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研究现状
文学史书写研究随着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著出版就已有之，那时多是批评解读的性质。较早出现的专门的文学史理论研究应该以朱星元的《中国文学史外论》[1]为代表，其在1935年就以专著的形式讨论了文学史的定义、目的、范围、方法论、写法、分类、起源与进展等问题。中国新文学史编撰研究也随着文学史著批评开始起步，如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2]在1933年出版之后，就引发了众多批评文章，此后关于新文学史编撰研究多以这类批评文章为主。就新文学史编撰史而言，新时期初邢铁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述评》[3]具有开创之功。1995年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4]得以出版，引起学界轰动，由此开启了研究中国新文学史编撰的学术方向。
其中成果最多的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史研究。很多知名学者出版了学术专著来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史，并探讨其未来路径。如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任天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发展史》[5]、董乃斌等的《中国文学史学史》[6]。还有朱德发的《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7]、朱德发与贾振勇的《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8]、温儒敏的《文学史的视野》[9]、钱理群的《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10]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论》[11]、陈平原的《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12]《作为学科的文学史》[13]《假如没有“文学史”……》[14]、陈国恩的《学科观点与文学史建构》[15]、王泽龙的《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综论》[16]、朱晓进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阈》[17]、黄万华的《中国和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18]、陈国球的《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19]、张传敏的《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研究》[20]等，这些专著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现代文学史家、文学史著、文学史观以及教育体制等之间纠缠交错的关系进行了综合探索。曾庆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论》[21]、徐瑞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22]、许怀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史论》[23]、冯光廉和谭桂林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24]、黄修己和刘卫国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25]等在整体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学科史之时，都关注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胡希东的博士论文《1950—1980新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观念研究——以现代派为参照》主要是对1950—1980年新文学史著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学史观念进行研究；罗云峰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建构——从清末至抗战前的一个历史考察》对现代文学早期的文学史书写进行了考察；王瑜的博士论文《重审与重构：现代文学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研究》[26]也是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张伟栋的博士论文《李泽厚与现代文学史的“重写”》[27]研究了李泽厚与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关系。
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史研究近来也日受重视。贺桂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28]中将当代文学史编撰置放在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框架中考察。王春荣、吴玉杰的《文学史话语权威的确立与发展》[29]讨论了中国文学史学科、研究方法、当代文学史观、文学史家及其经典文学史著等议题，较全面整理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目录。杨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2009）》[30]研究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讨论了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得与失。还有古远清、席扬等人的论文宏观勾勒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的发展与变迁情形。笔者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研究》[31]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中的史家立场、叙述声部和述史情节进行了理论探讨，对中国当代文学史著进行了较全面的目录整理。魏崇新、王同坤的《观念的演进：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32]也曾论述中国当代文学史观。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33]详细论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之间的复杂关联。李杨的《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34]、旷新年的《写在当代文学边上》[35]和《文学史视阈的转换》[36]等反省了文学史书写的权力话语、范式转换等问题。於可训的《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37]、吴秀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38]、程光炜的《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39]和《当代文学的“历史化”》[40]、杨匡汉的《中国当代文学》[41]等论及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模式、文学史概念、时空结构、内容与体例、潜在制约以及发展态势等。笔者的《现代中国文学整体化历史编撰研究》[42]则研究了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之名将现代中国文学整体化历史编撰的文学史著。
中国台港及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研究近来也取得不少成绩。魏崇新、王同坤的《观念的演进：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43]涉及林曼叔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古远清的《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44]将较多中国台湾学人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置于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范围内进行了讨论。陈国球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45]探究了不同时代不同类别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框架，考察了叶辉的中国香港文学史书写。王宏志的《历史的偶然：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46]关注了中国香港学人所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陈岸峰的《文学史的书写及其不满》[47]讨论了中国内地不同时期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笔者的《台港及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研究》[48]则对中国台港及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进行了整体观照和系统考察。
随着中外文学交流日渐增多，一方面，在中国的很多外国留学生开始注意到他们本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情形。来自越南的留学生裴氏翠芳的博士论文《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越南》介绍了越南学者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情形。来自韩国的留学生郑英姬的硕士论文《试论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梳理了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历史。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在国外的研究状况。张柠、董外平编的《思想的时差——海外学者论中国当代文学》[49]，钱林森编的《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50]等都是重在收集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单篇论文。彭松的博士论文《欧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向度和张力》、余夏云的博士论文《作为“方法”的海外汉学——以英语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例》、刘江凯的博士论文《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51]、刘伟的博士论文《“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竹内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为中心》等，他们或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整体研究对象，重视具体学人、学派的学术思想，或重在中国现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其中也涉猎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研究。
这里只是点录了研究中国新文学史编撰的学术著作，就已琳琅满目，还没有列举陶东风、董乃斌、葛红兵等研究文学史理论的著作，也不包含刘增杰、谢泳等研究新文学史料学的著作，遑论那些数量庞大的期刊论文。这说明文学史研究已经或正在成熟，有关专家所呼吁的文学史学科在不久有望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