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数字竞争新态势

（一）大国竞争新焦点：数字主权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空间正成为继陆地、海洋、天空、外太空之后人类活动的“第五空间”，国家主权的范围也延伸到这一领域，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数字主权。数字经济时代，对于数据资源的争夺正成为新一轮大国博弈的前沿，并加快推动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深刻转变。当前，数据不仅是生产要素，更成为关系国家战略的关键资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4年数字经济报告》预计，全球互联网连接对象的数量将从2022年的130亿件增加到2028年的350亿件。随着互联网用户数量的迅猛增长和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蓬勃发展，全球数据流量将迎来爆炸式增长。面对具有战略价值的海量资源，各国纷纷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展开对数据治理权和数据控制权的争夺，而由此产生的数字主权之争也更趋激烈。特别是在美国对华全面遏制以及全球保护主义升级的背景下，如何维护国家数字主权，加快推动数字治理体系建设，维护我国数字主权，争夺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战略性议题。

数字主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复杂性。数据全球化趋势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诸多国家对数字主权的担忧，相对领土、人口等其他类型的国家主权管辖对象，数据主权的实现具有复杂性。第一，数据天然的流动性导致各国的数据主权管辖必然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权利交换与权力妥协。如果单方面强调对本国数据资源的绝对控制，则将导致数据流动停滞和与网络空间分裂，最终危害本国数据主权。第二，当前数据主权博弈从个人权利和产业竞争泛化到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领域，人权组织、政治集团、行业巨头等纷纷介入这一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向跨境数据流动提出非技术性的要求，使跨境数据流动问题变得异常复杂。第三，国际法规则缺失、各国法律之间的差异或博弈导致数据主权管辖边界面临重合与冲突。第四，各国数据主权管辖能力具有不对称性。美国在网络空间基础资源和技术产业的主导地位对各国数据主权保障能力形成现实压制，虽然“斯诺登事件”之后各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技术和产业发展，但全球数据主权保障能力不平衡的现状依然明显。因此，大国扩张性的数据主权战略加剧了管辖权冲突与竞争白热化。

（二）新冷战时期的数字霸权

继贸易战、科技战之后，美国对华发起了“数字新冷战”。ICT（信息通信技术）供应链曾被视作全球化的典型象征，但在此轮去全球化的浪潮中遭到严重破坏，沦为国家博弈的政治工具。美国正加紧与“五眼联盟”构筑“数据同盟体系”，强化以国家安全为主要考量的数据跨境流动政策的价值取向。此外，美国从维护其“数字霸权”地位出发，打出所谓“数字自由主义”旗号，并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美墨加协定》、《美日数字贸易协定》扩展其全球利益。日本加紧推动“基于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DFFT）体系，试图打造美欧日“数字流通圈”。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印太-亚太地区成为数字博弈的重点区域，美国联合其盟友加速推进以其为主导的“印太数字联盟”。

（三）数字治理增添外交色彩

数字技术关乎隐私保护、伦理道德和信息安全，涉及个人权利和商业自由的冲突，以及个人权利保护和国家管控模式等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将数字技术与法治、制度乃至人权等价值观挂钩，如美国等国家推动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数字外交，组建所谓“科技民主联盟”。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人工智能白皮书：通往卓越与信任的欧洲之路》提出，启用“可信赖的基于欧洲价值观和规则的人工智能框架”，甚至在《数字服务法》中强调要建立与欧盟政治价值观相配套的网络防火墙机制。

（四）数字治理之规则竞争

数字领域的竞争不仅是技术之争，更是规则之争。各国都想借助规则主导权加紧输出本国数字治理模式，延伸数字管辖权，并拉拢利益相关者构筑规则。近年来，美国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美墨加协定》、《美日数字贸易协定》扩展其全球利益。同时，美国还主导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跨境隐私规则》，吸收日本、韩国、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加入。欧盟因其强大的规制能力与庞大的市场而形成“布鲁塞尔效应”。为追求全球数字规则领导权，欧盟委员会除推出成为全球数据治理模板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外，还发布《塑造欧洲数字未来》战略文件，提出要制定全球数字合作战略，并在七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等平台推广欧盟方案，致力形成全球适用的数字经济国际标准与规则。而一些中等经济体也试图打造数字伙伴关系，争取在数字治理规则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如新加坡、新西兰、智利签署《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由此可见，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的竞争日趋激烈。

（五）数字保护主义日趋明显

近年来，数字主权日益成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围绕数字主权的利益诉求、立场分歧与博弈全面布局，美、日、欧等国家在实践中不断行使立法、执法和司法管辖权，为数字空间“定规立制”。冷战时期，美苏战略竞争的制高点是武器装备和核武器，未来大国竞争的制高点将是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纵观全球发展格局，虽然美国在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已呈现快速崛起之势，两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特朗普执政期间（2017—2021年），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并从数字地缘政治的角度展开对华竞争。美国在不断增强数字能力的同时，对中国数字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加大出口管制力度，持续实施科技封锁与打压，甚至强行“脱钩”，搞数字新冷战，以维护自身数字霸权及全球科技领导地位。拜登执政后，继续通过国际网络对他国施加压力，强化对中国的数字技术封锁，更在技术标准、国际规则等层面加大对中国的制衡力度。在数字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各国在更大范围内积极寻求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需要在更高层面上统筹安全与发展，数据要素核心价值的发挥需要更全面、可信任的数据安全环境。因此，各国还将就数据跨境流动、数据安全高效地开发利用和共享、数据安全协调治理体系展开更多合作，促进不同战略及法律框架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