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1792-1841 在衰世中专注写诗

对文明衰败的感受是近六七百年以来中国天才们共同的感受。除了随着明清华夏变夷之际的挑战而出现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些个人的匆促应对外，中国一流士人最好的人生状态就是生活在梦中，汤显祖临川四梦，曹雪芹红楼大梦，容若公子浮生一梦，等等。这些天才在文明的铁屋子里才华不容展示，苦闷不已，只好在梦中成全自己。不能做梦的人只有痛苦、变态、偏执。朝政、士林、世风和文明的衰败导致一流的天才们转移、升华、自杀。西方“黄金时代”后期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最为人惊异的就是可以移用东土来解释我们文明中的士人。历史的吊诡还有，最早叩开国门的不是道德文章，而是礼仪信仰，是食货贸易，是文明模式的对话可能性以及背后的硬实力——炮舰。文明的对话，在相当的意义上，相当于网络时代的流行语——见光死；那些把“存天理灭人欲”追求到极致的文明只能在黑暗中生存，一旦见到文明的人性之光即会死去。

幸运的是，在这种文明衰败并且要见光死之际，汤显祖的梦已经做完了，李贽自杀了，徐文长疯了，顾、王、黄的眼泪也哭干了，容若公子殇逝了，曹雪芹的红楼大梦不了而了了。他们都没来得及更痛切地感受做一个华夏文明人的耻辱和败落。第一个感受这种耻辱和败落的天才男儿是龚自珍。

龚自珍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祖父龚敬身官至云南楚雄府知府，他的父亲龚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可以说祖、父皆为显宦。他的外公段玉裁著有《说文解字注》，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这个天才一开始就不为当时的学问所束缚。文明方生方死之际，最好的人才都只是忙于考据、训诂，皓首穷经。龚自珍的耻辱感是强烈的。1812年，他二十一岁[1]，新婚蜜月，曾和妻子泛舟西湖，并作《湘月·天风吹我》一词，其中有“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等句子，既有满腹的抱负，也流露出文人伤感的气质。

当代的红学专家们惊讶地发现，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塑造的贾宝玉，虽然是作者的理想，但在作者过世之后，真的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了，即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国男性生命状态的人格出现了，这个现实版的“贾宝玉”就是龚自珍。龚自珍对女性的尊重几乎就是贾宝玉的翻版，“世上光阴好，无如绣阁中。静原生智慧，愁亦破鸿蒙”。鲁迅对贾宝玉的评价，“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正可移用来说明龚自珍。

康乾盛世之后的国家臣民心态封闭得严严实实，盛世中的文字狱使得一般读书人都不敢谈论经世之学，而只得埋头于古籍中去搞考据训诂，致使学术界、思想界死气沉沉。而欧洲正在发生民族国家的争霸。1815年，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帝国缔结“神圣同盟”，拿破仑颁布法国自由宪法，虽然同一年他被迫下野并被流放。1815年的龚自珍仅二十四岁，就完成了《明良论》四篇，其二开篇即“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他也曾经在《咏史》诗中描述士林状况：“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段玉裁在看到《明良论》后，欣慰道：“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髦（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段器重这个外孙，称许少年自珍的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诗文则为“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

他对时代、社会与个人的看法有天才的直觉。在令人窒息的文明及时代面前，他承认个人命运的脆弱。“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时也。”那么，他生逢何时呢？“日有三时”，“早时”是王朝初兴之时，因此“天下法宗礼，族归心”，“百宝万货，人功精英”，“府于京师”。“午时”是王朝大势尚在，虽有“窒士”（被压制的人才），然“天命不犹，与草木死”，尚不足为虑。可是到了“昏时”，这是龚自珍着意刻画的，也是他生逢之时，这时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功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即人才被诛杀。相反，那些“丑类窳呰（苟且懒惰），诈伪不材”，即庸才，却得到重用。因此，天怒民怨，“京师之气泄”。具体说来，则是“京师贫”而“四山实”，“京师贱”而“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京师轻”而“山中之势重”，“京师如鼠壤”而“山中之壁垒坚”。其结果是“京师之日（苦）短”，而“山中之日长矣”。龚自珍预言，在这种“朝士寡助失亲”的情况下，人们都将寄希望于“山中之民”。一旦“山中之民”起而反对“京师”，那将“一啸百吟”，“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龚自珍认为“世有三等”，即所谓“治世”“乱世”“衰世”，而“三等之世，皆观其才”。龚认为，“衰世”从外表上看“类治世”，而从实质上看，则“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并且更严重的是，即使有“才士与才民”，也将被那些不才之人“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这种杀戮，并不是用刀锯消灭肉体，而是“戮其心”，即“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如果从将相至士民工商都没有这些忧心、愤心、思虑心、作为心、廉耻心等等，则“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龚自珍批判了他生活的阶级：士绅精英集团。那个集团流行的潜规则是等级、资历。“其资浅者曰：我积俸以俟时，安静以守格，虽有迟疾，苟过中寿，亦冀终得尚书、侍郎。奈何资格未至，哓哓然以自丧其官为？其资深者曰：我既积俸以俟之，安静以守之，久久而危致乎是。奈何忘其积累之苦，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为？”［那些资格浅的人是这样想的：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早晚总能熬到个尚书、侍郎，何必多嘴多舌（哓哓然），把前程断送了呢？而那些资格深的人又是那样想的：我历尽艰险，好不容易混到了这个地位，难道能忘掉这些艰苦，而去多嘴多舌，丢掉这个地位吗？］龚说：“一限以资格，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至于建大猷（指治国的方针、原则等），白大事，则宜乎更绝无人也。”流行潜规则的官场因此死气沉沉。

龚自珍说，官吏、士大夫的这种“无耻”，其结果则是“辱国”“辱社稷”，以至于亡国。官吏、士大夫的这种“无耻”，不应当只责怪他们，其根源在于君主的极端专制。他认为，天子率领百官共治天下，应当是“但责之以治天下之效，不必问其若之何而以为治”。龚自珍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意思是说，一个朝代的弊政总要被下一个朝代革掉；当朝有了弊政，与其让后来者去革，还不如自己革掉的好。

但龚自珍在科举仕途上并不顺利。他在十九岁时首次应乡试，只中了个副榜贡生。直到二十七岁时，他第四次应乡试，才中了个举人。之后，他多次考进士，连连落第，直至道光九年，他三十八岁时，才勉强考了个三甲第十九名进士，离落第差不太远。虽然中了进士，一笔字却写得很难看，所以点不了翰林，做不了大官。自己因楷法不中程屡不及格，“乃退自讼，著书自纠”，好像自我谴责似的，就像当代人常写的“认罪书”或“检讨”一样，读来有如英国狂生斯威夫特的杂文。他在《跋某帖后》说道：“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他的字不中程式，不合馆阁体的规格，因之流传极少，也格外受人爱重。

因此，龚自珍只做过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这样一些闲散的小官，而且还不断受到主流士绅们的嘲笑、打击。他在当时士大夫中被目为“言多奇僻”的“狂士”，甚至被称为“龚呆子”。他那些猛烈抨击制度弊端的言论，就连他的一些知交都为他担心。如魏源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就说：“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若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恐有悖。”他的外祖父段玉裁虽然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然而也写信给他，希望他“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

但这个天才命中注定做不了力挽狂澜的名儒、名臣，虽然他关心国家大事，做好了做名儒、名臣的准备。他提倡经世致用，精研西北历史地理，在诗中自道“九边烂熟等雕虫”。九边，原指从辽东到甘肃的九个边防重镇；九边烂熟，就是深谙边情之意。又有诗道“掌故罗胸是国恩，小胥脱腕万言存”。他和当时一批有志之士如魏源、林则徐等过从甚密，林则徐曾对他禁烟和杜绝白银外流的建议作了回复，信中说“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他自觉地使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社会相联系，使学术研究不流于空谈，而能实际有用，研究的课题也更多、更广，所谓“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因而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这些建议对巩固西北边疆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后来的李鸿章对龚自珍也推许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

可以说，龚自珍联合同道者，改变了时代的学术风气，正是他开风气的倡导，才有了后来对中、日两国具有启蒙意义的著作——《瀛寰志略》《海国图志》。对龚自珍有个人意见的王国维先生也评价说，清代学术有三变，顾炎武为一变，戴震为一变，龚自珍为一变。保守主义者叶德辉攻击龚自珍是两千年中国经学的埋葬者，却也对龚的“旷代逸才”赞叹有加。叶德辉的发现从另一方面证实龚自珍是现代学术的开创者，他的实学原则丰富了顾炎武们的思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践的方法，是今天中国学术仍极稀缺的品质。

这个天才几乎是徒托空言地自我设计。在防止外国势力侵入方面，龚自珍提出了严禁鸦片、限定通商口岸和商品种类、巩固边防等主张。而在内政方面，他早年曾提出“平均”的主张。他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均”，主要在整顿“人心世俗”，使人人都有“平均”的思想。“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而要使“人心”平，则首先要“王心”平。只要“王心”平，那就会物产丰盛，百僚受福，人民安乐。在《农宗》篇中，他还主张按宗法制度立大宗、小宗、群宗和闲民四类。大宗（有继承权的长子）继承父田100亩，小宗（次子）和群宗（三子、四子）分田25亩，闲民（兄弟中最末者）则为佃户。他想得太细了，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所有这些改革主张都是在所谓“古方”名义下提出来的药方。因此他有一首诗说：“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其次，对于改革，他也只期望逐步地改良，说什么“可以虑，可以更，不可以骤”。他知道英国，却不了解当时的“天下”之外的欧洲文明发生过的革命。

龚自珍只能取用既有的文明思想资源，运用《春秋》公羊学派的“三世说”，对比统治者即“京师”和“山中之民”势力的消长变化，承认“山中之民”兴起的必然性，肯定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后来在学术思想上他又坚决地抛弃考据之学，进一步接受清代《春秋》公羊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影响，所谓“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当主流社会一片“天下升平，超唐迈汉”喧闹景象之时，他已洞察幽微，看到了潜伏中的时代危机，预言衰世将至。在他的诗中，常常以黄昏和秋气来隐喻王朝的悲凉没落：“夕阳忽下中原去”“忽忽中原暮霭生”“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岁之将暮，日之将暮，堂内的燕子、路边的乌鸦还做着春梦。龚自珍认为，知识分子在腐败的社会中是难以独善其身的，如同他诗中所写的，“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忆黄河，对月思西秦。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

这个天才怀才不遇，也特立独行。据说他长相奇特，言行奇特：“有异表，顶棱起，而四分，如有文曰十。额凹下而颏卬上。目炯炯如岩下电，眇小精悍，作止无常则。”跟人谈话时爱说笑话、段子，谈诗论文时蓬头垢面，不屑于也没有时间洗漱。有一次他住在别人家，来客人时跟人聊天，聊得兴起，居然跳到桌子上手舞足蹈。送客时，他又不知去向。在京师时，他曾拉不相识的人同饮（龚诗有“朝从屠沽游，夕拉驺卒饮”句）。在杭州时，他常嘱家人备盛馔，却不招一客，至期对空空客座举箸呼名劝酒。于是朋友都称他为“龚呆子”。

当时的官绅大佬阮元，晚年退居乡间，为避免“俗客”，伪称耳聋，对求助者也较冷漠，只有对龚自珍例外，并极为大方。只要龚自珍来拜访他，“则深谈整日夕，并不时周之”。当时人编顺口溜说：“阮公耳聋，逢龚则聪；阮公俭啬，交龚必阔。”

这个天才既无法贡献于国是，又无法跟他身处的文明决裂，因此他只能把精力发泄到别处。所有传统文明最好的或最猎奇的心态、世态他都经历过了。他同情民众的苦难：“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他是具有现代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他有边塞阳刚诗意：“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他更有为东土万众的祈祷：“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他“宥情”“尊情”，因为他尊重个性。他反对对个性的强制束缚，认为这样会压抑人才的成长。为此他写过《病梅馆记》无情地嘲笑士林的乡愿、犬儒和堕落。在庸俗的官僚士绅社会中，他成为众矢之的、“狂不可近”的人物。清醒的、有志气的人被排斥着，被嘲笑着，而天下是死寂的。“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天下一派“秋气”侵袭、夕阳西下、暮霭沉沉的情景，而主流社会还是醉生梦死，安然自若，他们不知道“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问天无用，一切筹划都是白费，甚至作诗也是徒然，“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他只能抱着深沉的忧郁和孤独，以及特有的清醒和自信而无可如何。

他因此也是个大玩世者，是一个不肯调和的间世者。据说他爱吹牛，爱赌博。是真名士自风流，所有传统文明的风流人生他都经历了。他爱赏花，有“青门何有？几堆竹素，二顷梅花”的吟咏；喜交友，豪称“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喜游山，观黄山云海，他发出“千诗难穷，百记徒作”的浩叹；喜收藏，文博藏品之富，其儿媳之弟陈元禄称之为“不可胜记”。他得到一方古玉印时，称“入手消魂极”“引我飘摇思”，又称“自夸奇福至，端不换公卿”。他高看唐拓《洛神赋》，称之为“最所珍秘”，为其藏帖“二千种之冠”，特邀林则徐、魏源、何绍基等好友同赏。龚自珍赏王时敏《九友图》时，发出“相见便情长”的感叹，声称犹如“身到亭亭九友旁”。其得王应绶所绘精品成扇，常“袖里珍擎怀里握”。研究藏品所作《说宗彝》《说刻石》《说碑》《说印》《商周彝器文录序》《秦汉石刻文录序》《镜录序》《瓦录序》等专论文章，字里行间，时出新解，被金石学家吴昌绶誉为“精博绝特”。

一个中国一流的士人在衰世里不得用世报国，只能将一生的光阴耗费在这些雕虫小技之中。他只能在诗中表达自己的情怀，那些具有复杂思想内容的抒情诗，给人一种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在许多抒情诗中，他既歌颂少年朝气，侠客和义士，理想或豪杰人物，同时又羡慕“老辈”、隐士和“读书官”，留恋母爱和童年，企求纯洁的爱情、美貌天真而有才艺的少女，向往湖山胜境，乃至梦境、仙境和佛教的清净世界。“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等等。

这个亦剑亦箫的狂生因此睥睨万古。“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庄子》《离骚》对他有很大影响，是他浪漫主义的主要源头。他的《最录李白集》认为，“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李白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奇妙的想象，奔放豪迈、冲破约束的精神以及瑰丽的文辞，显然可以看出和庄子、屈原、李白有直接的批判地继承的关系。但他在前贤面前仍然放狂言，如李白诗，他就认为“十之五六伪也”。他评白居易为“真千古恶诗之祖”，理由是：“《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栏妓女之词，岂贵妃风度耶！”

这个不幸的人却是清末有名的“丁香花案”的当事人之一。晚清名词人顾太清是贝勒的遗妃，风韵超群。这位守寡的侧福晋家跟龚自珍家“两家交好”，大历史学家孟森考证说：“太清与当时朝士眷属多有往还，于杭州人尤密。尝为许滇生尚书母夫人之义女……定公亦杭人，内眷往来，事无足怪。一骑传笺，公然投赠，无可嫌疑。”龚自珍后来还把此事记入诗中：“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名士才女之间发生此事，引起人们无限的想象，小人从中作祟，清朝宗室将其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不问可知，以至于顾太清后来被赶出府邸。本来人们对龚就看不顺眼，这下更有理由了。龚因事被罚了一年俸禄，加上他的叔父做了他所在部门的高官，依例须回避。龚自珍决定离开京师。1839年，他辞官回乡。

在回乡途中，龚自珍写下了315首杂诗，这就是著名的《己亥杂诗》。这是他回忆和记叙一生经历、交游的叙事诗，在最后一首诗中，他十分伤感地写道：“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他苦闷过，彷徨过，伤感过，但他没有陷入病态，没有丝毫当时有些中国士人那样太监般的阴冷、卑琐和扭曲。他依然自信而充实。他骄傲地说：“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龁，但开风气不为师。”

他的生存示范因此在当时和后来获得了长久的回应。他的诗名极盛，《己亥杂诗》有句云：“赖是摇鞭吟好句，流传乡里只诗名。”自注云：“到家之日，早有传诵予出都留别诗者。时有‘诗先人到’之谣。”其实，他留给诗坛的影响又何止百年。黄裳先生认为，在严复、梁启超出现以前，龚自珍是独领风骚数十年的人物，他的诗文风靡了一世。只看他的遗集翻刻之多就可知道，虽然都刻得那么草率。黄裳更认为，龚自珍影响了后来的鲁迅和陈寅恪。至于梁启超，则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承认：“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们都受到龚自珍的影响。

钱锺书先生说，在龚生前，他的诗就被人引用偷用，生吞活剥；后来同治、光绪年间的诗文更受龚的影响。延续到民国，集龚诗成了一种游戏，连十几岁的少女冰心都从龚自珍的诗中集出几十首诗。而清末民初的革命家、思想家们都对龚自珍的历史地位高度评价，还有人说龚自珍是中国的但丁，是古典中国最后一个大诗人，又是近现代中国最初的一个大诗人。当代诗词大家徐晋如先生称旧体诗为国诗，他认为，龚自珍的诗就是我们国诗的方向。还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卢梭，是启蒙思想家。由于历史的某种断裂，当代人只注意到维新变法、新文化、“五四”等受外来思想刺激发起的运动，而忽略了这些变革有自家思想的影响，更无视龚自珍等启蒙思想家的启蒙之功。辛亥革命后，有研究者断言：“中华民国革命之告成，龚氏亦颇具一臂之力。”

不幸的是，离京两年之后，龚自珍即卒于丹阳县署，年仅五十岁。“暴疾捐馆”，死得不明不白。有人说他是被情敌鸩死，但从种种迹象看，大抵是龚在怀才不遇的人生中累积起的病灶发作，让他暴亡。一个衰败时代中最敏感的心灵一定承受得最为沉痛，这就是哲人们发现的“世界病了，我也病了”。只有庸人、小人、无心肝的人们能够麻木得无感。龚自珍无愧于自己的一生。在他之后，衰世文明的耻辱已非一人所能承担，龚自珍感受到的文明耻辱得由文明的全体成员来承担了。

学者傅国涌强调了龚自珍的“衰世”说：“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于生物学意义上存在着。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样，十字街头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殆尽，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只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不要说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

林贤治更早地注意到这个“山之民”跟大海的无缘命运：“他刚刚出生就被扔进山谷里。整个中国都被扔进山谷里。幽深了两千年的山谷。开始便是结局，他无路可走。少年时击剑吹箫，英迈又温柔，想见石破天惊的刹那，所有峭厉的峰峦都化作浑圆的波涛，舞涌于眼底。然而，大小鬼蜮，早已占据了可供攀越的去处。大海不可即，大海只是一种怆痛无已的情怀。”

更多的中国人同样理解这个转型文明中最纯粹的大诗人。因为毛泽东的宣扬，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他的名字，有人回忆自己的青春少年：“少年时便晓得有个诗人叫龚自珍，不是因为渊博，而是在当时人手一册的《毛泽东选集》中读到了他的名字，还有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首诗打动了不少那时暂居山乡的少年，他们学识浅薄却自命不凡，身处卑贱而雄心万丈。及至年长，有机会细读了定庵的诗文，才发现他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纯粹是个诗人，他有经学的渊博，小学的严谨，杂学的恣肆，释道的瑰丽神奇……他是富于激情的文学家，更是一个勇敢敏锐的思想家，风流儒雅中荡漾着一股勃然不磨的英气。”直到今天，书画家们在书写诗文诗意时，龚自珍的诗文仍是近两百年来的首选之一，跟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人同列；后几位算是古典中国上升期的代表，而龚自珍是古典中国衰败期的代表。正如网友们公正评价说，同时代的乾隆和华盛顿一属古人一属现代人，一离我们很远一离我们很近。如果我们看龚自珍，也会发现，他比后来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甚至王闿运等清末的精英更属于现代人。这种生命的人格成就使他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古今之变或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以至于治学严谨的历史学者陈其泰先生都以感性的语言颂扬他：“看龚自珍这个人！任何社会都有一抹亮光！”这个现实版的贾宝玉活得并不容易，但他克服了自己的时代，他也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把生命的能量铸化为汉语中国的灯塔。正如他预言过太平天国的到来，预言过新疆建省一样，他也预言过自己在未来的命运，“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

[1]此是按中国传统记龄方式，即以虚岁计算年龄。全书除“顾维钧”篇按《顾维钧回忆录》以实岁记龄（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外，均采用虚岁记龄（用中文数字表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