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社会学、行为组织理论以及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一个概念——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一个被各学科广泛使用的跨学科概念，世界各国学者用此概念解释经济现象以及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各类问题，使得该概念受到了空前关注。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由经济学中“资本”概念演变而来，一般指个人在一种组织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上所获得利益的价值。
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可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可以相互转化。资本需要不断积累，个体能够利用社会关系和关系网络这样的资本，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1981年，他在《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社会资本正是通过关系网来实现，这种关系网是静态的。布尔迪厄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有着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注重研究个体的社会资本；二是重视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三是运用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社会资本。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以微观和宏观的联结为切入点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是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1988年，詹姆斯·科尔曼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对社会资本做了初步论述。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他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他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为——不论他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后又在其所著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更进一步地阐释了社会资本理论。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资本形式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种既定的目标。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因此，他把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叫作社会资本，其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为提供便利。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来源于他对社会行为的分析：第一，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学应有的内容，它来源于人们对社会学的理解与研究；第二，社会资源也来源于对社会结构中微观与宏观整合的需要；第三，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也得益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发展。詹姆斯·科尔曼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区分了资本的三种类型以及社会资本的五种形态，揭示了社会资本所具有的独特特征以及在社会整合中的功能。他认为每个自然人从一出生就拥有三种资本：一是由遗传天赋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由物质性先天条件（如土地、货币等）构成的物质资本；三是由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各种资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一种资本可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资本。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是相并存的，每个人生来就具有这三种资本。其中物质资本是有形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无形的，三者之间可以转换。社会资本可划分为五种形式：一是义务与期望。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环境的可信任程度，即应尽的义务是否履行，以及个人承担义务的范围，影响了这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存在的可能性。”当社会环境的可信程度提高时，个人愿意承担的义务可能性就越大，他的社会资本也就越多。二是信息网络。即行动者可以以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取信息。三是规范与有效惩罚。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规范是人们有意创造的，如果规范为社会成员所遵守，他们将获益；如果人们违背规范，他们将受到伤害。”四是权威关系。“当某位行动者有权控制另一位行动者的某些行动时，他和后者之间就存在着权威关系”。五是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组织。詹姆斯·科尔曼认为，本来为某一目的建立的组织同样可以服务于其他目的，由此形成了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本。这就体现出了社会资本的多功能性。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在詹姆斯·科尔曼研究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并把其引入政治学研究中，从自愿群体的参与程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为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1993年，普特南在《让民主的政治运转起来》一书中，提出了公民参与网络这一重要概念，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推动协调和共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普特南认为，由于一个地区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环境，人们容易相互熟知并成为一个关系密切的社区，组成紧密的公民参与网络。这一网络通过各种方式对破坏人们信任关系的人或行为进行惩罚而得到加强。这种公民精神及公民参与所体现的就是社会资本，因此在普特南看来，互惠互信的社会组织，对于衡量社会资本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团体的甚至国家的财产，而不是个人的财产，所以发展社会资本不应将重点放在增加个人资源方面，而应强调群体组织的发展，为各种社会组织的存在留下空间。普特南利用社会资本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问题，扩大了社会资本的应用范围，激发了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学者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林南（Nan Lin）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在对社会资源的研究中，他指出，社会资源的利用是个人实现其目标的有效途径，个人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源仅仅与社会网络相联系，而社会资本则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林南将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联系起来，对于我们认识关系在网络中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启示。林南在《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社会资本》一书中，为社会资本下了定义：“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purpose action）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从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由资源、嵌入在社会结构中、行动三个重要部分组成。所谓资源，在林南看来，就是“在一个社会或群体中，经过某些程序而被群体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占有会增加占有者的生存机遇”。林南认为资源可分为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人资源指个人拥有的财富、知识、地位等可以为个人直接支配的资源；社会资源指那些嵌入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如权力、财富、声望等，这种资源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林南和詹姆斯·科尔曼都承认价值、规范和意义是社会资本的构成内容。当主体动用社会网络获得相关信息和资源后，才能表示社会资本在起作用。由此可以看出，社会网络是潜在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起作用的社会网络，体现了动态过程。林南定义的社会资本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先在性，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人们必须遵循其中的规则才能获得行动所需的社会资本；同时该定义也说明了人的行动的能动性，人能够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获得社会资本。林南在对社会资本下定义时兼顾了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同时也肯定了人的社会目的性和能动性。
社会资本理论源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会资本原本是一个社会学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组织理论方面的学者，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应用于组织内和组织间相关问题的研究。基于社会资本作为研究组织行为和企业战略的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理论亦成为研究企业及企业之间问题的重要理论。社会资本是指嵌入在个体或企业网络关系之中，通过个体或企业网络关系，可以得到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Nahapiet et al.，1998）。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资本的产生和维持不取决于单一行为主体，而是取决于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Coleman, 1988），其嵌入在行为主体之间形成的关系结构之中，是企业通过经济领域中的各个方面所建立起的各种网络来摄取稀缺资源的一种能力，需要经过积累和再生产，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边燕杰等，2000）。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本，企业内在的社会关系，可以融合组织内部的行为主体，通过组织内部的协同以实现组织目标；企业外部的社会资本起着桥梁的作用，连接其他行为主体，从而获得关键性资源以加强竞争优势（Alder et al.，2002），是组织竞争成功的最后决定因素（Burt, 1992）。社会资本具有积聚性和再生产性，镶嵌于企业的关系网络之中；企业通过关系网络，可获得来自关系网络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纳哈皮特（Nahapiet）和戈沙尔（Ghoshal）（1998）将属于组织的心理认同（认知面），组织内各类连带的网络（结构面），以及通过网络、规范、认同建立的信任（关系面），都纳入社会资本的范围内，形成完整的社会资本结构。社会资本在管理学界的衡量可分为三个维度：结构维度、认知维度和关系维度。
社会资本是企业间关系的联结剂（McGrath et al.，2005），企业通过社会资本获取运营所需的资源，协调组织内、组织间的各种业务活动，降低不确定性。组织间良好的关系是组织成功的关键，物流企业与制造企业之间的联结，可帮助双方获取关系租金，合作双方通过建立关系，可实现帕累托边界外推，产生超额租金。这种租金的获取，依赖于交易的存在以及交易完成的方式，组织间通过长期的合作形成特定的关系，可以跨越企业边界，嵌入组织间的常规惯例和程序，以产生关系租金（罗珉，2007），关系租金的产生使双方的绩效得以提升。
中国物流专业化运营起步较晚，物流行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行业规制不规范，物流市场不健全。在此大背景下，企业社会资本中的关系维度（相较于结构维度和认知维度）对企业的作用更大，对企业更有意义和价值（陈菲琼，2003）。戴尔（Dyer）和辛格（Singh）（2000）认为关系资本是关系型合作的基础。克莱克（Clercq）和萨皮恩扎（Sapienza）（2006）认为关系资本的实质，就是对企业组织间关系质量的衡量。物流企业与制造企业合作关系的提升与深化，伴随／引致双方原有运营的变更，甚至有可能涉及企业战略性决策的调整，如此将会给企业带来风险（主要由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和不确定性。寄希望于合作之初订立完备契约，以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事先订立的契约，对偶然发生的事件缺乏适应性，加之企业间合作关系的动态发展，使得严格、详尽的合同反而可能会导致实际的冲突（Williamson, 1975）。以企业间关系资本为核心的关系契约，在很大程度上与正式契约相互补充、互为渗透并相互强化（Poppo et al.，2000）。关系契约能有效调节双方企业合作过程中不稳定因素的影响，面对冲突时可以在没有第三方干涉的情况下，使交易得以继续进行（Macenil, 1980）。企业间合作关系的提升既需要正式契约的刚性支撑，也需要关系契约的柔性维护（万俊毅等，2013）。
社会资本理论将企业关系资本视为一种生产性资源，与企业的其他资源一起为企业创造价值。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价值创造理论，将企业视为各种有形资本投入的组合体。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的价值创造，源于企业内难以被模仿的异质资源，分析限于企业内部的资源。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处于开放的商业环境中，传统的企业内部资源分析已无法完全解释企业价值创造的全部；与此同时，学者们注意到，经济学对人性的完全理性假设存在极大的缺陷，经济学研究对人性的假设，从“经济人”到“契约人”再发展到“社会人”（张其仔，2002），学者们开始关注人的社会性对企业组织的作用，进而发现企业与外部环境中利益相关组织的关系资本要素，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又一关键因素。企业的价值创造已从传统的V=f（K，L），演化升级为V=f（K，L，RC）（注：V表示企业价值；K表示资金；L表示劳动；RC表示关系资本）。企业关系资本是唯一一个具备整合能力的资本（杨孝海，2010），它能够整合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的资源，共同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内部整合与外部整合互为促进，物流企业与制造企业的内部整合与外部整合匹配，能够带来客户价值的提升（孙晓波等，2014）；同时物流企业与制造企业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帮助企业通过关系作用实现增值，为企业带来关系性租金。