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最早开始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产生兴趣是在1918年或1919年，当时我身为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的题目。1921年，当我在阅读西方的相关文献时，家父病重，我不得不返回中国。因此，我转而阅读中国的文献，对这一课题了解愈深，很快就意识到在我面前展开的这个广阔的研究领域，正是我毕生的学术和智力创造的目标。

1924—1926年，我在北平（今北京）的燕京大学获得一份教职，从而有机会根据我所收集的官方、半官方和私家史料，开始编撰一部太平天国的历史。可是很快，这便成为一项显而易见的徒劳无用的工作，皆因我意识到关于这场革命的清廷官方资料多有篡改讹误，这些资料完全无法作为一部信史的基础。于是，我烧毁了已有十万余字的手稿，开始了无尽又痛苦的、随时随地收集太平天国相关材料的经年累月的过程。

我得到了许多朋友无私的帮助，其中包括洪氏族人，他们在我寻访洪秀全故里村落时为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就这样，我的收藏逐渐扩大，到了1935年，我关于这个课题的第一部著作完稿，其中包含我个人的研究以及一些外文资料的译文，题为《太平天国杂记》。为了加快我的搜寻和研究，我在上海创办了文史类期刊《逸经》，它很好地完成了鼓励读者找寻太平天国的相关材料并邮寄给我，以资出版的基本任务。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移居香港，当时我已经收集了许多珍贵稀有的中西方文献、太平天国同时期人士未发表的手稿、一些报纸和杂志的报道、图像和照片，以及数量可观的太平军自身的资料，其中包括官方文件、印章、审核表格、硬币及其他器物（还有很多已无法获得或无法移动的石碑等物的拓本）。资料的搜集虽然中断，但这反而为我仔细研究、辨析手头材料的真伪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几年间，我不断撰写一系列的文章，完成了著作中的一些章节，并且创办了另一份期刊《大风》。

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我返回中国大陆，并有幸得到广西省政府的协助，对太平天国运动发源并取得最初阶段性胜利的十三个县做了全面的田野调查。此行发掘出了不少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仍在许多太平军第二代、第三代子孙中流传的故事和史实。同时，我也对起义时期的地理和文化环境有了难能可贵的深入了解，并且搜集了许多未发表的手稿、文献和其他重要史料。我的第二本书《金田之游及其他》于1944年出版，书中汇报了此行的发现；一年之后，我将这些材料与在香港时期写好的章节进行汇总，发表了我的第三本书《太平军广西首义史》。

此后的五年间，我在广东的老家，一边继续进行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一边在政府中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1949年我返回香港之后，才开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将我自己的资料与他人的资料结合整理，最终形成一部太平天国通史的工作上。1953年，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聘用我为研究员，1959年我又成为该院荣誉研究员，得益于此，我才能最终完成两部三卷本的著作，即1958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及1962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全史》。此后我以中文撰写并发表的关于太平天国研究的著作，除一些论文外，还有1967年出版的《洪秀全载记》及1968年出版的《太平天国与中国文化》。

本书为单卷本，为西方读者编撰，其成书得到了已故芮玛丽教授的鼓励和支持，由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资助。这既是一部缩编简史，同时也是一部全新的资料汇编。作为一部缩编简史，它汇聚了我毕生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研究的核心成果，是从我全部过往著述中提取要点，再根据我最新的发现做出调整，并在编辑和出版方的全力协助下得以完成的。作为新的资料汇编，本书试图以短小的篇幅，系统地描述事件和相关组织的结构，虽然缺少了我更大部头作品中常会出现的扩展与议论，但是仍保留了足够多的可以被证实的史料细节，足以使读者自行得出一个大体的结论。

中国传统史学有三种不同的写作形式：根据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记述的编年体，根据事件发生的先后从始至终逐一记述的纪事本末体，以及根据重要人物分别编撰其传记并集结成史的纪传体。三种形式在本书中均有所体现。首先，从洪秀全出生至整个运动的失败，本书尊重其基本的时间延续性。当主要的战役或事件同时发生时，则采用第二种形式，对每一个事件从头至尾分别加以记述。至于第三种形式，在双方领袖人物登场之时，本书对其身世背景都会做相应的介绍。而对太平天国的组织及其在非军事领域取得的成就，则配合与之最为相关的事件、地区或人物，分别做出介绍和描述。

由于缺乏可信的史料，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曾在数十年间蹒跚不前。而如今，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大量涌现，这种变化使得去伪存真、融会结合的任务变得异常艰巨，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史学家们所面临的难题。在学者们刚刚开始协力合作的现阶段，我们不可能期待一部太平天国史中不存在任何错误，甚至重要的事实性错误也可能在其中出现。本书自然也不例外。但我有信心的是，本书将迄今为止经我悉心研究的最完善的结果呈现了出来。为了力求完美，我邀请了以下学者帮我订正错误，弥补疏漏。

以下众多中外友人与学者在过去的年月中，都为我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帮助，使本书能将太平天国研究推向新的高峰。我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深怀感激之情，但因篇幅限制，无法全面地向他们的每一项贡献致以谢意。但是，有许多人直接参与了本书的准备工作，我希望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首先是香港亚洲基金会的代表们、本项目的协理赞助人，他们慷慨地为我提供了前往耶鲁大学开始撰写书稿的旅费。

芮沃寿（Authur F. Wright）、约翰·霍尔（John W. Hall）、傅汉思（Hans H. Frankel）、休·帕特里克（Hugh T. Patrick）四位教授作为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轮值主席，在本项目艰苦漫长的研究过程中给予了指导，他们帮我安排了1964年9月至1965年5月的研究助理职位，并且均出于关切之心，帮助本项目顺利完成。

耶鲁大学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教授帮助编辑了文献索引，并撰写了序言，为本书增光添彩。

香港岭南书院院长路考活（Howard G. Rhoads）教授通读了全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柯文楠（Charles Curwen）教授细致地检查了终稿，以防有疏误遗漏。

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系的陈志让博士及香港九龙华仁书院的陈纶绪神父帮助我获得了许多通常难以入手的重要史料。

布朗大学图书管理员戴维·乔纳（David A. Jonah）博士及语言学系的詹姆斯·雷恩（James J. Wrenn）博士帮助安排了布朗大学嘉德纳中文藏书馆中珍版书籍的复印。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常石道雄博士于1964—1965年我在耶鲁居住期间担任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协助我使用馆内设施，并帮我寻找珍贵文献。

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现任馆长金子英生先生热心帮忙制作了书中我本人收藏文物的图示。

夏威夷大学的史蒂芬·乌哈利（Stephen Uhalley）教授时为香港亚洲基金会执行代表，他第一个读完本书手稿，并在本书成书的各个阶段均给予我不断的鼓励和支持。

新不列颠中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理查德·威廉姆斯（Richard A. Williams）教授及纽黑文昆尼皮亚克大学的罗纳德·海佛曼（Ronald Heiferman）教授，时为耶鲁大学中国历史研究生，在我完成初稿时担任我的私人助理。

艾伯丁·威廉姆斯（Albertine Williams）、多莱西·里德（Dorothy Reed）、伊丽莎白·祖克曼（Elizabeth Zuckerman）、埃塞尔·欣贝格（Ethel Himberg）四位女士以她们专业的技巧与热心，帮我录入了手稿。

香港制图师李经汉（音）先生帮我重新绘制了精美的地图。

耶鲁大学图书馆的吴雯艳（音）女士帮我细致地检查了手稿中的汉语罗马音拼写。

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玛丽安·尼尔·艾什（Marian Neal Ash）女士就出版细节，给了我很多精确实用的建议。

耶鲁大学的阿德里安娜·萨达德（Adrienne Suddard）小姐以高超的编辑技巧，使我的手稿变成现在这样通顺的终稿，而其中所有我的发现、结论和信念坚持都未受丝毫的影响。她还不断地就文本提出启发性的改进意见，并给我很多鼓励。

最后，我要特别向已故的耶鲁大学芮玛丽教授表示感谢，她帮助这个项目不断地前进和提高，并为最终的成书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本书刊行的所有得益，我都必须与以上诸位以及其他所有朋友和同事共享，在成书的各个阶段，我都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但是本书中如有虚假与谬误，我本人将独自承担所有的责任。

简又文
1972年1月于香港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