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代东亚报刊与“世界知识”的互动空间

一

1898年春天的唐才常（1867～1900），正在长沙肩负编辑《湘报》的工作，那也正是清朝讲求“变法”，推动“新政”的时候。唐才常笔耕不辍，宣讲世界大势，为变法维新的时代风潮张目。有趣的是，观察一下他的立论来源，实在是广泛至极，令后世探索他思想世界的史学工作者惊异不止：僻处长沙的唐才常，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寻书觅报，既扩张自己的“思想资源”，也强化了自己立论畅说的说服力？[1]唐才常旁征博引，声言当时“湖南新政”的局面竟然广受日本方面的注意，日本政教社创办的《日本人》[2]里的言论，就是他鼓动湖南同乡的依据：

才常又见日人新出一报，名其端曰《日本人》（以日本人三字名报，甚奇），所言多中国事。其胪中国名大臣，则首督部张公、抚部陈公，称陈公振湘政，尤津津不一二谈，又从而帜之曰湖南党。自余则艳称南海康工部门下诸君为狮子吼。于是湖南之名重五洲，泰西泰东则莫不引领望之，曰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唐才常喟然而叹曰：微日本言，吾几忘吾湘人之大有为至于如此，吾几忘吾湘人之受抚部赐与一时救世君子恢张能力以存种教之功至于如此！……[3]

回到历史的本来场景，可能正是政教社成员之一的佐藤宏以《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为中介，将《日本人》寄到《湘报》编辑部，[4]遂让唐才常有机会阅而读之，笔走龙蛇。然而，政教社以《日本人》为触媒，和清朝治下投身于报刊事业的士人结交相联，并不是日本报刊界偶一为之的罕见个例。当时比《湘报》发行量更大，影响更广的《时务报》，则俨然是辐辏所集，《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与日本报刊界联络，也是兴致盎然。汪康年曾将《时务报》的缩印本寄给《大阪朝日新闻》，请其代售推广，《大阪朝日新闻》也刊出介绍《时务报》的文稿，[5]双方俨然有意合作。[6]在近代日中关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团体“东亚同文会”，参与其创建工作的白岩龙平，既寄奉《日本人》给汪康年，也推动《中外时论》和《时务报》的交换工作，并在日本代售《时务报》。[7]汪康年与日本往来密切，以致友人如山本宪[8]，为了报答获赠《时务报》的友谊，甚至主动投寄他阅读《朝日新闻》的“摘译”文稿；[9]当“东亚同文会”的机关报之一《亚东时报》在上海创刊（1898年6月25日）时，汪康年本人则为之撰《〈亚东时报〉叙》，[10]表达支持之意；彼时甫辞卸《湘报》编辑工作，离开长沙的唐才常，也参与了《亚东时报》的创办工作，“为报务牵缠，几无暇晷”。[11]

在汪康年、唐才常的个例之外，放宽我们的观察视野，近现代中国报刊从日本取材者，报刊的从业者与日本有密切关系者，实不知凡几。近现代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杂志《东方杂志》即为其一，[12]姑举数例：

《论欧洲外交之变迁》（录甲辰第三号外交报译日本国民新闻），《东方杂志》第1卷第3号，1904年5月10日。[13]《论日俄战争足以正政论之谬》（译日本明治三十七年九月东方协会会报），《东方杂志》第2卷第2号，1905年3月30日。[14]

至1910年代，亦复如是，仅以1919年7月1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16卷第7号而言，便刊布多篇译稿（见表1-1）。

表1-1 《东方杂志》第16卷第7号所刊译稿

至如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报界拥有独特地位的《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创刊始，也屡屡利用日本报刊的资料，提供关于世界大势的新闻信息。以1902年7月16日《大公报》的“译件”部分为例，刊载14则新闻，来自日本报刊的信息即达8则，分别取材于日本的《大阪朝日新闻》（2则）、《国民新闻》（3则）、《万朝报》（3则）；1902年9月3日《大公报》的“译件”，刊载13则新闻，7则取自日本的《东京日日新闻》。凡是可见，正在起步的《大公报》，以来自日本报刊的新闻，作为自身成长发展的动力之一。

下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代表刊物之一的《新青年》，也刊有直接译自日本报刊的文稿，例如：

桑原隲藏：《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J.H.C生译，《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15]

胡适读到桑原的这篇文章，大生感怀，对桑原主张“采用科学的方法”研治“中国学”，颇有同感，对桑原声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也大发感怀；[16]日后胡适倡言“整理国故”，尝倡说要“下一番真实的工夫”，让“国故”成为“有系统的”学问，[17]其思绪所及，则是一脉相承。显然，在胡适的思想世界里，关于“整理国故”的主张与论说，日本方面的影响自是一股潜流。[18]

至于《新青年》引介的“新思潮”，更颇有泉源于日本报刊者。如李大钊的《战后之妇人问题》（《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基本上便是山川菊荣的《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妇人》（原刊日本《中外》1919年2月号）之翻译。[19]即使是学生辈创办的刊物如《新潮》，刊布之文稿，亦有取材于日本报刊者，如谭鸣谦（即谭平山）即从日本《太阳》杂志取材，译出《劳动问题之解决》一文。[20]同一时期努力图谋革命事业之再起的国民党人，也重新步上接触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潮的渠道，[21]来自日本的书籍报刊，则犹如指南针一般，如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刊载这个主题的文章，参照《新社会》《批评》《社会主义研究》《改造》等日语杂志新闻而写成者，更是繁多难数。[22]其他例证亦多，不再一一详举。凡此可见，报刊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时代”里，固然扮演了独特而且影响深远的角色，既是新闻信息的传递者，也引介了各式各样的新思想，刺激带动了政治社会意识的变迁。[23]可是仔细分析，日本则好似“看不见的手”，提供了相当的动力来源。因此，如果能够注意报刊上各式文献的取材依据，显然会深化我们对这个“转型时代”的认识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