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学主义

民国时期，“科学主义”在中国一度盛行，并成为考量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和权威。西方的“科学主义”，萌生自17世纪欧洲的自然科学领域。又经过18世纪的发展，到了19世纪，其理论体系已渐趋完善。随着“科学主义”的形成发展，西方的人文领域，也曾掀起了“科学化”的浪潮。[9]

西方自然及人文领域的“科学主义”，对民国学者的影响真可谓深刻。这方面的例证比比皆是，不惮枚举。[10]然而，必须注意到，用西方的理论方法，辨析中国的文献及学说，固然也能取得一定的成就，但由此而产生的隔膜与冲突，同样更值得关注和反思。

其一，历史进化论理论。

所谓的“历史进化论”，是生物进化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研究中的比附与投射，是一种庸俗化的历史发展观。该理论旨在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一个新陈代谢、不断演进的过程。亦言之，人类的历史与文化，都有一个类似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来龙去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率先将进化论学说，介绍给国人，并迅速传播。新文化运动期间，进化论理论被引入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中国文化研究诸领域。[11]譬如胡适，他本人十分推崇进化论。留洋回国后，胡适便向中国学界，大力推介这种“新”思想、“新”观念。他曾撰文指出：“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12]

顾颉刚等一批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对进化论理论深表认同。就此，顾颉刚曾言：“过去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13]这种历史观，是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全面颠覆。基于“进化论”的视角，胡适、顾颉刚等中国学者，开始对传世文献的成书年代及真伪问题，做出了迥异于前人的诠释和理解。

其二，美国实用主义史学方法。

美国的实用主义，是“实证主义”的应用。它在本质上，也可视为“科学主义”的演绎。作为一种应付生活环境的方法论，实用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美国。该理论强调：哲学应以“解决人的问题”为核心，应以人生的“实际价值”为关照。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实用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其与胡适的宣扬、推介有直接关系。

胡适早年在美国留学时，深受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教授的影响。胡适将杜威教授，称作“实验主义的领袖”[14]。胡适回国后，通过多种途径，传播美国的实用主义理论。缘此，有学者认为：“20世纪的名学人中，胡适是最先有方法自觉的一位。”[15]

胡适指出，杜威的研究法“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历史的方法。胡适称之为“祖孙的方法”。第二个，是试验的方法。在介绍“实验的方法”时，胡适强调了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点注重具体的个别事实；第二是一切学理都只是假设，给我们参考用的，却不是天经地义；第三是一切学说、制度等等，甚至真理都要经过试验。他不主张做古人的奴隶。[16]

在应用上，胡适将杜威的学说理论，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7]。胡适“实用主义史学方法”，在中国史学史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8]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理论引导研究者，不把一切学说、学理，看作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而“须用实行来试验”，唯有“实验”，才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19]

实用主义对民国文献辨伪研究的深刻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概言之，实用主义给予胡适等人，以认识论的依据、方法论的指导，以及“质疑”一切的勇气。

其三，德国兰克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

德国的“兰克学派”，特别重视“原始资料”的价值，以及“如实直书”的意义。兰克学派的史学研究，强调“客观主义”的学术态度与研究方法。德国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与美国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在本质上并无二致，故而被视为“实证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流派。

提及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傅斯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1927年，傅斯年学成归国，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历史所，立志“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傅斯年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20]的口号。因为在傅斯年看来，只要能做到材料与工具“兼备”，历史学就可以成为一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

经过傅斯年的表彰，兰克史学在中国学界，曾一度风行。故而，傅斯年有了“中国的兰克”之美誉。傅斯年宣扬的兰克史学，与胡适鼓吹的实用主义，虽然路径不同、观点方法有别，但是在本质上，都是“实证主义”的具体演绎，而且均对20世纪中国的学术思想，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影响。

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主义大潮高涨。进化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的哲学思想，相继进入中国，并受到高度重视，甚至“吹捧”。在西方与中国、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纠结中，胡适等人，提倡用“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理论方法，考辨中国的古书、古史。顾颉刚等青年才俊，为胡适等人之主张而精神振奋，且为破解这一时代命题，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和尝试。有鉴于此，时人周予同曾言：所谓“拿证据来”“用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真是“研究古史真相”的秘诀，也是“一切治学治事”的法门。[21]

邵东方在论述胡适、顾颉刚的学术思想时，曾言：

对照之下，西方哲学中的怀疑论有两个特点：一是怀疑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二是由怀疑自身的能力继而主张放弃判断，以至走向不可知论。这是对客观世界和真理的是否存在以及人们能否认识真理，即人的认识能力表示怀疑。西方怀疑论通常把尚无证据的事物当作是未知的，只是怀疑自己的认识能力。而崔述以及胡适、顾颉刚则是把尚无证据的事物当作是假的，尽管大胆地否定研讨对象的真实性，却从不怀疑自己的认识能力。[22]

胡适、顾颉刚等人的“自信”，与其说是对“自己的认识能力”的自信，不如说是对“科学主义”的自信。其心可悯，其情可宥。

但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西方的“和尚”能否读懂东方的“经典”？西方的“实证主义”和“纯文本解析”，能否解决中国古书的真伪问题？单纯的事实判断，能否展现中国文献辨伪学领域的全部内涵？就目前而言，我们给出的答案是“不能”！而且，这是一个至今都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

科学主义是建立在西方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基础上的学说体系，有其存在的现实性与理论的合理性。但是，片面强调人的理性，无限夸大工具理性的功用，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文献辨伪而言，“科学主义”的负面影响，就是大批传世文献被证伪。随之而来，就是赖以承继的传统文化被否定，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被消解，文化虚无主义也缘此而一度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