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东亚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学术界对东亚社会的关注也陡然发生了变化。其突出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从对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日本经济重新崛起、“亚洲四小龙”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奇迹的惊叹，转向对东亚社会深度现代化之后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均衡发展问题的密切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东亚经济社会均衡发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转换和表述为公共性问题。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社会理论的专用术语，“公共性”是一个充满争论的多义性概念。日本学者斋藤纯一认为，所谓公共性“就是不求‘闭锁性’和‘同质性’的共同性，是抗拒‘排斥’和‘同化’的一种相互连带”。[1]中国学者李明伍则将公共性概括为“某一文化圈里成员所能共同（其极限为平等）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2]关注公共性研究的学者普遍承认，公共性的存在形态是多元的，在不同的文化地理空间范围内，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公共性。因此，在理解探讨东亚公共性问题时，我们应在把握人类文明公共性一般概念的基础上找出东亚公共性的一般特质。

前些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曾以欧美社会为参照系对东亚公共性的特质展开比较分析，认为东亚公共性具有一些明显的特质。第一，在欧美世界中，自阿伦特、哈贝马斯以来，公共性多是作为政治、社会理论的用词而被使用的，是指作为公共言论的空间，或是形成公论的市民生活领域。而东亚在理解公共性时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也沿用欧美的原意，但相比之下更强调其实用性，遂导致东亚的公共性概念“往往是作为公共事业等公共权力活动正当化的词汇而被使用的”。[3]第二，就公共性的主体而言，与欧美世界公共性实现主体的多元形态不同，东亚的公共性主要是由“官”“公”来加以承载的。到近代，进而引申为“政府”或“国家”的领域。相比之下，东亚的“公”基本上是由“官”来加以承载的，形成了“官尊民卑”的独特构造。而欧美世界中的“公共性”则主要包括“公民自主性”“公开性”“共同性”“多样性”“讨议”在内的多层面空间，“官”以外的力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三，在西方世界，公共性理论往往强调公民的公共性，主要是主张以个体与公权力相对抗的理论，是一种“对抗的公共性”。但在东亚社会的日常用语中，一般是将与公共权力相关联的事务规定为公共性，在这里，公共性理论实际上是作为赋予政府和行政权力等公权力活动合法性的理论而存在的。而且，市民与公权力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明显的“一致性”。第四，就公共性的纵向演进轨迹而言，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中日两国的公共性形态都非常清晰地依次经过了“古典的公共性”“民族国家的公共性”两个阶段。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日两国走向现代化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官”始终扮演了“公共性”承载者的角色。在中国比较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态是1949年后建立的“单位社会”。这种独特的单位现象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极其独特的两极结构：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单位组织。长期以来，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不是直接面对一个个单独的社会成员，更多的是在这种独特的单位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单位来实现的。而在日本的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则主要体现为“立公灭私”“损私奉公”的过程。“战后，随着‘灭私奉公’神话的崩溃，自我亦即私的利害虽然摆脱了默默无闻的地位，但由于自发结社尚未成为趋向，并未由此产生走向公共性的自主道路。依然由官宪国家代表的公共性，以其慈惠的国库支出和社会保障残留着极强的国家性格。”[4]可见，虽然东亚公共性构造各具特色，但从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前东亚公共性构造仍具有极大的相同性，表现为东亚威权社会以“官”为主体、以公共事业的实用性为主体的公共体系。东亚的公共性构建实际上是其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公共性与欧美社会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既是由二者本土传统文化的差异所致，同时也是由东亚与欧美社会发展存在的“时间差”所致。

近年来，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各国的学术界开始关注公共性问题的研究，并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其研究分布不甚均衡，尤其是关于东亚公共性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不多，为公共性研究留下了较大的学术空间。在这一意义上，本书的选题具有独特的学术贡献。本书在深度解读公共性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颇具理论价值的研究主题，即在追问“东亚社会的协调发展建基于何种公共性”这一基本问题基础上，将东亚两大重要经济体中国和韩国视为东亚发展研究的重要对象，认为“公共性”与“社会发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皆为共生互促的关系，当代东亚社会转型的逻辑应遵循一种从“对抗性公共性”转换为“均衡性公共性”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均衡性公共性的建构将会成为东亚新发展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内容，也会成为东亚现代性在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载体，这具有重要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意义。

芦恒是我较早入门的博士生，他是通过直博方式获取博士学位的优秀学生。记得在本科学习期间，他即阅读了大量韩文资料，撰写了《韩国现代化进程中市民社会的发展》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主办的《当代亚太》期刊上，较早地表现出突出的学术禀赋，这在本科学习阶段是不多见的。而且，在学习中芦恒表现出独特的语言天赋。他在学好英语的同时，通过自学学会了韩语，并取得韩国语语言认证，翻译出版了《善德女王》《房地产阶级社会》等韩文著述，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博士毕业后，芦恒留校任教，一直在做中韩比较研究。经过十年积累撰写成《东亚公共性重建与社会发展：以中韩社会转型为中心》一书，将源于欧美的公共性概念及话题加以转换，移植到亚洲视域，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社会学界管窥世界的宽度，同时也为吉林大学社会学学科东亚社会学研究方向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值得特别肯定。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可继续深入追问和雕琢之处，如该成果仍需对公共性概念展开复杂的跨文化意义上的解说和界定，并对中韩两国在公共性问题上展开比较研究的可比性问题进行前提界定。有些观点仍需进一步推敲。相信他一定会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治学境界，成长为东亚社会比较研究领域内有突出贡献的佼佼者。

田毅鹏

2015年10月29日于吉林大学东荣大厦

[1] 〔日〕斎藤純一：《公共性——思考のフロンティア》，东京：岩波書店，2000，p.6。

[2] 李明伍：《公共性的一般类型及其若干传统模型》，《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

[3] 〔日〕广松涉：《岩波哲学·思想事典》，东京：岩波書店，1998，p.486。

[4] 〔日〕山口定：《新しい公共性》，东京：有斐閣，2003，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