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年鉴学派的遗产

年鉴学派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研究流派，给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政治事件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被称为“新史学”“史学界革命”。简单地说，年鉴学派“主张‘总体观念’，不赞成‘支离破碎的思想’，即主张研究经济和社会根源、长时段、‘总体的人’，而不赞成研究政治表象、事件和‘片面的人’”[20]。总体而言，年鉴学派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是创立者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第二代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雅克·勒高夫、埃马努尔·勒华拉杜里则成为第三代的领衔者。在整整60年（1929—1989年）的历程中，年鉴学派从最初的一份经济学杂志到后来成为掌握史学话语权并完全被制度化的学术机构以及影响深远的学术流派，其中的很多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21]。年鉴派的成员很多，理论也很多，限于论题，这里仅仅论述对莫莱蒂影响较大的几个理论：长时段（longue durée）、计量史（histoire quantitative）、地理或然论[22]，虽然这些概念被学派的多数成员所共有和运用，但只有布罗代尔是被莫莱蒂反复征引和感谢的。

（一）长时段

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时间由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等一系列层次构成——它们不是客观的构型，而仅仅是一种阐释手段。它们并非平均、匀速地流逝，而是“有着不可胜数的各不相同的步调，时快时慢”，例如地理时间几乎原地不动，个人时间则倏忽而逝。因此，布罗代尔将绵延的历史时间切分成三种形态：短时段（事件史）、局势（周期）、长时段。短时段是传统史学关注的对象，它一般是按小时、日、月、年来度量的。它所“对应的是个人、日常生活、我们的错觉、我们的瞬间印象，特别是编年史作者和新闻记者的时间”[23]，这是一种“急匆匆的、戏剧性的、短促的叙述节奏”。虽然在“经济、社会、文学、制度、宗教、甚至地理（一阵狂风、一场暴雨）”中我们都能看到短时段在起作用，可是过去几百年来的历史学几乎总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中心的短时段政治史。所以，史书被一场场战役，一次次政治家的冲突，一场场重要的演讲等历史中的瞬间充斥着。布罗代尔批评道，这样的史学是如此烦琐、乏味和变幻莫测乃至充满着任意性和欺骗性，如此令人憎恶。而且，短时段也是表层的，单独的瞬间无法预示历史发展的潜在方向。因此，短时段自身面临着重重危机，然而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即使新的范式已经确立还不断发生着返回短时段的现象。

另外，短时段已经不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不能把握住新的“时代精神”，“新的经济和社会史偏重周期性运动，因此关注的是相应的时段”[24]，例如价格曲线、人口级数、工资运动、利率变动、生产力研究、流通的严密分析等都要求有更大的时间度量单位。这个新的时间概念就是长时段。类似的观点可见于涂尔干派的社会学家弗兰索瓦·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可以说，他的思想在多方面为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式奠定了基础。他声称要抛弃把超常性和所谓不可重复性的事件作为唯一研究对象的传统习惯。他认为，“未来史学家关注的不是特殊性和偶然事件，而是反复出现的现象，这才是真正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一观点对年鉴学派社会史范式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这个范式包括：强调尽可能大的集合；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优先使用计量方法；选择尽可能长的时间段，以此凸显大规模的转型”[25]。当然，对长时段概念最集中、最有影响的思考是在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布罗代尔并没有把长时段的发现之功归于自己，相反地，他指出：“18世纪以及19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注意到某些长时段远景。以后只有很少的杰出人物，如米什莱、兰克、布克哈特、库朗日能够再发现这一点。”[26]遗憾的是，这些前辈只是有所关注，却没有深入地、细致地加以剖析和阐发。布罗代尔坦承，在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之所以对长时段情有独钟，并不仅仅是兴趣使然，而是因为“长时段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它构成人类历史的深层，正是深层的历史决定着历史的结构”[27]。也即是说，布罗代尔不是为了理论创新的需要而去发明一个术语，而是努力去面对一个长久以来被忽略和遮蔽掉的事实。这句话也从学理上道出了长时段的重要性：“无数的层面和无数次的历史时间的剧变都能根据这些深层结构、这种半停滞的基础得到解释。所有事物都围绕着这个基础转。”[28]需要指出的是，在短时段和长时段之间有个过渡时段叫局势，亦可称周期。换言之，短时段和长时段是时间的两极。局势以10年、20年、50年为一段。比周期或中周期更高的一个层次乃是长时段。从度量上来讲，长时段一般是指一个世纪、几个世纪。如果接受这个概念就意味着必须改变思维方式，超越具体的、短暂的经验和事实，习惯“缓慢的、有时近乎停滞的时间”和数量繁多、重复而且有规律的“细枝末节”（不是事件，更不是重大的社会事件）。布罗代尔在实践中就是以15世纪到18世纪为一个长时段去研究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样，他对马克思的评价也是基于此，他说：“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响的持久性的秘密，在于他第一个在历史长时段的基础上构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29]总之，对布罗代尔来说，在历史阐释之中必须遵循长时段、局势、事件的时段顺序才能真正认清历史发展的总体性图景。然而，只是把历史时间按世纪来切分远远是不够的，那样的做法依然是表层的、肤浅的。实际上，“支配着长时段的种种问题”的两个关键词为结构和模式（或曰模型）——把它们理解成长时段的组成要素也是可行的。布罗代尔宣称，“长时段是无穷尽、无止境的结构和结构组合的历史”[30]。

“结构”一词的内涵向来众说纷纭，尤其是随着由索绪尔语言学所引发的结构主义的兴起。布罗代尔对结构的界定具有两个特征：其一，与社会学的定义做对比；其二，强调结构是一种现实而非建构的结果。他说：“社会问题的研究者们将结构解释为现实与大众之间相当固定的关系的一种组织，指的是这种关系的协调一致。在我们历史学家看来，一个结构自然是一种集合、一座建筑物，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在一定长时期里由时间任意支配并连续传递的现实。某些结构有很长的寿命，因为它成为经历无数代人而稳定不变的因素。它们挡在历史的路上，阻遏历史的流逝，并以此规定历史。而另一些结构会迅速分裂。但所有的结构都同时既是历史的基础又是历史的障碍。”[31]这段话可以导出的结论：（1）结构是一个实体而不是一种关系；（2）结构具有整体性；（3）这些实体在历史中延续并构成历史的骨架；（4）一个长时段可能由一种或几种结构组成；（5）每种结构都有自己固有的生命周期；（6）一种结构就是一种传统，制约着后来的结构的生成及其上的要素的特点。既然结构是一种现实，那么我们如何来认识它呢？进一步说，长时段以世纪为单位，如此巨大的跨度，我们又该怎样去选择所需要的材料？布罗代尔借鉴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路径，认为需要建立各种各样的模型（模式）——新的认识工具。模型既可视化又能呈现出对象最主要的特征或要素，更重要的是它能显示出对象的历史发展轨迹。易言之，模型能帮助我们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揭示一些隐藏的关系。通过模型可以对结构做出有效的解释和比较，“能够检验结构的坚实性和寿命”。

很显然，模型实质上是一些假说，它“是用等式或函数式将一些解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体系”[32]。或者说，模型是在数学的参与下建构起来的，所以它是极其抽象的。如此一来，历史研究似乎就变成了对经验的分析和综合，那些不符合模型的原材料也势必要被舍弃。而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模型的建立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大大地节约了数据处理的时间。建立模型的原则是多种多样的，可“依据使用者的性格、计算及目的而千变万化：或简单或复杂、或定性或定量、或静态或动态、或是机械的或是统计的”[33]。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模型的最终确立依然要根据对象本身的特质，否则就缺乏说服力。模型以时间为基本单位，至于选择哪种时段是因人而异的，布罗代尔更倾向于局势和长时段。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依照惯例简称为《地中海》）一书中，他建造了大量的地中海经济的模式。

并不像有些人所批评的那样，布罗代尔一味地拔高宏观的长时段而完全忽视了微观的事件，至少从理论上来讲，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他曾说：“我们所能辨别的各种时段都是相互依存的。这种时间与其说是我们自己心智的产物，不如说是我们分解时间的方法。这些片段经过我们的劳动而重新组合。长时段、局势和事件，彼此能够融合地相互配合，因为它们都是用同样的比例尺来度量的。同样地，我们能够富有想象力地理解这些时段中的一个，那么就能理解它们全体。”[34]简言之，三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事件乃是整个时间的基础，局势和长时段都依赖于此，它们不是凭空产生的——历史学是时段的辩证法。虽然如此，布罗代尔毕竟为它们规定了顺序，这个规定遭致的反对几乎能动摇他的整个研究。在《布罗代尔：历史学家；“局势中的人”》一文中，沃勒斯坦说：“布罗代尔的主要著作《地中海》一书处理这三种时段的顺序是：结构、局势和事件。但是我认为，这是该书的一个严重错误。如果布罗代尔先考虑事件，再考虑结构，最后以局势做总结，那么该书的说服力就会大大增加。”[35]这种不满引发了第三代在运用的同时也对整个学派的致思路径做了反思。

（二）计量史学

计量史学又称定量史学，是系统地运用现代数学和统计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一种方法，“其主要特征为定量分析，以区别传统史学中以描述为主的定性分析”[36]。计量方法在西方历史学研究中取得核心地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20世纪是计量史学的黄金时代。“对量的探索无疑是历史学中最强大的新趋势，是区别20世纪70年代和30年代对待历史研究的不同态度和不同方法的首要因素。……在历史学界，没有任何问题比它引起了更大的骚动，它的光荣地位在1970年8月于莫斯科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得到了确认。”[37]计量史学的兴起和兴盛应该说与年鉴学派有莫大关系——他们的前导是西米昂和拉布鲁斯对工资、物价、收入等的计量研究。勒华拉杜里说：“在我们国家内，本世纪30年代的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计量’的历史学家，……年鉴派的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克（Bloch），就他们著作的大部分而言，也是计量的作家。”[38]普赖斯（J.M.Price）认为，“1949年布罗代尔关于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研究——在计量的基础上研究商业、价格和居民——是史学中计量方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39]。布罗代尔也号召他的同事和学生重视计量方法。“二战”后，法国和美国的计量研究齐头并进。年鉴学派的所在地“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成为计量史学的大本营，并且自50年代中期开始，《年鉴》杂志发表了大量计量研究成果。[40]此时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皮埃尔·肖努、弗朗索瓦·菲雷。1960年计量史学在美国获得正式的命名且迅速发展。此后的20多年，“计量史学已成为美国史学的主流中的重要一支”[41]。从使用范围来看，计量史学最初用于人口史和经济史的研究，后来广泛用于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军事史、法律史、思想史等领域，特别是对书籍史的定量研究深刻影响了莫莱蒂的文学史思考。

根据罗德里克·弗拉德的介绍，计量史学大致包含这样的操作步骤：首先依据定名、定序、区间三种类型对历史资料进行分类，其次把资料加以整理以符合统计的要求，最后使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方法和描述性统计方法做资料的初步分析及时间数列分析。[42]此外，弗拉德还论述了在资料缺失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抽样。霍俊江则总结为五个主要的程序：“课题的选择和确定，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统计计量分析，构造模型及运行，结论的检验和表达，等等。”[43]不论有多少步骤，计量史学皆是以数据为基础的，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人文社科的很多东西是无法量化的，比如对于意义的追索，并且所构造出来的模型有时甚至可能是对事实的曲解。所以，在实施定量化研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对待历史资料和数据，反复验证，而且要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方不至于出现荒谬的结论。

（三）地理或然论

西方人对地理环境的好奇，远在古希腊就已经形成了风气——“很多最基本的研究程序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提出的”[44]。不过，现代意义上的地理学的形成却是漫长的。在近代地理学发展史上，法国地理学可谓独树一帜。[45]与德国拉采尔派过分纠结于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之分野的“地理决定论”不同，以保尔·维达尔·德·拉·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为代表的法国地理学派倡导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密切联系的“地理或然论”，或曰“地理可能论”。维达尔坚持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们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不同”[46]。换言之，“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并不会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人地关系中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47]，即环境不是决定人类的唯一因素。法国历史学家一贯注重从地理学中汲取营养。吕西安·费弗尔的《历史的地理学导言》是或然论代替决定论的总结。他反复指出人文地理学应该和历史学结合。布罗代尔非常提倡地理学研究，尤其是维达尔传统的地理学[48]，他说：“法国社会科学的优势之一正是韦达·白兰士所创始的地理学派，背弃他的思想和教诲实乃无可慰藉的损失。”[49]在《地中海》的第一部分“地理的作用”中，布罗代尔“论述（了）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50]。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他“介绍地理氛围，侧重人文资料”[51]。雅克·勒高夫说，这种融合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地图绘制对新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史学大量绘制和使用各种地图，但这些地图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标明地理方位及作插图之用，而是试图用空间的长时段演进、量化研究（由其具体地域所体现）和各种解释性假设来进行研究和解释。这是历史学向一个撇开了一切决定论的地理学所作的一次请教”[52]。

莫莱蒂的文学史观得益于年鉴学派，当然他与布罗代尔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地理空间与计量方法，一直是莫莱蒂思考的基点。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能挖掘出那些隐藏的东西，一大半功劳要算在这两个视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