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一、《伤寒论》学术地位、形成与发展
（一）《伤寒论》学术地位
《伤寒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著作，是中医药学术发展史上具有辉煌成就与重要价值的一部经典著作，是继《黄帝内经》《难经》等中医经典理论著作之后，系统总结了汉以前的医学成就，揭示了外感热病及某些杂病的诊治规律，发展并完善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基础的著作。《伤寒论》所创立的融理、法、方、药为一体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蕴含着丰富的中医学的原创性思维，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科学水平，它既适用于外感热病，也适用于内伤杂病，长期以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并对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晋代以降，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对《伤寒论》的学习与研究，称其是“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
（二）《伤寒论》作者及成书背景
《伤寒论》本来是《伤寒杂病论》的一部分。《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张仲景所著。张仲景，名机，东汉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约于公元150～219年在世。据宋·林亿《伤寒论·序》载：“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名医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由此可知，仲景少时即有才名，曾受业于同郡名医张伯祖，后经过多年的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最终成为一位极有成就的医学家。
《伤寒杂病论》约成书于东汉末年（200～219）。当时封建割据，政治昏暗，战争频起，灾疫连年，以致民不聊生，贫病交加。曹植在《说疫气》中形容当时的惨状为“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在大疫流行之际，张仲景家族亦未能幸免，正如《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所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民众的苦难，亲人的伤痛，激发了张仲景精研医术及著书救世的责任感，于是，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三）《伤寒论》流传与发展
《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后，由于兵火战乱的洗劫，原书散佚不全，后经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将原书的伤寒部分搜集整理成册，名为《伤寒论》，使此书得以幸存，另在其编著的《脉经》中，也载入了《伤寒论》的大部分内容，此可称现存《伤寒论》的最早版本。王叔和距仲景去时未远，他所编次的《伤寒论》应基本符合历史原貌。其后，又经东晋、南北朝，该书仍然流传于民间。至唐代，名医孙思邈撰写《备急千金要方》时，由于未能窥见此书的全貌，故仅征引了该书的部分内容，并有“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的感慨，直至晚年撰写《千金翼方》时，始收载了《伤寒论》全书的内容，并载于卷九、卷十之中，这也是现存《伤寒论》的重要版本。北宋年间，高保衡、孙奇、林亿等人奉朝廷之命校正《伤寒论》，在其校定《伤寒论·序》中云：“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今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重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请颁行。”此书于宋治平二年（1065）刊行，成为后世流行的《伤寒论》。
现今通行的《伤寒论》版本有两种。一是宋本，即宋治平年间经林亿等人校正的刻本。但宋代原校本现在已无保存，现存者只有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赵开美的复刻本（又称赵刻本，简称赵本）。因其系照宋版复刻，所以保存了宋版《伤寒论》的真面目。另有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由成无己所著的《注解伤寒论》，称为“成注本”，该本经明代嘉靖年间汪济川校定复刻而流行于世，亦可称汪校本。
《伤寒论》自王叔和重编之后，即受到了历代医家的普遍重视。自晋迄宋，研究《伤寒论》且卓有成就者有八大家。这八大家及其代表著作分别是：晋·王叔和之《脉经》，唐·孙思邈之《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宋代韩祗和之《伤寒微旨论》、朱肱之《南阳活人书》、庞安时之《伤寒总病论》、许叔微之《伤寒发微论》《伤寒百证歌》、郭雍之《伤寒补亡论》、成无己之《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其中，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对《伤寒论》原文逐条加以注释，并运用《黄帝内经》理论进行阐述与发挥，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且开创了注解《伤寒论》之先河。
明清以降，张仲景被尊为医圣，《伤寒论》被尊为医经之一，成为医家必读之书，故整理和注解《伤寒论》者更是名家辈出。如王肯堂（《伤寒证治准绳》）、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喻嘉言（《伤寒尚论篇》）、张隐庵（《伤寒论集注》）、张路玉（《伤寒缵论》）、柯韵伯（《伤寒来苏集》）、钱天来（《伤寒溯源集》）、尤在泾（《伤寒贯珠集》）、徐大椿（《伤寒论类方》）、陈修园（《伤寒论浅注》）、唐容川（《伤寒论浅注补正》）等都为研究与发展《伤寒论》的学术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注家或循原书之旧而加以阐释（如张隐庵、张遂臣、陈修园），或打乱原书之序而重新撰次（如方有执、喻嘉言、周扬俊），或以法类证（如尤在泾），或以方类证（如徐大椿），虽仁智之见各异，然皆能阐发仲景学术而有所成就。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清代御纂《医宗金鉴》，集医学各科之大成，而以《订正仲景全书》揭诸篇首，实可昭示《伤寒论》在中医学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清末民初之际，由于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唐容川、恽铁樵、陆渊雷、曹颖甫、张锡纯等在前人的基础上，以中医为本体而参以新说来研究《伤寒论》，为《伤寒论》的研究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力提倡继承与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使《伤寒论》的研究步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研究的重点主要是经方的临床应用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高等中医药院校成立之后至20世纪80年代，研究重点逐渐朝仲景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及病机、方药的探讨方向发展，许多疑难问题得以解决，许多不同观点得以统一，并且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稳定的《伤寒论》研究队伍。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中医学术研究的深入，众多学者又将现代实验研究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论引入了《伤寒论》研究的领域，开始了利用现代科研手段探索经方治疗常见病、疑难病的机理，分析经方配伍规律的尝试，并借助现代科学方法论阐释六经的实质及其辨证论治的规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近年来，遵照“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精神，众多同仁致力于《伤寒论》所蕴含的辨证思想的整理挖掘，更进一步彰显了《伤寒论》的理论与实用价值。
（四）抗击新冠疫情的胜利彰显了《伤寒论》永恒的价值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至今已造成了1.5亿以上的人感染，310万以上的人死亡。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我国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发挥自身的体制优势、文化优势，全民一心，团结奋战，率先控制了疫情，取得了抗疫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并为世界范围内的抗疫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次战胜疫病的斗争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西医结合，中医药早期介入，全程参与，是我国取得抗疫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而中医药抗疫成就的取得，《伤寒论》则又是功不可没。
《伤寒论》对本次抗疫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书中确立的诊治原则指导中医药治疗第一时间介入到抗疫的斗争之中，为抗疫提供了有效的中医药治疗方药。本次疫情，发病突然，西医学对其病原体知之甚少，直至今日，仍缺乏有效的治疗方药，因此，给抗疫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中医药理论则据《伤寒论》所确定的““辨症求因，审因论证，因证立法，依法选方”的诊疗原则，指导中医药工作者第一时间根据病人临床表现，确立了其“湿邪为主，可兼夹不同邪气为患”的病因学诊断，并根据中医药理论，确证了治疗方法与备选方药，使中医药第一时间参与到抗疫的斗争之中，为抗疫斗争的胜利提供了有效的中医药治疗手段。二是其“辨证论治”的原则指导了各地抗疫方案的制定并发挥出独特的疗效。由于各省市所处的地域有南北东西之不同，各地的气候条件也有寒热燥湿的差异，故各地的疫情也有其不同的特点，按照中医“三因制宜”的原则，其治疗的方法也应不尽相同。此次抗疫，各地的治疗方案虽大法相同，而具体的治疗方药却有着一定的区别，而这些差异之处，也正是中医药在各地抗疫中均取得佳效的关键之处。这些不同方案的制定，均是各地的中医药专家在《伤寒论》“三因制宜＂原则指导下而形成的。三是其所载的经方在抗击新冠的斗争中取得了卓越的疗效。本次抗疫，《伤寒论》中所载的经方，为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提供了有效的备选方剂，全国乃至各省市自治区抗疫方案中所使用的方剂，大多数是基于经方化裁而成。以在本次抗疫中得到大家广为赞誉的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为例，此三方均是在《伤寒论》所载经方的基础上化裁而成。如“清肺排毒汤”即是由《伤寒杂病论》中的麻杏石甘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等四首经方为主化裁而来。在2020年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即基于临床急用、实用和效用为导向，紧急启动了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防治项目，首先在山西、河北、陕西、黑龙江四个省进行了该方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紧急观察。第一批观察了不同年龄段的214例新冠病人，初步观察发现有效率在90%以上。后又在10个省市的66个定点单位开展临床观察。截至2020年4月，在收治的患者1262例中，已经有1253例治愈出院，占99.28%。这1262例病例中，未发生轻症转为重型、普通型转为危重型的情况，阻断了病情向危重方面发展。其后，清肺排毒汤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六版、第七版中，并在全国28个省市广泛使用，收到了很好的疗效，成为了防治新冠肺炎的重要手段。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疫斗争的实践表明，作为中医经典著作的《伤寒论》虽然成书于1800年前，但其所蕴含的辨证论治的原则、临床诊疗的范式，以及具体的治疗方药，在当今的医疗领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与临床实用价值，它是我们抵御未知疾病的依仗，是我们探索生命规律的指引。而《伤寒论》在抗疫斗争中的重要影响也昭示我们：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中坚，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伤寒论》必将历久弥新，在未来的人类防治疾病、养生保健工作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伤寒论》学术渊源与成就
（一）汉代医学传承与《伤寒杂病论》的奠基
中医学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在前期形成与发展阶段就已有学派之分。在周、秦、汉时期，与生命及医药学相关的知识统称为“方技”，而到了汉代，“方技”最少可以分为四个较大的流派。在班固父子所作的《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即记载了这四大流派的传世著作，并归纳了各自的研究内容。
四大流派中，以医经居首，“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经》等著作七种二百一十六卷。以经方居次，“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物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载有《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五脏六胕瘅十二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妇人婴儿方》《汤液经法》等十一种二百七十四卷。房中居三，载有《容成阴道》《尧舜阴道》等著作八种，一百八十六卷。神仙居末，载有《宓戏杂子道》《上圣杂子道》《黄帝岐伯按摩》著作十种，二百零五卷。
班固父子对方技所作的分类，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这一点可以从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得到证实。该汉墓出土的医学文物，《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脉死候》《脉法》明显属于“医经家”的著作；《五十二病方》则属于“经方家”的著作；《十问》《天下至道谈》《合阴阳方》《养生方》《杂禁方》《胎产方》《杂疗方》的主体部分属“房中”类著作；而《却谷食气》《导引图》则属于“神仙家”的著作范畴。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种四分法主要是以研究内容的不同而作的划分，但也与从事该类研究的人群有关。医经学派主要学术理论的形成，与从事天文历算及数术研究者的关系密切，因此可以称之为“王官”之学，而经方派的学术则“具备较多的民间性”。至于房中家与神仙家，研究的人群殆与道家术士关系较为密切。
先秦汉初之时，医学流派在学术上的割据还是较为严重的，这从以下几点可以窥见。
其一，以方书为禁方，密藏而不轻易示人。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史记·封禅书》及《黄帝内经》所载，方技之书有“禁方”“禁方书”与“禁书”等名称，而对这些禁方与禁书，则多藏之于金匮、兰室、灵台之内，医者对藏书的时间也十分讲究，要择“良兆”之时，更加之非斋戒“不敢复出”“不敢发”“不敢示人”。由此可见珍重的程度。
其二，非人勿传，对弟子需严格筛选。这一时期的医籍中多有“非其人勿传”的告诫，各家对弟子传人的选择也是十分挑剔的。如名医扁鹊是在长桑君长期考察乃至十年之后才得以受其秘术，而淳于意的老师公孙光，一直到“吾身以衰”才传授其方于仓公，并叮嘱“悉与公，毋以教人”，而仓公更向其保证“意死不敢妄传人”。
其三，师徒之间，个别传授。为了保证学术的私密性，禁方授受的特色是师徒之间一对一个别传授，而传授的方式又分为一次尽传其术、分次渐传两种。扁鹊、淳于意的师受模式属于前者，而一般来说禁方传授多属分次渐传的模式，例如淳于意授徒即是如此。据载，他的学生有宋邑、高期、王禹等六人，仓公对他们是择人而传以不同的技术，学生也只能得其之一体。
其四，传承仪式，庄重严肃。师徒之间的传承，需要庄重严肃的仪式，据《灵枢·禁服》记载，雷公在受业于黄帝，通读《九针》六十篇之后，仍有不解之处，求教于其师，但黄帝认为“此先师之所禁，坐私传之也”，需要“割臂歃血之盟”才可传授。于是，雷公乃斋宿三日，选择正阳之时日，与黄帝同入斋室，割臂歃血之后才渐次为其开蒙解惑，甚至传其文本所不载的口诀技艺。
其五，自是其说，非议别派。各学术派别，都坚信自己学术的正确性，而对于其他学派采取排斥的态度。仓公淳于意在遇到公乘阳庆之前，曾“见事数师，悉受其要事”，但遇到阳庆之后，阳庆则要求他“尽去尔方书，非是也”。这种对于其他学派的排他性，并非阳庆自己，淳于意的另一个老师公孙光也说“吾有所善者皆疏”，意即他所认识的方术士，医技高超者鲜。这一现象，还可以由《素问·五脏别论》的记载得到证实：“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这种现象的另一证据是淳于意的诊籍，在这二十五则医案中，他的诊断依据有三：一是“法曰”，即医籍文本所载；二是“师言”，即其师阳庆等之解说；三是“众医”，即其他医者对同一疾病的解释。但在这些医案中，“众医”之说均属于反面的教材，而对自己所拥有的医书与师说则是恪守不移的。
鉴于以上原因，在西汉以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的学术壁垒还是十分严重的。以《汉书·艺文志》所载医经家与经方家为例，从其对两家的小序不难看出，明显存在着医经家重视理论、经脉、脉诊、针灸砭石而轻慢方药的不足，而经方家则存在对于理论的研究不够重视，以及对于疾病的病因、病理、证候、治则治法较少涉及的弊端。
东汉末年，不同医学流派之间学术割据的情况已有了很大的改善。现存《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与《五十二病方》、武威汉简、居延汉简的编排体例与学术层次已经有天壤之别，其中对于经脉、脏腑、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及方剂配伍理论的阐述已非西汉所能望其项背，这应是与其他流派医家互相交流的结果。此外，东汉时又出现了很多班固父子著《艺文志》时所不曾载录的新书，如张仲景自序中所提到的《八十一难》《胎胪药录》《平脉辨证》及皇甫谧所说的《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而另一本重要著作《神农本草经》的出现，则补充了方技界先前对诸多药味之产地、药性、功效及性味和配伍的理论。方技各派诸医家的互相学习与交流，理论、药物、辨证方法及临证经验的大量积淀，无疑为系统总结先贤的学术经验，促进了中医药的学术发展。从《三国志·华佗传》来看，华佗的学术思想与医技，就是其“兼通数经”，博采医经、经方、房中、神仙诸家之长的结果，而从仲景所说“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来看，打破流派的屏障，兼通诸家之长，已成为部分医家的不懈追求。可以说，降至东汉，一部融合各家之精华，理、法、方、药俱备，理论与临床紧密结合的学术著作的问世，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二）《伤寒论》的学术渊源
至东汉末年，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已渐趋完善，大量的复方也广泛应用于临床。如《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辨证论治、方剂配伍、药性理论等已基本完备；《难经》的脉法诊断、针刺腧穴和脏腑病传理论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专门论述药物产地、功用、主治之书的《神农本草经》及专门论述药物合和、汤液治病之书的《汤液经》亦已问世。另据史书记载，东汉以前中医学的临床治疗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战国时的名医扁鹊、西汉的仓公淳于意、东汉的太医丞郭玉等，均属理论上有高深造诣、临床上具相当水平的医学家。这些无疑为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晋·皇甫谧《甲乙经·序》云：“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从《伤寒论》的自序、条文并结合有关文献分析，《伤寒论》的学术渊源主要来自以下途径：
其一，基础理论主要继承于《黄帝内经》《难经》《阴阳大论》；其二，诊法是从《黄帝内经》《难经》而来，不过其间的脉诊系将《黄帝内经》的三部九候法简化为上中下三部（人迎、趺阳、少阴）诊法，并将其与《难经》的独取寸口法有机结合而成；其三，药学理论系全面继承了《神农本草经》及《胎胪药录》的成果，并在临床实践中予以发挥；其四，方剂主要来源于上古的《汤液经》，并在此基础上“博采众方”而成；其五，诊治疾病的有效方法是在充分综合前人理论，继承先贤经验的基础上，再加以亲身反复的临床验证总结出来的。
综上所述，张仲景是在系统总结与继承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和人民群众同疾病斗争丰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著成了我国第一部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辨证论治的专书——《伤寒杂病论》。它既是对前人理论与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医学术理论的再创造。
（三）《伤寒论》的学术成就
《伤寒论》的学术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系统总结了东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将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赅备的医学典籍。
其二，在《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础上，运用《黄帝内经》的有关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病因病机及诊断、治疗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创造性地对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表现及演变规律进行分析归纳，创立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融理、法、方、药为一体，进一步确立了脉症并重的诊断法则与辨证论治的纲领，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的确立，不仅系统地揭示了外感热病的诊治规律，使外感病的治疗有规律可循，也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四，制定了诸如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理阴阳等若干基本治则，并首次全面系统地运用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为后世医家提供了范例。
其五，创制与保存了许多功效卓著的方剂。论中所载113方（缺一方），用药精当，配伍严谨，加减灵活，功效卓著，故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这些方剂不仅成为后世医家组方用药的典范与临床处方用药的基础，而且已成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切入点与重要课题。
其六，记载了汤剂、丸剂、散剂、含咽剂、灌肠剂、肛门栓剂等不同的剂型，为中医药制剂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伤寒论》总结了东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创立了融理法方药为一体的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不仅为外感病及某些杂病的辨证论治提出了切合实际的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同时也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治疗的一般规律，从而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伤寒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备的医学典籍，而后世各个医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无一不从《伤寒论》中受到启发，汲取营养。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书中亦难免有不尽正确与不够完备之处，因此我们应仔细分析，继承并发扬其精华，使之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再做贡献。
三、伤寒的含义及六经病的传变
（一）伤寒的含义
《伤寒论》以伤寒命名，而伤寒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伤寒是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古代将一切外感热病均称为伤寒，此即《素问·热论》所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备急千金要方》引《小品方》云：“伤寒，雅士之词，云天行、瘟疫，是田舍间号耳。”《肘后方》云：“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又云：“伤寒、时行、温疫名同一种耳，而本源小异。”由此可知，伤寒是上层社会及知识分子对外感热病的习惯称呼，而民间则称为天行、温疫、时行等。而狭义伤寒是指外感风寒，感而即发的疾病。《伤寒论·伤寒例》云：“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又云：“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即是指狭义伤寒而言。《难经·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中“伤寒有五”之伤寒为广义伤寒，五种之中的伤寒，为狭义伤寒。
《伤寒论》以伤寒命名，书中又分别论述了伤寒、中风、温病等，所以全书所论应属广义伤寒的范畴，但从全书的篇幅看，又重在以论述人体感受风寒之邪所致疾病的辨证论治规律为主。此外，值得说明的是，《伤寒论》所论的伤寒病与西医学中的“伤寒”含义完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二）六经病传变
对于外受邪侵引发的外感热病，仲景以六经辨证分经审证而治之。六经病是人体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综合反映，由于脏腑经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故某一经的病变，常常涉及另一经，从而出现六经间的相互传变，以及合病、并病等。
传，是指病情循着一定的趋向发展；变，是指病情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不循一般规律而发生性质的改变，但传与变常并称。一般而论，凡病邪侵袭，正虚邪盛，则病证由表传里，由阳入阴；若正气恢复，驱邪外出，则病证由里出表，由阴转阳。无论病证由表入里，由阳入阴，还是由里出表，由阴转阳，皆称为传变。所不同的是，前者属邪胜病进，后者属邪衰病退。
六经病的传变与否，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①决定于正气的盛衰：正气充盛，抗邪有力，则邪气不能内传；若正气衰弱，则易致邪气内传；若邪气已内传，但正气恢复，已具驱邪外出之力，则可使病情由阴转阳，由里出表。②决定于邪气的轻重：若感邪重，其势较盛，外邪直袭而入，则必然向内传变；若邪气不甚，或在正邪斗争中邪气已衰，则无力内传，或虽已内传，亦可有外出之机。③决定于治疗的当否：在疾病发展的过程中，是否能进行正确地治疗，关系到疾病的传变与否及传变的趋向。④决定于体质的差异：病邪传变与演化，与个体体质的差异有重要的关系，如同是感风寒之邪，阳盛者易传阳明，阴盛阳衰则易传太阴、少阴。
六经病的传变有多种情况，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形式：
传经：即由一经病转化为另一经病，比如由太阳病转为阳明病或少阳病，由太阴病转为少阴病即是。传经有多种情况，较常见的有循经传（即按六经的表里次序而传，如太阳传阳明）、越经传（即越过一经或两经转为另一经病，如太阳传太阴）、表里传（即按阴阳表里配属而传，如太阳传少阴、少阳传厥阴）。其传的方式有传、过经、转属、转系、转入等。
经传：即在一经之内，病证从经表传递到脏腑，即经证传变为腑证或脏证，《伤寒论》称其为随经。
直中：六经病不仅有自太阳病内传而来者，而且还有“直中”者。直中，是指太阳抗邪无力，疾病不出现太阳、少阳、阳明的证候，直接表现为三阴病证的一种发病方式。产生直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正气内虚，抗邪无力使然。
合病与并病：六经可以单独为病，也可以两经或三经合并为病，故有合病、并病之称。合病，是指两经或三经同时发病，无先后次第之分者。如太阳少阳合病、阳明少阳合病，以及三阳合病等。并病，是指一经的病证未罢，而另一经病证又起，有先后次第之分者。如太阳少阳并病、太阳阳明并病、少阳明并病等。
两感：两感是指表里两经同时受病，也是合病的一种，不过是表里两经合病。如少阴病的麻黄附子细辛汤证与麻黄附子甘草汤证即是两感证。
由于传变方式的复杂性，《伤寒论》的证候可以分为本证、兼证、变证、类似证。其中本证是指六经的典型病证，如太阳中风证，太阳伤寒证，阳明腑实证等；兼证是指在主证基础上兼有其他的病机，在症状表现上与主证略有不同者，如太阳中风表虚兼有肺气不利的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证，太阳伤寒表实兼有内热的大青龙汤证等；变证是指经误治或失治，病机发生了异常变化，已与六经典型病证相去甚远，病情复杂的病证，论中称之为坏病，如太阳篇的痞证、结胸证、阳虚兼水气病等，其内容多涉及杂病的范畴；类似证是指在症状表现上与六经病相似，但病证性质却完全不同的病证，如太阳篇的悬饮证、胸膈痰食证等。
四、《伤寒论》辨证体系
《伤寒杂病论》有其系统而完善的辨证体系，大要是以脏腑辨证论治内伤杂病，以六经辨证论治外感热病，《伤寒论》中主要的辨证方法为六经辨证。
（一）六经、六经病与六经辨证
《伤寒论》以六经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但历史上对于六经实质的认识歧义颇多，其原因固然有多种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混淆了六经、六经病与六经辨证的概念。因此，我们要全面地掌握六经辨证，就需要明确六经、六经病、六经辨证的概念。
六经，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由于六经之每一经又分为手足二经，因而总领十二经及其所属脏腑的生理功能，是生理性概念。
六经病，是以中医基础理论为依据对人体感受外邪之后所表现出的各种症状进行分析、归纳与概括的结果。它既是外感病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可看作既互相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证候，是病理性概念。
六经辨证则是一种辨证论治的方法与体系。它以六经所系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为基础，结合人体抗病力的强弱，病因的属性，病势的进退、缓急等因素，对外感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症状进行分析、综合、归纳，借以判断病变的部位、证候的性质与特点、邪正消长的趋向，并以此为前提决定立法处方等问题的基本法则。
《伤寒论》六经辨证是在《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二者已经有了显著的差别。《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只论述了部分热证、实证，未涉及寒证、虚证，其证候变化也只有两感一种，其治疗仅提及汗、下两法，且不完善。而《伤寒论》则全面讨论了风寒温热之邪侵袭人体之后，脏腑经络、营卫气血、邪正消长、表里出入、虚实转化、阴阳盛衰等多种病证及其变化规律；既论述了热证、实证，又补充了虚证、寒证；既论述了两感，又论述了合病、并病；其治疗方面，不仅包括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而且又有针药并用、内服外导法等。因此，《伤寒论》的六经辨证较《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有了显著的进步，它既是辨证的纲领，又是论治的准则。
（二）六经辨证基本内容
从《伤寒论》每篇标题“辨××病脉证并治”来看，六经辨证是要辨别出病、脉、证的基本内容。为了更全面地掌握六经辨证，就必须掌握六经病的具体情况。兹将六经病及六经辨证的基本内容概括如下：
太阳病为外感疾病的初期阶段。太阳病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为提纲，凡外感疾病初起出现此脉此症者，即可称其为太阳病。太阳病有经证、腑证之分。太阳经证因病者体质及感受邪气之不同，又分为中风与伤寒两大类型。中风的主要脉症有恶风寒、发热、头项强痛、自汗、鼻鸣、干呕、脉浮缓等，其病机为卫阳浮盛，卫外不固，营阴外泄。伤寒的主要脉症有恶风寒、发热、头项强痛、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无汗而喘、脉浮紧等，其病机为风寒外束，卫阳郁遏，营阴凝滞。太阳腑证有蓄水、蓄血之分。蓄水证是表邪不解，内入太阳之腑，邪与水结，膀胱气化失职，故出现脉浮发热、渴欲饮水、水入则吐、小便不利、少腹满、脉浮数等。蓄血证是表邪不解，循经入里化热，热与血结，血蓄下焦膀胱部位，其临床证候为少腹急结或硬满、其人如狂或发狂、小便自利等。此外，太阳病还有兼证，如太阳中风兼喘、兼汗漏不止、兼身疼痛等；又有因误治失治所导致的变证，如结胸、痞证、脏结、火逆等。
阳明病是外感病过程中，正邪相争激烈，邪热极盛的阶段。其证多属里实燥热性质，故阳明病以“胃家实”为提纲。阳明病依据燥热与肠中糟粕结合与否，而有热证、实证之分。如燥热虽盛，但未与肠中糟粕相结，而充斥内外，弥漫周身，出现身大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脉洪大、烦渴引饮者，称为阳明热证。若燥热之邪与肠中糟粕相结，燥屎阻滞肠道，腑气不通，出现潮热、谵语、手足濈然汗出、腹满硬痛、不大便、脉沉实者，称为阳明实证。另有胃热约束脾的转输功能而大便硬结，不更衣十日无所苦者，名为脾约证，亦属阳明实证范畴。阳明病虽以里热燥实证为主，但也有由于里虚或中寒所导致的阳明寒证、虚证。此外，阳明篇中还有发黄证、血热证等变证。
少阳病是外感热病发展过程中，病在半表半里的中间阶段。邪入少阳，胆火内郁，枢机不利，故以“口苦、咽干、目眩”为提纲。其主症还有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舌苔白、脉弦细等。少阳枢机不利还包括有若干兼证，如兼太阳之表，则出现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等；兼阳明之里，则可见往来寒热、呕不止、心下急，或心下痞硬、郁郁微烦，或潮热、不大便等；若兼气化不利，则出现往来寒热、心烦、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等；如少阳病误下，病邪弥漫，表里俱病，虚实相兼，则见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等。
太阴病是三阴病的初始阶段。病入太阴，以脾阳不运，寒湿阻滞为主，故以“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为提纲。除太阴本证外，尚有太阴兼表证，见脉浮、四肢烦疼等；有太阴腹痛证，见腹满时痛，或大实痛等；若太阴寒湿在里不解，郁而发黄，亦可形成太阴发黄证。
少阴病是外感病发展过程中的危重阶段。病至少阴，心肾阴阳气血俱虚，故以“脉微细，但欲寐”为提纲。少阴病有寒化热化两途：寒化证见手足厥冷、身蜷而卧、下利清谷、小便清利、脉沉微等；热化证则以心中烦不得卧，咽干咽痛，或下利口渴，舌红少苔或无苔，脉细数等为主要脉症。此外，少阴病还有兼太阳之表的两感证，热化津伤、邪热归并阳明的急下证，以及热移膀胱、下厥上竭等证。
厥阴病是伤寒六经病证的最后阶段。厥阴为病，肝失条达，木火上炎，脾虚不运，易形成上热下寒的病理变化。厥阴病提纲证“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即反映了厥阴病寒热错杂的证候特点。然厥阴受邪，阴阳失调，若邪气从阴化寒，则为厥阴寒证；从阳化热，则为厥阴热证。病至厥阴，正邪相争，阴阳消长，见手足厥逆与发热交替出现，则为厥热胜复证。若由于“阴阳气不相顺接”，表现为四肢厥冷者，则称之厥逆证。邪犯厥阴，肝失疏泄，影响脾胃，升降失调，还可见呕吐、哕、下利等证。
（三）六经辨证与其他辨证方法关系
1.六经辨证与八纲辨证关系 八纲辨证是对一切疾病病位和证候性质的总概括，六经辨证是《伤寒论》主要用于外感病辨证论治的一种辨证方法。因为外感病是在外邪的作用下正邪斗争的临床表现，正邪斗争的消长盛衰，决定着疾病的发展变化，关系着疾病的病位与证候性质，所以六经辨证的具体运用，无不贯穿着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八纲辨证的内容。因此，六经辨证与八纲辨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阴阳是辨识疾病与证候的总纲。一般将六经病中的太阳、阳明、少阳统称为三阳病；太阴、少阴、厥阴统称为三阴病。三阳病表示正气盛、抗病力强、邪气实，病情一般呈亢奋状态，因而三阳病多属热证、实证，概括为阳证。三阴病表示正气衰、抗病力弱、病邪未除，病情一般呈虚衰状态，因而三阴病多虚证、寒证，概括为阴证。另外，六经中的所有证候均可以分为阴阳两大类。此即六经与八纲中阴阳总纲的关系。
表里是分析病位深浅的纲领。就六经的表里而言，一般而论太阳属表，其余各经病变均属里。但表里的概念又是相对的。例如：从三阳病三阴病而言，三阳病属表，三阴病属里；从三阳病而言，太阳属表，少阳属半表半里，阳明属里；从阴阳配属的关系言，太阳属表，少阴属里，阳明属表，太阴属里，少阳属表，厥阴属里。另外，一经中也有表里之分，如太阳经证属表，而太阳腑证属里。判断疾病的表里还可以说明病势的趋向，如疾病由表入里为逆，由里出表为顺。判断疾病的表里对决定治则也有重要意义，如太阳表证宜解表发汗，阳明里证宜清泄里热或攻下里实，在表里兼病的情况下，又有先表后里、先里后表、表里兼治等不同治法。可见六经中蕴含着丰富的表里辨证的内容。
寒热是辨别疾病性质的纲领。就六经病的寒热而言，三阳病多病势亢奋，阳邪偏盛，故多属热证；三阴病多病势沉静，阴邪偏盛，故多属寒证。病证之寒热的情况较为复杂，同一证候，如下利证、呕哕证、黄疸证等，都有属寒属热的不同。单纯的寒热辨识尚易，寒热错杂的辨识就较难。如半夏泻心汤证是寒热错杂，痞结于中焦；黄连汤证是寒热错杂，格拒于中焦；乌梅丸证是上热下寒，阴阳逆乱。更有寒热盛极之时，每每出现真寒假热、真热假寒之证，辨证稍有疏忽，治疗稍有差池，病人则有性命之虞。可见辨寒热也是六经辨证的重要内容。
虚实是辨别邪正盛衰的纲领。凡病皆有邪正盛衰，故有虚证实证。从六经病而言，三阳多属正盛邪实的实证，三阴多属正气虚损的虚证。如“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胃气，宜调胃承气汤”，“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即是通过发汗后寒热趋向以定虚实。又如“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然，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即是以脉症变化来判断虚实。可见辨虚实也是六经辨证的重要内容。
由上可知，八纲辨证与六经辨证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于二者的关系，我们可以归纳为：
（1）八纲辨证是对疾病病位、病性、邪正盛衰、趋势等方面的总概括，而六经辨证则是八纲辨证的系统化、具体化，是对外感热病发展过程中各种病证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具体分析。
（2）八纲辨证贯穿于六经辨证之中，六经辨证则含于八纲辨证之下。如六经中的太阳病，有恶寒、发热、头痛、项强、脉浮等脉症，从八纲辨证来分析，自然属于表证。但仅据表证，还不能够指导治疗，必须结合其有汗无汗、脉紧脉缓来进一步辨别，有汗者为表虚，无汗者为表实。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选用解肌祛风或辛温发汗的方法。又如少阴病以八纲辨证辨属里证、虚证，但仅据里证、虚证还不能指导治疗，必须进一步分析其阴阳的偏盛偏衰，如果表现为无热恶寒、四肢厥逆、下利清谷、脉沉微者，则为少阴寒化证；如表现为心烦不得眠、咽干咽痛、脉细数者，则为少阴热化证。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运用扶阳抑阴或育阴清热的治疗方法。
（3）八纲辨证与六经辨证是相辅相成的，有互补之妙，而无对峙之处。
总之，完善于明清之际的八纲辨证，虽说来源于《黄帝内经》，却是从《伤寒论》六经辨证中得到启发而加以系统化的。
2.六经辨证与脏腑经络辨证的关系 脏腑辨证是根据脏腑的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对疾病与证候进行分析归纳，借以推断病机，判断病位、病性及邪正盛衰状况的一种辨证方法，它与六经辨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脏腑是人体功能活动的核心，脏腑与脏腑之间，脏腑与全身各部之间，通过经络气血等有机联系，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可以说，任何疾病都是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反映，六经病证自然也不例外。
以脏腑的病理反映而论，各经病均会累及所系的脏腑。如太阳统膀胱及其经脉，太阳病虽属表证，但邪气循经入里之时，邪入膀胱，影响气化功能，以致水蓄不行者，是谓蓄水证，它既是六经证候，也是膀胱证候。阳明乃胃与大肠之通称，如白虎汤证既是六经之阳明热证，但同时也是胃热证候；三承气汤证既是阳明腑实证，也是胃肠燥实证。胆与三焦皆属少阳之腑，病入少阳则胆火上炎，因而口苦、咽干、目眩，可知少阳病与胆腑关系密切。脾属太阴，太阴病多脾阳不足，运化失职，寒湿内阻，故有腹满而吐、食不下、时腹自痛、下利等，此证在六经辨证中称太阴病，在脏腑辨证中则属脾阳虚证。少阴统心肾两脏，少阴寒化证为心肾阳虚，阴寒内盛；少阴热化证为肾阴不足，心火上炎，水火失济。肝为厥阴之脏，其为病虽然复杂，但无不与肝之生理与病理特点相关。如厥阴提纲证，属寒热错杂，肝邪犯及脾胃；吴茱萸汤证则属肝胃虚寒，浊阴上逆。
从经络的病理反映而论，太阳经起于目内眦，上额交颠，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夹脊抵腰至足，故太阳经受邪则见头项痛、身痛、腰疼等症。阳明经起于鼻两侧凹陷处，络于目而行于面，故阳明病可见面赤、目痛、鼻干等症；少阳经起于目外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入耳中，并从缺盆下行胸胁，故少阳经受邪，可见耳聋、目赤、胸胁苦满等症。三阴病属里证，其经络所反映的证候虽不像三阳经那样显著，但其表现的某些证候，如太阴病的腹满，少阴病的咽痛，厥阴病的头痛，都与经络的循行部位不无关系。
概括而言，六经辨证是以脏腑辨证为基础的，主要适用于外感疾病辨证论治的一种辨证体系。但值得提出的是，它虽然是主辨外感，但又兼辨杂病，尤其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后世医家大大充实了有关杂病的辨证论治的内容，因此它不仅为诊治外感疾病提供了有效的科学方法，而且也为中医临床各科疾病的辨证论治提供了一般的规律。
五、《伤寒论》的临证思维
作为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一书充分体现了整体观、辩证观、恒动观等中医最根本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贯穿于病证的诊断、治则的确立、方剂的配伍等各个环节，体现在全书的每一条原文与章节。学习《伤寒论》就是要学习与掌握这些隐含于条文中的最根本的哲学思维，学习与掌握张仲景临证思辨的具体方法。
（一）《伤寒论》健康观、疾病观与治疗观
“阴阳自和”是仲景健康观、疾病观与治疗观的集中体现。“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医学理论的精髓。中医学的基本出发点和理想目标都是使机体达到阴阳和谐的最高境界。“和”，不能理解为绝对的静止或平衡，而是适合、恰到好处之意。此外，在中医学中“和”“调”常作为同义词相提并论，它们既可表示一种平衡和谐的状态，又可表示调节的动态过程。在《伤寒杂病论》中多次提到，“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阴阳自和者，必自愈”，结合全书的内容看，我们可以推知仲景的健康观、疾病观与治疗观包括以下内容：①“阴阳和合”，是机体正常的生理常态；②阴阳和合的前提是五脏元真通畅，阳阳平秘；③生理上阴阳和合常态的取得，源于人体自身的自我调节能力；④阴阳失和是疾病的实质，也是其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⑤恢复阴阳和谐是治疗的终极目的；⑥治疗疾病应时刻关注病人的自我调节能力，无论是攻邪还是扶正，都要适可而止，余者要依靠人体自我调节能力以达到的阴阳和谐的目标，医生绝不可越俎代庖。《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化不可代，时不可违。夫经络以通，血气以从，复其不足，与众齐同，养之和之，静以待时，谨守其气，无使倾移，其形乃彰，生气以长。”可以说，《伤寒论》“阴阳自和”与《素问》“化不可代”的治疗观是一脉相承的。
（二）《伤寒论》辨证思维
《伤寒论》全书蕴含了深刻的辨证内涵，这些思想贯穿于全书的每个章节，体现在每一个条文之中。历代医家重视伤寒论的学术价值，除了其方药效如桴鼓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原创性的临床辨病识证的思维方法。这些思维方法是中华民族原创思维在中医学的体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极大的理论与实用价值。此外，其方药的疗效脱离了这些辨病识证的方法，也只能是盲人瞎马，无所适从。所以，我们学习伤寒论，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刻理会并掌握其中所蕴含的这些弥足珍贵的辨证思维方法。
1.辨病求本，本在阴阳 《伤寒论》禀承《黄帝内经》的思想，把辨识病证的阴阳作为诊断的第一要务。在太阳篇第7条指出：“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病起之初，病性的阴阳属性最为紧要，如何用最简洁明了的方法判断病性的阴阳，关系到以后治疗与病情发展走向。此条即确定了外感病发病初起诊断病证属性阴阳的最基本的原则。不仅如此，在全书的第一条（即《辨脉法》第一条）更提出：“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可见，病证的阴阳属性是临床诊断最根本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抓住了病证的阴阳属性，才能对病情的发展与演变做出最基本的判断，才能确定最基本的治则，也才能使疾病有一个好的转归。
2.病证结合，辨证析机 《伤寒论》不仅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更是一部全面运用病证结合诊断方法的经典。《伤寒杂病论》首开病证结合论治之先河，它在很多篇章都是以“辨某某病脉证并治”名篇，是以“某某病”在先，“脉证并治”在后。而在六经病提纲证条，均以“某某之为病”冠其首以提起下文。后世把《伤寒论》的辨证方法称为六经辨证，其实原书并无六经之名，只是称“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是后人把“太阳病”等称为“六经病”。实际上，仲景很明确地把太阳病、阳明病等作为各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六个疾病系统。这六个系统，既有联系，又各自有其形成、发展、传变的自身规律，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又可以出现各种不同的证候。如太阳病可以出现中风、伤寒的经证与蓄水、蓄血的腑证，以至于众多的兼证、变证。从《伤寒杂病论》全书看，“病”是在病因作用下，机体邪正相争，阴阳失调所导致的具有一定发展规律的演变过程，具体表现出由若干特定的症状所组成，并处于不同阶段的相应的证候。“证”则是对疾病所处某一阶段的病因、病性、病位、邪正相争及发展趋势的总概括。因此，病有病的规律，证有证的实质，二者在诊断上缺一不可。
但辨病也好，辨证也罢，最终落实的还是要有具体的病机分析，即对病因、病性、病位、邪正关系与趋势的具体分析。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指导进一步确立治则、治法，选择正确的方药。如阳明病提纲证，即明确指出“胃家实”是阳明病最主要的病理机转。又如太阴篇第277条“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则是通过症状的分析，对疾病的病位、病性做出明确的判断，再进而确定治则，选择方药，这一条虽说只有短短23字，但是因、机、证、治，一以贯之。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属太阴”“脏有寒”，这是对脉症分析的结果，也是确定“当温之”，选择“四逆辈”的基础。
3.四诊合参，动态分析 四诊合参，是诊断的前提，但并非全部。第16条所载“观其脉证，知犯何逆”八个字，不仅告诉我们诊断疾病要四诊合参，而是蕴有更加丰富的内涵。结合第20条“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以及前述的277条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具体病人的诊断与治疗，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原病证；二是病史及治疗史；三是现病脉症；四是现病证的诊断；五是治法；六是选择的方药。其中，脉证合参是一方面，而原病证、病史与治疗史，也是正确诊断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而动态的分析正是“知犯何逆”的内在含义。
四诊合参，自然会涉及脉症从舍。脉症从舍的原则，是既要全面权衡，又要具体分析。一证可见多脉，如阳明腑实证，治当攻下，但必须脉来沉实方可攻下。如脉见滑而疾，则揭示里实未甚，下必慎重；如迟而有力，表明燥结严重，必须大剂峻下。一脉可见多证，热证脉数，不难理解，但虚证脉数，则需详审。120条“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饮食，而反吐者，此以发汗，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也”，即体现了全面权衡与具体分析，不但指出了辨证的要点，而且还指出了虚寒证脉数发生的机理。
4.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脉有真假，症状表现也有真假，在诊断时，必须要认真分析脉症的真假，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将那些代表了病证的实质脉症挖掘出来。在这方面，《伤寒论》也为我们作了示范性的论述。
以去伪存真言之，第11条“病人身太热，反欲得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就是对寒热症状的去伪存真。56条“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则是对症状组合的去伪存真。本条前“与承气汤”是粗略判断，后来加上审小便之清长，是更精细的辨别。辨识的精细程度不同，结论也不同，选方遣药自然有异，而疗效也会有冰炭之分。
就去粗取精而言，在诊病时，对每个症状、脉象都应结合其他伴随的脉症进行精细的分析，以期得出最接近实质的结论。如单凭自利一症，并不能确定治则与方药，还需要根据伴随的症状进行去粗取精的分析，才能明确其病在何经，性之寒热。即便以虚寒性下利而言，虽然伴随症状有相似之处，但根据是自利而渴还是自利不渴，是下利清谷还是大便溏泻，是身冷恶寒还是恶寒蜷卧，以及是否有四肢厥冷，方能断其为太阴病的理中汤证还是少阴病的四逆汤证。
5.同中见异，异中求同 《伤寒论》的辨证过程，就是一个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过程。以厥逆为例，虽然论中明确指出“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并明确指出其具代表性的症状是“厥者，手足逆冷是也”，但是，厥逆的病机虽然是“阴阳气不相顺接”，但导致此病机的病因却是多种多样的，这就需要进行同中求异的辨别。如论中通过对伴随症状、脉象、病史、治疗经过等综合分析，确定厥证有热厥、寒厥、蛔厥、脏厥、水厥、痰厥乃至血虚寒厥等种种不同，如此方能对证治疗，取得佳效。此即为同中见异。又如桂枝汤证，即有12条、13条、95条的典型的太阳中风表虚证，也有24条、42条、44条、45条、15条、57条，或是表证误下，或是表证兼虚，或是表证兼里证，或是表邪治后未尽等，更有53条、54条杂病的自汗证，但这些病证都具有“卫不外固，营阴外泄，营卫失调”的相同病机，故均可用桂枝汤治疗。此即为异中求同。
6.以常衡变，知常达变 常变观是中医辨证思维的基本特征之一，即主张“以常衡变”，又强调“知常达变”。前者是要通过一般规律的总结，明确基本范式，后者则是通过特殊规律的认识，了解特殊情况。医生辨证与诊治水平高低的差异，往往在于后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知常者易，达变者难。大凡常法，都具有纲领性、常识性、稳定性，规律性的特点，故较易把握；而变法则与之相反，具有无序性、偶然性、非规律性的思维特点，故难以掌控。中医辨证之活，在于变法，中医辨证之难，也在于变法。而《伤寒论》则是知常达变思维最为突出的典范。以烦躁为例：以常规言之，烦躁多与阳热相关。如大青龙汤证、白虎汤证、白虎加人参汤证、三承气汤证、大陷胸汤证、小柴胡汤证、大柴胡汤证等，均为阳热亢盛或阳热内郁所致，此为常；而干姜附子汤证、茯苓四逆汤证、桂枝甘草汤证、桂甘龙牡汤证，则属于阳虚之烦躁，此即为变。不仅如此，至296条“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厥阴病344条“伤寒发热，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则又属于变之甚者。又如阳明病以“胃家实”为纲，故热证实证为其常，但阳明中寒则属于常中之变。如果单从症状表现来看，阳明寒证“不能食”（190）“手足濈然汗出”（191）“脉迟”（195），与大承气汤证非常相似，但大承气汤证为其常，此则为其变。只有知常亦知变，才有可能在错综复杂的临床表象中，辨清病证的真实属性，取得良好的疗效。
7.重视主症，区别对待 抓主症，根据主症推断病证的病机，是《伤寒论》一个重要的辨证方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主症常常是病机的代表性反映。这一方式，具有简便、快速、高效的特点，可以使人在错综复杂的脉症中很快找到根本性的依据，作出准确的判断。为了强调这一方式的重要性，在101条还特为指出：“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主症，可以是一个症状，也可以是几个症状的组合。以症状组合为例，在六经提纲证中，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均是以症状组合作为分经审证的重要依据。以单一症状言，229条“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与小柴胡汤”，230条“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柴胡汤”，均是以“胸胁满”一症，而判断病尚未离少阳，而治以小柴胡汤。由此可知症状组合与单一主症对正确诊断的重要价值。
但是，抓主症，并不是仅仅靠一两个主症就可以做出正确的诊断，还是要综合分析方可确诊。如前所述，“有柴胡证，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从229条、230条看，似乎“胁下硬满”一症对柴胡证的诊断具有不可置疑的意义，但是在98条“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胁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者，与柴胡汤，后必下重”一条中，“不能食”“胁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五个症状都是小柴胡汤证的症状表现，看似诊断小柴胡汤证应无疑义，但却属小柴胡汤的禁忌证。究其原因，是因为结合病史来看，此属里虚误下，阳虚不运，寒湿停郁肝胆之经，病机与小柴胡汤证不合，故而禁用小柴胡汤。因此，说“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也好，五症具备，属于禁忌也好，其根本仍在于通过对病史、治疗史，当下脉症的综合分析，判断其病机是否与小柴胡汤证相吻合。吻合者，但见一症便是；不合者，虽五症尽现，也不属小柴胡汤证。
8.掌握规律，见微知著 《伤寒论》辨证思维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总结疾病演变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些规律的把握，以及对当下脉症及治疗经过的判断，见微知著，做好预判，防止病情向不好的方面转化。如第4条“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第5条“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就是基于对传变规律的掌握及脉症的分析，看太阳病是否内传阳明少阳，如果确有内传之势，则“针足阳明”，先安未受邪之地，“使经不传则愈”。又如，在阳明病中，大承气汤的使用是慎之又慎，208条“阳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气汤主之。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至大泄下”，其对于大承汤的使用，可谓慎之又慎。然在少阴篇中，320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322条“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此二条之“口燥咽干”“腹胀不大便”若在阳明病中，用大承气汤未免失之孟浪，但是在少阴病中，因其正气虚损，邪入少阴，一旦化热，往往易伤阴耗液，一旦真阴被伤，则治疗困难，所以要见微知著，早作急下存阴之治。
《伤寒论》临证时辨病识证的思维方法十分丰富，并不仅限于以上的八个方面，需要我们在研习时深入钻研，认真体味，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掌握其间的精微奥秘并用之临床。
（三）《伤寒论》治则治法
论治法则包括治则与治法两个方面，治则是治疗疾病应遵循的总原则，治法是治疗某一疾病的具体方法。
1.六经病证基本治则 六经病的基本治则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伤寒论》继承与发扬了《黄帝内经》治病求本，本于阴阳的精神，对每一病证，均遵照审证求因的原则，辨其病因之阴阳，病性之阴阳，病位之阴阳，然后按照病因、病性、病位的阴阳属性确定其相应的治则治法，并遵照治则治法选取恰当的方药，最终达到五脏六腑、十四经脉、表里三焦，气血津液，流畅通达，阴阳平秘和谐的最佳状态。比如病分阴阳，“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脉分阴阳，“凡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判断预后，“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证分阴阳，“其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此为实，名曰阳结；其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硬，名曰阴结也”；论病机，“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阳不足。阴气上入阳中，则洒淅恶寒也……尺脉弱，名曰阴不足，阳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也”。实则《伤寒论》的病证治则治法，都是围绕着阴阳而展开，三阳病中，以祛邪存津液为主，即是阳病治阴；在阴病中，以扶正温阳为主，即是阴病治阳。397法，113方，都是为了调整人体阴阳气血的通达调畅，阴平阴秘，阴阳和谐而设，故“治病求本，本于阴阳”，为仲景治疗之根本。
二是祛邪扶正，分清主次。祛邪与扶正虽是治则的两个方面，却又是辩证的统一体，在具体应用时，又须分清主次。一般而言，三阳病属表、属热、属实，正盛邪实为基本矛盾，故以祛邪为主；三阴病属里、属寒、属虚，正虚邪恋为基本矛盾，故以扶正为主。但疾病是复杂的，治则也须据病情而定，祛邪之时，应不忘扶正，扶正之时，亦不应忘记祛邪。至于何时祛邪，何时扶正，或为祛邪为主，或以扶正为主，必以病情为依据。比如三承气汤、大陷胸汤、大黄黄连泻心汤、瓜蒂散，自是以祛邪为主，适用于实证、热证；而小建中汤、理中汤、四逆汤类方，自是以扶正为主，适用于虚证、寒证；而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三泻心汤证，即有祛邪之品，又有扶正之药，则适用于虚实夹杂证。临床上病情千变成化，纯虚纯实证少，而虚寒夹杂者众，故临证是必须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灵活机变，随证调整扶正祛邪之比，方可取桴鼓之效。
三是调和阴阳，以平为期。六经病证，不论采取扶正，还是祛邪，无论是正治，还是反治，皆应以协调阴阳，以平为期为准则。疾病的发生，无论是外感还是内伤杂病，从最根本处分析，都是人体阴阳的失调，因此，疾病的治疗，也就是把人体失调的阴阳调整到阴平阳秘、阴阳和谐的最佳状态。外邪袭体，无论是辛温解表，还是解肌祛风，祛除邪气，均是为了调和阴阳；内伤杂病，无论是清热育阴，还是温阳祛寒，也是为了调和阴阳。白虎汤、四逆汤之正治，是调和阴阳；白通加猪胆汗汤、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之反治，也是调和阴阳。调和阴阳，以平为期，除了阴阳比例平均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阴阳量多量少的差异问题，即三分阴与三分阳的平衡与七分服与七分阳的平衡，所带来的机体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因而仲景在分析治疗疾病时，也十分注重对阴阳正气强弱的分析，在治疗时，当然也要注意到扶阳益阴的体量问题。比如仲景对战汗作解的分析，“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脉浮而紧，按之反芤，此为本虚，故当战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其脉浮而数，按之不芤，此人不虚，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发战也”，前者是因正虚邪盛，祛邪无力而发战；后者是正气不虚，祛邪有力而不发战。知道了战汗发生的病机，在治疗之中，当邪实正虚时，适当地益阴扶阳，补助正气，使正气得充，自是不言而喻之治则。
四是明确标本，分清缓急。病有标本，证有缓急，故治有先后。如一般情况重在治本，此是论治之大法，但特殊情况又要急则治标，此是灵活之变法；先表后里为常法，而先里后表为变法，表里兼治为权宜之法。表里先后的治则治法，多用于表里兼病之时，由于所兼里证的虚实性质与病表急重程度的不同，分别有多种情况，也相应有多种治则。若表里同病，里证属实，且里证不急之时，治宜先表后里，如106条即是先解其表，后治宜桃核承气汤，164条先服桂枝汤，后治宜大黄黄连泻心汤，此属常法；若表里同病，里证属实，但里证急重之时，治宜先里后表，如124条抵汤汤证，此属变法。若表里同病，里证属虚，也治宜先里后表，如102条小建中汤证，91条先服四逆汤，后宜桂枝汤。若表里同病，里证不急，则治宜表里同治法，如163条桂枝人参汤证，301条麻黄细辛附子汤证，302条麻黄附子甘草汤证等。标本缓急之治法，仲景更是继承了《黄帝内经》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的宗旨，并将其予以具体的实践，如“伤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当服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是缓则治其本；而“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则是急则治其标。总之，表里先后，标本缓急，对于临床疗效的提升，关系甚紧，务必详加审视，仔细斟酌而定。
五是正治反治，依证而行。六经病证绝大多数为表象与本质相符，故多用正治法，如三阳病热实证治以“热者寒之”之法，三阴病虚寒证治以“寒者热之”之法。然有疾病的表象与本质不一致，或病邪过强，拒药不受者，则又须应用反治之法。如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证，即是以通脉四逆汤温经回阳，而以猪胆汁引药入阴，以防格拒。
六是随证治之，变化灵活。《伤寒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虽是针对六经兼变证而提出的治则，实则是适用于所有疾病的论治法则。针对不同病证，采取不同的治法，是《伤寒论》中的基本治则之一。纵观《伤寒论》全书，113方，397法，虽说均是对证而设，但是“随证治之”这一原则，却是蕴含了丰富的灵活机变的精神，根据这一原则，有同病异证者，则随证治用不同方剂。如心下痞病，根据不同的证候，可以分别治以大黄黄连泻心汤、附子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旋覆代赭汤、五苓散等多个方剂；手足厥逆证，也可以治以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白通汤、乌梅丸、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四逆散、茯苓甘草汤、瓜蒂散等多个方剂。反之，虽说一证必有一方，但一方并非只对一证，如四逆汤，即可以用于少阴寒化证、厥阴寒证，又可用于阴盛亡阳证，甚至在《伤寒论》原书各篇中，除少阳篇外，其余六经各篇，皆载有四逆汤证的条文。虽说此方运用范围甚广，但其所治之病机则同，即均属于阴盛阳衰之证。此外，同一病证，也并非只适宜一方药而固定不变，如277条“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好明确指出，此证虽属太阴脏虚寒证，但并非只治宜理中汤一法，而是四逆辈近10个方剂，均可化裁应用。
七是三因制宜，各有侧重。疾病的发生发展，受客观环境及个体差异的影响，故治疗应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如白虎加人参汤方后注中所说：“此方立夏后立秋前乃可服，立秋后不可服。正月、二月、三月尚凛冷，亦不可与服之。”即体现了一年中因时用药的精神，而十枣汤平旦服，则是体现了一日中因时服药的原则。至于因人制宜，《伤寒论》中也不乏其例，如麻黄汤的九大禁忌证，皆属于因人设禁；白散强人半钱匕，羸人减之，十枣汤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匕，通脉四逆汤平人用干姜三两，强人可四两，均属于因人定量。而《伤寒例》“又土地温凉，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飡居亦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问，岐伯举四治之能，以训后紧，开其未误者。临病之工，宜须两审也”，则是仲景以“因地制宜”的谆谆告诫。
八是化不可代，重视自和。《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化不可代，时不可违。”此语除了认为天地有道，造化之气不可以人力代替之外，也意在强调治疗疾病要发挥其自身调节的内在作用，不能简单地以外力代替，否则会弄巧成拙，产生弊端。仲景继承了《黄帝内经》这一思想，十分重视“阴阳自和”在疾病治疗与健康恢复中的作用。如58条“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在《辨脉法》第13条中说：“问曰：病人不战，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其脉自微，此以曾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内无津液，此阴阳自和，必自愈，故不战，不汗出而解也。”基于这一思想，对于食后食复发热，“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瘥，人强与谷”，他提出“不能消谷，损谷则愈”。对于重剂攻邪，他在多个方剂的方后注中提出中病即止，不必尽剂。对于热入血室证，更是提出“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
2.《伤寒论》中的治疗方法 《伤寒论》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治法内容。首先，在治法的运用上，实际上已包含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八法。如治太阳表证，有麻黄汤、桂枝汤之汗法；治痰实阻滞证，有瓜蒂散之吐法；治阳明里实证，有三承气汤之下法；治少阳病，有小柴胡汤之和法；治太阴病，有理中汤之温法；治阳明热证，有白虎汤之清法；治心阴阳两虚，有炙甘草汤补法；治蓄血证，有抵当汤之消法等，可谓集八法之大成。此外，《伤寒论》又汇集了多种不同的疗法，如药物疗法、针刺疗法、艾灸疗法等。药物疗法又有汤剂、散剂、丸剂之别，有外用、内服之分。同时尚有药针并用法、针灸并用法、药灸并用法等。
总之，《伤寒论》一书上承《黄帝内经》，下启后世，汇集了中医治则、治法之大成，开创了中医各种疗法之先河，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经方”及其临床应用
（一）经方概念
“经方”一词，见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从其中的小序看，经方的含义有三：一是指汉以前临床上的医方著作；二是对临床上确有疗效之方剂的泛称；三是指以研究方剂临床应用为主要内容的医学流派。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经方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的经方，已专指《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载的方剂。正如徐大椿所说：“惟仲景则独祖经方，而集其大成，唯此两书，真所谓经方之祖。”
（二）经方现代拓展应用原则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古老的经方不但没有随时移代迁而远去，反而历久弥新，在新时代愈发彰显其卓越的功效与深刻的内涵。现代研究的成果，不仅进一步验证了经方的疗效，而且初步揭示了其取得疗效的作用机制，发现了部分药效的物质基础。这些研究成果，为经方的现代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经方的现代应用中，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熟谙经旨，打牢基础 要做到在临床上熟练地运用经方，打牢基础，熟谙仲景的学术思想，对经方有深入的了解与掌握是基础，也是前提。如果对经方组方的原则、配伍的意义、主治病证的病机，以及加减化裁的方法等一知半解，是绝对不可能用好经方的。要达到对经方深入了解的层面，首先是要熟读原文，并对其方药组成、药味剂量、配伍意义、加减化裁方法、适宜与禁忌证等了然于胸；其次要明了各经方主治方证的病机及其所表现出的主要症状与脉象；其三要对清楚其与类似方剂的区别。只有这样，临证时才能做到既精确选方，又能灵活化裁。
2.病证结合，适应需求 病证结合，既指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也包括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当前，现代科技飞速发展，医药知识迅速普及，中医药在整个健康领域的作用也日益凸显，民众的需要也与古代大不相同。如患者在治疗中，既想了解中医的诊断，也想知道西医的诊断。由于西医的病名较为规范，诊断标准较为明确，临床应用时操作性较强，容易达成共识，因此，在当前应用经方时，要适应时代的需求、民众的需要，除了少数西医诊断不清的病证之外，尽量要做到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一方面既可提升辨证的准确性，又可加深、补充对疾病的认识，另外也有利于明确诊断及判断疗效，有利于医患沟通与增加患者的依从性。在遵循这一原则指导下获取的学术经验，也有利于中西医学界的交流与相互促进。
3.紧扣病机，抓住关键 辨证析机，因机立法，因法施方是《伤寒论》最重要的特色之一。病证的症状脉象虽然复杂，但每证都有其内在的病机；方剂的组成虽然严谨巧妙，但其配伍的意义往往是针对病证的内在病机而设。因此，病机是联系病证与处方的核心，抓住病机就抓住了经方应用的关键。《黄帝内经》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对于经方的现代应用来说，“要”就在于每一方证的病机。抓住了这一关键，就掌握了经方现代应用的钥匙，只要我们对每一个经方所主治病证的病机做到了胸有成竹，那么，任凭病证千变万化，也能找到对证的经方，从而取得桴鼓之效。
4.科学评价，有利交流 自古至今，中医在总结自己的学术经验时，大多采用个案总结的方式。这种个案的总结，无疑在启迪后学的思路，传播学术的经验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与发展过程中，我们仍应继续采取这样的方式与方法。但是，除了这种个案总结的方式之外，在经方的现代应用时，我们也要注意采用包括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在内的现代评价方法来评价疗效，总结个人或群体的经验。采用现代的评价方法，较之个案总结的方式，也有其优势。其优势就在于更有利于临床经验的积累，更有利于取得同仁的信任，也更有利于以论文的方式推广，更有利于与国内外中西医界的交流。
5.掌握规律，有的放矢 经方的现代应用，有其自身的规律，在现今的社会条件下，拓展应用经方，要做到有的放矢，无论是从人道主义抑或是从伦理学的角度看，除非在别无替代及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绝对不能以药试病，以病人为试验对象。在经方的拓展应用领域，前贤及当代的一些中医学大家，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也进行了非常丰富的临床实践。为了进一步用好经方，我们要总结这些经验，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内在规律，整理出拓展经方现在应用的方式与途径，探讨经方应用规律，以利于更好地发挥经方的疗效。
（三）经方现代拓展应用途径与方法
根据《伤寒论》的记载及后世医家尤其是当代经方大家的临床经验，经方的现代拓展应用可以归纳为以下途径：
1.方证相应，吻合因机症治 方证对应，即针对经方在《伤寒论》中所对应的证候而处方，这是经方现代应用最基础的范式。方证相应其实乃仲景所首倡，他在《伤寒论》中就明确提出了柴胡证、桂枝证的概念。以汤名证，即见到这样的证候就要使用该方，其实已开方证相应之先河。方证相应的关键点就在于要吻合各方证的病因、病机，甚至症状表现及脉象。初学者只要对这些了然于心，临证时按图索骥则最容易掌握。如泻心汤证治疗寒热错杂、中焦痞寒的心下痞证，桂枝汤治疗卫不外固、营阴失守的太阳中风证等即属此类。这一方式虽说最为基础，但也最为实用，临床上如能做到因机症治相互吻合者，每每收桴鼓之效。
2.方症相应，重在有效组合 方症相应，即针对症状或症状组合而用经方。日人吉益东洞等所倡言的方症相对，实际上即是指此而言。这种只针对症状或症状组合，不论病机而处方，虽然有简捷、快速的特点，但是也有辨识不清、疗效不确切，以及不容易拓展应用的弊端。临床上为了扬其长而避其短，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症状的有效组合。所谓有效组合，即指真正找到能代表方证病机的脉症组合，反之则难免失之于机械。如日本古方派总结的小柴胡汤的方症是“胸胁苦满或往来寒热而呕”，其明显存在着机械与不完备之处。在《伤寒论》中，胸胁满确实在很多情况下是运用小柴胡汤治疗的，但也有很多情况下是不能运用小柴胡汤的，如98条即属小柴胡汤之禁忌证，147条则属大陷胸汤证。
3.谨守病机，不拘症状变化 谨守病机，不拘症状变化而用经方，在现今临床上最为多见，此为扩大《伤寒论》方运用范围之最重要的途径。因症状为表象，病机为实质，表象可以有很多的变化，而实质可以是一个。因此，不管表象如何变化，只要辨明其病机的实质相同，均可异病同治。如论中吴茱萸汤，能治阳明寒呕；少阴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厥阴头痛、干呕、吐涎沫三证，其原因在于其共同的病机是浊阴上逆下犯，故可一方统治。现今本方用于宫寒之痛经、不孕，浊阴上逆于颠的头顶冷痛等有佳效，也是基于其病机相同。
在这一方式的基础上，还可以扩展出以下两种方式。
其一为据位施方：是指根据一个经方所主病证的大体部位，并参合病机而选择经方。如薏苡附子败酱散本来治疗“脓成而下焦阳虚”的肠痈，其位在下焦。现今临床上，该方用于腹腔、盆腔内的多种慢性化脓性炎症，如慢性盆腔炎、结核性腹膜炎、慢性附件炎、卵巢囊肿等，多有疗效，但其疗效的前提不仅仅是病发于下焦之位，更重要的还是要有阳虚兼瘀热内结的病机。
其二为循经处方：即根据某方主治病证的经络循行部位选方。同据位施方一样，也需要以病机符合为基础。如四逆散后世多用于治疗肝气郁结等病，据此，将其略事化裁用于胆经所过之胆囊炎，肝经所及之乳腺增生，肝经所络之盆腔炎，肝经所绕之附睾炎等多有效果。
4.旁参各家，贵在灵活变通 参考历代注家的注疏，扩大经方的应用范围，是十分重要的途径。如历代伤寒注家多把柴胡桂枝干姜汤证的病机解释为少阳兼三焦不利，水饮内停，而刘渡舟先生则认为“本方治胆热脾寒，气化不利，津液不滋所致腹胀，大便溏泻，小便不利，口渴心烦，或胁痛控背，手指发麻，脉弦而缓，舌淡苔白等症。故用本方和解少阳兼治脾寒，与大柴胡汤和解少阳兼治胃实互相发明”，在临床上按刘渡舟先生之理解，将此方运用于多种肝胆病、胃肠病辨证属于肝胆热而脾胃寒者，每每获得意想不到的疗效。
5.潜心原文，妙在获取新知 潜心原文，熟读并善思，如果能在原文及历代医家的注疏之外，获得新的理解与开悟，往往可以对拓展经方的应用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有学者从温阳、通阳、升阳的角度理解麻黄附子细辛汤，使这一在伤寒论中仅出现一次，用于少阴两感的经方，成为一个治疗现代阳虚、阳郁、阳陷病的一个常用之方，则极大地扩充了该方的治疗范畴。
6.合用经方，师从仲景妙法 将经方两两相合而用，亦是仲景所首创。他将小柴胡汤与桂枝汤相合命名为柴胡桂枝汤，将麻黄汤与桂枝汤相合命名为桂枝麻黄各半汤，不仅仅是扩充了这些经方的治疗范围，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垂方法，立津梁，开拓了思路。经方共有250余个，这些方剂联合应用，不仅相互组合的数量相当巨大，而且适用的范围也可以扩展到极致。不仅如此，后世医家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如柴胡陷胸汤、柴胡五苓散、陷胸栀子汤、半夏泻心合枳术汤、五苓真武汤等，都是在临床上有明确适应证，而且疗效卓著的合方典范。
7.合用时方，化裁更为广博 经方的另一个拓展应用途径是将经方与时方相合，由于经方是有限的，而时方是无限的，将经方与时方相合，其治疗的范畴会有更进一步的拓展。在这方面，也不乏成功的范例。如小柴胡汤合四物汤、小柴胡汤合平胃散、小柴胡汤合二陈汤，以及四逆散合四君子汤等，都在临床应用方面积累了经验，取得了疗效。
8.总结归纳，明晰化裁诸法 《伤寒论》一书，蕴涵着十分丰富的经方加减化裁的方法，使经方的应用成为一个完善的体系。总结、归纳、掌握这些化裁的规律，对于指导经方的现代应用至关重要。据不完全的统计，经方的化裁变化，最少方后附注，随证化裁；药味不变，药量化裁；主方不变，增药化裁；主方不变，减药化裁；主方减味，再增化裁；设定方模，套路加减；原方不变，合方化裁；原方加减，合方化裁等八种化裁之法。将这些方法推而广之，扩大到所有的经方，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产生的临床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
9.明晰方元，变化无穷无尽 有学者在研究经方配伍规律的过程中发现，经方是由一个个小方构成，如桂枝汤就是由芍药甘草组合、桂枝甘草组合，以及炙甘草生姜大枣的组合共同组成。芍药甘草、桂枝甘草，不仅在论中单独成方，而且还在大量方剂中重复出现。而炙甘草生姜大枣的组合虽然未能单独成方，但在桂枝汤、生姜泻心汤、旋覆代赭汤、橘皮竹茹汤中多次出现。这些组合，由两味或三味中药组成，在经方中不是单次，而是多次重复出现，它们是针对病机的关键环节组合而成，是构成经方的有规律可循的最小方剂单元，因而称之为方元。方元大量存在于经方之中，它们是经方化裁的基础，也是仲景组方的特色。掌握了方元及其组合规律，就抓住了经方化裁的根本与关键，可以使经方的组方更简洁，加减化裁更确切，更具针对性，主治更清楚，化裁更灵活。临证时根据病情采用合适的方元组合成方，其数量不可累计，足可应对错综复杂的病情变化。
10.但师其法，不拘具体方剂 对《伤寒论》之运用，有更为超脱者，为但师其法，而不泥其方。如277条“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是说太阴虚寒证，根据病情轻重可酌情使用理中、四逆类方，并未指明某方主之。又如259条“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寒湿在里不解故也。以为不可下也，于寒湿中求之”，说明对寒湿发黄，务在温阳散寒除湿，其方可酌情选用，甚至可自拟其方。再如“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乃示温化之法，也不定其方剂。以上均可但师其法，而不泥其方药。更有仅师六经辨证之法，而不泥其具体治法方药者，如49条“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当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仅指出“须表里实”，则可表里证俱解。然如何实其表里，则无定法可循，只能“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七、学习《伤寒论》的方法
要学好《伤寒论》，并真正掌握《伤寒论》的学术内涵，需注意以下几点：
1.认清性质，明确目的 《伤寒论》并不仅仅是辨治外感热病的专书，而是一部辨证论治的专书，它是以六经分证来统摄诸病，是以论病来辨明伤寒，非只论伤寒一病。其原因在于：①从《伤寒论》的沿革看，《伤寒论》原名叫《伤寒杂病论》，本来是伤寒与杂病并论的一部专著，只是在流传的过程中才分为两书。而两书虽分，但其中伤寒杂病共论之旨并未能彻底隔断。②从实践中看，伤寒单纯发病者少，而与杂病相兼者多，因此，必须伤寒与杂病共论，才能在论述的过程中将错综复杂的病证关系及六经辨证的方法阐述清楚，并体现六经辨证统摄诸病的意义。③《伤寒论》的六经分证是广义的，六经辨证中，只讲某经之为病，而不讲某经之伤寒，其实仲景是把杂病兼括于六经之中。由仲景《自序》中“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来看，此书绝非只为论述伤寒而设。综上可知，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伤寒论》是主论外感风寒，兼论内伤杂病，是一部阐述辨证论治理论与方法的专著。基于以上的原因，我们学习《伤寒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学习治疗伤寒病的方法，而是为了学习书中所蕴含的六经辨证的体系、辨证论治的原则，以及临证时分析、对比、鉴别等辨证思路与方法，并能将其用于临床治疗，以提高辨证论治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
2.提纲挈领，掌握全局 如前所述，学习《伤寒论》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其中所涵载的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提纲挈领，以高屋建瓴之势对《伤寒论》全书的内容有一个总体的把握。而把握全局的关键在于全面了解六经病的概念、成因、分类，各经病的主证、兼证、变证、夹杂证的类型，然后在此基础上，掌握各病证的病因病机、主要脉证及治则方药。
3.熟读原文，明辨本意 熟悉与全面理解原文，是学好《伤寒论》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掌握其理论体系的关键环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均涵载于《伤寒论》条文的字里行间。如不能熟读原文，进一步的研究则无从谈起；如不能熟记辨证论治的要点及治疗方药，也谈不上临床上的正确运用。因此，对于重要的条文、方药及方后注，最好能熟读或背诵。并且要加强理解，真正掌握其精神实质。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胸有成竹，在临证运用时得心应手。此外，为明辨《伤寒论》的本义，还要与《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等著作参合理解，尤其要注意避免望文生义，曲解原意。
4.前后联系，明经解要 熟读并理解原文，只是学习《伤寒论》的第一步。由于时代限制，《伤寒论》无法用大量的文字详细阐释其学术思想，有很多内容隐藏在条文之后，需要我们认真探求才能理解掌握，古代医家常说的“于无字处求之”即是此意。而条文之间的相互联系，也蕴含着丰富的辨证思维，更需要在系统掌握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分析方能感悟。如第4条与第5条比类而观，其后面的深意是“辨太阳病传与不传，但以脉证为凭，不以时日为拘”。101条“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98条则说，虽然“不能食而胁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五症俱现，看似柴胡证无疑，但因属太阴误下，脾虚气陷，寒湿停郁于肝胆之经，故似是而非，因此“与柴胡汤后必下重”，而禁用小柴胡汤。两条综合考虑，还是提醒读者，辨证的关键是内在的病机，而不仅仅是外在的症状，单凭外在症状的组合而选方，很容易犯指鹿为马的错误。
5.参考名家，加深理解 迄今为止，研究注释《伤寒论》的著作已有千百家之多，它们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伤寒论》的学术思想，推动了伤寒学术的发展与流传。因此，适当阅读注家的著作，是深入学习所必需的。其中代表注家如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张志聪的《伤寒论集注》、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徐大椿的《伤寒论类方》等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对于注家的观点，又决不可人云亦云，而必须通过独立思考，择善而从，兼收并蓄。
6.结合临床，学以致用 前面说过，学习《伤寒论》的最终目的是要掌握书中所涵载的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及其辨证论治的方法，因此，学习《伤寒论》应特别注意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临床，只有理论联系实际，将书中的理论与方药在临床中实际运用，才能加深印象，加深理解，加深记忆，真正掌握，也才有可能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