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思想、情感和形象和谐统一的艺术思维
作家的艺术思维是由思想、情感、想象、形象诸多思维因素组成的,诸多思维因素在不同作家那里按照不同方式连结起来,形成独特的联系,并且具有系统性,正是这种独特的系统性决定了作家的创作个性。梅拉赫指出,可以根据在作家艺术思维中是理性逻辑思维占优势还是具体感性思维占优势,将作家的艺术思维分为三种类型:理性逻辑思维较之具体感性思维占优势的理性型;情感色彩强烈而分析概括倾向相对薄弱的主观表达型;具体感性因素和分析因素相结合、思想和形象相结合的艺术分析型。普希金的艺术思维就是属于艺术分析型。他的作品达到了思想、情感和形象的和谐统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富有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而思想和情感又总是蕴含于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之中。关于普希金艺术思维这个重要的特点,别林斯基在《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集》第五篇论文(1844)中曾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普希金的作品是思想和情感的高度融合,达到了一种情致(пафос)的境界。在他看来,“每一部诗情作品都是主宰诗人的强大思想的果实”。然而“艺术不能容纳抽象的哲学思想,更不能容纳理性的思想:它只能容纳‘诗的思想’,而这‘诗的思想’不是三段论法,不是教条,不是箴言,不是规则,它是活生生的热情,它是情致”。[16]这种情致实际上是被思想提高了的情感,被情感深化了的思想,是情理美三者交融的统一体。别林斯基同时又指出,普希金诗歌中这种思想和情感的融合又是同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相适应的。他认为普希金诗作的优点“包含在它的艺术性中,在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这种有机的、生动的适应中。在这方面说来,可以把普希金的诗比作由于情感和思想而变得神采奕奕的眼睛的美;你如果剥夺了这双眼睛那使之变得神采奕奕的情感和思想,它们就只能是美的眼睛,却不再是神奇而又秀美的眼睛了”[17]。
思想、情感和形象的和谐统一是普希金艺术思维的特点,也是诗人的艺术理想。普希金向来把思想看做是艺术的真正生命。他在《书信、凝想、札记拾零》(1827)中指出,文学作品要达到思想情感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否则就毫无意义。他说:“有两类毫无意义的作品:一类是由于用词语代替情感和思想的不足;另一类是由于情感和思想的充沛,却缺乏达意的词语。”[18]普希金认为真正优秀的作家总是通过独特的艺术形象体现自己鲜明的思想,例如卡尔德隆把闪电叫做吐向大地的天空的火舌;密尔顿说,地狱之火只能使人看出地狱的永恒黑暗。他指出:“这些词语是别开生面的,因为它们强有力地、不同凡响地向我们描绘出鲜明的思想和富于诗意的画面。”[19]他在《论人民戏剧和剧本〈玛尔法女市长〉》(论文提纲)(1830)中谈道:“在悲剧中展开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人和人民。人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戏剧作家需要什么呢?哲学、冷静、历史家的国家思想、悟性、想象的灵活性、对喜爱的思想不怀任何偏见。自由。”[20]看来,普希金的艺术理想是富有诗意的深刻的思想,富有诗意的情感,历史领悟的内容,同生动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的和谐统一,是艺术想象和真实再现现实的和谐统一。
思想、情感和形象的和谐统一,在普希金的创作过程中体现得更加清楚和更加充分。普希金虽然不是哲学家,但他称得上是诗哲,他十分重视思想在创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有一次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用诗句思考”[21]。他赞扬巴拉廷斯基是“优秀的诗人”,也在于诗人“善于思考”。他说:“当他的感受强烈而又深刻的时候,他能按自己的方式正确地、独立不羁地进行思考。”[22]普希金在创作过程中同样非常重视想象的作用。然而他认为作家非凡的想象应当同创作过程中明确的目的性并行不悖。这一思想非常生动地体现在他的诗作《秋》[23]之中:
………
在甜蜜的宁静中
我的幻想使我如痴如梦,
于是,诗兴在我心中苏醒:
内心里洋溢着滚滚的激情,
它颤栗、呼唤、寻求,梦魂中
想要自由自在地倾泻尽净——
这时一群无形之客向我走来,
似曾相识,都是我幻想的成品。
十一
于是脑海中的思想如狂涛汹涌,
于是轻快的韵律迎着思潮奔腾,
于是手指握住笔,笔尖儿伸向纸,
刹那间,诗章恰似流泉涌。
有如船儿在平静的水面上寂然不动,
你听,猛然间水手们在慌忙行动,
爬上爬下,鼓起了帆儿灌满了风;
庞然大物乘风破浪向前进。
十二
船在前进。我们究竟驶向何方?
………
普希金在这首诗中生动描绘了诗歌创作过程中出现的灵感、幻想、激情和思想,并特别点明创作中思想的作用。诗人把诗歌创作过程比作乘风破浪的航行,一方面是“庞然大物乘风破浪向前进”,各种灵感、幻想、激情和思想纷至沓来,奔腾汹涌;另一方面提出“船在前进。我们究竟驶向何方?”在定稿里是航船和航向的类比,而在草稿里则是诗人和急流飞舟的类比。[24]在普希金看来,创作中的灵感、幻想、激情、想象犹如波涛翻滚中的航船,急流中飞驶的木舟,总是要有航向(明确的思想和目的)的,总是要由领航人操纵的,否则就要迷失方向,甚至落水翻船。
普希金对创作目的性的重视集中体现在对提纲的态度上。诗人非常重视创作提纲,他不仅把提纲视为创作技巧,而且视为创作思想,他不仅把提纲视为未来作品的轮廓,而且视为创作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普希金认为,提纲的欠缺是致命的弱点,它是一切办法都无法弥补的,甚至用上吸引人的情节也无济于事。他在关于《巴赫契萨拉依的喷泉》的札记中曾这样写道:“提纲的欠缺不是我的过错:我迷信地往诗里套进了一个青年妇女的故事。”[25]普希金对创作提纲的重视正体现了诗人艺术思维的特点,他要求作品有明晰的思想,强烈的情感和生动的形象,同时作品的一切因素又都是和谐统一的,没有任何混乱和繁杂,为此他曾经提出了“相称性”和“相适性”的原则。
作家在提纲拟定过程中所碰到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概念和形象的相互关系。在创作提纲中一切都是概括的、概念的,作家的本领就在于善于透过这些概念看到具体生动的形象,又把它“内筑”到构思运动中去,使内容的立意得到实现。如果不是这样,立意就很容易变成纯理性主义的目的,使文学创作走上通过形象语言复述抽象真理的歧路。这大概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遇到的最伤脑筋的难题,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突出体现了普希金艺术思维中思想和形象和谐统一的特点。
从普希金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出,概念和形象常常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且概念往往作为形象展开情节的先导出现。普希金经常通过概念性的定义勾画出作品的轮廓,然后用形象化手段有血有肉地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提纲中散文的语言、概念性的语言在创作过程中转化为诗歌的语言,转化为形象、音调、韵律、语气,诗人的魔力使提纲变了样,在诗文中呈现的不再是思想、概念,而是激情和形象。
让我们先拿《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达吉雅娜写给奥涅金的那封信的提纲和作品的诗文作对照。
普希金先是草草写出信件的前八行:
我在给您写信——
还要怎么样呢?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现在,我知道,您可以随意
对我轻蔑,拿它来惩罚我。
但是您对我不幸的命运
哪怕还存在一点怜悯之心,
就一定不会拒绝我的接近。
在写完这八行之后,诗人就中断作诗,用散文概要写下信件后面的内容:
我这里什么人也没有。我已经认识您。我知道,您看不起我,我很长时间想沉默——我曾想,我会看到您的。我什么愿望也没有,只想见到您——我这里什么人也没有,您来吧,您本应该这样。如果不,那是上帝欺骗了我……但是反复读着信,我没有力量签字,想象一下吧,我只……[26]
普希金根据这个提纲写成的诗共有七十九行,这里只引最后十九行:
也许这一切全然是空想,
一个未经世事的灵魂的幻梦!
到头来却完全是另一种下场……
然而让它去吧!如今我把
自己的命运全向你托付,
在你面前洒下点点热泪,
恳切地请求你的保护……
试想一下吧:我孤零零一个人,
谁也不能理解我的心,
我已无力保持自己的理性,
我应当默默地去寻找死神。
我等着你:请你只看我一眼,
用它来复活我心中的希冀,
要不然就打破我这沉重的梦,
噢,给予我应得的责备!
写完了!我不敢再看一遍……
羞愧和恐惧使我手足无措……
但你的人格是我的保障,
我大胆地把自己向它付托……[27]
拿这最后写成的诗文同前面的散文提纲作对照,我们便会发现,干巴巴的合乎逻辑的理性提纲,在诗中化为充满浪漫激情的、心灵纯洁的达吉雅娜的生动形象。尽管如此,诗中形象的基调仍然是由提纲决定的,无论在提纲中还是在诗文中,我们感受到一个羞涩的纯洁的少女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感受到她的痛苦和希冀。
再看看《青铜骑士》第二部的提纲:
[空旷的地方]
[第二天一切恢复〈正常〉]
疯子
寒风〈雨〉
马
彼得〈的〉纪念〈碑〉
岛[28]
这个提纲是高度凝练的、高度概念化的,它在作品中化为富有浓烈感情色彩和生动形象的内容。“第二天一切恢复正常”这一句在作品中变为:“一切事情和从前一样有条理地进行”,紧接着又用一组镜头加以形象化:街上人们淡漠平静的表情;官员们返回衙门去办公;毫无气馁的小贩;最后还有哼着“涅瓦两岸不幸”的赫瓦斯托夫伯爵。而“寒风”在诗文中也是这样展开的:
骤起阴风。黝黑的波浪
扑向码头,责备的怨诉
敲击着光滑的阶沿
像是含冤人在哀求法官
靠在那紧闭不动的门前。
无力敲击阶沿的波浪和含冤人形象的对照充满激情,它突出了主人公叶甫盖尼的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表现了他那令人心酸的冤情。提纲结尾的“马”、“彼得大帝纪念碑”、“岛”在作品中也得到形象化的表现,作品描写了叶甫盖尼同青铜骑士最后一次相遇,“可怜的疯子”的愤怒和驯服,“威严的沙皇”的追逐,以及主人公最后的灭亡。
通过《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青铜骑士》几段提纲和作品诗行的对照,可以看出普希金的创作过程有很强的目的性和构想性,然而作品的诗行又不是提纲概念的形象图解,而是将提纲的概念化为充满情感的艺术形象。我认为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在诗人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思想、情感和形象始终是不分离的,他笔下的提纲是蕴含着情感和形象的概括性的提纲,他笔下的形象又是渗透着思想和情感的艺术形象。
思想、情感和形象的和谐统一是普希金艺术思维的特征,对于这个特征的分析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一部作品能否取得成功,并不是在作品出版的时候才见分晓的,作品的命运应该说在作家开始创作时就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创作如果从生活出发,同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思想、情感和形象始终是紧密结合、不可分离的,那么他的作品肯定会取得成功;相反,一个作家的创作如果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而且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思想、情感和形象又始终不是紧密结合的,而是割裂的、脱离的,那么他的作品肯定要遭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