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我的作品大概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都在描述和中国唐朝有关的东西……[1]
——佐藤春夫
佐藤春夫（1892—1964）作为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和翻译家，在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创作了为数众多、涵盖多种文学体裁的经典作品，并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与中国古典文化之间缔结了一生未了的不解之缘。据日本学者须田千里对日本京都临川书店出版的《佐藤春夫全集（校定本）》（1998）第28—34卷整理的结果显示，其中日本文学关系类作品占两成，西欧文学关系类作品不到三成，而中国文学关系类作品竟超过了五成，这可以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同时也显示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及改编在佐藤春夫文学中所占据的异乎寻常的地位。[2]也正由于此，在西学盛行的近代日本，佐藤春夫之于中日文化关系的作用无疑是相当重要的。正如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好先生在其《佐藤春夫先生与北京》一文中所指出的：“佐藤先生的文学对我国近代文学运动来说是一个指南针。可以说中国文学的翻译和传播是自先生而开始的。”[3]
江村北海曾在其《日本诗史》一书中专门阐述了中日诗歌的关系，他说：“夫诗，汉土声音也，我邦人不学诗则已苟学之也，不能不承顺汉土也……”[4]同样，探讨佐藤春夫与中国古典文化之间的关系，汉诗亦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节点。究其原因有三：第一，佐藤春夫创作了大量的与中国古典文化有关的作品，并不遗余力地从事汉诗的翻译，译诗数量多达约200首。第二，他突破了日本传统的汉诗翻译模式“训读法”[5]，以古典的文雅定型句式进行翻译，为日本近代读者接受汉诗开辟出一方崭新的天地，更成功扭转了汉诗在近代日本的颓败之势，甚至重新点燃了日本文坛翻译汉诗的热情；第三，他对汉诗的偏爱超越了其他中国古典文化形式，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古典诗歌诗句的借鉴和引用，如在他的成名作《田园的忧郁》中，便出现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裴说的《蔷薇诗》、杨万里的《和张功父送黄蔷薇并酒之韵》、储光羲的《蔷薇篇》、谢朓的《蔷薇诗》等诸多著名诗作中的诗句。此外，他还发表过很多有关汉诗的评论性文章，对汉诗的行文特点及内蕴等进行了探讨，如《汉诗的翻译》（1936）、《美的世界》（1920）等。他本人更是从不避讳自己对汉诗的喜爱，承认自己是汉诗的忠实拥趸，在其《支那杂记》的序言《唐物因缘》一文中，他说：“……我很早之前就喜欢读李太白的诗，但即使找到了注释本，我自己也无法写出这样优美的诗句，甚至直到现在也没有达到充分地理解它。因此，我坚信唐诗比古今东西的任何诗词都要完美，并且为之倾倒着迷。”[6]由此不难看出，汉诗在佐藤春夫与中国古典文化的交际中俨然发挥着“中心纽带”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佐藤春夫汉诗翻译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日两国后学在探寻佐藤春夫与中国古典文化关系时高度关注的一个侧重点。但虽同为侧重，两国研究方向却既有差异又有类似。
首先，日本对佐藤春夫汉诗译作的专门研究要早于我国，大约是始于由浦池欢一写作的《佐藤春夫与中国诗》（1961）一文。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一个研究的小高潮，主要有吉田精一的《日本近代诗鉴赏》（1980）；日南田一男的《埃兹拉庞德与佐藤春夫——以中国古典诗的翻译为中心》（1984）；吉川发辉的《佐藤春夫的〈车尘集〉中国历代名媛诗的比较研究》（1989）；原田新贞的《中国文学与佐藤春夫——以汉诗为中心》（1970）；小林彻行的《〈车尘集〉原典考》（1995）；中岛洋一的《日本近代诗对中国文学的接受》（1997）；半田美永的《佐藤春夫研究》（2002）；远藤郁子的《佐藤春夫作品研究——以大正时期为中心》（2004）；高田瑞穂的《佐藤春夫——大正后半期文学的标示》（1964）等等。从研究角度来看，日本学者的侧重点有两个：其一是以考据或者对勘等手段对其译介汉诗的出典、底本进行考察；其二是从翻译手法、翻译策略及译诗形式等入手，对佐藤春夫汉诗译作在日本汉诗日译领域中的影响和得失进行分析。我国相关研究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也可分为两个研究方向。第一个方向基本与日本方面角度相同，如江新凤的《佐藤春夫与中国古典诗歌——论〈车尘集〉》（1991）；张文宏的《佐藤春夫与中国古典——美意识的受容与展开》（2014）；朱卫红的《佐藤春夫〈车尘集〉与古典和歌的交涉》（2001）；张竞的《大正文学与中国：以佐藤春夫〈车尘集〉的〈秋之泷〉为中心》（2002）；沈琳的《佐藤春夫〈车尘集〉的翻译研究》（2011）；齐珮的《佐藤春夫与中国古典闺秀诗——以〈车尘集〉的编选为视点》（2014）；等等。第二个方向则主要是针对佐藤春夫“中国古典诗歌偏好”（亦可称为“支那趣味”“中国趣味”）成因的研究。包括李雁南的《大正日本文学中的“支那趣味”》（2005）；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稿》（2009）；叶渭渠的《日本小说史》（2009）；王书玮的《大正作家的“支那趣味”——以佐藤春夫和芥川为中心》（2011）；丁孟莉的《佐藤春夫游记中的中国趣味》（2012）；王广生的《再读〈车尘集〉——从日本近代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谈起》（2012）等等。
其次，从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虽然看似我国对佐藤春夫的“中国古典诗歌偏好”成因之研究较日本深入，但实际上在上述日方的文献资料中对这方面内容均有所分析，即使存在一定的切入角度的差异，但其深度和广度并不亚于中方的研究。因此，可以说，我国的研究视域基本是与日本相接近的，若在此基础上考虑时间因素，事实上是中国在这一方面一直在借鉴、追随日本的研究。而就方法论而言，着眼于纯学术层面进行探索则成了当前中、日两国之于佐藤春夫与汉诗关系研究的一个共同标识。然而，事实上佐藤春夫并不是一个仅以纯粹的“学术”考量即能得到完整阐释的作家。众所周知，佐藤春夫被称为大正文坛最彻底的唯美主义文学家[7]，他的许多早期作品（1937年之前）都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纯粹文学艺术家对政治的鄙视。然而，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佐藤春夫却突然放弃了这种文学追求，放弃了哀吟人生的虚无和无常，摇身变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国策作家”，开始以文学手段对近代中国大肆进行“杀戮”，甚至因此而诋毁他的中国密友[8]……毋庸置疑，他这种以文学和政治进行联姻，协助日本在亚洲建构“大东亚共荣圈”的行径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造成了难以言表的伤害。我们由此需要认识到的是，罗马并非一日建成，他的这种变化也绝不会源于突发奇想，他所表现出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更不会是一蹴而就，必然与其原初的文学观、中国观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这一角度来说，佐藤春夫所演绎出的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追随显然就不是他自己所宣称的“兴趣所至”那样简单，其更有可能是近代中日文化关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由具体的个体推演出的一种文化政治现象的外显。因此，无视佐藤春夫的这一角色担当之动机，或者像某些人宣称的那样，将其对中国古代和近代前恭后倨的态度割裂并分而治之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需要明确的是，中、日两国学界之于佐藤春夫出现上述偏向于“学术”的研究态势有着复杂的成因。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侵华战争历时八年，最后以日本战败告终。客观地说，这对于亲身体验过“甲午之战”胜利狂喜的大正时期的日本国民，尤其是文人来说，可谓是一个“悲愤交加”的消息，毕竟“大正时代是日本人对中国最不怀敬意的时代，（中略）此一阶段日本人对中国的蔑视到了绝顶……”[9]因此，战后当需要对佐藤春夫等“国策作家”的战争责任进行清算时，素以严谨细致、实事求是著称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却都保持了缄默，具体体现在文学研究层面，即是以“学术”形塑其人及文学的内涵，回避其文学与政治进行勾连的事实。这一方面说明战后日本学术界被一种复杂的民族情绪所左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日本没有经历过战事的新生代学者轻慢或者忽视历史的研究态度。
我国对佐藤春夫的研究虽然在形式上与日本的“回避”有着异曲同工之势，但其内质却大相径庭，称之为“拒绝”更为适宜。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建构起了一种二元对立阶级论的分类模式，一切对立面，诸如佐藤春夫之类的作品和文学史实全部被摒弃出局，甚至相关文献和资料都被禁锢封存。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对日本近代文学的研究终于迎来了高潮期，但这种研究是在一手研究资源极度贫匮的前提下展开的。这在佐藤春夫这个长期受到“拒绝”和“冷落”的、身份敏感的日本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就这一现实状态而言，我国在一定时期内追随日本前学的研究方向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我们并不否认通过对佐藤春夫译诗作的学术性考量去探究佐藤春夫与中国古典文化之间关系内涵的正确性，但如前所述，佐藤春夫中国观的生成和发展有着必然的连续性，是其一切文学行为生发的根基，故单纯地以“文化日本”面相框定佐藤春夫，而无视隐藏其后的“武化日本”的真容，势必会导致对他认识的局限性，从而削弱学术界所承担的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所进行的批判性思想资源汇集的责任。也正由于此，1977年，日本学者祖父江昭二、伊藤虎丸等即提出，对佐藤春夫应进行全面性研究，不能刻意回避或选择性强调某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建立起具有一致性的佐藤春夫论。[10]在我国，王升远教授也在其《关注侵华时期日本文化人的涉华创作》（2013）一文中指出：在某些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在日本文学视域中“不愿重提”的“往事”，置换到中国的研究视野中便不能不提——学者的立场应是“拒绝遗忘”。所谓“拒绝遗忘”，首要的是对被忽视、被遮蔽作品的考古发掘与再评价，将之作为在材料、视野、观念与方法上发现、反思、修正日本近代文学史、文化史、新闻史乃至思想史的契机，甚至以此为基础，在现实层面上，通过对日本文化人涉华活动、创作的全面呈现、冷静辨析，走向对其涉华战争责任的追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对事涉侵略/被侵略、加害/受害、正义/非正义等战争框架下的论题，倘若失却中国学者应有的批判立场，丧失了“作为中国人的日本研究”之自觉，不仅将丢掉本有的研究优势，更将导向一种危险境地。[11]就以上观点角度来说，挖掘佐藤春夫迷恋中国古典文化（汉诗）的真实动机及其思想流变过程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研究者之责任。当然，这种挖掘并非对其与中国古典文化之关系的刻意丑化，更不是否定其所发挥的正向作用。我们只是希望将佐藤春夫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置放于美学性、政治性、文学性的整合面上进行综合探讨，以此来还原一个真实的、全面的佐藤春夫，而这显然比单纯的线性学术性考量更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
[1] [日]佐藤春夫：「唐物因縁」，『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22巻），臨川書店1999年版，第179頁。
[2] [日]须田千里：『佐藤春夫と中国文学（上）』，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176頁。
[3] [日]竹内好：「佐藤春夫先生と北京」，『竹内好全集』（第14卷），筑摩書房1981年版，第5頁。
[4] 孙立：《面向中国的日本诗话》，《学术研究》2012年第1期，第144页。
[5] “训读法”是日本传统汉诗日译方法，即在保留汉诗汉字的基础上，在汉字旁加上假名，标出日语语音，再通过在汉诗原文上加上“一、二、上下、甲乙丙丁”等先读、后读等符号，使之顺应日语语言习惯。
[6] [日]佐藤春夫：「唐物因縁」，『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22卷），臨川書店1999年版，第181頁。
[7] 齐珮：《日本唯美派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年，第209页。
[8] 1938年，佐藤春夫以《亚细亚之子》一书影射郁达夫和郭沫若，宣扬中日双方文化人对日本军事扩张和文化霸权主义的肯定与认同。
[9] [日]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7—10页。
[10] [日]祖父江昭二、伊藤虎丸等：『共同研究：佐藤春夫と中国』，『和光大学人文学部纪要』第12号，1977年。
[11] 王升远：《关注侵华时期日本文化人的涉华创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18日第B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