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的作品。在这部书里，蒲松龄借花妖狐魅的故事，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并予以严厉的批判和辛辣的嘲讽。他在《同毕怡庵绰然堂谈狐》一诗中写道：“人生大半不称意，放言岂必皆游戏？”表明自己的谈狐说鬼并不是游戏之言，而是寄托着对于社会人生的愤慨的放肆言论。正如余集所说：“所载多涉诡荒忽不经之事，至于惊世骇俗，而卒不顾。嗟夫！世固有服声被色，俨然人类；叩其所藏，有鬼蜮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难与方者。下堂见虿，出门触蜂，纷纷沓沓，莫可穷诘。惜无禹鼎铸其情状，镯镂决其阴霾，不得已而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聊斋志异序》）

《聊斋志异》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封建社会大大小小的官吏，将他们贪婪、谄佞、昏庸、无耻的面目暴露无遗。同时，又通过控诉他们欺压、剥削人民的罪行，痛斥了腐朽黑暗的封建政治。《梦狼》写白翁梦中入其儿子做官的衙署，只见巨狼当道，白骨如山，“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深刻地揭示了官吏的豺狼本性。蒲松龄在篇末说：“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指出吃人的官吏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存在，这就使小说具有了更深刻的政治意义。《梅女》通过一个冤死的少女在冥中复仇的故事，控诉了官吏的贪残。这篇小说虽然情节近乎荒诞，并有较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但是在揭露封建官吏的贪婪、凶残方面，却是十分有力的。作者借小说人物的口痛骂贪赃枉法的典史说：“汝本浙江一无赖贼，买得条乌角带，鼻骨倒竖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钱，便而翁也！”这番话说得多么痛快，显然是在为受迫害的人们伸冤吐气。《续黄粱》中那个梦为宰相的曾孝廉是一个具有深刻典型意义的封建官僚。他做梦当了宰相以后，在皇帝的“优容”下贪赃枉法，作威作福，“平民膏腴，任肆蚕食；良家女子，强委禽妆”，“荼毒人民，奴隶官府，扈从所临，野无青草”。后来因为各地的劾奏太多了，皇帝才不得不把他充军云南。曾某在充军路上被冤民杀死，死后魂入冥府，下油锅，上刀山，痛苦不可言状。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平生贪污的三百二十一万钱全部堆在阶上，像丘陵一样高，一一熔化后灌到他的口里。“流颐则皮肤臭裂，入喉则脏腑腾沸。生时患此物之少，是时患此物之多也。”然后他又转生为人，被诬陷入狱，凌迟处死。他此时“胸中冤气扼塞，距踊声屈，觉九幽十八狱，无此黑黯也。”正在悲号间，忽然醒来，原是一梦。这个故事是从唐传奇《枕中记》衍化而成的，但其思想意义却远比《枕中记》积极、深刻。《枕中记》虽然对追求功名富贵的知识分子有所讽刺，但主旨是宣扬人生如梦的消极思想。《续黄粱》则以极大的愤怒鞭挞了封建官吏中最上层的人物，充军尚不解恨，又断其头；断头亦不解恨，又加之以阴司之刑；油鼎刀山仍不解恨，又使死而复生亲历饥寒冤苦，直到他自己感到“九幽十八狱，无此黑黯”方才罢休。有人批评《续黄粱》“太酷”，我们认为这正是小说可贵的地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在这篇小说里，并没有把铲除贪官污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皇帝身上。当弹劾曾某的疏文上达皇帝后，“曾闻之气魄悚骇，如饮冰水。幸而皇上优容，留中不发。”字里行间委婉地表示了对皇帝包庇贪官的不满。这篇小说所达到的思想高度，证明蒲松龄对黑暗的封建政治有着相当透彻的认识。如果将《续黄粱》和上述的《梦狼》、《梅女》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幅小至典史、县令，大至宰相公卿，整个封建官吏的群丑图，从而加深对于封建政治、封建制度的认识。

在揭露批判封建官吏的作品中，《促织》占有突出的地位。小说的背景在明代宣德年间，一开头就说：“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这一安排是有历史根据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伎艺类斗物》条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蒲松龄抓住这个题材深挖下去，揭示了进贡促织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小说写一个叫成名的人，他因贡不出一只促织，被官吏打得“两股间脓血流离”。后来捕到一只，又被他九岁的儿子弄死。孩子害怕父母责罚，投井自尽了。小说描写成名夫妇此时“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此情此景，对于统治者的控诉达到高潮。此后情节急转直下，死儿忽然变为一只善斗的促织，成名献给县宰，县宰献给抚军，抚军献给皇帝。举天下所贡促织都斗不过它，又“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县宰也受到“卓异”的好评。蒲松龄讽刺道：“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这篇小说围绕一只促织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细致地刻画了成名一家的忧喜。他们的忧固然是对统治者荒淫残酷的血泪控诉；他们的喜更是一种尖锐深刻的批判，因为这是以九岁幼儿的死换来的。篇末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笔墨很含蓄，但讽刺的力量却很强烈。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篇幅较短的作品，以辛辣的文笔对贪暴的官吏投以嘲讽，与上述几篇风格迥异而精神是一致的。如《鸮鸟》、《公孙夏》、《韩方》、《一员官》等。另有一些作品，在涉及官吏贪虐时，往往借篇中人物之口或异史氏的话，对他们加以鞭挞。如《成仙》中成生劝周生的话：“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指出官宰有一半是不拿凶器的强盗。《伍秋月》中异史氏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潞令》写一个小小的县令“贪暴不仁，催科尤酷，毙杖下者，狼籍于庭”。上任不过百天，就杀了五十八人，还以此自豪。蒲松龄感慨道：“呜呼！幸有阴曹兼摄阳政；不然，颠越货多，则‘卓异’声起矣，流毒安穷哉！”这些，在封建专制时代，无疑都是大胆的言论。

蒲松龄着力揭露和批判官吏的贪黩，确实触及了清初政治的溃疡面。康熙年间，重大的贪污案件层出不穷，如康熙二十三年，侍郎宜昌阿、巡抚金俊吞没被查抄的尚之信的家产，侵蚀兵饷，强夺商人沈上达财物并将沈谋害，就是一个大案件。康熙二十八年，湖北巡抚张亏空公款，又勒派盐商垫还九万余两；荆南道祖泽清勒索民款银八万两，也曾轰动一时。康熙二十七年，郭弹劾大学士明珠、余国柱，指出他们卖官鬻爵的种种罪行，以至康熙在给吏部的谕令中也说：“迩来大小官员，背公徇私，交通货贿。……如此积弊，愈久愈深，物议沸腾，舆情激愤。”《聊斋志异》不仅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黑暗，而且从下层人民受害的这一侧面，予以愤怒的批判，甚至皇帝也遭到冷言讥刺，这不能不说是《聊斋志异》的一个突出成就。

《聊斋志异》还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土豪劣绅勾结官府欺压人民的罪行。毛主席曾经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段话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土豪劣绅和封建官吏的依存关系，说明了封建统治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蒲松龄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但他多少触及到了这种现象。《成仙》中的黄吏部勾结县宰残酷地迫害周生，将他投入狱中，几乎害了他的性命。周生愤慨地说：“邑令为朝廷官，非势家官，纵有互争，亦须两造，何至如狗之随嗾者？”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封建官吏就是土豪劣绅大地主阶级的走狗。《红玉》中那个因贪污而下台的宋御史，回乡后仍“大煽威虐”，竟在青天白日之下闯入冯相如家，打伤冯氏父子，夺走冯相如的妻子。冯父呕血而死，冯“抱子兴词，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冤塞胸吭，无路可伸。”这个故事充分暴露了封建官府是不法地主土豪劣绅的庇护者。此外，像《金和尚》里那个僧侣大地主因为勾结官吏，就可以放肆地欺压人民。《石清虚》中那个豪门地主可以任意夺走别人珍爱的一块佳石。《博兴女》中那个势豪肆无忌惮地掠走民女，逼淫不成，就“缢杀之”。这一切都形象地说明了地主豪绅在封建官府的包庇下，是怎样凶残地鱼肉无辜的人民。

《聊斋志异》不仅批判了窳败、黑暗的封建政治，还针对为它服务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抨击。蒲松龄曾出入考场多年，对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和黑暗有透彻的了解，所以他的揭发和批判也就格外有力。

蒲松龄从试官和考生两个方面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病。在蒲松龄笔下，试官是一批不学无术、香臭不分、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的人物。朝廷任命这种人主持科举考试，只能是“黜佳才而进凡庸”（《三生》）。《考弊司》骂阴间的主试官虚肚鬼王，衙门口高挂“礼义廉耻”的招牌，衙门里却干着极端无耻的勾当。诸秀才初见，“例应割髀肉”，“若丰于贿者可赎”。目睹此状，秀才闻人生大呼：“惨惨如此，成何世界！”在《素秋》中，蒲松龄骂试官为“糊眼主司”。在《于去恶》中又骂试官是一批“游神秏（耗）鬼”，连瞎眼的师旷和爱钱成癖的和峤也混入试官之中评判文章了。《贾奉雉》写才名冠一时的贾生屡试不中，后来将落卷中最次的一些文句凑成一篇文章拿来应考，不料却高中了。《司文郎》的讽刺尤为尖锐。小说写一个盲僧能用鼻子嗅出文章的好坏，余杭生的文章使盲僧作呕，偏偏高中了。盲僧听说后感叹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拿各试官的文章烧了让他闻，“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众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这是何等有力的讽刺！

蒲松龄对于科举制度下热衷功名的儒生的批判也是十分强烈的。《沂水秀才》和《雨钱》批判他们贪鄙龌龊；《仙人岛》批判他们夜郎自大。《苗生》对那班自鸣得意的又酸又臭的儒生们，以及他们赖以升官发财的八股文，表示了极大的厌恶和轻蔑。《王子安》活画出一个热衷功名的士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类似疯狂的妄想。作者在篇末说秀才入闱有七似：“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挚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情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这段文字不仅对应考的儒生们是一个辛辣的嘲讽，而且也有力地揭露了腐朽的科举制度是怎样地摧残读书人。在这种制度下，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往往名落孙山，而胸无点墨的鄙夫却夤缘得中。遭逢不偶的寒士，处处受人歧视揶揄；平步青云的新贵则为人所艳羡奉承。蒲松龄对这种庸俗的社会风气极为愤慨，在《罗刹海市》中以寓言的笔法批判了是非不分、美丑颠倒的现实。蒲松龄骂当时的社会是“花面逢迎，世情如鬼”，表示“何能易面目图荣显！”他的愤怒是很强烈的。

批判和反对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十七、十八世纪一种进步的思潮。在思想界，黄宗羲曾批判“科举抄撮之学”；顾炎武认为“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主张废天下之生员，改革科举制度，进而改革官制。在文学领域，稍后于蒲松龄的吴敬梓、曹雪芹，也都对八股文和科举制度做过猛烈的抨击。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揭发和批判虽然还有许多不彻底的地方，但他的火力如此猛烈集中，讽刺如此尖锐辛辣，他所达到的成就是同样不可忽视的。

对于封建礼教，《聊斋志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批判。当时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占据着统治地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封建教条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而强化起来。蒲松龄对此不满，在小说中揭露了封建礼教给青年男女所造成的不幸和痛苦。《寄生》写闺秀与寄生相爱，寄生遣人说媒，遭到她父亲郑某的拒绝。闺秀抑郁成疾，“郑闻之，怒不医，以听其死”。连闺秀的母亲都骂他：“何守头巾戒，杀吾娇女！”郑回答说：“若所生女，不如早亡，免贻笑柄！”郑某谨守封建戒条，竟置女儿于死地而不顾，封建礼教残酷的吃人本质由此可见。又如《霍女》中的霍女，虽然“三易其夫”，蒲松龄却认为她“为吝者破其悭，为淫者惩其荡，女非无心者也”，予以热情的肯定。这也表现了他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态度。

如上所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黑暗、科举制度和礼教都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的批判涉及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许多重要方面，对今天的读者仍有一定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