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子及其思想
老子究竟何许人也？
关于老子其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收藏室之史也。”[1]司马迁对老子的这个记载是有国、有县、有乡又有里，名、姓、字齐全，且有官职。而后，《史记》又记载了老子与同时代的孔子、尹喜等人的交往，让人感觉老子身世应该非常确凿，没有问题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接下来《史记》又记载了两个人：老莱子和太史儋。而太史儋的情况则是：“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2]从这个记载来看，老子和太史儋显然不是同一个人。据《史记》载老子世系云：“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3]而关于老莱子，则言：“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4]这段记载夹在老子和太史儋之间，虽未明确说老子与老莱子是同一个人，但说老莱子也是楚人，也言说道家之用，且著书15篇。司马迁这样记载，实际上说明当时他也弄不清楚，但又不愿意妄下结论，故而俱存于此，以示客观公允。这可能就是司马迁的良苦用心吧！
关于老子的身世问题，清代著名学者汪中的考证很有见地，他说：“孔子所问礼者，聃也。其人为周守藏之史。言与行，则《曾子问》所载者是也。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本纪在献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殁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为魏将，封于段干[5]，则为儋之子无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者，儋也。其入秦见献公，即去周至关之事。本传云：‘或曰儋即老子。’其言是也。”[6]汪中认为，孔子所问礼之老聃乃周之守藏史，事迹在《论语·曾子问》之中，是很早以前的另外一回事。而周太史儋与周守藏史聃是两个人，太史儋就是著述五千言的老子，是战国时期人，是《道德经》的作者。这个结论得到了学人如梁启超、罗根泽、钱穆等人的赞同[7]，为学界所接受。
关于《老子》一书的成书时间这一问题，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老子》成书较早，以胡适为代表。[8]另一种认为，《老子》成书较晚，如梁启超、冯友兰[9]、钱穆、王明等人都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老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具体成书时间或认为早于《庄子》，或认为晚于《庄子》[10]，也有分歧。此外，日本学者窪德忠认为，《道德经》非老子一人所作，而应成于众手，成书时间大约在西汉前期。窪德忠指出：“《道德经》批判的内容相当广泛。从时代的范围来看，包括战国到前汉初期；从批判所涉及的学派来看，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诸子百家的学说。这是一项超人的工作，难道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吗？再聪明的人也绝对办不到。因此坦率地说，《道德经》是长期以来许多具有相同观点的人们的思想，它在某个时候，由某个人归纳整理而成。虽然尚不清楚此书成于何时，但从其对前汉初期盛行的兵家、法家、儒家以及阴阳家的批判来看，归纳整理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的时代，恐怕可以认为是前汉前期。”[11]这算作是《老子》晚出观点下的一种新的说法。
以上是学术界对于老子其人及著作《老子》的相关看法，虽非本书要重点讨论的问题，然在探究老子思想之前必须对其人、其书有一定的了解，亦可谓“知人论世”矣。我们关注之重点是老子思想。从《老子》五千言文本出发，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老子的基本思想：
（一）“道”之本源性
《老子》第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12]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得知，“道”有如下特性：其一，“道”是化生天地万物的本源，先天地而生成；其二，“道”无声无形，寂静而虚空，是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的恒常不变的东西；其三，“道”是永恒运动，永不衰竭的。这是对“道”的本源性描述。
《老子》对“道”之特性多有描述。如第一章云：“道，可道，非常道。”此之谓“道”不可言说，如能言之，则已然不是恒常、本来之“道”了。第二十一章又云：“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恍中有象，恍惚中有物。窈冥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可见，“道”是恍恍惚惚，扑朔迷离的，但这扑朔迷离之中似乎又有物有象，有精有信。“道”既不可言说，又恍惚扑朔，终究难以把握。如第四十章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得知，“无”即为“道”，因为“无”亦为天地万物化生的根源，具有与“道”同样的性能。然而，我们仔细想想，其实不然，“无”又是何物呢？其不过是“道”的另一种称谓而已，还没有说清楚“道”究竟是什么？“道”既为天地万物之本源，那么，“道”又是如何化生天地万物的呢？且看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的宇宙生成论，也说明了“道”之本源性特点，阐发了世间万物由“道”而衍生的过程。关于这一章中“道”的解释，王明先生认为，“道”是最初的精神性的实体，是虚无的本体，并进一步指出，就是这个“精神性的实体最初产生元气，再由元气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和合产生冲气。阴气、阳气、冲气三气变化而为天、地、人三才，三才具备，就共生云云万物了”[13]。
至此，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老子之所谓“道”乃是天地万物之母，是化生万物之本源，是精神性的实体存在，无形无象，不可触摸，难以言说，但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二）绝圣弃智
绝圣弃智是《老子》哲学思想的又一大特点。老子以此对抗儒家的仁义思想。最能体现老子绝圣弃智思想的是第三章：“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圣人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知者不敢为，则无不治。”老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当时天下大乱，国与国之间互相征伐兼并，大国称霸，小国自保，统治者为维持自己的统治，纷纷招贤纳士，用以治国安邦。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处处崇尚贤才，许多学派和学者都提出“尚贤”的主张，这原本是为国家之本着想，目的是好的。然而，在尚贤的旗号下，一些富有野心之人，竞相争权夺位，抢占钱财，给民间也带来了恶劣影响。一时民心紊乱，盗贼四起，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动之中。因此，老子主张“不尚贤”,“使民无知、无欲”，他设想要人们回到一种无矛盾的“无为”境界。这可以说是老子绝圣弃智思想的现实社会来源。循此路径继续发展，便有了第六十五章中之主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人，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这就是后来常遭到学者诟病或批评之愚民思想。此段引文确有替统治者出谋划策而进行愚民统治之意味，然而，学者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老子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下提出这样的主张的？对于老子的这一观点，我们认为，陈鼓应先生持论甚是公允。陈鼓应说：“老子认为政治的好坏，常系于统治者的处心和做法。统治者若是真诚朴质，才能导出良好的政风，有良好的政风，社会才能趋于安宁；如果统治者机巧黠滑，就会产生败坏的政风。政风败坏，人们就相互伪诈，彼此贼害，而社会将无宁日了。据于这个观点，所以老子期望统治者导民以‘愚’。老子生当乱世，感于世乱的根源莫过于大家攻心斗智，竞相伪饰，因此呼吁人们扬弃世俗价值的争纷，而返归真朴。老子针对时弊，而作出这种愤世矫枉的言论。”[14]这便是老子绝圣弃智思想的现实社会基础。
（三）为而不争
在《老子》中，关于“不争”的论述很多，可以说是老子最有特色的思想观点之一。第八章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在本章中，老子以自然界的水来喻人、教人。老子首先用水性来比喻高尚的人格，认为具有高尚人格的人就像水那样：一是柔顺；二是处众人之所恶而不怨；三是滋润万物而不与之争。故而，最完善的人格也应该具有这种心态与行为，不但要做有利于众人的事情而不与之争，而且还愿意处众人不愿处的卑下的地方，情愿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可以忍辱负重，任劳任怨，能尽其所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而不会与别人争功争名争利，这就是老子“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著名思想。如果说，第八章是以自然界的水来说明不争思想的话，那么第六十六章则直接用圣人之道来说明不争的道理。老子云：“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老子由江海能为百谷之王作为隐喻，讲了“大者宜为下”的道理，从而说明“圣人”也要“为下”的道理。老子认为，统治者应该处下、居后，这样才能对百姓宽厚、包容，犹如处于下游的江海可以包容百川之水，具有博大的胸襟与气度。此外，第七十三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第八十一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都是老子对不争思想的补充阐发。
（四）贵柔守雌
与老子“不争”思想关系甚为密切的就是“贵柔守雌”的哲学思想。《老子》第六十七章云：“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讲的是“道”的原则在政治、军事方面的运用。老子说，“道”的原则有三条（即三宝），分别为：“慈”，即爱心加上同情感；“俭”，即含藏培蓄、不奢侈、不肆为；“不敢为天下先”，是谦让与不争。这就是“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不仅如此，在第二十八章中，老子进而提出“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这便是老子守雌、守辱之思想。其守雌、守辱是以知雄、知荣为基础的，“守雌”既有持静、处后、守柔之意，同时亦有内收、凝敛、含藏之蕴。
（五）无为自化
无为自化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方面之一。老子在第二章中云：“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成功不居。”在这一章中，老子提出了“无为”的观点。此处所言之“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以辩证法的原则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帮助人们寻找顺应自然、遵循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做法。他以圣人为榜样，教导人们要有所作为，但不是强作妄为。第五章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十章曰：“爱人治国，能无为？”老子在以上各章中，已将天道自然的思想，推之于人道，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于第五十七章中，更是将“无为”的思想应用于治国：“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人自化；我好静，人自正；我无事，人自富；我无欲，人自朴’。”在这里，老子“无为自化”的思想得到了十分完整的表达。胡寄窗评价道：“老子把工艺技巧认定为社会祸乱的原因，认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他们要求废除工艺技巧，甚至认为盗贼之产生也是由于工艺技巧的关系……可见他们对工艺技巧的深恶痛绝。”[15]胡寄窗之评价有一定的道理。其实，老子反对机巧的深层次原因乃在于其对人民“自化”“自正”“自朴”的信奉。从此意义而言，老子“无为自化”思想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无为”强调的是不妄为，是对事物运行规律的尊重。
（六）反者道之动
最能体现老子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就是“反者道之动”的提出。第四十章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首先老子认为，道的运动方式是循环往复的，这便是老子辩证思想的核心。老子的辩证法思想不是凭空而来的，他是通过对自然界和社会人事等的观察、体悟而得出的。第二十三章云：“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是就自然界来讨论辩证法问题的，并由自然界引向了社会人事。其次，老子认为，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有相反相成的矛盾对立面，如刚柔、阴阳、强弱、兴废、荣辱等，这些矛盾对立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连接的。如第二章云：“故有无相生，难易想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三十九章亦云：“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再次，老子认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向其对立面转化。如第五十八章云：“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政复为奇，善复为妖。”这是说祸福、正奇、善妖之间能够相互转化；第二十二章云：“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这也说明了对立面的事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转化的，委曲反而能够伸直，低洼反而能够充满，破旧反而能够新鲜，少取反而能够多得。这些都是老子的辩证法思想。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便是“道”，遵循“道”的原则做事，便会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足，社会和谐。老子哲学重在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且指出了为政者的为政原则以及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处世之道。宋太宗赵光义所云，“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16]，即揭示了老子哲学思想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