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靠助学金完成学业

（一）

新中国成立后，穷人翻身做了主人。这种主人的地位，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多个层面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穷人的孩子享受了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我有书读了，而且还得到不少优惠。

我就是个在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受益者。

1951年仲夏，全县举行招收初中生的统一考试。

省立遂川中学是全县唯一一所完全中学，考生不少，招收名额有限。

我发挥正常，榜上有名。得知这个消息，全家高兴，我更高兴，但是令人发愁的事又来了。遂川中学离我家二十多里地，我必须寄宿学校，虽然寄宿费由国家承担，但伙食费、书籍费必须自理。

解放不久的农村，农民生活虽说有了不少改善，但不少人仍处于贫困之中。

我的家庭就属于这一类，亲戚和叔伯也属于这一类。

母亲筹资无门，就把她唯一可以在农家妇女面前炫耀的银手镯卖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对金银制品控制严格，很少有首饰交易，即便有私下交换，价钱也很低。卖手镯的钱勉强也只够交一个季度的伙食费。

入学之前听说大中学生都有助学金，我和母亲就把伙食费的唯一出路寄托在助学金上。

我怀着既高兴又愁闷的心情踏入了遂川县最高学府。我被编在初一（1）班，还被推举为副班长。

我一面用心学习，同时又担心今后的伙食费问题。

解放初期，老传统在各地、各行业得到有效的继承发扬，廉洁蔚然成风，学校对学生的伙食收费标准也很低，但伙食却办得很好，每个星期会加一次餐，往往有一顿鱼肉吃。每当遇上加餐，有大荤时，我吃得很开心，也担心能维持多久。

好在，心中这个疙瘩不久就解开了。

入学之初，班主任是袁祥光老师，他做什么事都认真细致。

上课不到一个月，按照国家政策，学校按班级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助学金评定工作。

一次自习课上，我们正准备做练习或复习、预习功课。自习课嘛，老师一般不到场，所以开始时同学们不免也有些松散。

一个同学发现班主任来了，喊了一句：“袁老师来监督我们自习了。”

大家赶忙循规蹈矩、安安静静地回到自己的座位。

袁老师夹着一个大纸袋在讲台前坐下来。我们以为要上课了，立即打开课本，他却没有讲课，而是严肃地说：“今天给贫困同学评定助学金，希望每个同学都像上课那样认真对待。”接着又说，“助学金只发给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学，不是人人都有的。但没有资格的同学也要一起参加，因为这是一项党和国家的政策，人人要受教育。”

评助学金，需由当地基层组织开具证明，说明学生家庭经济来源，困难程度，并签署是否同意享受助学金的意见。

袁老师早就收齐了那些证明，研究了学生申请助学金的情况。他那个纸袋里装的就是有关资料。

前两个同学顺利通过。他们是赤贫户，无父无母，初步被评为享受甲等助学金。

轮到我时，却费了一些时间。

袁老师问我：“你提供的证明说你家很穷，但今天你穿的新衣服的钱是哪里来的呢？”

全班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窘得红着脸低下头。

有的同学窃窃私语：“可能是打了野话。”我们当地方言“打野话”含义很多，主要含义为撒谎，说假话。

我仍低着头，向老师和同学禀告：“我9岁死了父亲，母亲把我和弟弟带大，她像男人一样给人家做挑夫。”此时，我已泪流满面。

“他家穷得很。小学毕业时，连一件能穿去外面的旧衣服都没有。我前几天听一个同学说，一个曾经修遂川机场时住过他家的外地人，留在雩溪墟做裁缝，给他做了一件新衣。”同学袁贵丽发言道。

听了这话，全体同学的心情都转变过来。有个女同学说：“大家选他做班干部，说明他是个靠得住的人。”

袁老师很开心：“我们初步评他享受乙等助学金。”

我如释重负。乙等助学金的标准是除了每月伙食费外，还有几角钱的剩余。

初一下学期，我获得“品学兼优学生”荣誉，还经胡子槐、黄鼎新介绍，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就是共青团的前身。

在学校的后五年学习期间，我同样享受助学金待遇。我也先后当上班长、团支部宣传委员。这是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信任，也是良好的锻炼机会。

（二）

初中学习期间，还发生过两件激动人心的事。

20世纪50年代初，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离乡二十五年之后回到遂川家乡视察、探亲，轰动全县和遂川中学。

陈正人是遂川县盆珠乡大屋场人，年轻时投身革命。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他担任过遂川县委书记和赣西南特委北路区委书记，是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央苏区时期，他担任江西省委书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吉林省委书记。据说毛泽东曾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井冈山斗争时期，有众多遂川人参加革命，可现在剩下的领导干部，只有陈正人同志一个人了。

陈正人在视察遂川之际，惦记为祖国培养人才的老师，惦记青年学生，专门安排时间到遂川中学视察，给师生做报告。

1952年11月，正是民间所说的秋收冬藏的时节，陈正人在一两个人的陪同下，经过百年石桥，徒步走向县城东南一隅的遂川中学。

师生早有人站在操场上等候。下午两三点钟，身材中等，面容方正的陈正人迈着稳重的步子穿过操场，向办公楼走来。

有人兴奋地说：“陈政委来了！”

还有人说：“不像个大官吧，怎么随从人员这么少！”

其他师生见校长赶紧上前迎接，才知道真的是省委书记来了。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第一次领略到共产党的高官和国民党的官差别如此之大。

师生们都集中在简易的大礼堂聆听陈书记的报告。

那个年代，学校的大礼堂没有音响设备，偌大的礼堂里很难听清讲话的声音，我只是依稀记得他讲了下面几层意思：

“遂川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现在像肖家强、罗普全那样的土匪、恶霸、地主和种种骑在老百姓头上的人被人民打倒了，遂川人民受压迫和剥削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你们是国家的希望，要读好书，学会建设祖国的本领，永远跟共产党走。”

“中国革命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胜利是很不容易的。千百万的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大家要十分珍惜，要做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我是党的第一个武装割据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摇篮井冈山人民的儿子，是遂川人民的儿子，我要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高中班女学生王一泉代表学校为陈书记献花，并代表我们全体学生表示要继承先烈遗志，做好革命事业接班人。

最后，全校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目送陈书记步行穿过那座横跨遂川江的古老石桥，消失在视野中。

初中学习阶段，我还作为遂川中学的团员代表，前往遂川县委、县政府的大礼堂，听到过省委主要领导之一的刘俊秀的报告。他这个人和他所做的报告更显普通老百姓的本色。

在报告中，他主要讲了几十年来跟随共产党、毛主席南征北战的经历和取得胜利的喜悦。他那不怕艰苦、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使与会者受到莫大的鼓舞。

他还寄语大家：“我们这一代的使命，要靠你们这一代接班。你们接的班，不可能是人人都荷枪，更多的是搞经济建设，使国家富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这两位省领导的话，久久在我脑海里回响，使我对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内容和要求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后来我在省委工作时，再次见到回乡作调查研究的陈正人以及长期在江西省委工作的刘俊秀时，便会回想起那时的情景。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如何坐好天下，是个严峻的考验。有些人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进攻，受伤了，甚至是倒下去了。

1952年全国开始“三反”“五反”运动时，我也以团员的身份在县委、县政府礼堂召开的干部动员大会上听到有关消息。

在这次大会上，县领导大致是这样说的：“我们共产党和毛主席在每个时期都十分重视党的队伍的纯洁性的问题，对贪污腐化和铺张浪费的处理一直非常严格、毫不放松、毫不留情。在瑞金中央苏区时就处理了一些这方面的犯罪分子，在延安和新中国成立至今，一批贪污腐化分子也被处理了。有些重大案件还是毛主席亲自指示办理的。

“解放后，共产党掌了权，权力比以前更大更多了，贪污腐化分子也多起来了。为此，现在要在全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为了纯洁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队伍，打击经济犯罪行为，开展这次运动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因为我们还是中学生，运动对每个人本身并没有波及，但有些同学的家庭却波及到了。

班上有个女同学的父亲在县某单位工作，被查出有贪污行为，受到了处分。这件事被个别同学知道了，有个男同学在下课之后，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了“打倒贪污分子某某”的口号。

我正在做作业，抬头看到这条标语有些纳闷。不少同学看了，也都投以奇异的目光。我左顾右盼，发现一个女同学一边做作业，一边抹眼泪。

同学们这时都猜测，一定是这位女同学的家里或亲戚中出了贪污分子。

我心想，这么一个文绉绉的女同学家中怎么会出贪污分子呢？

同学们都痛恨贪污分子，同时又同情那位女同学，也希望女同学同家里的贪污分子划清界限。

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少年这时才慢慢知道，党和国家的大事关系到每一个人。

有些在战场上没有被敌人子弹打倒的人，和平时期和可能被糖衣炮弹打倒。这点令我印象很深，也为我在参加工作后做到廉洁为民做了一些思想准备。

与此同时，全国还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学校的汤教永老师被评为全县增产节约的劳动模范。

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经济进行封锁，加上国家建设以及抗美援朝战争，我国的资金和物资十分紧缺，又遇上天灾，经济出现了很困难的局面。为解决经济困境，毛主席发出了“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指示，一场增产节约运动在各行各业开展起来。

学校按照国家发展教育、吸纳更多翻身工农子弟入学读书的要求，扩大招生规模。这与学校校舍严重不足的现实发生了矛盾。校领导发动全校师生想办法出主意。

汤教永老师是全校有名的物理老师，对校领导说：“要想办法解决缺钱购买建筑新校舍所需材料的问题。”

教导主任廖葵伦认为他提的问题切中要害，就问：“有什么具体办法吗？”

汤老师说：“主要的建筑材料砖和沙石，可以就地取材。”

学校的东南方，有一群古墓，墓群杂草丛生，蚊虫很多，因为年代久远，大多成了无主墓，严重影响了周边的环境。那些无主坟，大部分是青砖砌成，每座坟堆都有成百上千块好砖。

汤老师提出，开挖荒坟，取出青砖，平整墓地，既可以解决新建校舍所需部分用砖问题，还可以获得不少建筑用地。

有关部门批准了这个计划。

附近农民得知这个消息，纷纷前来参加平坟取砖扩地的工作。不到月余，一大批完好无损的青砖堆放在空旷的学校边，一片平整的建筑用地也出现在学校的东南隅。

一幢崭新的“山”字形的校舍平地而起。

汤老师的合理化建议，为国家节约了可观资金。县里有关部门遴选汤教永为县增产节约先进分子，学校介绍了汤老师的事迹，别开生面地召开了增产节约运动表彰会。

参加会议的师生，看到崭新的校舍，看到胸戴红花的汤老师，高兴地把他举向天空，为全校增产节约的成果欢呼。

学校还组织师生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向遂川江取沙的义务劳动。

我是初二（1）班的班干，便对同学们说：“我们班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走在各班的前面。”“OK！我们一定要夺红旗。”同学们都举双手赞成。

有几个家住县城的同学自告奋勇借来了手推车和大铲子，使全班加快了取砂石的进度。同学们放弃星期天的休息时间，为建设校舍挖取了数以百计立方的沙子，也节省了大量的资金。

我们班被评为增产节约集体。当我从校领导手中接过奖旗时，心中一股为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一份胜利成果的骄傲心情油然而生，感到为祖国而付出是一种贡献，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我双手举着奖旗在全班同学面前舞动，同学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欢庆胜利。

（三）

初中毕业后，我们这届同学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升入高中。我有幸入围，并有幸被大家先后推举为班长、团支部委员。

学习一路顺利，但伙食费的困扰也伴随着我的整个中学阶段。

当时，人民公社已在全国普遍成立，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农民由土地分散经营过渡到集体经营。不过，由于广大农民尚不适应这种生产和管理模式，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快。

那个时候，是按工分多少获取劳动报酬的，弟弟尚小，母亲是唯一的劳动力，每年收入较少。我们这个家庭的生活长期处于没多少改善甚至更加困难的境地。

由于国家发展的需要，全国各大中学校及初、高级技校在校人数激增，向国家要助学金的人越来越多。国家财政困难，不大可能增加较多的助学金，于是享受助学金的等级，基本上取消了甲乙两等，生活困难学生多数只能享受丙等和丁等助学金。

我读高中三年享受丙等助学金，这已是高等级的水平了，但这些钱已不够每个月的伙食费，更谈不上零用钱，需要家里出钱维持我的学习。

母亲实在承受不了这个经济压力，问我：“你是不是不要读高中考大学，还是去读技术学校，毕业后也有工作分配。”

原来，母亲经过多方打听，知道村里和邻村的一些孩子去读师范学校或技工学校，住宿、伙食费国家全包，每月还有一两块零用钱，于是提出这个建议。

我不愿放弃读高中，一心想考大学。我也知道母亲的难处，答应考虑一下，而心里却十分不愿读中专和技校。

一个夏日炎炎的中午，树上的蝉儿“知了、知了’”叫个不停，我们教室所在地的古寺“净土庵”边的几棵大樟树连树叶也丝毫不动，任凭烈日蒸烤。我心中无比烦躁，带着全班的语文作业本和作文本，心事重重地走进了语文老师李建树的住室。

李老师正在休息，看我来了，收下高一班学生的作业，热情地对我说：“你的语文学得很出色，作文写得更好，你一定能够考上大学。”

我既高兴又难过，便向老师道出我的愁事。

李老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太可惜了。”想了想又说，“我为你把助学金不够交伙食费的部分补上可以吗？”

我既高兴又不安地说：“李老师为我的学习已经很费心了，我不想再增加您的负担。”

“你想想再定吧，反正我不愿看到你不读高中，不考大学。”

星期天回家后，我把李老师的话告诉了母亲。母亲了解到老师都这么支持我的学业，想法变了，觉得做母亲的更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却步。

母亲左思右想，想出了一个办法：“是不是可以问问住在学校附近的近房姑母姑父，能不能在他们家搭伙节省些伙食费。”

我续读高中总算又有了一丝希望。

进入高中学习的第二年前，母亲带着我来到远房姑父李子辛家。他住在离遂川中学一里多的近郊农村，以种田为业，同时也为城里的居民倒粪便，每天一大早就要出去挨家挨户收集各家隔夜的粪便。

那个年代的遂川县城，家家户户都无厕所，街头巷尾偏僻处偶见用草棚搭的简易厕所，也是男女共用，多为精明的农户为收集粪肥所建。也有一些大一点的店面，为户主及员工设了马桶，也要每日有人清理。这样一来，收集居民粪便成了一种职业。

姑父收集的这些粪肥，除了自家肥田外，主要出售给附近农家肥田。

出于生计，他每日早出晚归，风雨无阻。长期的户外作业，他被太阳晒得皮肤黝黑，当地人很少叫他的名字，称他为“黑老古”。

姑父为人厚道和善，沉默寡言，对我的到来报以笑颜。

姑母不是他的原配，他的前妻才是我家近房姑母，很早就因难产去世了。姑父后娶的妻子，我们家里照样称她姑母。她是个喜欢说话的人，每每无事也想找个话题来说几句。她没有生育能力，因此夫妻无嗣。姑母对我的到来表面上也欢迎，但这也是碍于情面的无奈之举。

在姑父一家搭伙，由我家提供粮食，青菜则由姑父家提供。

我每天吃的饭不是同姑父家在一个饭甑里蒸的，而是姑母用一个特备的草编饭袋，另外放在他家的饭甑底下的铁锅里煮熟的。

每天三餐我都按时去姑父家吃饭。为了不给他们一家带来更多的难处，我每天只吃一袋他家专为我单独煮的米饭，而不动他家的一口蔬菜。有时母亲为我送一些瓶装的豆腐乳和难得的少许鱼肉蛋，我也只吃豆腐乳，把荤菜留在姑父家的厨房里。

姑父有时会问我：“你每餐吃了菜吗？”我不敢如实回答，只是微微点点头作为回答。

姑父有时还会对我说：“你娘带给你的那些荤菜放在厨房里，你要把这些菜吃掉。”我也以同样的形式回答他。

学校有时在下午会安排自由活动课，我吃晚饭的时间也会早一点。有一次我走到厨房外时，听到姑母对姑父说：“你不要挂心，他每天把我们留给他的菜都吃掉了。”

我一阵纳闷，不理解为什么自己的亲戚还会这样对一个孩子。

长期的营养不良，毁坏了我年轻的身体。我的身体开始衰弱下去，而且全身长满了疥疮。好心的女校医发现我身上的疥疮已经化脓，对我说：“这样下去会影响身体，也会影响学业。”说完，她为我清洗，敷药，给我一盒专用的疥疮膏，还给我打了当时极为珍贵的盘尼西林。

在这种困苦的生活中，我读完了高二。我也以一种穷人孩子特有的自尊心，谢别了姑父姑母一家，决定不再到他们家搭伙了。

读高三那年，我到住在遂川中学边遂川江对岸一个叫洪门村的近房堂姐家搭伙。

堂姐夫叫黎长贤，是1949年八九月间在当地参加革命工作的旧社会私家店员，当时已是乡党委书记了。堂姐郭三英，父亲当兵到台湾去了，母亲守活寡，她在娘家别无至亲，一直同我家来往。他们夫妻俩对我家别有一种亲情。

堂姐夫收入较低，堂姐虽是城镇户口，一家5个女儿，也吃商品粮，但也难以糊口。我在他们家搭伙也是过着当时城乡低收入家庭的艰苦生活。加上每日三餐，我在路途上又花了较多时间，学习又紧张，体力下降，身材矮小，骨瘦如柴。高考体检时，我体重仅为38公斤，差点被定为体检不合格而无缘进入高等学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