7页。
[96] 《四库全书总目》之《源流至论》提要云：“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萃成书，以供场屋采掇之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1页。
[97] 何文焕：《历代诗话·凡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98] 《四库全书》类书类存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等皆将《诗律武库》列入类书类。何文焕指责《诗律武库》《诗学规范》“多列前人旧说”，其实，应该更进一步说，是“全列前人旧说”才对，而这正是类书的特性。
[99] 吕祖谦：《诗律武库》，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6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00] 《绛云楼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匏庐诗话》等作《唐子西文录》。
[101]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318页。
[102]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101页。
[103] 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3页。
[104]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327页。
[105]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102页。
[106] 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9页。
[107]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册，第101页。
[108] 郭绍虞：《试论“古文运动”——兼谈从文笔之分到诗文之分的关键》，《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109] 王得臣（1036—1116），字彦辅，嘉祐四年进士，其与王铚关系，可参见张剑《王铚及其家族事迹关系考辨》一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刊》2008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0] 惠洪《冷斋夜话》云：“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李令伯《陈情表》，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是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初未尝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迈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陈新点校《冷斋夜话 风月堂诗话 环溪诗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页。
[111] 今人罗根泽先生曾搜集宋代笔记中的论文之语辑成《笔记文评杂录》《笔记文评新录》，见《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12] 孙奕：《履斋示儿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70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113] 傅山：《家训》，《霜红龛集》卷二十五，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影印宣统三年（1911）山阳丁宝铨刊本。
[114] 朱迎平：《宋代题跋文的勃兴及其文化意蕴》，《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
[115] 彭国忠：《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的文学批评价值》，《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2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192页。
[116]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八，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5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268页。
[117]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九，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5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281页。
[118] 王十朋：《读苏文》，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文集卷十四《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页。
[119] 王十朋：《杂说》，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文集卷十四《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01页。
[120] 明代叶盛《菉竹堂书目》卷四、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十均著录《童蒙诗训》，后亡佚不存。今人郭绍虞又重新辑有《童蒙诗训》，收于《宋诗话辑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