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代之前民间塾师的产生与发展概况

一 民间塾师的产生

一般认为，民间塾师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学校及教师则出现较早。夏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教育的场所——学校。据《孟子·滕文公上》载：“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1]特别是西周时期，出现了教育的场所——塾。《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2]塾的本义是古时门内东西两侧的堂屋。《周礼》曰：“五百家为党，万二千家为遂。”郑玄注《周礼》:“闾，二十五家；族百家。”从古人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塾为闾学，其范围是二十五家。因此，“塾”和“庠”“序”“校”虽然都是地方政府办的教育机构，“塾”只是闾办的学校，其办学规模上比“庠” “序” “校”小得多。西周时的“塾”是乡校，和后来的私塾并非同一个概念，但却是“私塾”称谓产生的源头。夏商时期还没有“师”的称呼，而西周时期学校的教师已经称“师”了。西周时教师之所以称“师”，就是由于教师起源于军官，最初学校的教师由称为“师氏”的高级军官担任。当时实行的是“官师合一”的制度，学校的教师都由官吏兼任，官即是师，师即是官。教师还没有完全地从官吏群体中独立出来，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社会职业群体。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一批王朝或诸侯国的文化官吏纷纷流落民间。一些文化官吏把出卖知识作为新的谋生手段，因而便成了历史上第一批出卖知识文化糊口的士。与官学对立的私学也在这时应运而生。一般认为，春秋末期孔、墨两大学派，首开私人讲学之风。[3]孔子首创私人书塾，实行有教无类，众多平民子弟可以接受教育，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孔子也就成了历史上最早的民间塾师。当然，在孔子以前或同时期从事私人讲学的也许另有其人，但是由于记载的缺失与历史的久远，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随后的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时的私学，一位私学大师就是一个私学学派，其传业授徒的目的是使自己学派的理论有后继者坚持、维护和进一步完善，并试图使自己学派的政治思想为统治者所用。总的来说，春秋战国时期，塾师已经成为一个谋生职业，他们把教育带进了民间。自此以后，民间塾师承担了整个蒙学阶段和部分经学阶段的教学任务，为我国基础教育的普及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 民间塾师的发展

自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产生之后，民间塾师的命运就一直与统治者对待私学的态度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整个古代社会，不管统治者是禁止私学还是鼓励私学，民间塾师的教学活动一直在民间秘密或公开地进行，使我国古代的许多优秀文化得以保存。

私学在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代就遭到了厄运。秦始皇焚书坑儒，首禁私学。鉴于私学横溢，各学派著作流传，故禁私学的首要措施，则为消灭这些带来混乱根源的书籍。《诗》《书》、百家语民间所有者必须烧毁，只有博士官可以保留，这样图书就被保留于官府，民间无书，私学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民间仍有部分塾师藏书、秘密授徒。孔子八世孙孔鲋在焚书令下达时，冒死藏《论语》《尚书》《孝经》于壁中，“以待其求”，继续授弟子常百余人。司马迁过鲁时曾见到诸生习礼盛况，以至于流连忘返，“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4]。很多儒家经典依赖私学授徒的儒学大师而保存下来，流传于后世。

汉代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文化包容的政策，私学再度兴起。汉初，统治者尚无暇顾及兴学施教，文化教育事业更依赖私人教学维持，而汉初在文化事业的恢复和建设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许多名儒学者，有不少就是秦朝以来隐匿民间的私人讲学大师及其弟子门徒。汉武帝时期，根据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兴办官学，立五经博士。私学不但没有因此而停顿，反而在官学发展的影响下进一步繁荣。汉代的私学教育可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以“书馆”为主要形式的蒙学教育；以“乡塾”为主要形式的一般经书学习；以“精庐”或“精舍”为主要形式的专经教育。“书馆”的出现，是汉代私学发展的新特点。王国维说，“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 ‘书馆’，其师名曰 ‘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5]。书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书师以家室或公共场所，坐馆施教，附近学童入馆就学，人数数名、十数名、数十名不等，有的甚至多达百人至数百人；另一种是贵门富户聘书师来家施教，本家或本族学童在家受教。“乡塾”教师称“塾师”或直接称“孝经师”，主要学习《孝经》《论语》《尚书》《诗经》等。“书馆”和“乡塾”教师与明清时期的塾师在内涵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汉代在塾师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此之后，塾师这一职业群体内部就有了蒙师和经师两种不同类别。

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动乱之中，官办教育时兴时废，而私学却香火不断。那些私学大师们对当时文化的传授和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一时期，儒学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再也没有坐上独尊的宝座。名法思潮、玄学、佛教、道教，相继风行一时，呈现出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除了私学教师们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巨大贡献外，家学在这一时期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隋唐时期，由于科举制的确立，私学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内容。隋朝至唐初的高宗时期，私学的发展基本沿袭传统，汉魏以来大规模经学私人讲学仍较兴盛。武则天以后，传统的经学私人讲学走向衰落，蒙学性质的私塾得到较快的发展，塾师队伍也随之不断壮大。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敕：“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6]国家从政策上允许私人办学，并给予私学定位，这在私学发展史上尚属首次。这一时期的蒙学教育除了私塾外还有乡校。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7）下诏：“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弘长儒教，诱进学徒，化民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7]唐代乡村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有启蒙识字读物（如《千字文》《蒙求》等）、儒学经典和诗赋三类。如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8]乡校并无政府固定供给的经费，往往一所小学只有一个老师，主要靠一些束脩和个人资助等维持，具有民办官助的性质。唐代中后期“乡校大起”，对塾师的需求也在增加。

经过隋唐的发展，到了宋元时期，民间蒙学已经相当发达，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宋元时期蒙学除了唐以前的乡校、私塾等广泛存在外，还出现了“冬学”“社学”等特殊形式的学校。如南宋时人在《都城纪胜》中的《三教外地》记载：“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9]“冬学”是在农闲期间为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民子弟提供最基础的识字教育。据陆游记载：“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 ‘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10]社学为元代首创，并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元代规定“五十家为一社”,“每社立一学校，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子弟入学”[11]。宋代大量蒙学教材涌现，如《童蒙训》《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其中《三字经》《百家姓》的影响力最大，成了明清时期蒙童的必读教材。总之，宋元时期，蒙学已经相当发达，塾师的队伍在不断扩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

明代民间塾师的数量在宋元的基础上继续增加。明代中期以前塾师的数量并不是很庞大。在塾师的内部，充任塾师的主要还是一些儒士、举人监生和退居官僚，而生员和童生还没有占据主体地位。[12]儒士、举人监生和退居官僚毕竟数量有限，可以想见当时塾师的数量还不是特别庞大。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完善，加上政府的大力提倡，民间教育的普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塾师群体急剧地膨胀，在数量上超越了以往任何朝代。万历时期的松江府，“虽乡愚村僻，莫不置句读师以训蒙童”[13]。明人张岱也说：“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14]塾师富余人才的增多，必然会增加“觅馆”的难度，引起塾师之间的竞争。这一现象在明代中叶以后非常普遍。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有一段关于《师法》的精彩议论，道出了师风的变化及原因。他写道：

数十年前，士人多能持师道以训子弟，如李翰峰、焦镜川、董侣渔、赵高峰、黄龙冈诸先生，皆方严端正，不为苟言。课荟勉德，彬彬有条，经书性鉴，岁必一周，优劣劝惩，严如朝典。以故士游其门，文行皆可观。主人尊敬之如神明，少不合辄拂衣去。其子弟亦敬之而爱之，即既贵显老大，执礼惟谨，毋敢慢也。后或富贵之家，才有延师之意，求讬者已糜集其门，始进既不正矣。既入馆，则一意阿询主人之意，甘处亵渎而不辞。甚且市欢于弟子，恐其间于我父兄，一切课督视为戏县矣。又有一种黠者，诱其弟子，接纳显贵，卖鬻声名，缘考试，以盅其主人。呜呼！师法之不严至此极矣。先入者为之主，欲求弟子之卓然有立，可不慎哉！[15]

从这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师法的变化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是塾师之间为了馆地而竞争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现象在小说中也有记载。在明末古吴金木散人编写的《鼓掌绝尘·月集》中，塾师王瑞和李八八为了争一个肥馆，大打出手，斯文扫地。[16]总之，明代民间塾师的数量超越宋元，为清代乡村塾师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