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21世纪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生产过程沿全球价值链（GVCs）的分割。这主要是制造业的一个特征，也是工业产能国际合作的重要因素。尽管被称为“全球”，但这些价值链通常是区域性的，三个主要中心分别在北美、欧洲和东亚。其中，东亚见证了最显著的全球价值链发展，由此产生了“亚洲工厂”的概念。
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对定义和测量缺乏共识。2015年12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全球价值链和发展报告》（Global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解决了这些问题，但也得出结论：“全球价值链具有异质性，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分类分析才能加深理解。”
整合的投入产出数据的可获得性增加，以及测量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适当指标的开发，使研究人员能够更深入地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和升级的实证规律；结合企业调查和案例研究，描绘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分布，并确定成功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及在价值链上升级的决定性因素。本报告汇集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联合研究项目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重点分析了亚洲经济体对全球工业生产分割的参与。
第一部分以宏观视角，利用相关的投入产出表刻画了亚洲地区长期以来在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在宏观层面，进一步分析并确定了与成功融入全球价值链相关的因素、参与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是否导致结构变化，以及全球价值链通过排放变化对环境的影响。虽然贸易自由化和运输成本降低是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割的先决条件，但宏观分析显示，各国和各行业的情况存在巨大差异，基础设施、制度，以及工业能力和技能，都会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参与。
第二部分采用企业调查和案例研究的方式，对中国、印度和越南个别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以更好地理解成功参与和升级的驱动因素与结果。为了加深在企业层面的理解，报告重点关注服装和电子行业，这些行业一直是亚洲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虽然一些证据表明，投资激励和建立经济特区可能会鼓励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但外商投资的作用因国家而异，投资决策更多地依赖良好的基础设施、廉价且熟练的劳动力和其他决定因素。反复得到验证的一个研究发现是：虽然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提高工业竞争力，但存在较强的反向因果关系；已经存在具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可能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先决条件。微观数据还凸显了全球价值链的异质性以及全球价值链参与模式的异质性。
从异质性的研究结果中得出的主要政策结论是，全球价值链为提高制造能力提供了更多机会。同时，决策者不能假设参与全球价值链会自动带来这种结构性变化。结果取决于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和产品质量领域的具体地位。必须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这有利于获取技能，或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内部或外部经济发展的其他特征。总之，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助于经济发展，但不是成功的捷径，全球价值链升级发生在有利于发展的环境中，而不是独立于这样的环境。
对决策者而言，重要的是不要将参与全球价值链或全球价值链升级视为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的目标。一个均衡的评估应该权衡利弊。龙头企业可能试图将环境标准更宽松的国家吸引到全球价值链中，将其作为污染密集型活动的供应商。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制造业就业，但同时也使东道国进一步远离可持续发展目标。
哪些因素推动了全球价值链参与？
全球价值链现象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国际贸易成本降低密切相关。然而，还有很多因素可能影响一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前景，包括基础设施、融资的可获得性、熟练劳动力以及更为重要的制造业竞争力。参与全球价值链不是自动进行的，而是必须存在最基本的条件，这些因素甚至可能影响升级的轨迹。
贸易自由化发挥作用。顾名思义，全球价值链是跨境运营的，因此依赖贸易作为整合分散活动的工具。贸易自由化通过放宽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使货物的国际流动更容易、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多边和双边协议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壁垒，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参与。随着关税水平的下降，人们越来越关注贸易便利化和边境后贸易壁垒。在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自由化的贸易环境中，本土制造业竞争力和劳动者技能水平等因素，对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越来越大。
大地理环境至关重要。一个国家/地区如果邻近经济中心，那么更有可能融入围绕该中心运营的全球价值链。邻近性使得运输成本降低、交付速度加快，而共同族群网络和共有规范制度的存在能增进信任，并降低交易成本。以“雁行模式”为代表的亚洲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案例，体现的是出口导向型工业活动从亚洲较发达国家/地区向邻近的经济欠发达国家/地区的流动；韩国和中国台湾参与了日本的全球价值链，中国大陆依赖与中国香港的联系，而新加坡最初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价值链中心。价值链通常是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本报告的一些研究发现，印度和越南在以东南亚和中国为终点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日渐提高。区域和双边贸易及投资协定可成为减少贸易相关成本，进而促进全球价值链参与的重要工具。
小地理环境同样重要。一国内部，工业特区可通过提供比该国其他地区更加自由的制度环境，创造集群效应，来吸引全球价值链。在区域内投资设厂，可以改善对专用基础设施、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和其他共享资源（如技术研究机构或环境基础设施）的利用，还有利于参与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识交流。中国在创建特区、吸引外企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越南近年来也是如此。然而，对越南开展的背景研究显示，工业特区内的企业往往与国内企业产生较少的后向关联，说明虽然工业特区可能有效地吸引了投资，但仍要格外重视提高国内企业在特区内的参与度，或改善区内和区外企业之间的联系。
不应高估投资激励。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和扩张，与美国、日本、欧洲的龙头企业，以及近年来源自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工业活动的离岸外包有关。为吸引这些活动，一些低收入国家，主要是东亚、东南亚和中美洲国家，推行慷慨的投资激励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降低所得税、减少或取消进口关税、为特区内的公用事业费和土地成本提供补助。尽管中国和越南的案例研究证据广泛支持“投资激励与融入全球价值链呈正相关”的预期，但使用宏观数据进行的跨国计量分析并不支持这一假设。这可能是因为外国投资者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因国家而异（如在越南较高、在印度较低），或者因为外商投资不仅与一揽子政策有关，还与廉价且熟练的劳动力供给、可靠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因素有关。一般而言，决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并不是单一的因素，而是各种各样的条件。
提高制造业竞争力居首位。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通过技术转让和其他学习形式提高工业竞争力，但也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即发展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行业可能是成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先决条件。后一种机制与全球价值链理论是一致的。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供应商的成本和能力是推动龙头企业外包或离岸生产的一个因素。国内企业缺乏竞争力可能阻碍其融入全球价值链。在越南，当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较低，因为外资企业找不到符合其质量要求的当地供应商，外资企业之间的生产联系比外资企业和当地企业之间的生产联系更紧密。也就是说，尽管全球价值链内部联系的发展可能与升级更相关，但首先需要一些工业能力来建立联系。
参与全球价值链需要投资，投资需要融资。融入全球价值链需要建立生产设施，升级需要对有形资产（资本设备、技术许可）和无形资产（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培训、干中学）进行投资。通过使融资变得更容易，金融发展可以提高企业参与价值链和沿价值链升级的能力。
哪些因素推动了成功升级？
如果成功参与全球价值链取决于某些基本条件，包括制造能力的发展，那么成功的升级则更多地取决于广泛的支持体系。背景研究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是，确保全球价值链参与并不足以保证升级，这取决于企业和整体经济的吸收能力。
融入价值链不会自动促成升级。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企业之间生产联系的发展可以成为重要的知识来源，从而推动成功升级。虽然这是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特征，应该利用它来促进结构转型，但本报告的研究表明，这些好处不是自动产生的，而且在亚洲内部也有很大差异。参与全球价值链对结构转型的积极影响很小；对于参与出口生产的高质量环节的国家来说，好处更大。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可能有很大差异，这反映在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之后的不同发展轨迹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本报告涵盖的国家中，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尤其是中国）在扩大国内增加值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融入价值链有高端路线和低端路线之分。培养技能和投资研发是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驱动因素，但结果因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性质而异。技能水平对前向参与很重要，因为需要生产更先进的产品以用于其他国家的出口，但对于像装配工作之类的后向参与，技能水平并不重要。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增加装配工作来扩大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总增加值，这种工作依赖低技能和不断削减成本，其代价可能是不重视基本的劳工权利和工作条件，以及规避环境法规。另一种策略是通过技能的形成和创新提高生产率，进而从生产中获取更多的增加值。它们分别代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路线”和“高端路线”。通过在提升技能方面的连续性投资，高端路线提供了可持续的升级途径。
不同的价值链有不同的增长潜力。亚洲经济体参与的全球价值链在规模、组织、国际化程度和增长率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此外，不同行业的技术变革也不同，这为供应商带来了各种机遇和挑战。与技术发展缓慢的价值链（如纺织品的价值链）相比，在以技术更新较快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如手机的价值链）中，升级和赶超可能更难。[1]换句话说，存在实质性差异。以越南、中国和印度为例，规模小但不断增长的全球价值链产业和新兴的全球价值链产业，为扩大这些国家的增加值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全球价值链参与必须具有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
不惜一切代价促进产业升级，可能会偏离包容与可持续工业发展的目标。融入全球价值链可以增加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这有利于社会升级。例如，在越南，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为低技能的女工创造了更多的正式工作岗位，这有助于缩小低技能工人的性别差距。由于全球价值链涉及生产跨国分割，而且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环境标准，贸易和生产的新结构可能会影响总体排放量；一些国家及其中间投入品供应商的环境管制较弱，从而会对排放相关的贸易产生影响。考虑到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资源的影响，各国应当避免通过扩大污染严重的生产活动来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是，正如中国的情况所示，监管形势可以迅速调整。
循证政策有助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和升级
全球价值链现象并没有推翻有关工业发展的观点，而是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便利的切入点，因为生产者只需要专注于一项任务，而不必同步打造生产过程各环节（从原料采购到最终产品销售）的能力。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仍然是发展的重要前提。
公共政策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生产者进入全球价值链。降低正式和非正式的贸易壁垒、在边境或港口建立完善的运输基础设施，以及简化和减少国内管制，可以促进贸易发展。建立有可靠公共设施和运输条件的工业园区（最好是环保型），并根据具体情况，建立免征关税和其他税费、简化监管环节的经济特区，可以为全球价值链参与者选址创造有利条件。
引导全球价值链投资的政策工具可能有用，但相对于“没有全球价值链的世界”，这些工具在“有全球价值链的世界”里更重要，实施时需要特别谨慎。经验证据强调了全球价值链成功案例的异质性，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甚至行业内的不同企业之间，都存在异质性。决策者应该认识到提供稳定平台的好处（如提供工业园区），认识到同时支持高效和低效生产者的风险（如实施全行业补贴），还应意识到政策的间接影响（例如，本地含量规则可能鼓励全球价值链内的升级和积极的跨行业联系，但也可以保护低效的投入品供应商，并降低投入品用户的竞争力）。
相关证据普遍证实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创造就业和增加收入的影响。在低收入国家，随之而来的增长往往具有包容性，不仅减少了贫困，还提高了工作场所的性别均衡。应该避开某些陷阱，例如，在走低端融入路线时，应当避免长期陷入低附加值活动，或者充当全球价值链中“污染避难所”的角色。本报告的实证研究表明，精明的决策者、思想开明的管理者和企业家，以及反应迅速的劳动者，有助于避开陷阱，获得收益。
[1]Lee（2013）认为技术变革周期短的行业为后来者的技术赶超提供了更多机会。然而，在全球价值链中运营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是否也如此，还需进一步研究才能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