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说名称，认识“中国”

一

400多年前的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从印度启行，来到中国。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了28年，1610年逝世，安葬于大明京师（今北京）。利玛窦晚年撰写而又经由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增修的《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由于“书中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所以一经问世，就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繁荣富庶的中国，也因此而真实地、立体地呈现在欧洲人的眼前。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第一卷第二章中，利玛窦这位与中国士大夫颇多交往、直接掌握了中国语文、对中国典籍进行过钻研的西方“中国通”，第一次相当详细地解释了其时的欧洲人尚觉模糊不清的“关于中华帝国的名称”问题。(1)

“中华帝国的名称”纷繁复杂，利玛窦则聪明地将之区别为三类。关于第一类名称，利玛窦认为：“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那在托勒密（Ptolemy）的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这位最初使欧洲人颇为熟悉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则称它为Cathay。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今天交趾人和暹罗人都称它为Cin，从他们那里葡萄牙人学会了称这个帝国为China”；“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Serica regio）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饶丝绸，以致不仅那个国度的居民无论贫富都穿丝着绸，而且还大量地出口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在中华帝国的编年史上，我发现早在基督诞生前2636年就提到丝绸工艺，看来这种工艺知识从中华帝国传到亚洲其他各地、传到欧洲，甚至传到非洲。”关于第二类名称，利玛窦写道：“中国人自己过去曾以许多不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国家，将来或许还另起别的称号……因此我们读到，这个国家在一个时候称为唐，意思是广阔；另一时候则称为虞，意思是宁静；还有夏，等于我们的伟大这个词。后来它又称为商，这个字表示壮丽。以后则称为周，也就是完美；还有汉，那意思是银河。在各个时期，还有过很多别的称号。从目前在位的朱姓家族当权起，这个帝国就称为明，意思是光明；现在明字前面冠以大字，因而今天这个帝国就称为大明，也就是说大放光明。”又第三类名称，即利玛窦所谓“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各个时代一直沿用的称号”——中国（Ciumquo）或中华（Cium⁃hoa），利玛窦阐述：“中国”这个词表示王国，“中华”这个词表示花园，放在一起就被翻译为“位于中央”，“我听说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

平心而论，利玛窦这位老外对“中华帝国的名称”的分类与解释，或者正确，或者接近正确，或者有些正确的影子。而尤其可贵的是，利玛窦还分析了中国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名称：“这个国度从远古时代就有一个习惯，常常是统治权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于是开基的君主就必须为自己的国家起一个新国号。新统治者这样做时，是根据自己的爱好而赋予它一个合适的名称”；然而，“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很少有知道这些不同名称的，因此中国境外的人民有时就称它这个名称，有时又称它另一个”。

二

相对于利玛窦对“中华帝国的名称”的解说，传统时代的中国人对外国名称的解说有时就冬烘了。不妨说个坊间流传甚广、主角为中国人的外国国名“故事”。

晚清，在维新洋务人士的大力鼓噪下，西风劲吹，西学猛进。一位略闻新知的童生请教私塾先生：“何谓伽利略意大利人？”私塾先生答：“此有何难！伽利略的意思就是赚大钱的人。”

这位私塾先生望文生义，把“意大利”妙解为“意思就是赚大钱的人”。好在伽利略不是葡萄牙、西班牙或者海牙人，否则真不知私塾先生又会闹出什么笑话。

确实离奇古怪的葡萄牙、西班牙、海牙等，暂且不去管它。回过头来说我们自己国家的名称，比如夏、商、周，大元、大明、大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九州、华夏、支那等，这一连串具有“中国人”身份标识意义的名称，时时接于目、闻于耳，其具体含义是什么，还是应该知道的吧！然而事实上，也许我们对之太耳熟能详了，反而想不到对它们“打破砂锅问到底”。这种情况，可以比附一下东汉刘熙的《释名》。昔刘熙撰《释名》，其自序云：“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所以《释名》的目的，在于辨明上则天地阴阳、下至宫室车服种种名称的“所以之意”。而就“中国”古今名称言，竟也与此相仿佛。

其实，如果“打破砂锅问到底”，追寻“中国”这块土地古往今来的名称的来源取意，那实在是一件特别富有趣味的事情。本来，创造了方块汉字的中国人，历来有讲究名称字号的传统，人名如此，国家的名称当然就更加讲究了。即便如域外对中国的称谓，也还存在着如何选用方块汉字对译拼音文字的问题。以由China音译的“支那”为例，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在特有兴趣于文字的音形义的中国人看来，就可以理解出许多不吉利的意思，仅从字面看，“支那”就等于“支解那里”，所以，针对日本人顽固地称中国为“支那”，中国人也曾经反戈一击，把日本的Japan谐音为“假扮”，以示讥讽。

当然，立足于学术的立场去解说中国的各种名称，又绝非易事。比较而言，拼音文字的外国名称，由于历经演变、屡有挥发，其意往往十分难解，我们所见只是一堆字母的组合；而方块汉字的中国名称，虽有望文生义的方便之处，却也因此容易导致臆解、误解乃至瞎解，汉字意义的引申、扩展、假借等，也会造成本义、引申义、附会义等的混淆。以上述利玛窦“夏”等于伟大、“商”表示壮丽、“周”就是完美、“汉”意为银河、“大明”就是大放光明一类说法为例，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本义、引申义、附会义的混淆。

三

依据利玛窦有关“中华帝国的名称”之分类与举例进行补充，则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国，古今名称繁多而又可大别为三类。第一类即国号，包括夏、商、周、秦、汉、新、晋、隋、唐、周（武曌的周）、宋、大元、大明、大清计14个统一王朝国号，以及帝制结束后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国号的指称对象，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相当明确。第二类可拟称为名号，如诸夏、华、诸华、华夏、中国、中华、中土、禹迹、禹域、九州、九有、九原、四海、海内、天下、赤县神州、齐州、冀州、东土、东国等皆是；名号指称的时空范围模糊，文化的、民族的、政治的含义也往往多变。第三类是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其中影响最大、使用最广的，除了汉、唐、中国、中华这些源于国号、名号的称谓外，还另有支那（China，或译真丹、震旦等）、赛里斯（Serice，或译舍里斯、赛里丝等）、桃花石（Taugas，或译陶格司、汤姆格芨等）、契丹（Cathay，或译乞塔、契泰、迦太等）四个系列，以及诸如那迦（Nagas）、德卢（Ta-ruk）、德由（Ta-yuk）等特殊称谓；其原型大体不是汉文，而是各种外文的音译。

以上这三类名称，产生的原因极为复杂。比如国号，从最早的夏到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诸多的共同点：国号的来源与取义，总有具体原因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即便是那些因袭或雷同的国号，也自有显明的意义与特别的缘故；从字面义看，中国历代国号大多属于“美号”，这些“美号”与君主的统治息息相关，照应了所统治的部族民众的心理要求，并进而使政权蒙上了顺天应人的色彩。又如众多的名号，或与民族相关，或与文化结缘，或联系着历史传说，或根源于地理观念，至于语言的嬗变、政治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文风的变迁等，也往往作用于某些名号的形成及其含义的变化。再如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是域外人或外国人给起的，而所以要起这些称谓，则联系着国号翻译原则、国号命名方法、国号心理、国际关系、地理视野、中外交通形势、民族更替等多方面因素。

深入探讨“中国”古今名称的政治文化意义后，我们可以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伟矣哉！变动不居而又蕴含深意的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延用不衰而又凝重气派的中国古今名号，来源不一而又终归取准于文化的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2)

就“伟矣哉”国号言，早在公元前21世纪，启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家、国三位一体的国家；启用作国号的夏，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可信国号。夏国号的最终择定，与蝉所代表的居高鸣远的美义有关；而取美义为国号，也成为后世中国历史上命名国号的一种常用方法。由夏而下，商、周、秦、汉、新、晋、隋、唐、周、宋、大元、大明、大清这些统一王朝使用的国号，同样具有或显或隐的美义，并成为各自国家天命所钟、历数所在、万民拥戴的象征，乃至政治文化的符号。这种符号，于商为凤，于周为重农特征，于秦为养马立国，于汉为“维天有汉”，于新为“应天作新王”，于晋为巍巍而高，于唐为道德至大，于宋为“天地阴阳人事际会”，于大元为“大哉乾元”，于大明为“光明所照”，于大清为胜过大明，总之，都属于“表著己之功业”“显扬己于天下”的“美号”。(3)至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书写出国号历史的新篇章，即既区别于以往天下社稷一家一姓的国号，又表明了国家的主权属于中国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

就“伟矣哉”名号言，虽然地域概念的中国是多变的，文化概念的中国是模糊的，但中国的地域范围在不断放大，中国的文化意义在不断加强。以文化概念的中国为例，所谓“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4)，凡是文化上达到这个标准者，即为中国；文化既不断进步，中国的地域范围于是不断放大，中国的成员也不断增多。那些非汉民族政权或国家，随着经济文化上的中国化，不仅从文化上，也从地域上成为中国的一分子，因此中国又不是哪一族的中国，而是各族共有的中国。至于后起的政治概念的“中国”——“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5)——既与地域概念的中国、文化概念的中国相辅相成，又较之更加客观与全面，而且政治概念的中国，无论时间、空间都指称相当明确。(6)由中国概念的流变，我们还可以明了这样的史实：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无论文化高低、地域远近，是汉族还是非汉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和边疆共同组成的。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史实同样非常明确地显示于诸夏、华夏、中华、禹迹、九州、四海、天下、赤县神州等名号中。这众多的名号，出现时间多在先秦时期，而又跨朝代、越古今地使用了下来。正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国古今名号的伟大之处，是在这些名号的支配下，中国文化渐趋发达与丰富，中国地域也由仄小而广大。

再就“伟矣哉”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言，有源于秦王国国号的支那系，源于神秘精美的丝的赛里斯系，源于最高统治者称号大汗的桃花石系，源于民族名称的契丹系，源于国号及名号但更与文化有关的汉、唐、中国、中华系。而稍加分析，这些称谓的演变脉络也相当清晰，即大体由国号而物产，由称号而民族，最后取准于文化；又就这些称谓流行的地域看，大体为连成一体的亚欧非大陆及东亚、东南亚海邻诸国。而诸如此类的称谓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中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以至心态文明，其影响超越了中国本身的时空范围，广泛作用于整个世界历史。比如赛里斯称谓，源于中国出产的各种各样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美织物，外国人对之感到不可思议，于是以物名国，称中国为赛里斯；又如中国历史上的汉、唐两朝，祚运长久，国势强大，声教远暨，对周围各国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域外于是常称中国为汉、为唐。考虑到在中外交通并不发达、了解途径还很狭窄的古代，这些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能够形象或者准确地抓住“中国”的若干特征，也确实是难能可贵。

四

既然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都能抓住“中国”的特征，那么国号、名号这些中国人的“自称”，当然更能凸显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正是从这层意义出发，本文拟题为“解说名称，认识‘中国’”。以下姑就“中国”这个名号举出两例，以见一斑。

例一，夏丏尊的“中国真不愧为‘中’国哩”。1922年，文化名人夏丏尊在《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号上发表《误用的并存和折中》，文中略说：

从小读过《中庸》的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和习惯，凡遇正反对的东西，都把他并存起来，或折中起来，意味的有无，是不管的……

……已经用白话文了，有的学校，同时还教着古文，已经改了阳历了，阴历还在那里被人沿用。已经国体共和了，皇帝还依然住在北京……这就是所谓并存。

……

至于折中的现象，也到处都是。

……

讨价一千，还价五百。再不成的时候，就再用七百五十的中数来折中。这不但买卖上如此，到处都可用为公式。甚么“妥协”，甚么“调停”，都是这折中的别名。中国真不愧为“中”国哩！

这似乎可以称为“行为中国”吧。它使得中国人的行为，整体而言，不同于英国人的冷静老成绅士、德国人的准确高效严肃、美国人的自由开放幼稚、日本人的善采异邦与实用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中国人的典型行为，是“中”，是中庸，是折中，是调和，而由此出发，对于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中庸，我们也可以获得更深的理解。

例二，利玛窦的修正中国位置。1584年，利玛窦绘制出介绍给中国人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在庞然世界中，中国被安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而且看起来也不很大——这与中国人过去所看到的自刊地图完全不一样(7)，观图的中国人无不感到发自内心的恚恨与不满。因为中国人“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在这等情势下，为了传教事业的顺利进展，利玛窦干脆改绘地图，“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这一改绘，果然令中国人“十分高兴而且满意”。(8)

以上围绕“中国”这个名号之文化概念与地理概念的两例，显示了名号对于中国人行为与心理的暗示作用。推而论之，则揭示本文所涉的众多国号、名号与域外称谓的来源取义，其特别值得指出的意义，起码有以下三点：

其一，“中国”古今国号、名号以及域外称谓，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往往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比如国号与名号的复杂演变，以及域外称谓的汉译选字，就从独特的侧面、别样的角度，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中国文化中重视、讲究名称字号的传统，淋漓尽现了方块汉字的魅力、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泱泱大国气度。

其二，有助于澄清中外广大的社会各阶层对相关问题的模糊认识。中国、中华等名号以及支那等称谓的定位和解释，事关国家、民族以及国际关系的大体。而现实存在的情况是，许多人对于这些概念有着诸多的误解。比如有人认为元、清是中国历史上为外族所统的大耻辱，有人至今仍极端地认为只有汉族建立的王朝才可以称为中国；至于小部分人的居心混淆，大部分人的认识模糊以至无可奈何地选择回避和漠视，同样是不必讳言的事实。这些，都既不利于国家的进步，也有碍民族的团结。

其三，可以由此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名号文化中一些沉重的方面。比如受悠久深厚的名号情结的作用，汉武帝、隋炀帝、明成祖、慈禧太后等之炫耀国力，粉饰盛世，而这无疑与中国帝王、士大夫们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9)，中国有“礼乐教化”、四夷无“礼乐教化”的观念密切相关。又比如大清国在对外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习惯使用“中国”一词，以之作为鸦片战争后处于国际关系中屈辱地位的心理补偿与精神慰藉。同样一个“中国”，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China，并无什么尊崇的意思；清朝却将之当成褒称，作为尊号。然而诸如此类的方面，虽然沉重，却也颇能引发我们的思考。

人有姓名，国有名称。姓名伴随着人的一生，而且起着相当明显的心理暗示作用，所以事关重大；名称标识着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以此解说名称，大有助于认识“中国”，斯言自然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