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分期具有主观随意性，开头和结尾虽然是必要的，但也容易误导读者。本卷的主题是通常被称为“罗马共和国衰亡”的历史过程。从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任保民官开始叙述这个过程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共和国那时开始遭受的重创有其可以辨识的历史背景，正如在第八卷的前言中所预示的那样，我们把公元前146年作为分析考察的起点。正是在这一年，迦太基和科林斯灭亡，罗马人将此看作他们幸运的顶点。的确，只要看起来有必要，我们就会毫无顾忌地往回追溯，尤其是在论述罗马私法这一章时；因为除了《十二表法》以外，先前各卷都没有涉及私法方面的内容。至于本卷的时间下限，我们选择公元前43年12月7日西塞罗（Cicero）被杀这一天，而不是公元前44年3月15日，这部分是因为象征意义如同事件一样重要，正如当时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西塞罗的死象征着共和制的覆灭。另外，也是因为正在争取统治权的小尤利乌斯·恺撒（即屋大维，Octavian）遇到了最幸运的事，那就是，公元前43年的两名罗马执政官在反对安东尼的斗争中双双殒命。公元前43年8月19日，屋大维攫取了执政官职位，这是罗马共和国消亡史上第二个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日期。

根据当今说来很可能是老生常谈的方法，在本卷中我们花在政治和军事事件叙述上的笔墨，要比初版的《剑桥古代史》第九卷少，并在一定程度上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罗马社会、制度和观念的“共时性”分析上。然而，我们并没有放弃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将会是十分荒谬的。首先，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完全有效能自圆其说的历史编纂体裁，能给读者带来独特的满足感。其次，具有这种特点的著作应当对公共事件做出可信的叙述。最后，虽然广泛利用过去50年社会经济史和思想史领域内一些学术研究成果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我们的任务是帮助搭建这些领域与古罗马政治史之间的桥梁。至少可以这样说，有关古罗马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其社会、经济、法律、思想、宗教，甚至建筑的变化，或者是对于这些变化的抗拒，是怎样与政治变革，或者是变革的失败，以及内战、独裁统治与共和灭亡相联系的？无论前者是推动了这一进程，还是对此做出了反应或者与其相呼应。因此，如果有人认为我们把本卷分为两部分是加深了二者之间的断裂，而不是创建任何桥梁，那么我们只能说，在这里呈献给读者的是我们所能采用的最好的结构，它对书中所涉及的两个部分的内容都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概要地叙述一下第一部分的内容也许有助于读者了解其设计的结构。安德鲁·林托特撰写的第一章有两个主题：第一，对有关这个时期证据的基本概述，当然这不是一个应有尽有的“史料概论”，如果对史料的叙述太详细的话，将占用太多的篇幅，对读者也不一定会有很大帮助；第二，探讨理论问题，也就是对伴随着历史事件而出现的“罗马共和国危机”的理论解释。有时，这些解释是由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完成的。由于历史是有争议的并有哲理性的学科，每一代人对于其基本原理、结构和解释都会更新。读者在阅读史书并形成自己想法的时候，可能期望了解前代人的答案。林托特接着在第二章中考察了罗马的海外帝国以及从公元前146年起它所面临的问题：罗马公民在海外的定居与土地的获取；西班牙、高卢和罗马人处事方式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快速渗透；西西里和社会动荡；阿非利加行省以及它与努米底亚王国的关系，由此导致的朱古达战争；新的马其顿行省以及希腊本土部分地区与它的整合；由接受帕加马王国的遗赠而新诞生的亚细亚行省，其在阿里斯托尼库斯领导下摆脱罗马枷锁的努力与“渐成气候”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的涌入；以及最后罗马军队的性质、力量和对它的要求。

第三章亦由林托特撰写。作者先从介绍令人难以捉摸的“罗马政制”（实际是通常作为政治运作基础的传统）着手，叙述了从公元前146年至前95年这50年间罗马的内部政治史，并阐述了罗马政治生活的实质，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它只是一些显要家族所玩的游戏，等等（在这里，读者将会明白为什么“派别”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比近来历史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大）。然后，该章考察了意大利土地危机和导致格拉格兄弟进行改革的原因，其中包括公元前146年以后的保民官立法。接着，主要叙述了格拉格兄弟、马略、萨图尔尼努斯和格劳西亚的事迹。在第四章中，伽巴（E.Gabba）描述了罗马的意大利同盟者（socii）要求罗马公民权的缘起和公元前91年至前89年的“同盟战争”。通过这场战争，意大同盟者最终取得了他们所要求的公民权。从此，罗马不再是一个“城邦”，其公民人口的分布更加广泛，构成的成分也大不相同。可以说，这些事件的后果是导致了真正的“罗马革命”（事实上，意大利统一是罗马元首制早期和共和晚期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在新版的《剑桥古代史》第十卷中，将对此做适当的论述）。

约翰·G.F.辛德在第五章叙述了围绕罗马共和国后期发展主线的一些重要的从属事件，世上没有一个剧作家能把这些与政治主线缠绕在一起的支线情节设计得更加令人满意：这里所说的是最后一位有英雄传奇色彩的希腊化君主、本都王国“好父亲”米特拉达梯六世的故事和他与罗马的斗争；该章讲述到这场斗争的第一幕落幕——公元前85年《达尔达努斯和约》签订为止。

第六章和第七章又回到对罗马内部政治斗争的叙述，这两章的作者是罗宾·西格尔（Robin Seager）。第六章描述了苏拉的崛起和他的独裁官统治。苏拉试图维护传统的政治秩序，然而他自己开创的独裁先例却加速了共和制的衰亡。第七章回顾了庞培从崭露头角到他与克拉苏于公元前70年共任执政官这段时间内罗马的政治史。

在第八章的第一部分中，A.N.舍尔文·怀特讲述了米特拉达梯和罗马长篇故事的后半部分，其中涉及卢库鲁斯指挥的战斗以及他为缓解亚细亚行省的经济困境所做的种种努力。接着，他谈到了庞培在东方的胜利进军，指出这大大扩展了罗马在东方的势力，使得罗马首次与帕提亚和犹太发生了密切联系。特萨·拉耶珂（Tessa Rajak）以此为线索，在该章的第二部分介绍了马加比家族和在他们统治下犹太地区的希腊化。多萝西·J.汤普森撰写的第三部分描述了有关东方的最后的支线情节：这就是埃及在托勒密王朝后期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当时埃及已经处于罗马的威胁之下，托勒密国王们的故事在另一位有浓厚悲剧色彩的希腊化君主“爱父者”克娄帕特拉七世那里达到了高潮。

撰写罗马内部政治二十载瓦解崩溃的任务被交给了 T.P.怀斯曼：第九章讲的是公元前60年代的事件，第十章涉及的时间是公元前50年代，这个时期的形势十分复杂，我们第一次掌握了如此丰富的有关导致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之间内战的政治史资料。伊丽莎白·罗森（Elizabeth Rawson）在第十一章中描述了恺撒从越过卢比孔河到3月15日被刺的经历，她在第十二章中接着讲述了直到西塞罗死亡之时罗马的情况。

本卷的第二部分由七章和结语构成。这些章可以说是先从外部的政治史讲起：法律和行政管理，经济和作为大都市的罗马城的兴起。接着，介绍思想和它们产生的背景。最后，考察宗教。毫无疑问，罗马人的文学成就对于读者全面地理解这个时期是十分重要的。但从新版《剑桥古代史》总的编纂原则来看，它并没有明确要求我们一定要介绍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的文学。让我们高兴的是，《剑桥古典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的第二卷将会对此进行阐述。此外，我们也不打算对这一时期非罗马人的知识和精神生活进行评价：本卷的主编们沉痛地告诉读者，原计划承担最后一章写作任务的莫米利亚诺（A.Momigliano）不幸逝世。如果原计划能够实行，这一章的论述将会给该时期这方面的历史增添重要的内容，并成为本卷的一个亮点。他的去世使得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这一章，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本卷编写的很晚阶段。我们认为，没有第二个人写的东西能够或者应该来替代它。

邓肯·克劳德（Duncan Cloud）在第十三章探讨了有关罗马公法的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涉及“罗马政制”在共和国最后一个时代的演进，事实上，对于这个主题我们说的内容可能要比读者所期待的少得多。第二个主题是阐述一个重要的刑事法庭体系从最低起点开始的迅速发展，这是该时代所取得的一项突出成就。对于一个政治和社会行为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的时代来说，它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第十四章中，J.A.克鲁克打算先概述一下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共和国后期罗马社会框架的法律原则，然后，描述法律演变的特点，并分析诸如希腊哲学一类的因素对于这些演变的影响。克劳德和克鲁克尝试不但评价和批评罗马法，而且对它进行描述，因为其长处与弱点、成功和局限与当时罗马的经济、社会、思想，甚至政治的许多方面密切相关。

约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在第十五章一开始就表明，在共和国早期罗马人的思想世界里，没有如何对一个领土帝国进行行政管理的观念：他们只是按照分配给官员的任务——事实上，大多数是军事指挥的职责——来考虑问题。行政管理是罗马人通过艰难的过程才学会的事，共和国后期是他们学习的时期。接着，该章分析了罗马管理者的权力和职责，并探讨了为了承担起海外管理的职责、罗马人所建立的机制，对于这些职责、他们只是后来才逐步认识到的：法律和政治的联系之一是，为防止官员拥有过大的权力和控制他们的腐败行为而建立起来的机构很容易被用作诉诸政治仇怨的公开场所。

C.尼科莱在第十六章中自然地把讨论的主题转到罗马和意大利经济的扩张以及它对罗马属国的影响上。尼古拉斯·珀塞尔（Nicolas Purcell）在第十七章中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罗马城本身，该城市已经拥有大量的人口，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重新回到政治的话题。因为罗马平民是共和国最后岁月里故事中的关键角色，尽管他们越来越没有资格声称自己是罗马公民体的必要组成部分，却越来越多地凝聚为一支新的政治力量。

米里亚姆·格里芬（Miriam Griffin）在第十八章中从罗马的知识生活、教育、庇护制、图书馆等的社会背景讲到它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产物，尤其是哲学，然后又回到了社会的维度，探讨这些思想活动对于那些热衷于学术的罗马精英的意义。最后，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在第十九章中像罗马人一样，将罗马的宗教与政治领域结合在一起做考察。作者以一种新的观念取代了“共和国后期宗教衰落”的传统看法，即宗教和政治上的变化如何同属于一个有关变化与对变化回应的故事的？

简短的结语是本卷三名主编共同所作。

关于证据的引用，本卷的撰稿人遵循主编的要求和新版《剑桥古代史》规定的总方针：这就是说，对于由一般史料得出的无争议史实的叙述无须加脚注，而当叙述的史实没有得到普遍认可或者需要做特别说明的时候则应当标明出处。然而，主编们也不是教条主义者，在合理的范围内，撰稿人可以在符合主题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如何进行写作。

本卷的前言仅由三名主编中的两位——克鲁克和林托特承担，因为他们敬爱的同事伊丽莎白·罗森于1988年12月10日逝世。对于读者来说幸运的是，这个令人哀伤的事件发生在撰写本卷的较晚阶段：罗森已经和我们共同分担了全部的规划部署工作，写完并修改了她自己所承担的部分，完成了她所负责的主编工作，并承担了参考书目的编纂任务。在新版《剑桥古代史》第八卷的前言中，已故的马丁·弗雷德里克森（Martin Frederiksen）的合作主编们在提及他的品质时指出，弗雷德里克森富有洞察力和智慧，细心谨慎，充满热情，学识渊博。这些品质恰好也是罗森的特点。与弗雷德里克森一样，她对于编纂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不将她列名为本卷的第三位主编是不公平的。

在罗森去世之后，特别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厄休拉·霍尔（Ursula Hall）的帮助，不是作为编辑，而是作为合作者。本卷在结构或者内容方面的不足之处都与她无关，因为这些事项在她加入我们的团队之前很早就决定了。但是，在把材料编成书的所有技术性阶段，她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她的细心阅读和睿智建议对于本卷的主编和未来的读者都颇有价值。

第四章是由M.H.克劳福德（M.H.Crawford）翻译的，在此我们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第十六章则是由克鲁克翻译的。雷吉·皮戈特（Reg Piggott）承担了绘制地图的工作，索引是由芭芭拉·赫德（Barbara Hird）编辑的。格伦尼斯·福特（Glennis Foote）是我们的敏锐而又机警的助理编辑，剑桥大学出版社全体员工以他们惯有的耐心和奉献精神为协助本卷的出版做出了贡献。

J.A.克鲁克

安德鲁·林托特

（裔昭印 译 康凯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