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惨案

在山东省会济南趵突泉公园东侧马路旁，矗立着一座醒目的“五三惨案”纪念碑，记录着一段不应忘记的历史。

“五三惨案”纪念碑

1928年，蒋介石与汪精卫合流以后的国民党，仍然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继续“北伐”。4月初北伐军逼近济南，奉系军阀败退。日本人担心会失去在山东的特权，4月30日，日军福田彦助部借口保护侨民开进济南。5月1日，国民党军队进入济南。5月3日，日军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并向济南大举增兵，重炮轰击济南城。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北伐军撤出济南。日军占领济南以后，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军民数千人被日军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国民政府派出蔡公时等前去交涉，竟被侵略军割耳剜鼻，同其他16名外交人员一起被残忍地杀害。济南城遭到严重破坏，在日军占领下变成恐怖的地狱。爱国学生成了日军迫害的重点对象，学校办不下去，北园高中的老师和同学全部疏散。从此，季羡林失学了，蜷伏在家中，心里极其郁闷。

有一天，表兄孙襄城来到季羡林家。他们不但是表兄弟，而且是同学。两人聊着聊着，很自然地谈到了学校。好久没学可上了，他们都很怀念上学的日子。现在日本人来了，学校不知道怎么样了。他们决定去北园看看。两人步行十多里，来到北园，只见偌大的校园静悄悄的，仅剩下一个工友看门。他们向工友打听学校的情况，才知道还有一位英文老师没有走，就是尤桐老师。他们来到尤老师的宿舍。尤老师是南方人，不知什么原因还留在学校。他见学生来看他，很受感动。师生一起谈时局，谈日本兵的残暴，抱怨国民政府无能，接着又谈学校，相互打听老师和同学的下落。他们看不到希望，心情十分凄凉。尤老师鼓励他们坚持自学，别荒废了功课，说学校早晚有复课的一天。那天，师生交谈了许久，从此季羡林便再没有见到尤老师。

在日本军队铁蹄下，济南老百姓战战兢兢，毫无人身安全和尊严。季羡林亲尝了当亡国奴的滋味儿，心里苦闷极了。1993年，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在谈到这一段经历时写道：

日寇占领了济南，国民党军队撤走。学校都不能开学，我过了一年临时亡国奴生活。此时日军当然是全济南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统治者。同一切非正义的统治者一样，他们色厉内荏，十分害怕中国老百姓，简直怕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临大敌，常常搞一些突然袭击，到居民家里去搜查。我们一听到日军到附近某地来搜查了，家里就像开了锅。有人主张关上大门，有人坚决反对。前者说：不关门，日本兵会说：“你怎么这样大胆呀！竟敢双门大开！”于是捅上一刀。后者则说：关门，日本兵会说：“你们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不然的话，皇军驾到，你们应该开门恭迎嘛！”于是捅上一刀。结果是，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又关上，如坐针毡，又如热锅上的蚂蚁。此情此景，非亲身经历者，是决不能理解的。

我还有一段个人经历。我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学生。我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我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定，否则刀枪无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个日军搜我的全身，发现我腰里扎的是一条皮带。他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学徒的，是不扎皮带的！”我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昏过去，我向他解释：现在小徒弟们也发了财，有的能扎皮带了。他坚决不信。正在争论的时候，另外一个日军走了过来，大概是比那一个高一级，听了那个日军的话，似乎有点不耐烦，一摆手：“让他走吧！”我于是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来。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是多么恐怖、多么屈辱的日子！在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同时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季羡林的屈辱和愤怒只能靠一支笔来宣泄。不久，他的第一篇短文《文明人的公理》写成了，发表在1929年2月天津《益世报》上。这篇文章描写了日本侵略者制造“五三惨案”，在占领济南期间横行霸道、抢夺中国老百姓财物的悲惨一幕，表现了作者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憎恶和辛辣讽刺。“愤怒出诗人”，愤怒也同样可以造就作家。《文明人的公理》是季羡林的处女作，他成为当代著名作家，应该是从那时发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