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点评

城市分为“城”和“市”两个部分，“城”为政治中心，“城”的周围形成“市”，“市”为城内与城外商品交易的市场。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性标志，是人们生产和生活集聚的结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形式。人类是群居性动物，城市是人类群居的空间。英文中“城市”有三种表述：一是“city”，强调的是城市的规模和重要性；二是“urban”，更多强调的是城市的环境和状态，指的是城市化的地区或者城市中的特定部分；三是“town”，通常指的是规模较小的城镇，包括一些较小的城市或者大城市中的市区。

1．理论依据

城市的产生有悠久的历史。城市起源与发展的最根本动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只有农业劳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除了养活农业人口以外，还有足够的粮食供应给城市以养活非农业人口，才能够逐步形成城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大分工出现，特别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推动了早期城市的产生。美国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8关于城市的起源学说有如下观点：其一，城市的产生最初源于人类定居的本能和意愿；其二，城市胚胎是新石器文化与旧石器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三，城市真正意义上的形成，体现在比生存更高目的的建筑物上，更表现为在功能扩展之后作为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的各个功能的复合体。农业时代的城市由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开创。9无论是古罗马的“七丘之城”，还是中国古代的城池，都是政治权力中心。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城市，定居民族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城市发展到后期，逐渐扩展为市场型和交通枢纽型。

城市史理论发展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10其一，以编年史、记录和城市政治为主线来阐述城市史。这既是一种风格混杂但又易于识别的文体，也是一种地区历史及地形写作领域的亚类型，如市长名单、重要事件、对管理章程或市民宣誓的记录。其二，来自古物研究运动。18世纪后半叶，通过古物研究发现，在一个城市化发展加速的商业国家，单个城镇的历史很有价值，可以洞察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其三，人们对于历史上社会“礼仪和习惯”的兴趣，引起对城市的研究。主要阐释城市社会的进步和文明，许多历史学家也描述了当时的贸易、制造业或文明社会机构，以此证明和阐释城市在商业时代的积极进步和日渐完善。

20世纪60年代，英国城市史开始起步。哈罗德·詹姆斯·迪奥斯开拓了城市史研究，成为英国第一位获得“城市史教授”头衔的学者，他认为“在这个国家，存在一个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假如历史学家对社会变化感兴趣，对地方政治感兴趣，或者对特定环境下的建筑形式感兴趣，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兴趣，自然会被卷入或致力于研究城市生活及其制度”。111968年，耶鲁大学有一批年轻人组成的新城市史学派，主要用计量方法，试图对城市的普通人进行研究，该学派通过三个方面进行微观研究12：第一，通过强调实际环境来调查城市建设过程；第二，调查城市环境多种多样所引起的人类行为经验宽泛程度；第三，研究行为和环境的相互影响以及地方特色。芝加哥学派把城市看作整个世界肌体的器官，认为城市不仅是物质实体，也是精神实体，是类似于植物和动物界的生态复合体。

中国城市史研究，主要在改革开放以后，甚至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新兴学科，以一个城市、区域城市、城市群、城市类型乃至全国城市为对象，研究城市结构和功能、地位和发展过程，论述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变化，探讨城市发展的规律。13多数研究成果，体现在区域经济学科和城市规划学科领域。因此，虽然中国的城市历史很久远，但对城市史进行研究的时间还很短，需要在理论上加强对城市发展历史的研究，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体系的城市史理论。

2．案例分析

合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有巢氏”，有史料记载的历史也有2 000多年。春秋战国时期，合肥先后属楚、吴、越，后又属楚。有研究者认为，合肥名称的来历，是由于曹操打仗需要挖一条人工河（后称“曹操河”），将流向淮河的“东淝河”与流向长江的“南淝河”在逍遥津汇合，故称“合肥”或“合淝”。比较公认的说法还是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述：“施合于肥，故曰合肥。”西汉列城置县后，曾称合州和庐州，所以合肥简称“合”或“庐”，也曾设为“庐州府”。1667年江南省一分为二，成立江苏省和安徽省，安徽省会设在安庆，不在合肥。不管历史上发生了多少次变化，合肥基本上都是一个县城（town）。新中国成立后，合肥被定为安徽省会，才将其定位为一个城市（city）。

新中国成立后，合肥成了省会城市，却没有获得快速发展，依然是一个大县城模样。虽然合肥在行政上是一个省会城市，但合肥早期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很少有外地人到合肥出差、旅游。而当合肥人出门旅行，外地人问起从哪个城市来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合肥这个地名，所以合肥人去外地也找不到存在感。

改革开放以后，合肥开始以创新精神谋划发展，在农村改革上率先一步（肥西小井庄包产到户，与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基本同时），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上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使合肥焕发出青春活力，曾经一度涌现出一批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由于频繁在中央电视台等各种媒体上做广告，不仅成就了一批企业品牌，也使合肥的城市形象在全国获得了展示和宣传，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知和赞许，城市也因此开始繁荣。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各大城市都开始启动城市规划和招商引资。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开发区成立，面向全球“大招商、招大商”，出台了各种招商政策，尤其是为了招商，做了大量的城市宣传，扩展了城市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虽然产业集聚有了初步成效，但是整个城市建设还是像一个大县城。

2005年后，合肥开始进行大规模城市扩张性建设，在“大拆违、大建设、大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下，合肥迎来了一次城市全面更新和扩张升级，应该是具有脱胎换骨性质的城市跃迁式发展。大都市的框架拉开，城市内外交通全面升级，构建起了“大合肥”整体架构，并通过区划大调整，将巢湖变成合肥的“内湖”，发展空间和腹地进一步获得扩张，提出了“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城市口号。

进入新时代以来，合肥继续弘扬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科技创新、产业集聚、生态优化、民生工程、投融资等各个领域，进一步优化发展，充实了“大合肥”整体架构下的实质性内容，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快速提升，人口吸纳能力也上了新台阶。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得到批准，“科里科气”的城市气质已经形成。近些年来，国内外媒体深挖合肥的优势和成绩，多角度、多层级、全方位宣传合肥，成为中央各部委、全国各地政府、著名学者来参观考察的重要目的地，充分表明合肥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3．发展点评

合肥的历史，并不辉煌；城市的历史底蕴，并不深厚；城市的经济基础，也并不强大。然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合肥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可谓合肥人创造了新的历史。

城市的历史是一部政治演变史。从城市的基本定义来看，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城”一直是政治的中心。从合肥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每一次归属、每一次更名，都是政治变迁的结果。通过一座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洞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演变历史；反之，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也必然涉及重要城市的政治变迁史。合肥历史虽然悠久，长期以来作为军事要地的地位较高，但政治地位一直不高，直到定位于省会城市，其政治中心地位才得以提高和稳定。

城市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发展史。城市的“市”就是经济的含义。从传统意义上看，“城”越大，需要进行商品交易的“市”就越大。因此，“市”的大小受“城”的大小的影响。从城市发展来看，“市”的大小，又会推动“城”的扩张。从现代意义上来看，城市的大小不仅取决于政治意义上的“城”，还取决于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城市经济越发达，所能够聚集的就业人口就越多，城市发展的速度就越快。从合肥的发展历史看，新中国成立之前，合肥的政治建制仅仅是一个“县城”，少数朝代为“州府”建制，“城”不大，“市”的规模也不大，城市没有获得更好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合肥成为省会城市，政治地位提高了，经济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产业布局受行政控制，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自主发展权力逐渐加大，合肥经济才开始活跃发展，几大园区的建设在合肥的发展过程中功应在首。特别是2005年后，合肥从“城”（城建）和“市”（经济）两个层面开始扩张，大大地加快了发展。新时代以来，在“大合肥”的总体框架下，合肥日益丰富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性内容，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在互联网时代，也成了“网红城市”，下一步发展还需要深入谋划，再上一个新台阶的难度很大，任务仍然很艰巨。

城市的历史是一部文明发展史。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城市不仅仅是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中心，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古希腊城邦、古罗马、古雅典、大唐长安以及后来的北京等，都是时代文明的标志。城市有着“磁场”一般的吸引力，将周围乃至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人口吸引到一座城市，不仅仅有政治的强制力、经济的凝聚力，还有文化与文明因素的吸引力。一座没有历史底蕴和璀璨文化的城市，即便是政治中心、经济重镇，也难以对人们来此定居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合肥作为省会城市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近些年人口集聚速度很快，成了拥有近千万人口的新一线城市。然而，城市文化建设积累不多、规划不够、投入不足，经常被市民诟病为“文化荒漠”，所以城市文化建设任务还十分艰巨。另外，城市文明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面向未来，合肥还要在继续做强经济的同时，努力推进城市整体文明程度的提升。在城市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建设、民生工程建设、城市建筑和交通设施建设等方面，按照世界一流城市目标，奋发努力，拼搏奋进，使合肥发展成为内陆省份具有典型意义的大都市，开辟合肥发展的历史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