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哀望江南赋不成

钱锺书创作于抗战正酣时的诗文表达了他心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思,甚至可以说或隐或显的“战争”叙事承载着他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对未来的忧虑和憧憬,以及无处安放却难掩其热切深厚的家国情怀。

钱锺书小说中几乎没有对战争场面的直接描写,却屡次提及敌机轰炸。如:

敌机进入市空,有一种藐视的从容,向高射机关枪挑逗。那不生效力的机关枪声好像口吃者的声音,对天格格不能达意,又像咳不出痰来的干嗽。1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淞沪战役失利,南京吃紧,国民政府迁往战时陪都重庆。自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日军对重庆及周边地区实施无差别轰炸。由于敌我军事力量、武器装备悬殊,空军方面尤甚,我方基本没有制空权,敌机进入包括重庆在内的许多城市的市区轰炸如入无人之境,甚至表现出一种“藐视的从容”。我方以高射机关枪对抗,敌机很少出现在有效射程内,或为节省弹药计,射击并不连贯。钱锺书用“口吃”“不能达意”表达反制的无效;又说“像咳不出痰来的干嗽”,那种内心焦急却又十分无奈的心态历历如在读者眼前。

说到山城春天的到来,再次提及空袭的敌机意象:“虽然是高山一重重裹绕着的城市,春天,好像空袭的敌机,毫无阻碍地进来了。”2便有重重高山阻隔,一旦季节、时令到了,春天仍会势不可挡地来临;空袭的敌机的映衬令这种不受阻碍更加具体可感。因为自然屏障不足以形成有效阻挡,而我方又不能进行实质性的还击,所以敌机来得“毫无阻碍”。欣欣向荣的春天到来本是件赏心乐事,但联想到狂轰滥炸的敌机,心不由地下沉、揪紧。随着故事的展开,后来山城开办了航空学校,才叔的表弟天健来做飞行学员,才有了曼倩与天健的婚外情发生。故事临近结尾时,航空学校初见成效,敌机再次入侵,我方出动战机迎头痛击,战斗中天健牺牲。可以说在《纪念》中,敌机轰炸贯穿了故事的发生、发展直至结局的全过程,小说情节也因之连缀起来。

《猫》中描写被猫抓过的稿纸,“字句流离散失得像大轰炸后的市民”3。稿纸被猫抓过而面目全非,但钱锺书却别出心裁,不说稿纸破败不堪,而是强调纸上的字句“流离散失”,赋予字句以鲜活的生命。又说这种流离散失像经历大轰炸后的市民,将读者原本对稿纸的关注自然引到对遭遇轰炸而流离失所的市民的关切与同情上来,因轰炸给市民带来的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跃然纸上。

1929年初德国作家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出版了刚在报纸连载完的《西线无战事》4,引发了包括中国文坛在内的世界性反战文学热潮。当然,对中国尤其上海文坛而言,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的淞沪抗战是引发战争题材文学热潮的更直接因素。钱锺书在创作中也时有反战忧思表露,但与20世纪30年代以报告文学形式记录战事的中国主流反战文学不同,他主要以古体诗、学术著作的序言或小引以及创作中不时涌现的敌机轰炸等意象,表达对战争的嫌恶与反对,也表达自己虽是一介书生却不敢须臾忘记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妄图速战速决灭亡中国,却不期然地遭到中国全民族的顽强抵抗。他们在1937年12月13日侵占民国首都南京后,发现仍不能令中国人甘心接受被奴役的命运,遂丧心病狂地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正在欧洲留学的钱锺书于翌年春写下了字字血泪的《哀望》。其首联作:“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亦吞声。”5以“白骨堆山”控诉日寇针对平民的杀戮灭绝人性,用“吞声”而泣表达无辜百姓的饮恨衔冤。其尾联作:“艾芝玉石归同尽,哀望江南赋不成。”前一句与白居易《浩歌行》中的“贤愚贵贱同归尽”同义,后一句用庾信《哀江南赋》亦咏南京失陷的典故,摹写日寇铁蹄践踏下南京城山河破碎的惨状。

《将归》(1938)其二颔联作:“家无阳羡笼鹅寄,客似辽东化鹤归。”6承前一首写自己结束留学生涯“将归”的感慨,该诗细表归国临行前的心绪。两句分别化用“阳羡笼鹅”(《续齐谐记》)与“化鹤归辽”(《搜神后记》)两个典故,表现钱锺书结束三年海外求学生活归国之际的心境。故国早已物是人非,家乡遭日寇侵占,自己家中也被洗劫一空,寄身无处,但他仍毅然决定回国共赴时艰。

《陈式圭郭晴湖徐燕谋熙载诸君招集有怀张挺生》(1938)颈联作:“解忧醇酒难为力,遭乱文章倘有神。”7化用曹操“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短歌行》)与杜甫“文章有神交有道”(《薛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与该诗前文提到的“苍生化冢”“破国”等语一道,表达了钱锺书在遭逢乱世、国破无依的境况下难以排遣的忧思。

《围城》中描写日本侵华战事时用了一个比喻:“以后这四个月里的事,从上海撤退到南京陷落,历史该如洛高(Fr. Von Logau)所说,把刺刀磨尖当笔,蘸鲜血当墨水,写在敌人的皮肤上当纸。”8虽然此处采用了限知性视角,而且添加了表示揣测语气的“该”字,但对日本侵略者非人道行径谴责的力道却毫无减损,大有力透纸背之势。

《谈艺录》正文前的“小引”提到:“余身丁劫乱,赋命不辰。国破堪依,家亡靡托。迷方着处,赁屋以居。先人敝庐,故家乔木,皆如意园神楼,望而莫接。”表达了生逢乱世,国破家亡无枝可栖的无奈。但他继之又坚定地说:“兰真无土,桂不留人。立锥之地,盖头之茅,皆非吾有。知者识言外有哀江南在。”9“兰真无土”源于元初画家郑思肖善画无根兰,以表达对异族入主的悲愤和对前朝故国的情愫;“桂不留人”反用庾信《枯树赋》里的“小山则丛桂留人”;“哀江南”则取庾信《哀江南赋》的悲慨之意。钱锺书反战、反侵略的坚定态度在这段“小引”中尽行展现出来。

《〈谈艺录〉序》开篇点明:“《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10《〈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11在山河破碎之际,一介书生不能以身许国,只好将无尽忧思尽行倾注到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中,但心底深沉的家国情怀,令他始终未曾忘记忧国忧民。

1941年夏天以后,钱锺书滞留在沦陷后的上海,仍坚持此前在湖南蓝田已动笔但尚未完成的《谈艺录》撰著工作。“海水群飞,淞滨鱼烂。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12深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钱锺书兵隙偷生、无地可避,只能忘我地投入到未竟的学术撰著工作中去。他将诗集命名为《槐聚诗存》,亦本于对这种心境的写照。 《灵感》中说:“地狱早已搬到人间去了。”13将战争蹂躏下的祖国比作地狱,毫不掩饰地表达对战争的深恶痛绝。

钱锺书在寻常写人叙事时,善于以信手拈来的方式插入一两处与战争相关的比喻,撩拨读者的思绪,使他们不能忘怀正在进行的残酷战争。如状写人物外貌时说:“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14说黑眼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用夸张手法极言黑眼袋之大。接下来自然引出自己的猜测——眼袋里面储蓄着“多情的热泪”,故意用这种有悖于常理的笔致,意在表达“多情”二字。

不断言说事实上的战争与类比中的战争,不仅成为钱锺书小说叙事的一种修辞技巧,而且也大大丰富了其小说的表意形态,令情节更生动,人物形象更鲜活,作者作为一个战时人文主义者的立场与倾向也从中得到更明确的显现。

钱锺书创作的小说、散文、古体诗中都有关涉抗战的笔触,但三者不可等量齐观。虽然可以将钱锺书散文中偶尔出现的有关战争的言说解读为与他的小说、古体诗形成互文关系,但就其散文意欲表达的主旨而言,战争以及对战争的思考绝非主要对象,充其量算作插话或余兴;《围城》与《人·兽·鬼》中的多个短篇都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其中直接关涉战事的笔触虽然不多,却有极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是他心系国家民族命运的直观展露;他在抗战正酣之际创作的一批古体诗则直接以抗战为主题,可谓字字血泪,深切表达了他反对战争、祈盼和平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