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控辍保学”现象的追问

通过上述个案，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以下三方面的问题。首先，辍学的普遍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随着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的强有力推行、“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中小学软硬件条件的改善以及民众对学校教育认可度的提高，义务教育普及的目标在边缘地带不断达成。然而吊诡的是，就在义务教育的普及率不断提升的同时，辍学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在特定地区甚至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成为当下中国教育的重要公共话题，引发了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事实上，辍学是义务教育普及的反话题。在普及教育问题上，我们往往持一种不言自明的假设：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教育是不同群体意欲利用和争夺的对象，借此提升子代的社会身份和地位；随着国家教育供给能力的增强，教育资源会越来越充足和丰富，普及教育的问题随之就能解决；教育下乡[4]过程中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抵制，但基层上的宗族、地方势力最终都会接纳学校教育。甚至可以说，正是在地方的积极配合下，教育普及运动才得以顺利展开。

辍学的普遍存在，挑战了有关教育的一系列假设：第一，不同群体对教育资源的利用有着根本差异，城市居民以及较高社会阶层会想方设法争取优质教育资源，特定的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却会主动放弃读书机会；第二，国家教育资源供给能力的提升并没有解决边缘地带深层次的教育问题，国家的教育目标和个体的教育行动并不总是一致的，强制执行义务教育的结果反而引发了学校与家庭的矛盾；第三，地方势力虽将学校教育放在优先的位置上予以认可，但地方文化仍潜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对儿童施加着强有力的和无形的影响，这既为儿童提供了多样化的教育选择，又往往构成融入学校教育的障碍。调查中笔者经常听到这样的表述，“过去是不得读书，现在是有书不读”，即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这一日常话语提示我们，学校教育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已经发生根本转变，反思辍学问题的思路需要转换，与之相应的应对策略也需要调整。

其次，如何解释普遍存在的辍学现象？过去，经济因素往往被视为辍学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这又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贫困地区地方政府的教育供给能力较弱，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又导致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使得学校教育质量差，产生了大面积的辍学问题；二是家庭经济贫困，无力承担教育费用，导致青少年辍学。但是，在国家实行“两免一补”政策、标准化校舍兴建的背景下，辍学问题仍没有解决，经济上的贫困已经很难解释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循着经济状况的差异描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教育获得差异，但很多学生并非因经济贫困或教育资源匮乏而辍学。经济因素或许还能标示不同地区辍学率的差异，却难以解释辍学现象的深层原因，文化因素的影响慢慢浮现。

如何洞悉文化因素的影响呢？在《教育、社会与文化再生产》一书中，布迪厄与帕斯隆（Bourdieu & Passeron，1990）提出的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理论为笔者的分析提供了重要支点。这一理论认为，每一阶级的儿童在其家庭与生活环境中会形成持久的性情倾向，即特定的语言、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成就动机等，但学校教育传递的是较高社会阶层的知识，使得较低社会阶层被排斥在外；另外，较低社会阶层也缺乏文化资本，阻碍了他们获得优良的学业成绩。因而，学校教育通过文化的途径施加了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延续了既定的不平等格局。文化再生产理论主要针对阶级问题展开，但对思考乡村和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学校教育传递的知识主要源自城市与主流社会群体，这些内容往往是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所不熟悉的，影响了他们对学校教育的适应；第二，乡村和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学生在耳濡目染中习得了这些内容，但并不被学校教育认可；第三，学生在乡村和本民族的生存场域中习得特定的习性（habitus），进入学校时就要养成新的习性，这种习性的转换对学生构成挑战。

最后，为什么要强力推进“控辍保学”工作？在官方话语中，教师与基层干部家访，是关心重视教育问题的表现，这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贯倡导的贴近群众、走群众路线的方针是相符的。更何况，中小学阶段无故辍学，是《义务教育法》明令禁止的，家长、教师和地方人民政府确实有责任将辍学学生动员回学校去。但是，《义务教育法》虽然以法律形式作出规定，却难以通过法律途径强制实施，只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动员。进一步说，即使所有的手段和目标都是合理的，但是，地方政府完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其视为学校的职责范围而予以忽视。不仅如此，上文已经分析，辍学是学校教育与地方社会文化状况不相适应造成的，地方政府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权限，但是，它又力图达到“一个都不能少”的治理目标，其间必然引发矛盾和冲突。

不仅如此，“控辍保学”政策执行得越深入和细致，激发的矛盾反而越多。要理解这一政策，就要将其放到教育下乡的长远历程中审视。20世纪40年代，针对乡村教育运动代表人物晏阳初的“愚、贫、弱、私”的诊断，费孝通（1998：12）提出了文字下乡的命题。下乡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的普遍现象，文字下乡、科技下乡、文化下乡、卫生下乡、送法下乡等，是比较重要的几种。“下乡”是国家权力试图在乡土社会中树立权威的战略选择，是在国家权力孱弱的地方重建支配性权力关系的表现（朱苏力，2011：30）。可以说，“下乡”这一词语本身，已经显示了外部社会机制相对于基层社会的支配性角色。直至今日，教育下乡仍深深困扰着中国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